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子·霸形第二十二》白话译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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桓公坐在位置上，管仲、隰朋进见。站了一会儿，有两只鸿雁飞过。桓公叹息说：“仲父，那些鸿雁时而南飞，时而北飞，时而去，时而来，不论四方多远，愿到哪里就到哪里，是不是因为有两只羽翼，所以才能把它们的意向通达于天下呢？”管仲和隰朋都没有回答。桓公说：“你们两位为什么都不回答？”管子回答说：“君上您有成就霸王之业的心愿，而我则不是成就霸王之业的大臣，所以不敢回答。”桓公说：“仲父何必这样，为什么不进直言，使我有个方向呢？我有仲父，就像飞鸿有羽翼，过河有船只一样，仲父不发一言教导我，我虽然有两只耳朵，又怎么听到治国之道和学得治国的法度呢？”管子回答说：“您要成就霸王之业兴举大事么？这就必须从它的根本事情做起。”桓公移动身体离开席位，拱手而发问说：“敢问什么是它的根本？”管子回答说：“齐国百姓，便是它的根本。百姓很怕饥饿，而当前收税很重；百姓很怕死罪，而当前刑政严酷；百姓很怕劳顿，而国家举事竟没有时间限定。您若能轻征赋税，百姓就不愁饥饿；宽缓刑政，百姓就不愁死罪；举事有时间限定，百姓就不愁劳顿了。”桓公说：“我听到仲父说的这三点，算是懂得了。我不敢私听这些话，要举荐给先君才行。”于是命令百官有司，削好木板并备好墨笔。第二天，全体都在太庙的门庭朝见，为百官确立了法令。使纳税者只出百分之一，孤幼不准处刑，水泽按时开放，关卡只查问而不征税，市场只书契而不深税，对近处示以忠信，对远处示以礼义。这样实行了几年，人民归附之众，竟好象流水一样。
在这以后，宋国攻伐杞国，狄人攻伐邢国和卫国，桓公没有出兵援救，光着身子缠着胸部称病。召见管仲说：“我有千年的食品，而没有百年的寿命，现在又有疾病，姑且行乐一番吧!”管子说：“好。”于是下命令悬起钟磬，陈设歌舞吹竿鼓瑟的音乐，每天杀牛数十头，连续了几十天。群臣都来进谏说：“宋国伐杞，狄国伐邢、卫，君上您不可不出兵援救。”桓公说：“我拥有千年的食品，而没有百年的寿命，现在又有疾病，姑且行乐吧：而且，人家并没有进攻我的国家，不过是征伐邻国，你们都是平安无事的。”宋国已经取得杞国，狄国已经攻下邢、卫了。桓公还盘桓在钟磬的行列里。管子跟着他，走在大钟的西侧，桓公面南而立，管仲面北对站着，大钟响奏起来。桓公看着管仲说：“快乐么，仲父？”管子回答说：“我说这是悲哀，而不是乐。据我所知，古代君王称得上行乐于钟碧之间的，不是这种情况。而是话说出口命令就行于天下；游于钟磬之间，而没有四面兵革的忧虑。现在您的情况是：话说出口，命令并不能行于天下；身在钟磬之间，而存在四面兵革的忧虑。这就是我的所谓悲哀，而不是乐呵。”桓公说：“好。”于是砍掉钟磬的悬列，撤除歌舞音乐，’宫中空虚无人了。桓公说：“我已经砍掉钟磬的悬列，撤除歌 舞音乐了，请问国事将开始做些什么？”管子回 答：“宋国伐杞，狄国攻伐邢、卫，您没有出兵援救，我是为您庆幸的。据我所知，诸侯争强的时候就不必与之分强。现在，您何不安下三国国君的居处呢？”桓公说：“好。”于是命令以车百乘，士卒千人，把缘陵封给杞国；以车百乘，士卒千人，把夷仪封给邢国；又以车五百乘，士卒五千人，把楚丘封给卫国。桓公说：“我已经安下三国国君的居处了，现在还要做些什么事？”管子回答说：“据我所知，诸侯贪利的时候，就不必与之分利。您何不送出虎皮、豹皮和花锦，让使臣给予各诸侯国，而只要各诸侯国用素帛、鹿皮回报呢？”桓公说：“好。”于是就用虎皮、豹皮和花锦出使各诸侯国，各诸侯国也只用素帛和鹿皮回报。这样，齐国的命令便开始通行天下各国了。这以后，楚国攻伐宋国和郑国：火烧郑地，使郑国城池坏得不堪重建，屋毁不可复修，又使人男女丧其配偶，屋室如鸟巢鼠洞一样。楚国又拦截宋国的农田，从两侧堵塞两条河水，使其不能东流，结果东山的西面，水深没墙，四百里以外才能种地。楚国想吞并宋、郑而害伯齐国，他考虑人众兵强能够加害于自己的，一定是齐国。于是楚王在国内发令说：“我在国君中称其为明的，莫如桓公；在人臣中称其为贤的，莫如管仲。称明其君又称贤其臣，我愿意事奉他们。谁能够替我交好齐国，我不吝借用一个封侯的君长赐给他。”于是，楚国的贤士都拿贵重的宝物和布帛来事奉齐国。桓公左右，没有不接受其贵重宝物和布帛的。于是桓公召见管仲说：“我听说，对人好人家也对他好。现在楚王对我已是太好了，我不修好，将是不合道理的。仲父何不就同楚国交好呢？”管子回答说：“不可。楚人攻伐宋国和郑国：火烧郑地，使城坏不堪重建，屋毁不可复修，又使人男女丧其配偶，居室如鸟巢鼠洞；拦截宋国的农田，从两旁堵塞两道河流，使水不得东流，结果东山的西面，水深没墙，四百里以外才能种地。楚国要吞并宋国和郑国，但考虑人众兵强而能加害于自己的，一定是齐国。所以要用‘文’的办法胜齐，而用武的办法取得宋、郑。楚国攻取宋、郑，而我们不予禁止，就等于脱离宋国和郑国；予以禁止，则又失信于楚国。计谋失误于国内，军队就会被困于国外。交楚不是一个好办法。”桓公说：“好，那么怎样进行？”管子回答说：“请兴兵而南下保全宋、郑，同时下令说：‘不要反攻楚国，我将与楚王相遇。’到相遇的地方，就提出郑城和宋水的问题。楚国若答应，就等于我们用‘文’的方式命令他；楚国若不答应，就用武力命令好了。”桓公说：“好。”于是便兴兵南下保全宋国和郑国，与楚王遇在召陵的地方。桓公在相遇之处下令说：“不准囤集粮食，不准到处修筑堤坝，不准擅自废除嫡子，不准立妄为妻。”同时就提出郑城与宋水问题，问于楚国。楚国没有同意。遂退七十里屯驻军队。命令军队在郑国的南边筑城，立了百代城。指明：从此处往北到黄河，由郑国自己建立城郭，楚国是没有敢于拆毁的。东面开放了宋国的田地，从两面处理两道河流，使水再向东流，而楚国也没有敢于堵塞。于是南伐楚国，越过方城。渡过汝水，奔向汶山，南进而召见吴、越的国君。而且西伐秦国，北伐狄国，东回保全晋公于南部；北伐孤竹，回程保全燕公。兵车的会集诸侯有六次，乘车的会集诸侯有三次，共九次会集诸侯，在桓公反位已成霸业之后，又修治钟磬乐器并重新宴乐起来了。管子说：“这才是我所说的快乐呵！”

《管子·霸言第二十三》白话译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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霸业和王业的规模形势是这样的。它模仿上天，效法大地，教化世人，改换朝代，创立天下法制，分列诸侯等次，使四海宾服归属，并乘时匡正天下；它可以缩小大国的版图，纠正邪曲的国家，削弱强国，降低权重之国的地位，兼并乱国，摧残暴虐的国君：处分其罪恶，降低其地位，保护其人民，然后就统治其国家。本国富强叫作“霸”，兼正诸侯国叫作“王”。所谓王者，总有其独明之处。德义相同的国家，他不去攻取；道义一致的国家，他不去统治。历来争夺天下，以威力推翻危乱的暴君，是王者的常事。统治人民必须有道，称王称霸必须合于时机。国政修明而邻国无道，是成就霸王之业的有利条件。因为国家的存在与邻国有关，国家的败亡也与邻国有关。邻国有事，邻国可以有所得；邻国有事，邻国也可以有所失。天下有事变？总是对圣王有利；国家危殆的时候，才显出圣人的明智。先代圣王之所以成其王业，往往是利用邻国的举措不当。举措不当，是邻国敌人所以得意的原因。
