姐，好累。
     那是个夏天，上海的马路上还是杂乱无章的夏天，随处可见的灰尘，还有偶尔开进市中心的大卡车。冬天的时候，阿姨说什么都不肯在留在厂里，交了辞职信。第二年的春天，她带着几万人民币——这在当时还是不小的数目，一头钻进飞往新加坡的飞机，飞走了。
     那时我和爸爸妈妈还住在我现在住的家里，妈妈仍然很专心地搞她的雕塑，爸爸仍然很专心地教他的古代汉语。
     因为基因的问题，我对于文字还有色彩有很好的驾驭能力。我能够准确地形容我所看到的一切；我能准确地在画板上调出我所看到的一切颜色。
     我给杂志写稿件，我给一些专卖店画海报。入夜的时候我会去马当路上的Luna酒吧，在里面和不同国籍的老外交流，和那些女人不同，我只和他们交流思想，不交流身体。我不必把头发留得惊人的长，也不必在脸上喷漆涂彩，我     只要坐下，用英语流利地说：
     Is that ok?
     然后他们会很绅士地从吧台里拿出Clinana给我喝，几乎每个老外都是如此。他们说：
     It belongs to you.
     那是一种蓝色调的鸡尾酒，我并不知道从哪里可以看出我是属于蓝色的，或者蓝色是属于我的。我们可以在昏暗的灯光下保持最好的状态聊天，用阴郁的声调，无谓的热情，在深夜的时刻彼此靠近灵魂。在晨曦就要闪亮的时候微笑着说：
     See you later.
     我在Luna的门口喊一辆车，然后消失在这座城市的血管中。
     我在大学里很骄傲，事实上我每时每刻都骄傲着。因为我的独立、因为我的特别、也因为我的家庭背景，一切都变成我的资本，所以我无法在那里谈恋爱。我接受不了分手时会哭泣的小男生，更接受不了把胡子留得很长并且扎成辫子的另类人士。虽然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是孤独的，并且在一些人看来，就是因为孤独才会变得怪癖，变得让人生畏。
     我骄傲，却在一个人面前自卑，那便是我的妈妈。当她告诉所有的员工，我是她的女儿的时候，我在她们的瞳孔中看到的是羡慕或者更贴切的是嫉妒。我知道她很优秀，不然，Stanley是不会在我脱光了站在他的面前时告诉我他爱的人是她。
     他拾起我的衣服，裹好，
     小青，我爱你的妈妈，所以你不应该这样。
     我拽着他的车钥匙，在黑夜里狂奔。当我把他的保时捷往一个消防拴上撞的时候，在眼泪中，听见我的笑声。然后是剧烈的疼痛，可我还是笑着，哭着~~~
     是的，我爱着我的情敌，爱着我爸爸的情敌。
     我的写字桌上有两张照片，爸爸的，妈妈的。
     妈妈这方面的家族史可以写得很长，外公藏着的家谱从晋朝开始，宰相、尚书~~~所以总的而言算是书香门第。外公是个老美术家，文革的时候被抓进去关了几年，连在淮海中路上的房子也没收了。幸而因为邓爷爷的缘故——说到这些他总是激动万分——走出了监狱，拿回了钥匙。在美协里混了一辈子，前几年终于看透了一切，回到老家专心绘画，然后在拿到福州路上的青莲阁拍卖，虽然他总是说：
     闲着没事，玩玩、玩玩而已。
     但听别人说他的画还真能够卖出点价钱。我的妈妈和她的妹妹因为外公的缘故都和美术或多或少地沾了点边。从我有记忆开始，妈妈的手总是很脏，泥灰嵌在指甲里，她喜欢很多古里古怪的东西，她管这些叫：艺术。


     十六岁的夏天，我一个人提着行李叫了辆车匆匆去了上海最东面的学校，那时我显得很特别，因为一个人的缘故。
     我把头发染成深褐色，穿一条军绿色的背带裤，e-spirit的白色上衣，站在校门口。然后告诉我的班主任：
     我是蓝色。
     那时候他们已经离婚两年了。而塞也常常会在放假的时候从彼得格勒飞过来看我，和我住在一个屋子里。很深的黑夜，我们接吻。
     他会躺在席梦思上，用长满汗毛的手臂让我当枕头。他不抽烟，只喝一些清淡的酒，我们用流利的英语还有生疏的俄语交流，常常会念错一些单词。然后，他开始学习中文。我们会说起我的爸爸，他的Sir，还有爸爸的前妻，我的妈妈；我们研究他们的爱情，就像研究毫不关己的人物——比如《妄自菲薄》中的单图斯和萨美佳。
     后来爸爸告诉我塞是他的学生中最好学且成绩最优秀的，对于一个二十五岁的留学生在俄罗斯学习中国文化这是不容易的。
     两年前他们发现没有办法如预想的那样完成单方面的出国行动，因为谁都不愿意去对方要去的国度。
     妈妈说苏联刚解体，俄罗斯太乱了。
     爸爸说新加坡太热，别看现在那么繁荣，搞不好要金融危机。
     事实证明他们都是正确的，现在车臣正在打仗，三年前新加坡遭受金融风暴。我总是觉得如果当时谁能够说：上海过几年会很好的。说不定他们谁都不会走，可惜那时没有人提起。他们的争吵开始恶化，继而是语言攻击，幸而他们都没学会打架。然后也不知道是谁提出的：离婚。
     我喜欢入夜的上海，匆匆地走着，谁都看不清谁。可以漫无目的地在家门口喊一辆车，或是搭乘最便宜的公车把上海看个遍。昏暗的路灯还有疲惫的路人，人们总是在此刻轻易地放松自己，包括那些白领。他们在此刻去酒吧或是咖啡店，三五成群地谩骂他们的Boss，解去领带，松开领口，忘却英语，用上脏话。
     父母准备离婚那天大家坐在房间里——我们只有一间房，爸爸说：
     小蓝，爸爸妈妈准备离婚，你的意见是？
     妈妈说：
     小青，爸爸妈妈准备离婚，你的意见是？
     我坐在他们当中，那是我这一生中的第一次选择——也可以说是抉择。我点头：
     我同意。
     他们如释负重地舒了口长长的气，但我至今都觉得那有些做作的成分，也许他们都想表现得无谓些。继而，他们开始又一次争论，争论我的归属。
     我不谈恋爱，或是说根本谈不成恋爱，也是因为我的归属问题。在恋爱的掠夺过程中，我惧于轻易地迷失自己，而附属于爱情。所以我逃避，我要我属于自己，时时刻刻。Stanley仍然很深地爱着我的妈妈，与此，我无奈。
     塞能够在我需要他的时候及时地来到我的身边，曾经我对他说过，我永远不会属于任何人。我是独立的，甚至被这个社会所遗忘，我的妈妈加入了新加坡国籍，我的爸爸常年不在中国。在上海，我是孤独的，尤其在外公和宋妈会了浙江的老家之后。
     塞喜欢把我比喻成《内慌》里的玛丽陀思，骄傲却自卑。我知道自己渴望附属于谁，这个在我十四岁后就丧失的权力。
     在他们离婚的日子里我成了一件挺值钱的东西，在他们的交易里面。我知道我是他们婚姻唯一的遗留品，谁都想保存着，永远地。双方都对我描绘了另一个国度的美丽：


