以上讨论说明了列名于“二十四贤”的人选，都是在东汉后期的历史进程中，曾经以或积极或消极的方式对当权的外戚或宦官势力采取反抗行动的人士。换言之，他们在东汉后期采取了反外戚、反宦官的政治立场。将“二十四贤”仅仅视为地方“先贤”的“中央精选版”，无疑是过于表面化的观察。

三、曹魏王朝的反宦官立场
事实上，“二十四贤”的政治立场，正是曹魏王朝一贯的官方立场。在以“禅让”模式完成的王朝更替过程中，魏国臣子上书劝进，汉皇帝下诏让位，魏王曹丕三让后受禅告天，各种文辞中皆可看到以东汉的历史书写为汉魏更替张本的叙述。其中《隶释》所载《魏公卿上尊号奏》中的叙述最有代表性：“且汉政在阉宦、禄去帝室七世矣。遂集矢石于其宫殿，而二京为之丘墟。当是之时，四海荡覆，天下分崩云云。”所谓“汉政在阉宦、禄去帝室七世”，当指前引东汉安帝以降。以宦官“乱政”为东汉王朝失去天命支持、当被新王朝取代的主要理由，显示曹魏王朝君臣的政治立场，和东汉后期与宦官势力发生激烈冲突的“清流”士人是一致的。或者反过来可以说，曹魏王朝的统治群体正是以汉末“清流”的继承者自居的。

这一政治立场贯穿于魏王曹丕于汉魏禅代之际所彰表“二十四贤”的具体人选之中。事实上，很容易举出“二十四贤”以外东汉后期的名臣贤士。如“历事六帝……一履司空，再作司徒，三登太尉，又为太傅”的胡广，号称“汉兴以来，人臣之盛，未尝有也”，却不在曹丕所彰表的东汉“二十四贤”之列。又如在东汉后期与西北羌人的长期战争中脱颖而出的“凉州三明”，其中的皇甫规与张奂都跻身于“二十四贤”，另一位战功更为卓著的段颎却不在其列。可见魏王曹丕及其背后的精英团体在决定“二十四贤”的人选时，实际上进行了严格的“资格审查”。胡广、段颎等未能入选，其理由很可能在于其人并未积极参与东汉后期清流士人反对外戚、宦官权力的抵抗运动，甚至还是与宦官势力有密切联系者。当然，也有一些虽然积极参与抵抗运动甚至起到重要历史作用的人物及其家族——如袁绍、袁术辈——因为站在了曹操势力的对立面而不得入选，这也是很容易理解的。
因此，曹丕在延康元年(220)继任丞相、魏王之后，正式启动代汉魏禅让程序之前，以“二十四贤”的名义对二十四位东汉中后期人士进行彰表，其背后有着不容忽视的政治意涵。“二十四贤”乃是东汉后期广义上的“清流”的代表人物；对他们的彰表，正与前述曹魏王朝君臣以汉末清流的继承者自居这一政治立场保持了一致。

@侍中钟雅 我觉得可以参考这个文思考一下，曹魏政权的自我定位合法性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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