想要掌握天下的权力，首先必须施德于诸侯。因此，先王总是有所取，有所予，有所屈，有所伸然后才能掌握天下的大权。兵胜在于有权，权胜在于得地利。所以，诸侯得有地利的，跟着有权力；失地利的，权就跟着丧失了。争夺天下，还必须先得人心。懂得天下大计的，得人；只打小算盘的，失人。得天下大多数拥护的，能成王业；得半数拥护的，能成霸业。因此，圣明君主总是谦恭卑礼来对待天下贤士而加以任用，均分禄食来吸引天下民众而使为臣属。所以，贵为天子，富有天下，而世人不认为贪，就是因为他顺乎天下大计的原故。用天下的财物，来谋利于天下人；用巨大威力的震慑，来集中天下的权力；用施行德政的行动，来取得诸侯的亲附；用惩治奸佞的罪行，来规、范天下人的思想；借助天下的兵威，来扩大明王的功绩；攻下逆乱的国家，来赏赐有功的劳臣；封树圣贤的德望，来宣示天子的行状，这样，百姓就安定了。先王之取天下，那真是丰盛的大德呵！也就是以物利人的意思。使国家经常没有忧患而名利兼得的，可称神圣；国家在危亡之中而能使之保全的，可称明圣。所以，先王所师法的，是神圣；所尊祟的，是明圣。一句话而能保全国家，不听而国即亡，这样的话就是大圣人的话。一个英明君主总是看轻骏马与宝玉，而看重政权与军队。至于失天下的君主就不这样了，他轻视予人政权，而重视予人骏马；轻视予人军队，而重视予人宝玉；重视宫门的营治，而轻视四境的防守，所以国家就削弱了。
权谋，是神圣君主所依赖的。独到的明智，好比天下的利器；独到的判断，好比一座精密的营垒。这二者是圣人所要效法的。圣人总是戒慎事物细小的苗头，而愚人只看到事物暴露以后；圣人憎恶内心的恶劣，愚人憎恶外形的恶劣；圣人一动就知其安危，愚人至死也不肯改变。圣人都是能捕捉时机的，但不能违背时机。智者善于谋事，但不如抓好时机。精于时机，总是费力少而成果大。谋事无主见则陷于困境，举事无准备则归于失败。所以，圣王务求做好准备而慎守时机。以有所准备等待时机，按适当时机兴举大事，时机一到而开始兴兵。绝坚壁而攻下敌国，破大城而控制敌地，根本雄厚而目标很小，保全近国而攻伐远敌，用大国牵制小国，用强国役使弱国，用人多招取人少，德利百姓，威震天下；令行于诸侯而不遭反抗，近的无不服从，远的也无不听命了。本来一个明王担当天下的领导者，是合理的。抑强助弱，禁暴国而阻贪君，保全亡国而安定危局，继承绝世，这都是天下拥戴，诸侯亲附，百姓称利的事，所以天下乐推以为王。至于智谋盖天下，断事冠一世，才能震四海的人，这便是王业的佐臣了。
千乘之国，只要具备应守的条件，也可以臣服诸侯，据有天下。万乘之国，如果失其应守的条件，就不能保有其国。天下皆治而自己独乱，就不能保有其国；诸侯都和好而自己孤立，就不能保有其国；邻国都有险可守而自己平易不备，也不能保有其国。这三者都是亡国的征象。国大而政绩小，国家地位也会跟着政绩一样小；国小而政绩大，国家也跟着强大。国大而无所作为，可以变为小；国强而不加治理，可以变为弱；人众而不加治理，可以变为少；地位高贵而无礼，可以变为贱；权重而超越范围，可以变为轻；家富而骄奢放肆，可以变为贫。所以看一个国家，要看国君如何；看一个军队，要看将领如何；看一国战备，要看农田如何。如果国君似明而不明，将领似贤而不贤，人民好似耕者而不耕种土地，失掉这三个应守的条件，国家就不能保有了。地大而不耕，叫作“地满”；人多而不治，叫作“人满”；兵威而不正，叫作“武满”。不制止这“三满”，国家也就不能保住了。地大而不耕，就不是他的土地；卿贵而不行臣道，就不是他的卿相；人多而不亲附，就不是他的人民。
无地而求富有者，忧伤；无德而想称王者，危险；施予薄而求报答厚重者，孤立。上面权小而下面权重，国土小而都城大，就将有被弑之祸。做到主尊臣卑，上威下敬，令行人服的，才是治国的最高水平。如果天下有两个天子，天下就不能治理；一国而有两君，一国就不能治理；一家而有两父，一家就不能治理。法令，不发自上层就不能推行，不集中权力，就无人听从。尧舜之民，不是生来就是好百姓；桀纣之民，不是生来就要作乱的。所以治乱的根源都在上面。霸王之业的开始，也是以人民为本。本治则国家巩固，本乱则国家危亡。所以，上面英明则下面敬服，政事平易则人心安定，战士训练好则战争取胜，使用能臣则百事皆治，亲近仁人则君主不危，任用贤相诸侯就信服了。
霸业和王业的形势是这样的，它的德义处于优势，智谋处于优势，兵战处于优势，地形处于优势，动作处于优势，所以能统治天下。善于治国的，往往利用大国的力量，依势而缩小别国；利用强国权威，依势而削弱别国；利用重国的地位，依势而压低别国。强国多，就联合强国攻击弱国以图霸业；强国少，就联合小国攻击大国以图王业。强国多，而谈统一的王业，是愚人之见；强国少，而行联合称霸的办法，是败事之谋。神圣的君主，都是看天下的形势，了解动静时机；看先后机宜，了解祸福的道路。强国多，先举事者危险，后举事者得利；强国少，先举事者成王，后举事者失败。参战国多，后举事者可以成霸；参战国少，先举事者就可以成王。
王者之心，方正而不走极端。列爵不排斥贤人，选贤不择年齿地位，这是为贪更大的利益。所以王业的形势是伟大的。先王在争夺天下的时候，坚持方正的原则；在建立天下的时候，实行整齐划一的措施；在治理天下的时候，则实行平和简易的方针。立政出令用人道，施爵禄用地道，兴举大事用天道。因此，先王从事征伐，都是伐逆而不伐顺，伐险恶而不伐平易，伐太过头的而不伐落后的。本国之内，通过政令来驾驭；国外会集诸侯，运用权力来召集。对就近而不服从的国家，用侵削土地加害它；对离远而不听命的国家，用强大形势威胁它。背叛则征伐之，这是武；服从则赦免之，这是文。文武兼备，这才是德。关于国家轻重强弱的形势问题，各诸侯国联合起来则强，孤立则弱。骐骥之材，用百马轮流与它竟逐，它也一定疲惫；冠绝一代的强国，举天下者去攻它，也一定会弱下来。强国的正确作法是容纳小国，其失误在于自恃其强；小国的正确作法是折节事强，其失误在摆脱强国。国家无论大小，都有自己的谋算；无论强弱，都有自己的形势。征服近国而威胁远国，是保持王国的形势；联合小国以攻击大国，是保持势均力敌国家的形势；以负海之国攻伐负海之国，是保持中原国家的形势；折节事奉强国以避罪，是保持小国的形势。从古到今，没有首先起事，违背时机，变更形势，而能建立功业的；也没有经常首先起事，违背时机，变更形势，而不失败的。凡是要以臣伐君征服四海的，不可只依靠举兵进攻取胜。必须首先定好规划，占据有利地形，权衡有利的结局，密切盟国的关系，然后再待机而动，才是王者的策略。先王的征伐，举兵必合于正义，用兵必须迅猛，看形势而断定可否举兵，量实力而断定能否进攻，考虑得失而断定行动时机。因此，先王从事征伐，必须先战斗而后进攻，先进攻而后取地。所以善于进攻的，都要算计好我军人数以针对敌军人数，算计好我军粮草以针对敌军粮草，算计好我军装备以针对敌军装备。以人对人，如敌军兵众有余，则不可以进攻；以粮对粮，如敌军存粮有余，则不可以进攻；以装备对装备，如敌军装备有余，则不可以进攻。应该避开实力而击其空虚，避开坚固而击其脆弱，避开难攻之地而击其易被摧毁的地方。
掌握国家不在于敦敬古道，治世不在于精通旧事，成王成霸不在于抄袭典故。举措失当国家就会危险，错过形势权力就会倾倒，谋事轻率则招祸，计划得宜则发挥强力，功得则名誉随之而来，权重则命令容易推行，这些都是规律性。
凡是争强的国家，必先竞争谋略，竞争形势，竟争权力。使人君有喜有怒，在谋略；使国家有轻有重，在形势；使军队有进有退，在权力。所以，精于谋略则人君的愿望可以实现，而号令可以推行；精于形势则大国土地可以夺取，而强国之兵可以包围；精于权力则天下的兵力可剪除，诸侯国的君主可以召见了。神圣的君主，都是根据天下的形势，了解当代的谋算，了解兵力的攻向，了解土地的归属，了解政令所加的对象。凡是攻伐所憎之国而以利归己的，这就会造成邻国的不亲。威权侵犯所恶之国而利少归己的，就可以图强。专破一国，造成后世的强盛，可成王业。专破一国，造成邻国的强盛，那就要败亡了。