     俄罗斯有很壮观的雪景，对于出生在南方的我来说的确极具诱惑力。
     新加坡没有冬天，亚热带风情时时刻刻都美丽，郁郁葱葱的城市风景，没有垃圾。
     一直到现在我仍然很深地爱着这两个国度，我可以在彼得格勒的大街上和俄罗斯小伙子跳舞，并且接受他们的热吻；我可以在实龙岗的马路上开Stanley的保时捷，遵守交通法规地靠左行驶。
     那段日子我总是不断地接受选择——或者抉择的痛苦——到底跟谁？
     哪都不去，我要留在上海。
     于是他们开始整理行李。似乎他们对于这样的结果还是满意的，因为谁都没有个人地得到他们婚姻的唯一遗留品，我安在上海，折中的，让他们满意。
     他们决定，夏天我去俄罗斯，冬天我去新加坡。其余的时间留在上海念书，哪里都不要去。我的生活在十四岁那年开始分裂成两端，我的档案也因此而更改。居然我并没有哭，不像别的父母离婚的孩子感到天塌下来的危险，也许因为我明确地感到他们仍然相爱着。
     也许世上有很多人都是这样因为骄傲而失去最爱的人，我想他们便是如此。我不怨天尤人，总相信自己的生活会因此而呈现另一种美丽。
     爸爸先离开的，十四岁的春天。走的时候妈妈还给他织了条围巾，挂在他的脖子上：
     你要学烧饭了。
     那天，她居然哭了。这在我的印象中是唯一的一次，包括后来因为亚洲金融风暴公司毁于一旦的时候，她都没有掉眼泪，反而是那次，哭了。
     97年的时候，从泰国泰铢贬值开始，金融风暴以最快的速度在新加坡登陆。失业率的急剧增加，新币的大幅度贬值，她们的公司从两百多员工到后来只剩下十四个员工——从总经理到接待小姐。妈妈上网的次数开始减少，她隐瞒着，我问起的时候，她总是：
     没事，影响不大。
     一直到98年的冬天，我跟妈妈住进一间糟糕的flat的时候，我开始明白发生了什么。但她总是微笑着，事实上我并不知道那算不算苦笑。但她坚强，我所没有的坚强。
     记得去虹桥机场送爸爸的时候，春天的景色在出租车外晃悠，谁都没有说话。一直到飞机场，妈妈从皮包里拿出围巾。那天的手指很干净，可能因为长期不搞雕塑的缘故，她实在太忙了，要出国。
     妈妈是秋天走的，我和宋妈还有外公来送的，妈妈推着一个很大的皮箱在出境口向我摆摆手：
     小青，要懂得照顾自己，妈很放心你。
     是的，这些年来，她对我说的最多的话便是：
     妈妈很放心你。
     她把我留在这个城市，我的孤独成了一种不可抗拒的美丽。我把书念得如他们在时的好，只是因为除了不停地看书之外，我实在没有别的什么可以操心，我的故事我都说给日记听。于是我的文字表达能力要远远超过口述能力，面对时，我显得完全的不通畅。我们选择网络来了解彼此的生活，我选择网络来传达他们彼此的生活。我是中转站，他们爱情延续的中转站。
     那年秋天的印象已经不是很深了，没有爸爸走时哭泣时对妈妈那样记忆深刻。她转身check in的时候甚至连一点留恋的意思都没有，很干脆。又或许，她正在哭泣，没有留恋，为得只是不让我们看见她的眼泪。因为她要离开上海了，离开她的爸爸，离开她的女儿，我想她应该会哭的。可是我真的没有哭，相反爸爸走的那天我的确感到鼻尖酸了一阵，但我有很好的自制力。


