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红山文化的玉猪龙

如果把两个玉猪龙重叠一下，有什么变化？是不是跟玉双鸮形器类型（下图）


蒙去一半是不是跟玉猪龙有的类似，玉猪龙不是猪？而是鸮？

日本美秀美术馆

齐家坪遗址

三星堆 大范围

这个青铜人是坐着的吗？

有学者研究发现山羊是多源训化并不是单一训化。

需要重新解读了。

　　以下提供一点师赵村与西山坪遗址的考古学资料。来源：考古发掘报告《师赵村与西山坪》（1999年）
　　彩陶从大地湾一期文化开始，直至第六期。其间延续发展不间断，各期都有数量不等的彩陶，一般地说，彩陶数量是从少到多，发展至第七期后便逐渐减少，直至消失。彩纹各期均以几何形图案为主，但各期具体内容不同，并且各有各的主纹，如大地湾一期与师赵村一期皆为简单的宽带纹；第二期为直边三角形；第三期为弧边三角纹或涡纹；第四、五期为波浪纹或旋涡纹；第六期为齿带纹与圆圈纹等为主要花纹。象生性花纹亦表现出各自的特征与风貌，如第二期以鱼纹为主；第三、四期为鸟纹或变形鸟纹；第五期为全蛙纹；第六期为人像纹，而动物纹却较罕见。
　　总之，彩陶图案的变化是沿着从简单至复杂，再由复杂繁缚走向简朴疏朗、直至消失的顺序演化的。师赵村与西山坪两遗址发现的彩陶资料，再一次说明了彩陶与其它事物一样，它是沿着从简单到复杂直至消亡这条客观规律发展的。
　　现在论述师赵村与西山坪遗址史前诸文化的绝对年代问题。
师赵村与西山坪遗址经碳十四年代测定的共21个标本，其中师赵村14个，西山坪 7个。这些标本的年代均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实验室测定的，其结果均载入《中国考古学中碳十四年代数据集（1965-1991)》一书中（文物出版社·1991年）。
两遗址史前诸文化遗存，除大地湾一期文化外，师赵村一期至第七期都有木炭等取样标本，各期取样标本数量不等，少者1件，多者达5件。
　　大地湾一期文化年代，据甘肃秦安大地湾遗址出土的标本（T2④H10)测定，自公元前6220年至公元前5420年（新校正的树轮年代，下同）。
　　师赵村一期文化遗存在西山坪遗址取样标本1件。经碳十四测定，其年代为公元前 3700年~前3521年（ZK2262),数据明显偏晚，这里当有误差。从考古学的角度来看，这个数据应屏弃不用。可借用宝鸡北首岭遗址测定的数据作参考，北首岭下层测定两个标本，其年代分别为公元前5340年~前5083年（ZK0519);公元前5240年~4908年 (ZK054)。自公元前5340年至前4908年，前后大约经历了四百年。
　　师赵村第二期文化遗存，在师赵村遗址取样标本5件，经碳十四年代测定，分别为公元前4899年~前4340年（ZK2175),公元前4340年~前4039年（ZK2026),公元前 4236年~前3998(ZK2025),公元前4222年~前3997年（ZK2174),公元前4218年~前3828年（ZK2148)。自公元前4899年至3828年，大约延续了一千年左右。
　　 师赵村第三期文化遗存，在师赵村遗址取样2件标本，经碳十四年代测定，分别为公元前3945年~前3693年（ZK2024),公元前3777年~前3530年（ZK2023)。自公元前3945年至前3530年，前后经历了四百年左右。
　　师赵村第四期文化遗存，在师赵村遗址取1件标本，经碳十四年代测定，为公元前 3502年~前3147年（ZK1224)。西山坪遗址取2件标本，经碳十四年代测定，分别为3502年~前3042年（ZK2259),公元前3091年~前2788年（ZK2261)。这3件标本测定的年代都偏晚，其年代应在公元前3600年~前3200年比较合适，其间延续四百年左右。
　　 师赵村第五期文化遗存，在师赵村遗址取3件标本，经碳十四年代测定，分别为公元前3492年~前3041年（ZK2263),公元前3030年~前2782年（ZK1068),公元前3028年~前2786年（ZK1223)。西山坪2件标本，其年代分别为公元前2868年~前2280年 (ZK2151),公元前2571年~前2048年（ZK2150)。西山坪标本年代的下限偏晚，师赵村标本测出的年代较合适，即自公元前3492年至前2782年，前后大约七百多年。
　　 师赵村第六期文化遗存，在师赵村遗址取3件标本，经碳十四年代测定，分别为公元前2452年~前2048年（ZK1371),公元前2335年~前2044年（ZK2299),公元前2317年~前2042年（ZK1283)。自公元前2452年至前2042年，大约经历了四百年。
　　 师赵村第七期文化遗存，在西山坪遗址取2件标本，经碳十四年代测定，分别为公元前2140年~前1529年（ZK2149),公元前2138年~前1906年（ZK2205)。后1件标本测出的年代较合适。即自公元前2138年至前1906年，先后大约延续了二百多年。
　　辛店文化，没有取样标本，其文化性质属辛店文化姬家川类型，可借用永靖马路源遗址标本测定的年代作参考。马路源遗址2件标本，经碳十四年代测定，分别为公元前 1442年~前1228年（BK84106),公元前1300年~前990年（BK84108)。即自公元前1442年至前990年，大约延续了四百多年。
　　可以把上述诸文化遗存的年代顺序及绝对年代排列如下：大地湾一期文化为公元前 6200年~前5400年——师赵村第一期文化为公元前5300年~前4900年——第二期为公元前4800年~前3800年——第三期为公元前3900年~前3500年——第四期为公元前3600年~前3200年——第五期为公元前3400年~前2700年——第六期为公元前 2500年~前2000年——第七期为公元前2100年~前1900年——辛店文化为公元前 1400年~前1000年。