《管子·问第二十四》白话译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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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第二十四
凡主持朝廷政事，进行调查要遵守一些根本原则。爵位授给有德的人，大臣们就提倡行义；禄赏赐予有功的人，战士就不怕牺牲。君主任用人所爱戴的将领治兵，军中上下就团结和睦；按才能安排工作，人们就讲求功效。判处刑罚恰当其罪，人们就不轻易诉讼；社稷宗庙不被渎乱，人们就有信奉的中心。不遗忘老臣和宗亲，大臣就不会抱怨；充分了解人们的疾苦，民众就不会作乱。执行这些准则，国家便有常规常法，人们也知道行动的规范，这是实现霸王之业的政策。
然后就进行调查，问事应先从大事开始，治理则要由小处入手。
调查死于国事者的子孙，有无尚未得到田宅的？调查青壮年中未服兵役的有多少人？调查死于国事者的遗寡，他们应领的口粮，供给情况如何？调查国内建立大功的人们，都是哪些部门的官吏？调查各州的大夫，都是什么地方的人？现为官吏，是凭什么条件提拔的？调查：判案有常法可循，不能改变，现在却常期积压，为什么？调查：五官各有制度，“官都”也经常断事，现在却拖延事情不办，还等待什么？调查鳃夫、寡妇、孤穷、病人各有多少？调查国中因犯罪而被放逐的，都是哪个家族的子弟？调查乡中富户，奴役、收养的人有多少？调查邑内穷人，依靠借债度日的有多少家？调查依靠经营园圃为生的有多少家？开荒种田的有多少家？士人亲自耕田的多少家？调查乡中的贫人，是何族的后裔？调查嫡长子收养兄弟者，或因贫而寄食于兄弟之家者，各多少？余子，作官而有封地，现今仍在交税的，有多少人？以孝行闻名于乡里的子弟，有多少人？余子，父母健在，但无力赡养父母而自身出赘者，有多少人？士人，有田禄而不服任使的，有多少人？他们厌恶什么工作？士人，有田产而不耕作的，有多少人？他们从事什么工作？群臣之中，有爵位而无禄田的，多少人？外国人前来投奔而尚无田宅的，多少家？本国子弟出游别国的，多少人？贫士向大夫借债的，有多少人？收养贱者经商，自身出外，职务由家臣代理的，有多少人？低级官吏之中，没有田禄而白白干事的，多少人？群臣之中，有在官大夫家里兼职的，多少人？外人来游本国，住在官大夫家里的，多少人？乡中子弟，力田耕作，可以为人表率的，多少人？城市子弟中，身无常业，衣食奢侈，带着青年弃农打猎取乐的，有多少人？男女不守规矩，影响乡中子弟胡作非为的，有没有？调查贷出粮食，握有借券的，有多少家？
调查国内尚未开发的资源，其中可以解决人之急需的，有哪几处？人们认为有害于乡里的，是哪些东西？调查拥有田宅而在军中服役的士，有多少人？余子当中，够当兵条件而有军籍的，多少人？调查有技术的男女，能用在制造兵器方面的，多少人？能从事手工劳动的少女，有多少人？调查国内不耕而食的，有多少人？调查一个农民可以提供几个人的口粮？调查兵车总数共多少乘？其中用私马驾私车的多少乘？未作官的士，道德高尚，足以教人，可使率领群众治理百姓的，有多少人？士人，国家急难时可供使用的，有多少人？工匠，其技术水平可以战时协助军旅，平时维修城郭、补充守备者，有多少人？城市积粟与军粮，可以维持多少年？官吏，国家急难时可供调遣的，有多少人？大夫呈报的军器：甲胄、兵器、兵车、旌旗、鼓号、帐篷以及帅车的车盖有多少？所呈报的各项藏器：弓弩的套袋、剑矛的外鞘、钩弦的收藏器、戈裁的套衣，其磨损程度如何？其中应修而未修的，应怎样查看？而制造、修理的馆舍，发放、储藏的处所，应建而未建的，还等待什么？乡、率修造战车和辐重车的设备，其修缮情况如何？工尹砍伐木材，不可在春、夏、秋三季。各种木村长大才确定制造什么军器。冬天，完整良好的兵器必须造足。人们所有的剩余兵器，都要陈放在兵营，以严法纪。要经常视察乡、率马牛的肥瘦，对其中衰老、死亡的，要有记录；放牧在山林湖泽的健壮牛马有多少？其卖出、购进、死亡、繁殖的总数有多少？至于城郭建筑的厚薄，护城河的浅深以及门楼的高低，宜修而未修的，朝廷必须向守备的军队进行稽查。要使器物不缺收藏的设备，淫雨时有地方收藏。调查带兵的官吏和豪杰之士，他们在国家危急时能够跟从君主赴难的，有多少人？打仗，是危险的事情，侥幸取胜，不义而得，都未必是好事。不加谋虑而失败，国家就危险了，所以要慎重谋虑，才可以保住国家。
调查教练和选拔人材都采用哪些标准？调查各个担任官都职务的，都任职多少年了？他们任内所开垦的荒地，使人们受益的有多大面积？他们所提的奏议，可以增加人们财利的有什么内容？他们建筑的城郭，修筑的墙垣，设置的路障，安设的门楼以及加深的护城河，有益于守卫国土的，共有哪些？所捕盗贼，并消除人害的事情，有多少？

《管子·戒第二十六》白话译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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桓公准备东游，问管仲说：“我这次出游，想要东起之罘，南至琅邪。司马却提出意见说，也要象先王的出游一样。这是什么意思呢？”管仲回答说：“先王的出游，春天外出，调查农事上经营有困难的，叫作‘游’；秋天外出，补助居民中生活有不足的，叫做‘夕’。那种人马出行而吃喝老百姓的，则叫作‘亡’；尽情游乐而不肯回来的，则叫作‘荒’。先王对人民有游、夕的事务，自己却从没有荒、亡的行为。”桓公退后拜谢说：“这是宝贵的法度。”管仲又对桓公说：“没有羽翼而能飞的是语言，没有根底而能巩固的是感情，没有地位而尊贵的是心性。您也应巩固感情，谨慎言语，以严守尊贵的心性。这就叫道的发扬。”桓公退而表示感谢说；“愿从此教。”管仲又对桓公说：“负担重莫如身体，经历险莫如口舌，时间长莫如年代。负重任，行险路，长期坚持，唯君子才能做到。”桓公退后再拜说：“夫子快把这方面的言论教给我。”管仲回答说：“饮食作息，是心性的保养；好恶、喜怒、哀乐，是心性的变化；聪明处事，是心性的德能。因此，圣人总是调节饮食而安排作息，控制六气的变化，禁止声色的侵蚀，身上没有邪僻的行为，口中没有背理的言论，静静地安定着心性，这就是所谓圣人。仁是从心里发出的，义是在外面实行的。仁，所以不利用天下谋私利；义，所以不利用天下猎私名。仁，所以不肯取代他人而自立为王；义，所以年到七十而交出政务。因此，圣人总是以德为上而功业在下，重视道而贱视物利。道德在身，所以不被物利所诱惑。因此，即使身在茅舍之中，也毫无惧色；坐南面而治天下，也没有骄傲之态。这然后才可以成为天下之王者。其所以叫作有德，就是不必发动，人们也知有所努力；不用言语，人们也能够理解；不自为，事情也能成；不召唤，人们也能到。这就是德的作用。所以，天不用动，经过四时的运行，下面就万物化育；君不用动，经过政令的发布，下面就万事成功；心不用动，经过四肢耳目的使用，万事万物都感知其意图。交游少而亲者多的，叫作知人。用力少而成效好的，叫作会办事。听一言就能够贯通万物的，叫作懂得道。多言而不得当，不如少言；博学而不会反省，一定产生邪恶。孝悌是仁的根本，忠信是交游的凭借。内不思考孝悌，外不正行忠信，离开这四条原则而空谈学问，是会自亡其身的。”