     猛地我开口说起话来了——我说什么呢？我说：    
     “我就是被处分的那个人。”    
     她把眼睛从书本上移开，第二次看我。她疑疑惑惑地打量着我，问：“你在跟我说话？”    
     “我就是那个被处分的人。”我重复道。    
     她仍然是那个和她不相干的眼神，望着我，半张开嘴：    
     “为什么？”    
     “作弊。”    
     她不要是有点怕了，怕碰到神经病。是的，她一定有点怕，她眼睛里有一种深深的退缩，像正站在十步开外看我，实际上她就在我的眼前。不管她怕不怕，我没有停下来，我已经失去了自制力，滔滔不绝地讲述起我被处分的来龙去脉：樊斌怎样急切地呼唤我的答案、我怎样一丝不苟地把解题过程抄下来、怎样把纸团丢向他、监考老师怎样发现了我们的“交流”、怎样把纸团塞进屁股上的裤子口袋里、班主任怎样骂我们、李老师怎样给我们打了零分又怎样希望掩人耳目、一个匿名的乌龟王八蛋怎样把我们出卖给校长、校长怎样派那个青春期的政教处干部来审讯我们、喇叭里怎样通报我们被给予警告处分的决议，那张破烂布告怎样被贴在了校门口……我一直对自己说，不要提起处分的事，不要提起混账的处分的事，因为我就怕会出现现在这样没完没了的情况。我喋喋不休，活像个女人似的说着，奇怪的是，我说这件事时，是那么漠然的一种口气，倒有些隔岸观火的意思——而事实是，传纸条的是我，被像个诈骗犯一样抓到的是我，倒霉的也正是我。我几乎不带任何感情地叙述，既没有语气也没有动作，简直没有什么标点符号表示停顿。这可太丢面子啦，我痛苦地在心里想，嘴上却不住地讲述。我的这种文字水平差不多可以用它来写小说。    
     她脸上的表情有什么变化？我已经来不及去注意了。我是满心的愤懑，对全世界的愤懑，我的愤懑如此之大，以至于我顾不上去注意坐在对面的是她——是这样的，我好像是越过了她的身体、忽视她的存在、注视着她的背后在叙述我倒霉的经历。那么，她的后面是什么呢？    
     世界的尽头。    
     她的后面是我世界的尽头，而她——我竟会有这诗意的幻想，真叫我吃惊——是我世界尽头的保护人。    
     我世界尽头的这位保护人，在我叙述的全过程中始终没有吱声，也没有动。她坐在我的对面，好像和我、和这学校、和这世界没有任何关系。直到我的叙述结束，她也仍然没有动，不出声地望着我。她的眼睛又大又透明，她薄薄的长发温柔地摩挲她的面颊。    
     让我再想一想她的那对眼睛，那对又大又透明的眼睛，悄没声息地望着我——我说，它们又大又透明，因为它们确实是透明的，是纯粹的透明。有一种很滥的说法，宣称眼睛是“心灵的窗户”，她的眼睛不是这样，她的眼睛是“世界的窗户”。我看不见她的心灵，可是我在那对透明的眸子里看到了这个世界！她这个人在那里，差不多像没有人在那里，因为你感觉可以透过她的眼睛看见她后面的东西；惟一的不同是，她的眼睛给这世界带来了一种光，一种纯粹的、透明的折射光，一种不带颜色但是看得见的光。    
     让我再想一想她那对又大又透明的眼睛！    
     她望着我，透明地望着我。接着，她说：    


     “人都走光了。”    
     她说的时候，也不像笑，也不像没笑，她也没有环顾四周，只是十分有把握地、透明地望着我，说：“人都走光了。”    
     我扭头看看四周——阅览室里空无一人。    
     我忽然恨她，她让我说出了一切，然后说，人都走光了；她那么缺乏意义，仿佛我的愤懑都是些无聊的把戏。我恨她，我发疯似的渴望再看一看她透明的眼睛，我恨她。我掏出笔，几乎野蛮地抢过她手里的书，在那一页的空白处写下我的名字，然后把书扔还给她。她先看看我，眼睛里有一种深深的退缩，接着看看书，轻声念道：    
     “秦庾？秦庾……”    
     她一个劲儿地看着我的名字，接着把书一合，扭头就走，留下发怒的我坐在原地。我很喜欢她走路的样子，叫人忘记她是用脚走路的。我依然在恨她，而今这恨又多了一层意义：她把书一合，扭头就走，倒好像我的名字是一个无聊的把戏！惟独她不属于这个世界，惟独她什么也没有，惟独她跟我没有关系。    
     这时，发生了一件出乎意料的事——出乎意料而美丽。她走到阅览室门口，忽然停下脚步，头微微一低，然后蓦地转过身，莞尔一笑，动作那么轻巧、飘逸，我还以为她根本没有重量，而只是一个飘浮在空气中的金色气球！过去我从来不知道简单的转身动作会这么优美，我简直无法发现她是在何时、用何种方式转身的！正午的阳光照在门口，她那一转身似乎带动了她周围的空气，把阳光聚集到她身边，画出一圈圈熠熠闪光的螺纹线。她的声音暖洋洋的，恍若螺纹线似的转动。她说：    
     “我叫吉吉。”
第一章 秦庾秦庾（2）
    
我回到教室时，李老师已经站在讲台前了。她回过头，轻描淡写地瞥了我一眼，说：“快一点，我们准备上课了。”我把头一低——我的这个动作现在成为习惯了，从期中考试之后，我见到她就总是把头那么一低——走到座位上。说句实话，我越来越恨这个座位；这个座位是最后一排靠右的座位，如果我从教室前门走过去，那我就必须像头野兽似的经历每一个同学的注目——教室总是那么小，而桌椅总是那么挤，我偏偏又长得有手有脚并且那么高大，到处磕磕碰碰的，要么是他的书，要么是她的铅笔盒。我总算充分地体会到双手抱着头的投降动作有多科学，照我看，全校的师生员工都该双手抱着头走来走去——想想看，这多有趣，学校会变得跟集中营一个样，大家亲密无间地胳膊肘挨着胳膊肘，除了彼此的脑袋之外什么都撞不到。    
     我欣赏这个双手抱头的动作，但是除非大家都这样做，否则我不会做。要是我一个人走过去、穿过课桌椅时，做出那么个动作的话，那不就等于是我向他们投降了吗？我凭什么要向他们投降呢？这未免荒唐。要是我向他们投降，那么我受到的警告处分、我经过的那些审讯都算什么？他们又不是来采访我的新闻记者，我也不是什么劳动模范。我是叛徒。如果我是叛徒、是教唆犯、是盲流，那我得为此骄傲，否则我真的变成叛徒、教唆犯和盲流啦。而我现在只不过是在扮演一个叛徒的角色而已——那些演员，不管他们扮演的是汉奸还是黑手党头目，都深深地为自己的角色骄傲，因为他们是它们的创造者。这些道理，我想我说给谁听谁也听不懂——说句老实话，连我自己还常常糊涂呢。    
     唉，我究竟在说些什么呢？我究竟是什么呢？其实我不过是一个学生，而且是一个不怎么样的学生，我还有那么个女里女气的名字，我还失了王海燕的约，我还把我的倒霉经历告诉了一个不认识的女生，到现在我还吃不准她的名字究竟是真是假，我还看见李老师就像只公鸭子似的垂下头，我还在穿过课桌椅时撞翻了赵鸥的铅笔盒，给她捡笔的时候我又把梁守谦的书带到地上——我整个是笨手笨脚又女里女气的一个倒霉蛋，我肯定早就给人笑死了。    