结语
　　 师赵村与西山坪遗址是本世纪80年代考古发掘取得重要成果的两个地点。它们是渭河上游保存较好、发掘规模较大的史前时期聚落遗址。
　　这两处遗址文化层厚、遗迹多、遗物丰富，文化内涵复杂多样，包括了大地湾一期文化、师赵村第一期至第七期文化遗存、辛店文化与寺洼文化遗存等，还有西周、秦汉与隋唐时期墓葬。在两个地点，发现这么多成系列的古文化遗存和历史时期的墓葬，这在西北地区考古发掘中尚属首次。
　　师赵村与西山坪遗址的发掘工作，分别从1981年、1986年开始，在1990年结束。两处遗址共揭露面积6895平方米，开探沟、探方213个，发现房址39座，窖穴72个，陶窑6座，祭祀遗迹2座，墓葬27座。出土了石、玉、骨、陶器等完整与可复原的文化遗物共2000余件。
　　上述众多的遗迹和遗物，对研究、复原原始社会史，特别是对探讨西北地区的物质文化史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师赵村与西山坪遗址发掘的重要性及学术意义，可概括为以下几点：
　　1.首次在同一遗址发现了大地湾一期文化至齐家文化连续不断的各时期的地层迭压关系，从而揭示了渭河上游史前文化从早到晚成系列的完整的文化发展序列。
　　 2.发现了多种史前文化各具特征的陶器群，为我们识别鉴定渭河上游地区史前诸文化的性质与陶器的特征、分期等，提供了一个可资借鉴的标尺。
　　 3.新发现的师赵村一期文化遗存，并在西山坪遗址发现，大地湾一期文化在下、师赵村一期文化在上的地层迭压关系。首次从地层上解决了两者的相对年代，即大地湾一期文化早于师赵村一期文化。同时，弥补了该地区史前文化发展序列中的重要一环。这在学术上是个重要突破。
　　 4.师赵村第二期、第三期文化遗存，其内涵分别与仰韶文化半坡类型、庙底沟类型基本相似。但又有自己的文化特点。因此，它的发现，不仅丰富了半坡类型和庙底沟类型的文化内容，而且为探索渭河上游地区与中原仰韶文化的关系提供了一批新资料。
　　 5.师赵村第四期文化遗存，即石岭下类型。发现了过去所未见的房子、陶窑和基葬等重要遗迹，从而加深了对该文化类型的认识与研究。并进一步明确了它是马家窑文化的早期类型。
　　6.师赵村第五期文化遗存，即马家窑类型。这是师赵村与西山坪两遗址的主要文化遗存。出土的遗迹和遗物都冠于该遗址诸文化之首。出土一大批完整的陶器，都是马家窑类型的典型器物，为研究马家窑类型的有关问题，提供了最好最完整的资料。
　　 7.师赵村第六期文化遗存，是这次发掘的新发现。它晚于马家窑类型而早于齐家文化，含有半山类型的文化因素，部分器物还具有马厂类型的特征。它的发现，证实了天水地区确有半山类型的文化遗存。这就填补了该地区史前文化发展序列中的一个重要环节。
　　 8.师赵村第七期文化遗存（公元前2138年至前1906年，先后大约延续了二百多年）。即齐家文化，出土了一批保存较好的房址，共26座。成组成群，排列有序。这种较为完整的聚落遗址，在过去同文化遗址的发掘中极为罕见。它对探讨当时聚落的布局、房子结构、社会形态等问题，都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