第二天，桓公在米仓附近射猎，管仲、隰朋同来朝见。桓公看到两人以后，收弓脱铠而迎上去说：“那些鸿鹄，春天北飞秋天南去而不误时令，还不是因为两只翅膀的帮助才能在天下畅意飞翔么？现在我不得意于天下，难道不是你们两位的忧虑么？”桓公又说一遍，两人都没有回答。桓公说：“我既说了，两位怎么不回答呢？”管仲回答说：“现在人民忧虑劳苦，而国君却不断的使役他们；人民忧虑饥饿，而国君却加重他们的赋税；人民忧虑死，而国君却加紧用刑。这样，再加上亲近女色，疏远有德之士，虽然像鸿鹄之有双翼，过河之有舟揖，对国君能有什么作用呢？”桓公谦恭局促不知所措。管仲说：“从前先壬治理人民，看人民忧虑劳苦，国君就限定时间使役，人们就不忧虑劳苦了；见人民忧虑饥饿，国君就轻收赋税，人民就不忧虑饥饿了；见人民忧虑死，国君就宽缓用刑，人民就不忧虑死了。这样，再加上亲近有德行的人而远女色，那么，四境之内，对待君主就像父母一样；四境之外，归附君就象流水一般了！”桓公立刻中止打猎，拉着车绳上车了。他亲自驾车，管仲坐在左边，隰朋在右边陪乘。他斋戒三天以后，把两人接进供俸祖先的庙堂里，顿首拜谢说：“我听到你们两值的话，耳更加聪，目更加明了，我不敢自己独听这些话，要同时推荐给先祖也听到。”管仲、隰朋顿首拜谢说：“有像您这样的国君，这些话不能算是我们的言论，而应该归之于您的教导。”于是，管仲与桓公宣誓下令说：“老弱不处刑，犯罪者经过三次宽赦以后再治罪。关卡只稽查而不征税，市场只设官而不收钱，山林水泽，按时封禁和开放而不征赋税。”结果垦草成封，就泽而盐的人们，其归附之众，象集市一样。用三年训练人民，第四年，选拔贤能以配备官吏，第五年开始出动兵车。南伐楚国，靠近方城。又北伐山戎，拿出冬葱与胡豆等物，播于天下。果然成就了三次匡扶天子而九次召集诸侯的霸业。
桓公曾在外面住宿而没有列鼎进食，内官中妇诸子对宫女说：“你们还不出来侍从么？君王将要外出了。”宫女们都出来侍从桓公。桓公发怒说：“谁说我要外出的？”宫女们说：“我们是听中妇诸子讲的。”桓公把中妇诸子召来说：“你怎么知道我要外出呢？”回答说：“据我所知，您凡出宿于外而不列鼎进食，不是有内忧，就是有外患。现在您出宿外舍而不列鼎进食，既然没有内忧，所以我知道您一定将要外出了。”桓公说：“好，这本来不是我要说给你的，但你的话却说到这里了，所以我就告诉你吧。我想召集各国诸侯，而人家不到，该怎么办呢？”中妇诸子回答说：“我本人不去作服侍别人的事，别人也就不会给我做衣服。是不是您还有使诸侯不至的原由在内呢？”第二天，管仲上朝，桓公把这事告诉了他。管仲说：“这真是圣人的话，您必须照着办。”
管仲卧病，桓公去慰问，说：“仲父的病很重了，这是无需讳言的。设不幸而此病不愈，国家大政我将转托给谁呢？”管仲没有回答。桓公说：“鲍叔的为人怎样？”管仲回答说：“鲍叔是个君子。即使千辆兵车的大国，不以其道送给他，他都不会接受的。但是，他不可托以国家大政。他为人好善，但憎恶恶人太过分，见一恶终身不忘。”桓公说：“那么谁行？”管仲回答说：“隰朋行。隰朋的为人，有远大眼光而又虚心下问。我认为，给人恩惠叫作仁，给人财物叫作良。用做好事来压服人，人们也不会心服；用做好事来薰陶人，人们没有不心服的。治国有有所不管的政务，治家有有所不知的家事，这只有隰朋能做到。而且，隰朋为人，在家不忘公事，在公也不忘私事；事君没有二心，也不忘其自身。他曾用齐国的钱，救济过路难民五十多户，而受惠者不知道是他。称得上大仁的，还不是隰朋么？”桓公又问说：“我不幸而失去仲父，各位大夫还能使国家安宁么？”管仲回答说：“请您衡量一下本国吧！鲍叔牙的为人，好直；宾胥无的为人，好善；宁戚的为人，能干；曹孙宿的为人，能说。”桓公说：“这四人，谁能得到一个？他们都是上等人材。现在我全都使用，还不能使国家安宁，那是什么原故呢？”回答说：“鲍叔的为人好直，但不能为国家而牺牲其好直；宾胥无的为人好善，但不能为国家而牺牲其好善；宁戚的为人能干，但不能适可而止；曹孙宿的为人能说，但不能取信以后就及时沉默。据我所知，按照消长盈亏的形势，与百姓共屈伸，然后能使国家安宁长久的，还不是隰朋才行么？隰朋为人，行动一定估计力量，举事一定考虑能力。”管仲讲完话，深叹一气说：“上天生下隰朋，本是为我作‘舌’的，我身子死了，舌还能活着么？”管仲还说：“江、黄两个国家，离楚很近，如我死了，您一定要把它们归还给楚国。您如不归还，楚国一定要吞并。他吞并而我不救，那不对；要去救，祸乱就从此开始了。”桓公说：“好。”管仲又说道：“东城有一只狗，动唇露齿，一天到晚，准备咬人，是我用木枷枷住而没有使它得逞。现在的易牙，自己的儿子都不爱，怎么能爱君？您一定要去掉他。”桓公说：“好。”管子又说道：“北城有一只狗，动唇露齿，一天到晚准备咬人，是我用木枷枷住而没有使之得逞。现在的竖刁，自己的身体都不爱，怎能爱君？您一定要去掉他。”桓公说：“好。”管子又说道：“西城有一只狗，动唇露齿，一天到晚准备咬人，是我用木枷枷住而没有使它得逞。现在的卫公子开方，弃掉千乘之国的太子来臣事于您。这就说明他的欲望是：从您身上得到的，将远超过一个千乘的国家。您一定去掉他。”桓公说：“好。”管子死了。死后十个月，隰朋也死了。桓公免去易牙、竖刁和卫公子开方。但由于吃东西五味不佳，于是又把易牙召回来；由于宫中乱，又召回竖刁；由于没有甘言蜜语在身边，又召回卫公子开方。桓公内不量国力，外不计国交，而征伐四邻。桓公死后，六子都求立为君。易牙和开方勾结竖刁，共杀百官，拥立公子无亏。所以，桓公死后六十七天没有入殓，九个月没有安葬。齐孝公跑到宋国，宋襄公率诸侯伐齐，战于甗地，大败齐军，杀掉公子无亏，立了齐孝公而回。宋襄公共立十三年，齐桓公立四十二年。

《管子·地图第二十七》白话译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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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军中主帅，必首先详知地图。盘旋的险路，覆车的大水，名山、大谷、大川、高原、丘陵之所在，枯草、林木、蒲苇茂密的地方，道里的远近，城郭的大小，名城、废邑、贫瘠之地及可耕之田等等，都必须完全了解。地形的出入交错，也必须心中完全有数。然后，就可以行军袭邑，举措先后得宜而不失地利，这都是地图的意义。
人数的多少，士兵的精粗，武器的优劣，都应全部了解，这便是所谓“知形”。知形不如“知能”，知能不如“知意”。所以，用兵一定要具备三个条件。君主明、宰相智、将帅能，就叫作三个条件具备。所以，出令、发兵，都限定日期实现；预定所伐之国，使群臣、大官、父兄、便嬖左右都不能妄议成败，这是君主的任务。论功劳，行赏罚，不敢有私心埋没贤才；动用财货，供给军需，使百吏严肃，不敢怠惰邪僻，这样来完成君令，是宰相的任务。备齐武器，选拔战士，实行教练，编制什伍，全面了解天下情况，明确掌握战机与策略，这乃是将帅的职事。

《管子·参患第二十八》白话译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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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为人君，猛毅就为人所伐，懦弱就被人所杀。什么叫猛毅呢？轻易杀人的，叫作猛毅。什么是懦弱呢？姑息于杀人的，叫作懦弱。此二者各有所失。凡轻易杀人的，会杀了无罪的人；凡姑息于杀人的，会遗漏真正的罪犯。国君杀了无罪的人，正人君子就心怀不安；遗漏真正的罪犯，干坏事的就不肯改正。正人君子不放心，人材就会外流；做坏事的不改正，群臣就结党营私。人材外流，势必带来外患；群臣结党，势必带来内乱。所以说，猛毅之君为人所伐，懦弱之君将被人所杀。