     我明白他这会儿想干什么。我学校的倒霉一天刚刚结束，跑到车棚里拿自行车。我非常乐意一个人回家，当街看看广告牌，把处分的事暂时忘掉，可他非要来抓住我，坚持同我一起回家，然后，一路上他就喋喋不休地唠叨，骂学校里的每一个领导、骂告状的王八蛋（那王八蛋实在该骂）、骂老师同学——他骂人的本领如此之高，到末了可以把看门的老大爷和扫厕所的老奶奶一起骂进去，好像他们也对处分这件事负责。天知道，这件事提得还不够多吗？要是我有力气，就一定把他甩出去——提着他的衣领往前甩，然后松手，看他怪叫一声就到了帝国大厦顶层，飞机票护照什么的一概减免。    
     我猜得一点也不错。按照常规，他说了关于鱼的笑话之后就更加凑近我问：“回家吗？”    
     我没理他。我最恨这么着，明明知道你要干什么，还非要死气白赖地问，老实说，我最恨这么着。我不理他，他才不在乎，乐呵呵地跑过去把自己的车推出来，重新回到我身边时兴高采烈地说：“我和你一起回家！”    
     怎么了，我又不是他那位长腿的妹妹，要他这么死气白赖地厮磨着。他在高一认识一个女生，上次跑来找过他的，大眼睛窄条脸，最漂亮的是那对又细又长的腿，个头比樊斌还高半个头。我们哄他，把她叫成“长腿妹妹”。    
     我气呼呼地跳上车往前冲，他也跟上来。梁守谦正经过我们身边，在车上叫：“樊斌你怎么又赖着秦庾？你的长腿妹妹呢？”樊斌咧嘴一笑，哇哇嚷道：“秦庾就是我的长腿妹妹呀！”    
     呸，见他的鬼去吧！我可真想把他揪下来。我算他哪门子的混账妹妹，那我还不如撞到树上死掉。再说，那个漂亮的女生要是真喜欢他，那她不是呆就是傻。这可真无聊，无聊透顶。    
     校门口挤得水泄不通，我们只得照挡在校门口的木牌子上说的：下车推行。我慢慢挪动着步子，眼睛随随便便地看出去——我看见王海燕在离我五六米远的地方，和一个女生起劲地讨论着什么；我还看见……    
     我还看见，人丛里，有一抹黑发，静静地保护着她的脸，长睫毛下一对透明的眼睛，在我眼前晃动着的一只金色气球——这喧嚣杂沓的校门、这喧嚣杂沓的世界，猛地安静下来，樊斌没有了，梁守谦没有了，王海燕也没有了，我听见自己的呼吸声——吉吉！    
     吉吉，那个阅览室里安分的女孩子，那个没有什么意义的女孩子，那个不认识我的女孩子——我世界尽头的保护人。她就在我的眼前。    
     只不过是一刹那工夫。一刹那过去，吉吉忽然不见了。从前，我始终没有在哪里看到过她，或者听到过她，今天是第一次。而她又像个臆想似的，一刹那间就消失在人丛里，无影无踪。可是，我刚才真的看到了她。她走起路来也像是静止的。    
     樊斌在身旁问着：“喂，喂，喂，今天究竟几号啊？”    
     “５月２８号。”我心不在焉地答道。这家伙，连日子都过糊涂了。    
第一章 秦庾秦庾（4）
    
说起我的家——顺便说一句，我并不是十分愿意说到我的家，不因为它有什么不好，而是因为它没什么可说，嗨，我正要说到这一点——它并没什么大不了的可说。我一向不大对人家说到我家和我家里人，今天我说，也是因为不说就没法讲清我这个故事。讲故事这玩意儿我不内行，所以我没法跳过去讲。总归是我倒霉，撞上这种事——其实我不怎么想说自己在“讲故事”，我这件事不是特别精彩曲折，首先我就是那么个女里女气的家伙，做出来的事件件倒霉，我最好还是把这叫做“介绍我的倒霉经历”吧。    


     我知道，不能让她再这样叫下去了。我说过不怎么喜欢我这名字，让她这样叫，我不乐意，很不乐意。于是我打从我那狭小的座位里站起来，挺傻地冲她叫回去：“我是，我是，我是。”说着，我就穿过那些挤挤歪歪的课桌椅，一路上撞翻了总有二十个铅笔盒。说实话，我真窘，她站在门口，一个劲儿地瞪着我，声音很大地问：“你是秦庾？”“我是，我是。”我答道。“秦庾？你就是秦庾？”我猜想，她不逼我亲口交代我那女里女气的名字就不会善罢甘休，我只好承认道：“是，我就是——秦庾。”说的时候，我很有些不好意思。她让我感觉像个罪犯似的。    
     果然如此，她一听我自己交代自己的傻帽儿名字，就爽朗地把信递给我，一边还说：“你的信，秦——庾——”老实告诉你说，她的这个习惯真不怎么样，就是叫我名字的时候把音调拖得跟卷筒卫生纸一样长。我接过信——唉，有件事说出来很悲惨，这是我的头一封别人自愿写给我的信；我说别人自愿写给我，因为从前我也收到过几封妹妹寄来的信，都是老师布置的书信体作文，那可是货真价实的作文和最最标准的信——信是初中里一个同学写来的，不怎么激动人心。激动人心的是，不知怎么，她没急着走，反而像看什么画片似的把我上上下下打量了一遍，蓦然一笑，冲着我说：    
     “我是王海燕，秦——庾——”    
     她的自我介绍真叫人难忘，我认真地说。她说这句话的时候，不像说前边那些的声音朗朗，反而压低了音量，给人一种感觉，仿佛她是专门对我说的这句话，不要别人听见，无形中提醒我竖起耳朵一丝不苟地听，即便不是要紧的话，用这种音调说也显得要紧了。王海燕的嗓子是很奇怪的：大声说话时，清脆响亮，一句是一句，你不要听也由不得自己不听；小声说话时，柔和温婉，说一大段也是行云流水地滑了过去，你不知不觉就已经入神地听了半天。而且，她不像一般人那样，做自我介绍的时候说“我叫某某”，她说“我是某某”，好像人家早该认识她似的。    
     不错，是早该认识她。下午的开学典礼上，她坐在教导主任身边，全校师生都听到了她的自我介绍：    
     “各位老师、同学，大家好，我是王海燕。”    
     对，她就是王海燕，就是高我一级那位大名鼎鼎的王海燕，就是学校老师的宠儿王海燕，就是有权做些普通学生做不成的事的王海燕，就是预备党员王海燕。这真是疯了。我认识她的时候，绝没料到她身上有这么多劳什子的头衔。这一定是疯了。我这人倒果真古怪，我发现，我干什么要这么不喜欢她有好多劳什子的头衔呢？不管怎么说，有时这么些头衔还特别管用呢——比方说，她这个人，极其幸运地被Ｆ大学新闻系提前录取啦。这可不是年年都有的事儿，而她这么幸运，不是因为她这人很好，却是因为她有那么些假兮兮的劳什子头衔。这还真不错，我是说，要是哪个家伙能不参加高考就被Ｆ大学这种地方录取，那不用说，他真幸运得要了命啦。像我这种人，没什么头衔，就一天到晚倒霉，还被处分什么的，真惨。    
     唉，我又跑题了。一个人要是说话跑题，那一定得改一改，否则他永远讲不完哪怕是一件芝麻绿豆大的小事。总之，撇开那些总有一千万个的头衔不说，王海燕实在是个好人。我就这样和她有了交情。她干吗跟我要好，我可不知道。    
     想想王海燕的事，真不错。我这会儿有睡意了。希望四点还没到。能睡我就睡。王海燕这人不管怎么好，也是开始变烦了，不要去多想。况且，我今天仍旧没把处分的事儿告诉爸妈听。