师赵村七期齐家文化玉琮、壁、环

师赵村七期齐家文化玉璜01

师赵村七期齐家文化玉璜02

　　师赵村第七期文化遗存，是甘肃东部地区齐家文化的一个地方类型。鉴于师赵村聚落遗址较完整，出土物丰富，房子、窖穴、墓葬等遗迹材料较全面。可以作为齐家文化东部地区一个类型的典型单位，或称齐家文化“师赵村类型”。
　　这时期生产力比前期有更大的发展，农业经济更加发达，反映在生产工具的种类型式上日趋多样复杂。如石刀的形式，既有长方形、楠圆形、梯形的，又有单孔与双孔刀之别，有的刀面还装饰有精美的图案。如标本（T322②：6)在刀的一面有七个钻的圆圈围绕穿孔组成花朵形图案，另一面由八个钻圈组成“十”字形图案，是一件难得的做工极为精细的石刀。又如石斧的型式可分为长方形、梯形、长条形、束腰形与穿孔石斧等多种。还有石铲、石铐等。器型都比较规整，棱角明显，制造精致。农业生产工具除石斧、铲、刀外，还有研磨器、白、许等。同时还有石镇、石凿和骨锥、骨凿等手工业工具，有石铁、弹丸、矛等狰猎工具，有陶纺轮与骨针等纺织工具，陶垫、陶拍等制陶工具。这表明生产活动的领域比较广泛。这时期家畜饲养进一步发展。据统计，师赵村出土的猪骨占兽骨总数的85%,表明当时饲养的家畜以猪为主。
　　制陶业是当时主要的手工业。陶色多呈橙黄色与灰褐色。制法主要采用泥条筑成法，兼用模制法与慢轮修整法。三足器的袋足一般都是用模制法脱胎后，与器身接合成为完整器的。陶器表面除素面者外，都施有不同的纹饰，常见的有绳纹，篮纹、附加堆纹，弦纹，划纹等。据统计，绳纹占陶器总数的47.84%;素面无纹者占32.29%;附加堆纹占17.34%;其余纹饰相对较少。可见绳纹是冠诸纹饰之首。绳纹的纹道较粗，但排列都较整齐，多饰在夹砂粗陶罐、食等器类的肩腹部。器形以平底器为主，三足器占一定比例器类较多，主要的有碗、盆、盂、尊、杯、盘、罐、甑、瓮、缸、鬲、斝、豆、器座和器盖等十余种。高和罩是前几期所未见的新器形。据统计，罐类占陶器总数的64.85%;盆占13.16%;岔占11.00%;其它器形较少。罐类是占绝对优势，它不仅数量多，器形也富于变化，按其型式不同可分为侈口罐、圈足罐、单耳罐、双大耳罐、三耳罐、高领双耳罐等多种。造型的一个特点是，较多的陶容器在其颈、腹部或口、肩间多附有一对称环形耳或弧形大耳。另一特点是器型大小甚为悬殊，小者如陶杯，口径与高度都不超过5厘米，而大型的器物，如陶缸的口径却达51厘米，通高48厘米，大者约当小者的十倍。　　地面抹有白灰面的房子，由房壁的弧度观察，房壁是从底往上逐渐内收的，据此推知，它是属于窑洞式的结构。这种窑洞式房是利用坡状地形，先在坡面修平崖面，然后从崖面开口侧穿挖成洞室。多有门道，平面多呈“凸”字形，这种窑洞式房子在考古发挖中早有所见，据己发表的材料，年代最早的是甘肃宁县阳城遗址，属仰韶文化晚期，阳城遗址共发现这类房子四座①。其中房子F10保存最好，可资比较研究。
　　过去对齐家文化的建筑遗迹发现较少，出土的房址也较零星，不成一完整建筑群。所以，师赵村遗址可说是迄今所见保存较好规模较大较完整的一处聚落遗址，它的全面揭露，对探讨当时的社会性质，组织结构等问题具有重要的意义。