决定君主尊卑、国家安危的，没有比军队更重要的了。征伐暴国，必用军队；镇压坏人，必用刑杀。于是军队是对外用于征伐暴国，对内用于镇压坏人的。因此，军队是尊君安国的根本，不可废置。现时的君主则不然，对外不用军队而想征伐暴国，那就必然要丧失国土；对内不用刑杀而想镇压坏人，国家就一定混乱了。
凡用兵的计划，三次警备等于一次出征，三次出征等于一次围敌，三次围敌等于一次交战。所以，一年的军费，要准备消耗十年的积蓄；一战的费用，要准备用光几代的积累。现在，如果等到两国交兵以后，才创造有利于备战的条件，那只好一接战就自己宣告失败。如果等到攻城围邑以后，才知道守城者易子而食，烧骨为炊的顽强抵抗，那只好一进攻就自己宣告拔寨而退了。所以圣人总是对小的征战有大的警惧、争取不失天时，不失地利，白天作战夜间就计划好。其各项办法都不超出于计划，所以，计划必须先定而后才兴兵出境，没有计划好而兴兵出境，那是战起来自己就失败，攻起来自己就毁灭的。
拥有众多军队但不得军心，实质上和单人行动一样；兵器既不齐全又不锋利，实质上和没有兵器一样；盔甲既不坚固又不严密，实质上和无甲单衣者一样；弓弯射不远，实质上和短兵器一样；射而不能中，实质上和没有箭支一样；射中而不能穿，实质上和没有箭头一样；率领未经训练的人作战，实质上和自我残杀一样；用短兵器抵御远射的弓箭，实质上和坐而待毙一样。所以，凡是用兵，都有几项重大的考评。必须首先考评武器，考评士兵，考评将领，考评君主。所以说，武器粗恶不良，等于把士兵奉送给敌人；士兵不可用，等于把主将送给敌人；主将不懂用兵，等于把君主送给敌人；君主不能坚持不懈地注重军事，就等于把国家送给别人了。有一种武器达到最高水平，再有敢于出征的战士，则天下没有战心；有两种武器达到最高水平，再有智勇惊众的战士，则天下无可守之城；有三种武器达到最高水平，再有才辩游说的人士，则天下都不敢聚集兵众迎战了。所谓没有战心，就是知道了战争一定不能打胜，所以说不敢有战心；所谓无可守之城，就是知道了城堡一定被攻破，所以说无守住之城；所谓不取聚集兵众，就是知道兵众必然逃散，所以说没有人敢于聚集兵众迎战了。

《管子·制分第二十九》白话译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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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凡用兵先要争取具备的条件是：圣人贤士不为贪图尊高的爵位，有道术能力的人不为贪图国家的官职，有武艺勇力的人不为优厚的俸禄，到敌方侦查的人员不为金钱和财货。伯夷、叔齐不是饿死以后才有名的，因为以前就注重修德；周武王不是在甲子那天以后取胜的，因为以前就多行善政。所以，小规模的征战，要了解千里地的情况。就是一墙之隔，十人之聚集，也要每天侦查五次。至于大规模的征战，那就要了解天下的情况了。所谓每日频繁地侦查五次，就是要花钱购买耳目的意思。所以，善用兵者，即使没有沟垒工事，也要有从事侦查的耳目。兵不可高声呼警，不可草率集合，不可徒劳行军，不可勉强进攻。高声呼警，则敌人知所警惕；草率集合出动，则兵众不肯效力；徒劳行军，则士卒困乏；勉强进攻，则精兵受挫。所以，用兵的人，攻坚则容易受挫，攻弱则收得神效。攻坚，其薄弱环节也会变得坚固；攻弱，其坚固部分也会变得薄弱。所以要稳住其坚固环节，削弱其薄弱环节。屠牛坦一天割解九只牛而屠刀还能削铁，就是因为刀刃总是在空隙间活动的原故。所以，在天道不顺的时候，敌人穷屈，也不宜追逐；敌国人事荒乱，就可以以十破百；敌国兵器不备，就可以以半击倍，所以，军事争夺不打坚固的城池，有道义的不打无君的国家。要使人不知其将要来到，到了就无法防御；要使人不知其将要离去，去了便不能阻止。这样敌人虽多，也是不能阻拦和防御的。
治，可以导致国富，但治未必就是富，必须懂得富国的生产，然后才能富。富，可以导致国强，但富未必就是强，必须懂得强国的措施，然后才能强。强，可以导致胜利，但强未必就能胜，必须懂得胜利的正理，然后才能胜。胜，可以导致控制天下，但胜未必就能控制，必须懂得控制天下的纲领，然后才能控制。所以，使国治要有军备，使国富要有生产，使国强要有措施，使国胜要有理，控制天下则要有纲领。

《管子·君臣下第三十一》白话译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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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时没有君臣上下之分，也没有夫妻配偶的婚姻，人们象野兽一样共处而群居，以强力互相争夺，于是智者诈骗愚者，强者欺凌弱者，老、幼、孤、独的人们都是不得其所的。因此，智者就依靠众人力量出来禁止强暴，强暴的人们就这样被制止了。由于替人民兴利除害，并规正人民的德性，人民便把这智者当作导师。所以道术和德行是从贤人那里产生的。道术和德行的义理开始形成在人民心里，人民就都归正道了。辨别了名物，分清了是非，赏罚便开始实行。上下有了排定，民生有了根本，国家的都城也便建立起来。因此，国家之所以成其为国家，是由于有人民这个根本才成为国家；君主之所以成为君主，是由于掌握赏罚，才能成其为君主。
行赏过多则导致国贫，行罚过重则导致暴虐。财力贫乏和法令暴虐，都是会丧失民心的。所以，明君总是注意对于人民平时的教导，这样可以使人民平时得治，出战取胜，防守也牢不可破。行赏过多了，上面就不能供应；刑罚太暴了，人民就不会信服。所以，明君就要讲饮宴、吊丧的礼节，对人们分别等级给予不同的礼遇。所以，明君还用八种官职来勉励他们，用不同品秩的衣服来表彰他们，用国家俸禄来满足他们的生活，用国家法度来抬高他们的地位，这样，人们就都会亲附君主，可以为君主所用。人民可用，那末天下就会归心了。人君行道，天下就来归附；不行其道，天下就不归附。这好比浪头涌起，到了顶头又会落下来，乃是必然的趋势。所以，用恩德来安抚人们，用威势来震慑人们，天下就会归心了。一个有道的国家，通过发号施令，国内男女都会亲附于君主；通过宣布法律和宪章，贤人列士都会尽心竭力于君主。千里之内的地方，哪怕是一束布的惩罚，一亩地的赋税，君主都可以完全了解。主管刑杀的不敢私窃刑杀的权限，主管赏赐的不敢偷窃行赏的权限，人们服帖得象一个父亲的儿子，象一个家庭的情况一样，这是由于义礼分明的原故。
在下的不拥护在上的，臣子不拥护君主，贤人就不会出来做事。贤人不出来，百姓就不肯效力。百姓不效力，天下就不会归心。所以说，施行德政的权力被侵削，君主就危险；论功行赏的权力被侵削，有功的人就危险；发令的权力被侵削，官吏就危险；行刑的权力被侵削，百姓就危险。贤明的君主是明确禁止这种不正当的侵削行为的。上面没有不正当的侵夺君权的议论，下面就不会有侥幸投机的心理了。
做人君的，违背君道抛弃法制而专好行私，这叫作“乱”。做人臣的，改变旧制，更易常法，而用花言巧语来谄媚君主，这叫作“腾”。“乱”的行为发展到极点就会“暴虐”，“腾”的行为发展到极点就会“背叛”。这四种现象出现一种，就会失改，敌人就会来图谋这个国家。所以，国君多行施舍，宽容大度以防止祸乱，则人民喜悦；选拔贤者，进用人材而礼敬孝悌的人，则奸伪之徒敛迹；禁止淫荡懒惰，分清男女界限，则淫乱私通者隔绝；贵贱区分合理，等级不乱，则立功者受到鼓励；国家有确定规范，常法向人民公开，则人民没有怨心。这五个方面，都是振兴道德、改正错误、保存国家和安定人民的办法。