     他真的这样对我了。我想我不应该再回避那些显而易见的事实了。自从他受到学校的警告处分之后，他对我的态度一天比一天坏。起先我还以为是因为他的心情不好，但是，这绝不是主要的原因。我好多次想流眼泪，我有一种很不祥的预感，像个梦魇般纠缠着我。不，我不愿说，我不愿说，我不愿说关于这个预感的任何一个字，不能让它活过来，要把它压下去。但是，他为什么不理睬我？为什么要失约？他难道真的不知道我多想他好吗？他难道真的感觉不到我做出的那些努力吗？还是因为，他只不过像一个小孩子，受了伤害就要迁怒于他人？他大概忘记了，那些天里我拼命地去询问情况，把教导主任都给惹恼了。他忘记，他消失，我一个人等来等去，还要对自己说什么没关系没关系——这怎么是没关系呢？    
     我回到教室的时候，全班同学都埋着头在做作业，我一进门，所有人都抬起头，目光纷纷聚焦到我身上。我老觉得他们这种目光里带着一种无可奈何的悲苦和嫉妒。不过，他们对我真的仍旧很好，和过去没什么两样。只是不管谁，当他在那里挥汗如雨地奋斗时，却看到另一个人已经逍遥自在地坐享其成，他当然有点不舒服。    
     我同桌倒还没来。她家住得离学校很近，每天中午她都在家里做功课，要耗到上课那会儿才来的；她这人太恋家，觉得什么事都是在家里做最有效率。我常常跟她说，一个人要养成一种与外界隔绝的本领，随便在什么场合、什么时间，都能达到最佳状态。她看我的样子明显是认为不可思议。    
     我坐到座位上，拿出随身听塞上耳机，听音乐。我在听柯以敏的《爱我》专辑。我非常喜欢她在耳边唱：“你的手指你的眸，你的喉结你的口……”这歌词配上她优雅柔和的声音，再也没有更好的了。我还有一本用来消遣的言情小说可以看，作者的手法拙劣透了，不过写得挺滑稽。反正我现在总得找点事做做，不然我又要像刚才在广播室里那样，一个劲儿地猜测秦庾为什么不来、秦庾为什么不来。小说看着看着，我控制不住，哈哈大笑，结果他们个个像大力金刚神似的冲我瞠目而视。    
     我悲惨地被他们合伙赶出了教室，他们说我“扰乱军心”。    
     从等秦庾落空之后，今天什么事都不顺。先是像上边说的那样被他们哄到了走道上，再是当我站在走道栏杆边看那本拙劣的言情小说时，书不知怎么地掉到了楼下的一摊积水里，然后是放学时发现自行车被人挪到别处去了，找半天才找到，这会儿，又找不到我用惯的牛津双解词典——瞧啊，我手里现在只有这本没什么用的《新概念英语》，我在初二读它的时候就应该知道，一个人的一天是怎么会突然变得乱糟糟的。我想我也不应该发怒什么的，因为拥有“难忘的一天”的人远不止我一个，这世界上到处在发生这类事。    
     让我再来找找我的词典。我那本词典是挺老了，１９８４年的第一版，后边还印着“内部交流”的字样。我也不知道它是哪里来的，反正我一在家里找到它，它就算归我了。我非常喜欢词典——尤其是比较大的词典——一类的书，它们都有硬质精装的封皮，每一张纸页都是很薄很薄的字典纸，光滑而有韧性，字全部都用小号，页页都是铺天盖地的，绝没有搪塞、虚夸、华而不实，词典是最实在、最充实的一种书。我最喜欢坐到图书馆里，很奢侈地摊开一本又一本词典类的大书，我就可以霸占一块属于我的领地——其实，我常常并不是真的需要那么多词典来作参考，只是，我希望用词典来建筑一堵高墙，暂时将我与外界隔绝开来——置身于词典之中，就是置身于一种氛围中了。我还往往抱着我的词典在校园里来来往往；我的词典是真的要用，并不是什么装饰物，但是不可否认，有了词典在我身边，我就好像有了庇佑，走路、说话，我都能够更加自信和从容。我比较偏好旧时出的词典，比方我那本１９８４年的牛津双解，是一种墨绿色的封面，烫金的“Oxford”，每个字母都有镇定力，外边还包着像牛皮纸颜色但是比牛皮纸厚实精制得多的书套，典雅、朴实、书卷气，一点也不张扬，不像现在新出的那些词典，封面上全是红红绿绿的几何图形，缺乏那种历史的悠久气氛。    