　　在聚落遗址内有不少储存东西的窖穴，它与房子是交错分布的，一般都位在房子附近或周围。窖穴形制有口小底大袋状和直口筒状穴。壁面比较平齐规整，大小不一，小者口径约1米，大者口径可达2米余。窖穴内一般都藏放有陶器与石、骨器等遗物。
　　墓葬发现3座，都是长方形竖穴土坑墓。未见木质葬具，但在墓底散放着大小不等的砾石，多者共15块，砾石摆放的尚整齐。推知，可能是棺谆的象征物。墓坑方向有南北向，也有东西向。葬式均为二次葬，人骨架保存欠佳。一般都有随葬品，但数量较少。随葬品的器类有石斧、玉琼、玉璧和陶容器等，陶容器又可分为侈口罐、三耳罐、高领双耳罐和單等多种。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人们对精神生活方面就有着更高的要求，表现在这时期装饰品的种类多样化，除常见的石、陶环外，还有陶坠、陶铃、石璧、石坠、圆形或楠圆形或梯形穿孔石饰等，同时，还有采用骨、石、陶料制造的各种大小不一的束发笋等，数量多，制造精致。当时人们用这些众多时装饰品，来美化自己的生活。
　　还要特别提到的是，在师赵村第七期文化遗存中，新发现一批制造精美、晶莹摧琛的玉器。包括玉黄9件，玉环3件，玉璧1件，玉琼1件，共14件。玉器保存较完好，造形规正，质地致密，通体磨光，工艺精巧美观。这一批玉器均是发掘出土，材料极为重要。尤其是玉璧与玉琼同出于一座墓中，这在甘青地区尚属首见。它无疑对探索两者的关系及其功能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

　　在这一批玉器中，玉璜占绝大多数。玉璜平面均呈扇形，两端穿孔，质地多为透闪石，呈浅绿色或墨绿色，大小不一，大者长10.2厘米（T403②：17),小者长仅7.3厘米（T403②：15)。重量亦不同，重者47.7克，轻者12克。玉环，圆形，呈棕褐色，间夹灰白色，玉色斑驳不纯，口径9.7厘米，厚0.6厘米。重92.2克。玉璜曾在广河县 (旧称宁定县）半山墓地①与武威皇娘娘台齐家文化墓葬中发现过②，形制与师赵村发现的玉璜相似。
　　玉琮与玉壁同出在师赵村第七期的墓内（M8)。两件玉器都放在基主人下颌骨的下边。此墓人骨架不完整，系二次葬，随葬品除玉器外，别无其它遗物。玉琮（M8:1)为方体圆孔，质地为透闪石，呈浅绿色，高3.2厘米-3.9厘米，宽5.2-5.5厘米，射高 0.4厘米-0.8厘米。重138克。玉璧（M8:2)为圆板体，中间穿孔，质地为透闪石，墨绿色。穿孔用管穿法钻透，一面留有切割的直棱痕，在边缘还留有一段3.5厘米的切割直边，可能是加工前玉材的原边缘，表明当时制玉工艺还处于较原始的阶段。在璧的另一面还施有横纵线与弧线组成的几何形纹样，纹彩呈褚红色。璧外径18.4厘米-18.6厘米，孔径4.8厘米-5.1厘米，厚0.4厘米-0.5厘米。重474.4克
　　在甘肃境内的齐家文化墓葬中，曾出土不少玉石器。如1975年在武威皇娘娘台墓地发掘中，共发现玉石器264件。1983年一1985年在武威海藏公园及海藏寺东侧的河岸发现玉璧37件③，总共发现玉石璧300余件。玉琮在江淮地区的良诸文化墓中是常见的，但在甘青地区却是很罕见。迄今所知，见诸介绍并附有照片与插图的仅一例，即曾在甘肃省广河县瓦罐嘴遗址发现的外方内圆的玉器①，孔径约4厘米，器的内外平素无纹，从造型上看，还不是琮的标准器，应是玉琮的早期形态。现在师赵村遗址发现的玉琮，形态要比前者成形规整，制造亦较精致。而且是甘青地区迄今为止所获得唯一的一件发掘品。

　　璧、琮在中国古代是特殊的器物，寓有特殊的意义。它作为礼器郑重地用于贵族阶级的祭祀、聘礼、馈赠、贡献、赏赐和丧礼中，同时是权力、地位和身份的象征②。《周礼·大宗伯》云：“以玉作六器（按：指璧、琮、圭、璋、琥、黄）,以礼天地四方。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郑玄注：“礼神者，必象其类，壁图象天，综八方象地 ……。”在原始社会晚期产生的圆璧、方琮可能是反映先民们已初步形成天圆地方的宇宙观念③。《周礼·典瑞》：“疏璧琮以敛尸。”郑玄注：“……璧在背，琮在腹，盖取象方明神之也，疏璧琮者通于天地。”含有浓厚的宗教迷信色彩。在考古发掘中，从良诸文化乃至汉代大墓中确实出土许多璧和琮（汉墓未见琮）,陈放的位置并未严格按此规定。这应是汉代经学家的故弄玄虚和系统规律化、理想化的结果。但以璧、琮敛尸的丧葬习俗，可以说从原始社会晚期就已开始了。一般说，玉器被作为礼器是我国文明起源的重要文化因素。它的出现，标志着当时社会已迈进了文明时期的门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