为人君的可能有大过，为人臣者也可能有大罪。国家归君主占有，人民归君主统治，有国有民而竟让人民所憎恶的人去掌权管理，这是人君的第一个过失。人民有春、夏、秋三季节的农事，君主不适时下令，向人民布置生产，那就不是他的人民了；既然不是他的人民，就不能用来守国作战，这是人君的第二个过失。做人臣的，受国君高爵重禄，负责大的职务，然而却背其职守，放弃职责，逢迎君主的颜色，顺从君主的私欲，通过阿谈的手段而控制君主，这便是人臣的大罪。君有过而不改，叫做“倒”；臣有罪而不诛，叫作“乱”。如果君主是“倒君”，人臣是“乱臣”，那么国家的衰亡，就可以坐着等待到来了。因此，有道的君主要掌握治国根本原则，辅相要掌握重要政策，大夫执行法令以管理群臣，群臣尽心竭力为主上服务。这四种职守都能完成得好则国家治；疏忽了，则国家乱。所以，这四种职守都是不可不明确规定和坚决遵守的。
古时候，圣明君主总是把提高人民生活作为根本，慎重了解祸福产生的原因。所以，对于微小的事情都十分谨慎，对于违法非法都详细辨别，并追究根底。这样，轻举妄动、奸邪和诈伪的人们就不敢尝试做坏事了。这正是规正人民的途径。
古时候有两句话：“墙上有耳，身旁有暗藏的贼寇。”所谓墙上有耳，是说机密的谋划可能泄露在外。所谓身旁有暗藏的贼寇，是说阴谋家可能争得人心。机密谋划的泄露，是由于狡猾的宠扫刺探君主内情去帮助暗藏的奸细。阴。谋家争得人心，是由于从前受到贵宠后来沦为低贱的人愿意为他奔走效劳。英明的君主执政，宠臣内侍不敢窥伺君主的意图。因为刑罚首先施行于亲近；大臣不能侵夺君主的权势，因为勾结私党者被杀的事实，是明确的。做人君的能够远离谗言诌语，废除拉帮结党，使那些淫邪悖乱和游荡求食之徒。不能混入朝廷为官，这是防止诈伪，限制奸邪，巩固国家和保全自身的途径。
做君主的，统治群臣百姓，是通过左右大臣实现的。所以左右大‘臣是群臣与君主之间的中间参与者。制度法令向人民布置，必须经过左右的大臣。左右大臣把可以缓办的命令改为急办，就可以因为急办对人民猎取权威；又把应当急办的命令改为缓力、，就可以因为缓办对人民表示恩惠。君主的权威与恩惠转移到左右大臣的手里，做君主的就危险了。把官吏的贤能或不肖报告君主的，必定经过左有的大臣；把各地方的民财、民力贡献给君主的，也必定经过左有的大臣。左右大臣能把贤能说成不肖，把不肖说成贤能，而可以在下面结成私党。又能用民财与民力去诱惑君主，而可以在上面邀取功劳。同时在君主和臣民中间两头谋求私利，致使官爵和法制对他都不起作用，做君主的就危险了。先于君主来行奖，这是侵夺君主的行赏大权和恩惠；先于君主来行罚，这是侵夺君主的惩罚大权和威严；在外面制造谣言，这是威胁君主；扣压命令不公布，这是封锁君主。这由种情况全部发生，而君主还不知道，国家的危险就可以坐着等待到来了。
神圣的人做王，仁智的人做国君，威武勇 敢的人做官长，这本是天道和人情。依照天道 和人情，通显的人做君主，卑穷的人做臣仆，这是规律性所决定的，所以，主管谋划的人，不参与具体事务；亲身参与事务工作的，不管掌握原则。所以，做君主的只谋虑思患而不从事劳作；做百姓的只从事劳作而不管谋虑思患。君臣上下的职分明确定下来，礼制就建立起来了。所以，用人民来服事君上，用劳力来服事贤明， 用形体来服事心灵，这就是事物的道理。心的功能考虑举止动作，形体的功能是实践俯仰屈伸。考虑举止动作的管号令，实践俯仰屈伸的主管劳力。主管劳力的要方正，主管号令的要圆通。圆的长于运转，运转的能变通，变通就可以和谐。方的往往固执，固执的能坚定，坚定就可以信诚。君主用物利协调群臣，群臣用守本分来表示诚信，上下就不会有偏差了。所以说，做君主的要主持宽仁，做臣子的要谨守信用，这就是所说的上下之礼。
君主在国都，如同心在身体一样。道德规范树立在上面，百姓就在下面受到教化。戒慎之心形成在里面。容貌就在外面表现出来。所谓“正”，是表明君主德行的。知道怎样适合自己，就知道怎样适合于臣民，这是顺从道理来、考虑问题的结果。如果发现有不适合臣民的地方，就回过头来修正自己，这是返回到根本的方法。对自己要求的多，德行就可以树立；对人民要求的少，人民就易于供应。所以，做君主的要向上注意，做人臣的要向下注意。向上注意。即掌握天时并安排民力；向下注意即开发地利并增长财富。所以能整饬治国大义，研究天时季节，向上礼敬神明，向下义待大臣，这才是明君的治国之道。能够依法办事而不迁就逢迎，上面用来纠正君主的过失，下面用来救济人民的困难，这才是忠臣的行为。
明君在上位，加上忠臣的辅佐，就可以用政策和刑罚来整治人民，使人民都关心衣食之利，这样，人民就朴实而容易使用，愚昧而容易控制。君子依靠治国之道来生活。平民依靠出力劳动来生活，这就是本分。君子没有什么权势，就无从树立个人的威望；小人没有什么作为，就无从生产财富。按这个本分去做。国家才能安定，坏人才能减少。
君子靠治国之道来生活，义理就可以详备，礼制就可以彰明。义理详备。礼制彰明，伦理的等级就没有人敢于超越，即使拥有兵车和士卒的大夫也不敢存在侥幸作乱的心理，这样，君主就可以没有危险了。平民靠出力劳动生活，则从事基本的农业生产；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多了，则勤勉而听从命令。所以，明君治世，人民受君主的节制，就象草木受天时的制约一样。所以人民偏于保守，就要使他们开通一些；人民偏于开通，就要使他们保守一些。开放之则流通，堵塞之则停止。唯有明君是既能开放又能堵塞的。开放，则能使君子遵守礼制；堵塞，则能使小民专心务农，君子遵守礼制，则君主尊严而人民顺从；小民专心务农，则财物丰厚而贮备充足。上尊、民顺、财厚、备足，这四者全都齐备，在短时间内称王于天下，就不困难了。
四肢和六道：耳、目、口、鼻、前阴和后阴，是人身的躯体；四正：君、臣、父、子和五官是国家的躯体。四肢不关联，六道不通畅，这叫作身体失调；四正不端正，五官不管事，这叫作国家混乱。所以，国君从不同姓的国家娶妻，还设置有姪娣、命妇和宫女，都按法度进行，这为的是治理好宫内之事。明定男女分别，宣示管理男女嫌疑的办法，这为的是防止奸情。所以，宫内外不得私通，谗言、恶事不准发生，妇人说话不得涉及朝廷政事，群臣子弟不得与宫内交往，这都是先王用来彰明德行、制止奸邪、昭示公道、消灭私图的措施。
明立女宠之子为后。而不立长子，这是伤义的事情。优礼和私爱自己喜欢的庶子，但不能使他的地位、权力与嫡长子平等。庶子的爵位尽管尊贵，但嫡庶的礼制不能不执行。嫡长子是首要的，要用美好的衣服来装饰他，用文彩的旗帜为旌表他，为的是提高他的威望。这样嫡庶兄弟之间就可以没有隔阂，挑拨离间的人也就不敢动作了。
所以，君主在设立辅相的时候，罗列他的功绩也同时考虑他的德行；论定他的劳绩也同时查看他是否合干法度。经过比较考核。各方面都合适，然后举用他，尊重他的权威，坦白地信任他。因此．下面的人臣没就有进谏怕死的顾虑。聚立布朝的小吏也没有抑郁怨恨的心理。这样．围家就可以太平而人民也没有邪恶了。君主在选拔贤材的时候，要举拔有德行的人进入爵位的行列，不可以包括无德之人；要举拔有才能的人担任适当的官职，不可以包括无能之辈。把德行放在功劳之上。不因为资历年限而加以抑制。这样，君主就没有困难，而人民也不会寻求侥幸了。