     噢，不对。秦庾，秦庾是个例外——他来，我没有做任何刻意的争取，现在他在走远，我想伸手抓住他，我试了，但是没有用，争取对他没有用。没有用我也要争一争，否则怎么办？我总不见得坐在椅子上看他走吧？    
     姐姐又翻了个身，面向着我，我看见她伸手在揉眼睛，接着，两眼有些睁不开地望着我，黏糊糊地说：    
     “还不睡呀？又在呆想什么？”    
     “想你怎么睡这么死。”    
     “我？我没心事啊。”她狡黠地说，“没有心事，就有觉可睡。”    
     “我是有事做而已。我大学都考上了，还能有什么心事？”    
     她笑起来说：“你以为我生出来就这么大啊？大学算什么心事？社会中、历史中，最要紧的角色是人——你们老师没教过你吗？人是最要紧的！”    
     姐姐这人，睡意蒙眬的还谈什么社会什么历史，真要好笑死了。可是，她说话倒一句是一句，我不去睬她算了。    
     她见我不响，又笑道：“你们小孩子的把戏，我可以去编本词典了。”    
     “你去编好了，编出来只能当草纸用。老姐姐，你到底有多久没碰书啦？”    
     这是真的，自从去年姐姐开始工作，我就没见她看书。    
     “我？我月月都看书呀。”她笑容可掬地申辩道。    
     唉，这真是对牛弹琴。她那些彩色图片充斥的时装杂志，怎么也算不上书。说实话，靠了那些杂志，她倒真的从文学到音乐从没落伍过，可那也只是侃大山的材料而已，真货绝没什么。    
     她大概知道我要说什么，抢在我头里说：“有的事你不明白。你呀，下次要好好跟我学习学习，你也要上大学了，你说你明白什么？”说完，翻身又睡。    
     我明白什么？我是不明白，她高中里那位气宇轩昂的男生怎么就是“把戏”？秦庾怎么又是“把戏”？彩色图片怎么顶用？跟她学又学些什么？    
     我没跟她学过什么。从小是我一个人闯，我拿不准前面有什么，但总得往前走，有些事也总要自己去经历，即便要受伤、要流很多眼泪，把自己交给自己保管总是最安全的。别人能教我什么？我不知道，也不想知道，因为别人说的都是白说，一杯水的冷暖非得自己尝一尝才能了解。我跟别人讲道理的时候，也一样不负责任。可是我要对我自己负责任呀。我就是这么固执的一个人，爸妈总为这骂我，可我已经这样了，人总该照着自己想的去做。    
第二章 王海燕王海燕（3）
    
数学老师又在黑板前强调一个什么很重要了。她强调要点的时候，往往用粉笔把黑板上的那个要点又是圈、又是画、又是点，手里大概使上了吃奶的力气，粉笔截截折断，直到短得无可断处为止——总是这样，把那个所谓的要点弄得谁也看不清，只看到圈圈和杠杠，她那种穷凶极恶的样子，倒好像跟粉笔是前世冤家、跟要点是本代仇人。    
     幸好，我用不到再去听她的啦。唉，一件事情，不到你不用做的时候，你就无法发现它的无聊。从前我对数学倒真真是兴趣百倍，他们都说我解不出一道题简直比死了亲娘还难受。现在大功告成，从今以后我恐怕再用不着去碰数学啦，于是我猛然发现数学的无聊、无味、无意义。一看见ｘ、ｙ、ｚ我就想笑，因为想到它们纠缠我个不休的时光已一去不复返了。我不是对数学有偏见，其实门门功课都这样。我加的是文科，物理生物化学早就丢了，剩下的，除了数学，还有语文、英语、政治。语文不是不好，但是现在这种应考语文，机械、繁冗，还要写技术性那么强的作文，文字的趣味统统消失殆尽；英语么，还好一点，总算用得到的，可选择题我是做腻味透了；至于政治，还用我说吗？    


     我真的很难过。一想到秦庾的事就很难过。我想念那种粉色黄蕊的单瓣小花——我们两个在那座奇怪的桥的缝隙里发现的小花。    
     那是我高二的下半学期，他还是高一。期中考试刚刚结束，也正到了五月适合出游的时候。教导主任睡了一觉，不知怎么就想起春游的事情，愿意带我们出去走一圈。其实我们对教导主任出主意组织的春游根本没有信心——谁都知道，他恨不得我们吃饭睡觉走路都能受教。我跟这赶时髦配无边眼镜的老政治教师比较熟，对他关于人生的严肃态度了解得一清二楚——他的口头禅就是“这是个严肃的问题”。我们班同学在那个星期里一天到晚让我“去跟这老厌物商量商量”，我知道他们，他们早就制订了满满的“作战计划”，如果没有这“老厌物”的介入，他们可以利用双休日玩得找不到家门。我觉得现在的学生比前几年又不同了，更加会玩儿，入水能游出水能跳的，平时个个架上眼镜像个读书人，脚一沾地却收不回来，很有劲。不过，“老厌物”是很严肃的人，严肃的人往往特别固执，我才不去碰这种钉子。我跟他们说，你们不去就不去，没关系，不会强迫你们去的。我和秦庾定好了出去玩，我也不打算去的。教导主任的春游计划出来了，是到一个什么革命遗址去凭吊——那时我反正不去，根本没在意是什么地方。统计春游人数的结果，我想教导主任看了要吃不下饭的：最多的班是二十几人，最少的班干脆一个也没有！我的估计是对的，年级组长和我英雄所见略同，没敢把这结果交上去，而是亲自跑到那几个参加者少的班里挨个游说，花了整整一中午的辛苦和数吨口水，总算好歹把人数拉到了每班至少二十个。那天放学，他还拉了我到办公室里，想要晓之以理、动之以情，苦苦地鼓动我“带个头”。唉，我看他那无可奈何的模样，差一点就要答应啦。只是，我和秦庾说得好好的，他带我到郊区他奶奶家去玩，我不想为了一个什么学生干部要带头的傻理由放弃和他一起到郊外踏青的机会。当我从年级组长办公室出来时，天已经晚了，校园里空空的，我一只手提着沉重的书包，还能轻捷地蹦蹦跳跳——我联想起一星期前，也是同一个空空的校园，秦庾站在我面前，说：    
     “今天天气很好的哦！”    
     我忍不住笑了，觉得他跟英国人一样，一见面只会说天气，答道：    
     “对呀。五月份了嘛。”    
     他显得一副很紧张的样子，把书包从左手换到右手，又从右手换回左手，一个劲地说话。话题很跳跃，一会儿说他过去养一只叫“针筒”的猫，一会儿说他奶奶很好，一会儿说刚刚考完试真想放松一下，一会儿又说他的猫是只黄猫，一会儿又说他奶奶住在郊外，说他奶奶住的地方像陈逸飞的画一样……说了半天，我都不知他要说什么。我到车棚里去取车，眼看他身后的夕阳浓重起来，他却仍然前言不搭后语地喋喋不休，只好打断他说：    
     “还有事吗？”    
     他住了口。我看着他，和他身后的校园、他身后的天空——这些在他后边，使我忽然有一种印象：他是凸现在一张纸上的虚构人物，他显得离我如此遥远。半晌，他嗫嚅着说：“没了。”    
     “那，我先走了。明天见！”    
     我看他明明有事，欲言又止的，就又问一句：“真的没事？”    
     “明天见。”他已经换上了他那种礼貌而恼怒的神情，说话也是藏着一副平板的怨气。    