国家所以衰乱的原因有四，所以灭亡的原因有二。宫里面有与嫡妻争夺地位的宠妾。这是宫中的乱：庶子里有与嫡子争夺地恢的宠子，这是家中的乱；朝廷里有与辅相争夺地位的宠臣，这是国中的乱；任用的官吏无能，这是众官的乱。对上述四者都不能辨别。君主就失去其体统了。群官结党营私。召主就丧失宗族的拥护。国家的机密大臣。暗中策划阴谋，对付君主，君主就丧失人民的支援。内部丧失宗族拥护。外部丧失人民支授，这就是灭亡的两个原因。所以嫡妻必须固定，嫡子必须确立，辅相必须以正直态度听政。百官必须以忠情态度严肃认真地办事。所以说．有宫中之乱，有兄弟之乱，有大臣之乱。有百官之乱，有小民之乱。五者全发作起来，做人君的就危险了。宫中之乱是由于妻妄嫉妒纷争。兄弟之乱是出于诸子结党偏私，大臣之乱是由于他们喜用权术，百官之乱是由于他们对上诽议不满，小人之乱是由于他们财用贫乏。财用贫乏就产生薄德的行为，对上诽议不满就产生傲慢法制的行为。喜用权术。结党偏私和嫉妒纷争，则会产生变乱。
所以，正定嫡庶名分．稽查妻妾嫌疑、诛杀奸诈的近臣，宫内就可以安定了。根据功绩安排大臣的次序，根据德行安排百官的次序，根据努力劳动安排小民的次序，国家就富裕了。详细观察天时，察看土地性质，以合理使用民力，禁止奢侈品生产，奖励农业耕作，以使无业之民有事做，小民就得到治理了。上面核定一定的数额，下到“什伍”的居民组织来征集人材，并缩短选升的期限，以坚定士人的意志；然后每乡设立教师，使士人得到学习；依据才能任官授职，到了年限就荐举使用，这样，士人都归于修德的途径了。衡量德行和功绩，鼓励其所能，再考察众人的舆论，然后把国家的重任委托给他。这样，士人都归于诚实了。

管子·四称第三十三》白话译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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桓公问管子说：“我幼弱昏愚，不懂得与四邻诸侯如何交往的道理，仲父还不应当把从前有道之君的表现尽量告诉我么？我也好有所借鉴。”管子回答说：“我之所能与不能，您都全部知道，您为什么还让我讲呢？”桓公再一次问管子说：“仲父，我幼弱昏愚，不懂得与四邻诸侯交往的道理，您还不应该给我讲讲古代的有道之君么？我也好有所借鉴。”管子回答说：“我听到徐伯说过，从前的有道之君，都是敬礼山川、宗庙和社程的，对于先故的大臣，施以恩德，并且使其大富。巩固武将的官位，发挥他们的能力。圣人在前，贞廉之士在左右，互相提倡行义，上下都有修治。刑政明察，四时的行事安排没有失误，人民无忧虑，五谷都有繁殖。外内和睦，诸侯臣服，国家安宁，不用兵革。把币帛授于邻国，以感怀邻国的德惠；把政令昭示于邻国，以作为他们的规范。这也就可以称作从前的有道之君了。”桓公说：“讲得好呵！”
桓公说：“您既已给我讲过古代的有道之君了，是不是应该再给我讲讲古代无道之君呢？我也好有所借鉴。”管子回答说：“像您这样美好而明通，既已明察美的道理，又何必再听恶事呢？”桓公说：“怎么能这样说呢？用黑色给黑衣服沿边，我怎么知道它的美？用白色给白衣服沿边，我怎么知道它的好？您已对我讲了善，而没有讲恶，我怎样了解‘善’之所以为善呢？”管子回答说：“我听到徐伯说过，从前的无道之君，都是把宫室搞得大大的，把台榭盖得高高的，不用良臣，只是留用谗贼。他们有国不治，依靠别人谋划；政令不善，黑暗得象在夜里；又好象野兽一般，没有归宿之处。不遵循天道。借鉴四方，有家不治，好象发狂病一样，大众都在怨恨和诅咒，很少有不灭亡的。他们还增加戏曲艺人，广置钟鼓音乐，沉溺于赌博之戏，玩赏乐人瞽者。诛杀良臣，戏弄妇女，不停地进行田猎，凶暴地对待诸侯。驰骋无度，戏乐笑语。施政既有偏差，刑罚就要酷烈，对内侵削人民，还自以为有功。就好象有漏洞的锅一样，怎么能不枯竭呢？这也就可以称作古代的无道之君了。”桓公说：“讲得好呵！”
桓公说：“您既已给我讲了古代的有道之君和古代的无道之君了，您还不应该给我讲古代的有道之臣么？我也好有所借鉴。”管子回答说：“我听到徐伯说过，古代的有道之臣，自从下拜为臣，从不去事奉君主的左右宠臣。君主了解他就出来做官，不了解他’就在野。国家有事，就一定为国家利益着想，而充分出力。他遵循祖德，明辨顺逆，推荐贤人，又能使谗慝不敢活动。事奉国君有义，使用部下有礼，贵贱相亲，有如兄弟，忠于国家，使上下各得其所。平居则多加思考，谈话则经过谋虑，行动起来则有所建树”治国则富，治军则胜，遇到危难或事变，虽死不悔。在近处是国君辅佐，在远处也是国君辅佐，以义来相交，以廉来处事。执行公务则尽职，遇到酒食则辞谢，不诽谤国君，也不隐讳意见。国君若有过错，进谏而不疑；国君有忧虑之事，自己承担起来。这也就可以称作古代的有道之臣了。”桓公说：“讲得好呵！”
桓公说：“您既已给我讲了古代的有道之臣了，还不应该给我讲讲古代的无道之臣么？我也好有所借鉴。”管子回答说：“我听到徐伯说过，从前的无道之臣，自下拜为臣以后，就敬事君主左右的宠臣。用邪说以求升进，从不想忘掉自己；知进而不知退，并利用君宠来显示自己的高贵。只重视货财，而看轻爵位身分；在朝廷辅佐国君，在下面却加以诽议，这样来败坏国君名誉，还推说‘与我无干’。纠集一群不仁之辈，攻击贤人，对待贵人就象追逐财货一般，对待贱者就象路人一样躲开。贪贿赂，争酒食，不亲近善人，只亲近自己的爪牙。为人傲慢，不结交善士却与谗贼相勾结。不排解人们的纠纷，只鼓动人们诉讼，沉溺于饮酒，仪容举止都很不整肃。不遵循祖先的旧法，又改动国家的常规，擅立法令，蒙蔽国君，夺取国家政务，来保全地位和放纵其矜夸习气。不用好人，提携市侩之类，在朝廷内部陵越等级，在朝廷外部发展私党，货贿相入，洒食相亲，全都来祸乱国君。而国君一旦有祸。又都去各保其身了。这也就可以叫作古代的无道之臣了。”桓公说：“讲得好呵！”

《管子·侈靡第三十五》白话译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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桓公问道：“古今的天时相同么？”管仲回答说：“相同。”“那么。人事是否相同呢？”回答说：“不同。”这可表现在政与刑两个方面。早在帝喾、帝尧的时代，昆吾山的美金埋藏在地下都无人开采。他并非用了什么出人头地的办法。因为那时山上的林木不用采伐光人们就可以够用，河中的水产还未打捞完人们就可以够吃。人们耕以自养。用所余的供应天子，所以天下太平。人们放牧牛马都互不相遇，习俗也互不相知，不出百里就可以满足各项需要，所以有公卿而无需办事、生活是平静的。那时的罪刑，使犯罪者一脚穿草鞋一脚穿常履就可以代替死刑。然而现今的周公时代，断指、断足和断头积满台阶，被处死的人们还是不服从。这并不是人性不怕死，而是极度贫困的原故。土地贵重，人口增多，生活破败贫困而且食养不足。发展了奢侈性的工商末业，人民生活才振兴起来，这是不重虚名而注重实际的措施。圣明的君主，观察研究农业生产的情况而发展游乐事业，甚至整日整夜地进行。”
桓公接着发问说：“如何根据时代不同而改变政策呢？”回答说：“最好的办法是发展侈靡消费。”不看重“有实”之物，而看重“无用”之物，可以使国人就范而服从管教。这就是说，不看重粮食而着重珠玉，提倡礼乐制度而看轻生产事业，就是发展农业的开始。珠，是阴中之阳，所以胜过火；玉是阳中之阴，所以胜过水。它们都是变化如神的。因此，天子必须贮备作为货币的珠玉，至于诸侯则是贮备钟声等乐器，大夫则是贮备狗马等玩物，百姓则是贮备布帛等物资。不然的话，强有力者将占有珠玉，智而黠者将操纵珠玉，市场物价就会波动；不然的话，鳏寡独老之人也就不得生计了。
都是重要措施，政令与教化哪个最为急需呢？管仲说：政令与教化相似而方法不同。教化，好象秋云的高远，能激起人的悲心；又好象夏天的静云，能浸及人的身体；深造得好象皓月的寂静，激动着人的怨思；平易如流水，使人思念又令人神往。教化的开始，必须是在上者以身作则，就如同秋云在上空出现，无论贤者、不肖者都同时感化。严肃地对待人们，挚爱地使用人们，就象在神山上筑起篱笆祭神的气氛一样，贤人虽少，不肖者虽多，但教化使人转贤，不肖者怎么能不变化呢？至于政令，则与此稍有不同。它是以强力和刑罚为其特征的。没有这点，政令对人们还能略加驱使么？