     河水缓缓地流着，桥静静地站着。我望定秦庾——几步开外的他忽然显得如此遥远。我忍不住叫他：    
     “秦庾！”    
     我大概叫得轻了，他没有听见，眼睛空空的在出神。他显得如此遥远。我忽然怕，怕离开这个地方。只有在这里，我们才在爱情故事的笼罩之中——不管这爱情故事有多少是真实的；只有在这里，河水才缓缓地流淌，始终不变。离开这里，我恐怕汽车开得太快，他就有力量挣脱我那小小的牵制。要不是站在这里……河水还在流着，太阳里烘焙的花香熏迷糊了我的眼睛。我提高了声音叫他：    
     “秦庾！”    
     我泪水涟涟。    
     他回头看我的眼神，分明已是夕阳无限好了。他笑笑说：    
     “不早了。我们得去赶车。”    
     车比早晨那班拥挤得多，座位都满了。我和秦庾还是前后座。半路上上来一对年轻夫妇，抱着个熟睡的婴儿。秦庾凑到我近旁悄悄说：    
     “我们让个座位给他们吧。”    
     年轻夫妇千恩万谢地坐了我们让出来的座位。我们两个并排站在车窗前面。我又看到那些来时的小树、农田、狗和山羊，晃着过去了。我不知，到什么时候可以再次看见它们。    
     秦庾轻声地问：“我奶奶那里，好不好？”    
     没来得及回答，我的手猛地被人握住了。我心好像悠了一下，眼皮只轻轻地眨一眨。我没有去看他，也没有去看手，也没有说话，只用手指头去感觉那只手——那只手骨节很突出。我知道，秦庾的手有着很突出的骨节。    
     车平稳地行驶着。他轻声说：“站稳了，别摔跤。”    
     我微笑了：“你也一样。”
第二章 王海燕王海燕（6）
    
听到秦庾被处分的事情时，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他被处分是为了期中考试作弊——期中考试是一个多月以前的事，怎么拖到现在才处理？我记得那是上午第二节课之前的眼保健操时间，喇叭里出人意料地响起了政教处刘老师的声音，说：    
     “今天的眼保健操暂停。宣读对两位学生的处分决定。”    
     原本乱哄哄的教室一下子安静了下来。我同桌心不在焉地理着铅笔盒，说：“又有人倒霉了。”我应和她一声，心里还饶有趣味地想到，秦庾有一回提到过这个喇叭里的刘老师，第一句话就是，“那个青春期的老师，听他的声音，连变声期都没过。”在我想着这句挖苦话笑起来时，我突然听见了秦庾的名字，从喇叭里、从青春期的刘老师口中，冒出来。    
     秦庾！    
     他因为在期中考试的化学科目中与一个叫什么樊斌的人传递答案而受到警告处分。期中考试是一个多月之前的事，现在，期末考试、会考、高考都近了，而他在这么长的时间里，居然连关于作弊的一个字也没有告诉我！    
     他为什么不告诉我？    
     我脑子里“嗡”地一下，想到的全是一个问题：他为什么不告诉我？他为什么不告诉我？他为什么不告诉我？    


     教室里只安静了那么一会儿，听完青春期的刘老师宣读处分决定，大家马上闹起来，纷纷议论着这两个倒霉蛋。后座的周扬嘀嘀咕咕地：“高三，都久经沙场了，又不是第一次听到人家受处分，干吗都那么紧张？”坐得隔他一个走廊的王春建应答道：“有点怜悯心好不好？后边那小子，是做好事，给人家看答案，倒霉被抓到，太惨啦。”大家都是高三，怜悯心也还有的。只不过这怜悯心不善于长久地敞开，光是像个蚌那样，小心翼翼张开一条缝，又飞也似的合紧了，这一合，又不知到何年何月才张开。议论纷纷只持续了约莫三十秒，大家刚停下，就各干各的，各不相扰地等老师来。即便三十秒的放肆，也让人觉得像犯了罪。    
     我呆呆地坐着，一个劲地想：他为什么不告诉我？他为什么不告诉我？他为什么不告诉我？    
     他为什么不告诉我？    
     刚一下课，我就直奔行政楼。半路上碰到刘老师，手里拿着杯茶，挺悠闲地走过来。我连忙叫住他。他笑眯眯地站定，问我：“王海燕，急匆匆的有什么事啊？”唉，要是换了平时，我听了他那个尖锐而自负的声音，再想到秦庾的玩笑话，一准笑出声来——这种事发生得相当频繁，以至于他挺自负地得出个结论，说我看见他就特别高兴。    
     我心急火燎地问他：“刘老师，刚才你在广播里说受警告处分的，叫什么名字？”    
     “一个叫樊斌，一个叫秦庾——怎么，你认识他们吗？”    
     “是高二（３）班的秦庾吗？”    
     “是啊。”    
     我突然不知怎么问下去。眼光不由自主地落到他身后的天边——天边，一朵小个子云被大个子的云吞噬了。    
     “刘老师，”不管怎么样，我还得想办法继续下去，“这件事是您办的吗？”    
     “是啊。”他说完，悠闲地啜了口茶。    
     “刘老师，会不会搞错了？”    
     “这怎么可能？他们自己承认的，还写了检讨书。你认识他们吗？”    
     我看着那朵小个子云再也没有从大个子云里出来——天气不怎么好，有点阴沉沉的。    
     听见他问，我支吾道：“有一点。我打听一下。没事了，刘老师你去忙吧。”    
     他又啜口茶，笑眯眯地说：“哦，王海燕，你被Ｆ大学提前录取，我还没祝贺你哪。祝贺你啦！不容易啊。”    
     我说着谢谢，不知不觉就如飞地走远了。    
     天真的不大好，放学之前也许要下雨——我带雨衣了吗？    
     我的朋友总说，我这人办起事来雷厉风行的，像那些电子游戏里的小人一样，两条腿从不停下，从这里直奔到那里，又从那里直奔到这里，奔波来去，一副胸有成竹的样子。其实，有时我并不胸有成竹，虽然我跑来跑去马不停蹄，但我心里是着急啊。听到秦庾被处分，而他又从没告诉过我，我真是急死了，当下又跑去找他。    
     站在他们班教室的门口，我问他：“你为什么不告诉我？”    
     他沉默。    
     “你为什么不告诉我？”    
     他沉默。    
     “你究竟为什么不告诉我啊？”我觉得不能再说下去。再说下去，我一定要哭了。    
     他依然沉默。    
     “你知道别人多为你担心吗？你……”    
     我没有说下去，上课铃声打断了我的话。那个铃就挂在秦庾他们教室的对面，响起来声音极其刺耳。我住了口。世界猛地被这一种刺耳的铃声占据，我从耳鼓到心尖，都在颤抖。    
     颤抖中，我看到秦庾原本一直低垂着的头抬了起来。他望定我，脸部被突如其来的一阵怨愤扭曲得几乎变了形——他这种神情我以前从没看到过，我满耳的铃声，“铃铃铃铃铃铃”，我双手冰凉，从耳鼓到心尖都在颤抖——他张开嘴，说了一句什么话，每个字都咬牙切齿的。随后他转身跑回了教室。    
     铃声戛然而止。整个世界，刚才被这可怕的铃声填满了，满得秦庾的一句话都挤不进来，现在却是纯粹的、可怕的空虚。天气是不好，天边的云又黑又重，好像立刻就会掉下来。这么安静——太安静了。我控制不住地想，秦庾到底说了什么？


第三章 秦庾秦庾（1）
     我忽然对一些从前不怕的事怕起来了。比如，怕碰到王海燕。再比如，怕回家。    
     家里永远有爸爸和妈妈。不知是我的心理作用还是他们近来心情比较好，反正他们最近对我特别和气，一会儿秦庾要不要这一会儿秦庾要不要那。他们对我和气当然好，不过他们这种和气——不知为什么——好像一种对待客人的客气。比如，我早上理理自己的床，妈妈会猛地窜过来说：“我来我来，你去上学吧。”这多怪，平常么，我的床总是我自己理，爸爸妈妈打从我七岁开始就竭力主张自己的事情自己做了，怎么到我这么大，反而反悔了呢？我就抢道：“不用不用，我来我来。”可妈妈居然说：“小孩子要听话，快去上学。”咦，平时我赖着不做家务，她才说我“不听话”，今天怎么反了？我没有办法——她是我妈，反常我也得忍着点——就去理书包、换鞋子。我站在门口系鞋带，妈妈又不舍得我走似的，问这问那，问我学校里怎么样、老师怎么样、同学怎么样、有没有测验……天晓得，最近我顶顶恨讲学校的事。我支支吾吾地说一点敷衍她，她却突然说：“咦，你怎么还不去上学？”不是她有事问我吗？我答应一声，要走，她又想到什么，又要问我了。这可真没完没了。再比如，我们一家人在饭桌前吃晚饭，总是我吃不下，他们两个胃口很好地扒饭，想把我在学校里的事情当成下饭小菜，前言不搭后语地问我这问我那，差不多连我们教室里有几把扫帚都想问问清楚，我快给他们那种友善的语气给逼疯啦。    
     我宁愿他们像过去一样，根本不管我的学习，由我自生自灭。爸爸看报纸，妈妈反对爸爸看报纸；妈妈看台湾言情片，爸爸反对妈妈看台湾言情片——我呢，我是最最模范的儿子，他们除了供我吃饱穿暖和零钱之外，半分心也不用操。    
     真的，我怀念过去那个家。我们家这种情况在同学里挺少见的。梁守谦差不多天天补课，他爸妈对他的每一次测验都了如指掌；赵鸥这个人名字听上去像物理单位“兆欧”，我们老说她能量超常，可像她这种能量超常的优等学生，还是要马不停蹄地学英语、学弹琴，连什么劳什子的无线电测像都学——我可上八辈子都没听说过；樊斌的爸爸跟学校的老师比叔叔阿姨还亲，可他每一次到学校里来看望那些亲切的老师，回去对自己儿子准比仇人还凶。我家不一样，我家里人大概有一种不关心下一代的传统——奶奶撇下爸爸一个人，住回老家去，爸妈又不爱多管束我。我正好乐得逍遥自在。依我看，爸妈那血淋淋的爱情也很不错。在他们那代人里，他们俩真是观念先进，结婚后过了那么多年两人生活（瞧，我爷爷奶奶外公外婆也没逼他们生孩子，一点也不关心）；生下我之后，大概还想保持两人生活，正好我识相地做了个不用他们操心的孩子，所以他俩在医院里就相互递刀子，在家里就相互递盘子——一般妈妈反对爸爸看报纸，就是希望他到厨房里给她递油递醋、递碗递盆，过分的时候，居然还打发我下楼去买盐买糖、买葱买姜的，真是为老不尊——他们两个一个在单位里做下手，一个在家里做下手，两下一抵消，正好平等，结婚快二十年了，在我面前当一对道貌岸然的父母，在我背后当一对卿卿我我的恋人，社会角色扮演得又投入又到位。哈，我这个儿子，有他们两个当父母，实在是我最大的福气。    
     可惜，王海燕变得越来越烦人，他们两个像跟她串通好的，也变得越来越烦人。我担心他们别是听到了什么。不对，要是他们听到了什么，还会不来问我吗？处分可是大事。我到这个地步是无论如何也不能告诉他们了，我就怕他们像王海燕一样，满脸急死人的神情来问我：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们？那我真要吃不消了。不告诉就是不告诉，女孩子干吗事儿那么多，非要找个理由。我为什么要告诉她？告诉她对我有什么用？不过是多添一个人替我担心而已，烦也要烦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