如何使用贫者和富者呢？回答说：人太富了，不好使用，太穷则不知羞耻。水平则不流，没有泉源，水很快枯竭；云平则无大雨，没有稠云，雨就很快停止；政令也是只平和而没有权威，它就不能贯彻了。用人只泛爱而不分亲疏，则流于一般。但只亲左右近臣，进用无用之材，就好比以盲导盲，必然使人生怨。重其短而弃其长，无法度(原则)用人，则是危害国家根本的。
不称其位而主持祭礼，是欺骗先祖。触犯盟誓和背弃盟约，则有伤信言。敬祖先是尊重根本。守盟约是讲求德行。提倡天地尊卑的道理，是为了明示权威。薄德，是人群的败类。必须以威刑晓谕国人，这才是为政之道。
怎样才可以成就王业？请问其做法如何？必须明白天地事物的规律，然后才可以发展功业与名声。懂得地利，可以使人民富有；懂得侈靡消费，可以团结士人。人君须亲理大事，强明果断，而仁爱用人。还必须祈祷丰年，使百姓无灾疫，六畜繁育，五谷丰熟，然后，民力就可以调动起来。在邻国之君都不贤的条件下，这样就可以成就王业了。
若是邻国之君都很贤明又将如何呢？回答说：或者迅速改换大臣，或者迅速改革政事，肯改变就可以成就功名，拯救弊政则人民鼓舞，发展农业则人民富裕；适应天时的变化，顺应万物的生长；象日月放出光明，象风雨起降合宜，如天之覆，如地之载，具备这些条件，就是人民爱戴的君长。没有这些业绩而硬要比配天地，就不是天子当为之事了。人民思变而不能适应变革，就好比木头外面包一层皮革，叫作有皮革而不能变革，那是不会悦服并取信于人民的。
各国诸侯都保有财货，请问各国诸侯的货币情况如何？货币，是表示物价的。物价是依据人们对该物的重视程度而定的。我们国君若重视打猎，就重视虎豹的皮张。耗用功力的国君，重视金玉的货币。好战的国君，重视盔甲和兵器；而甲兵的来源，又首先在于田宅。现在我们国君要从事战争，就要举办人民所重视的事情。
饮食、侈乐是人民的愿望，满足他们的欲求和愿望，就可以使用他们。假使只是让他们身披兽皮，头戴牛角，吃野草，喝野水，怎么能够使用他们呢？心情不舒畅的人是做不好工作的。所以，要提倡吃最好的饮食，听最好的音乐，把蛋品雕画了然后煮食，把木柴雕刻了然后焚烧。丹砂矿产的洞口不要堵塞，使商贾贩运不要呆滞。让富人奢侈消费，让穷人劳动就业。这样，百姓将安居乐业，百般振奋而有饭吃。这不是百姓可以单独做到的，需要在上者替他们蓄积财货。
使用臣下的方法应当是：有所赐又有所夺，有所任又有所免；既赐与人徒使其富有，又备有刑戮使其慑服；既赐与空头爵位骄纵他们，又收取春秋财税削弱他们；既采用繁杂的礼仪来限制他们，又经常标举精明强干的典型来表扬他们。对于精明强干的人，可因材任事：能言者用他做舌辩外交的工作，有智者用他做侦查性的工作，性行廉正者用他做监督人的工作。对于性行顽强而欺凌属下的人，无德而轻蔑上级的人，则不加使用而流徒外地，因为这些人都是亡国的祸因。巩固法制而遵守传统，提倡礼节而改革民俗，重信用而贱虚伪，好柔顺而嫌粗暴，这都是立国的原则。凡治理国家，先要违反人民的习性，然后才可以与民相亲。人民图安逸，偏要教之以劳动；人民贪生，偏要教之以殉死。“劳动教育”成功了，国家可以致富；“殉死教育”成功了，国家可以扬威。

圣明君主，更善于协调事物的矛盾，所以表面平易而内心要求严格。看起来，放任情性者伤其精神，修美质地者伤其文采，变化得最好的也必须合于名分，改革得最好的也必须应合时势发展：不能预见事物端倪者，是要遭灾的。因此，要顺应地利，服从天的意旨，厚祀祖先，开放国门，并且丰厚地祭告诸神。顺应地利，是因为可以参悟天地的规律；服从天的意旨，是因为保证行动方向明确；厚把祖先，是因为保持与先人同道：祭祀祖先合乎礼节，祖宗成法也必然实行；开放国门，是因为可以研讨外国的高明言论；丰厚地祭告诸神，是因为可以利用祭品，执杯酒而避小灾，这样以小胜大而加强其内部。至于发展到外面，还要威慑强者，旌表谦虚。这样，全社会都将归正，臣民坦示其内心而来。
桓公说：“国门阻塞，百姓喧噪不安，如何防备？”回答说：“选拔上天保佑、鬼神赐福、人民爱戴的人，付之以重任，就可以安定百姓了。”“如果良臣与劣臣同处齐国朝中，又将如何处理呢？”“可给以崇高的荣誉来表彰良臣，用重要职位来显异良臣，这是根据他们的才能来分别对待的。假使他是出身于亲族的，那就；要保持一定的距离，免使人嫉妒陷害；假使他是出身于疏远的，那就要多多接近一些，免使：人挑拨冤枉。这都是用来保护良臣的措施。”
大臣的地位太高了，反容易受人谗害，我想消除这种祸患，以求得防患于未然，怎么办呢？这要象爱护古木一样，延深其根基而不去砍伐，加固其蒂蔓而不去割别，深犁其根土而不使枯竭，高育其树身而不加剪除，加强其日照而不使昏暗，帮助其生长繁茂而不使有所损伤。君主左右的进谗言者，不能胜过此六项保护措施之一，虽遇凶也必将化吉，所以是会安定而圆满的。
无事积财，以待有事，其做法应当是怎样的呢？积财者应拿出余粮大量消费，美饰车马尽情驰乐，多置酒醴尽情享用，这样一千年都不会讨口。因为这样做正是促进了农业生产。县的收入也有主持其事的，收取财物以满足需用，若不以此项满足需用，便放在市场上积累生利。但有时收入则愈积愈少，有时可愈积愈多，这叫作营利无常。老百姓别无什么宝物，只是把求利看得最重，上下奔波，唯利所趋。有财利然后能流通，有流通然后成立城市。假使财利呆滞而交易不畅，那就要查出原因，从而转移门路。
看到不堪使用的官员，就应该削职为民。选择其名声良好的，使用他为民之长；一贯地表现良好，即可为治国之人才了。功业未成的不可以独享名位，事业未治的不可以谈及名位。功成然后可以独享名位，事治然后可以谈及名位，这然后才可以享受祭肉的赐予。
事事把士大夫放在前面，是自己犯过错；事事把人民放在后面，是自己抹黑。看轻国位的君主，其国必败；疏远贵戚的君主，其谋必泄。不可用异国之人当官，那是背弃常规。不可朝令夕改，那将会败坏成业。大臣犯了罪，就不可使之出国，那将泄漏国家的内情。不可常在大臣家饮酒作乐，那将使国运大消；饮酒逍遥，荒亡流连，经常如是，国家就由此败亡了2好比一个酒器，上部大而底部小，酒既流失而底又不会平稳。一个国家法令下达而无效，上下的关系不能维持下去，这就叫作败亡。
事业建成而中途败坏，为什么？兵陈远地而不能威敌，为什么？百姓已经聚居而又逃散，为什么？安定之局中断而陷入危难，为什么？一个国家，功业刚有成就便不讲信用，是危险的；军队很强而不讲正义，是残暴的；不团结近国还想要征服远国，军队是没有威信的；再加上疏于近臣而亲于远者，这就会导致“事业建成而中途败坏了”。一个国家，失掉了治国的大臣，毁灭了国君的宗族，就会导致“兵陈远地而不能威敌了”。一个国家，自己本来很小而妄行大国之政，行一点仁政不见功效，还想同别国争名，简直是自．寻苦恼!但他还热衷于积聚武力妄想过人的强大，以致受害，这就会导致“百姓已经聚居而又逃散了”。当然，人君若亲民克己，百姓还是会归附聚居，奉献力量而利其治理，助成其功业而无所加害的。一个国家，疏于近亲而亲于外人，企慕仁政，但所谋又多泄露，轻视小事而好大喜功，这些都是“陷入危难”的原因。

本来多而表示少，实取于人而表示推让，行为诡秘而言语堂皇，利在人之有祸，唯恐人之无患，我的欲念竟存在这些东西，怎么办呢？这些致财之道，在古时尚可一行。现今财利散于下，从从察见，一定要实行放散资财的办法才行。桓公说：这是什么意思？使丧期长久以消磨富者的时间，使葬礼厚重以耗用富者的钱财，让他们亲往亲来，以借此增进和睦。这样也就相约成风了。桓公又问：具体做法如何？挖掘巨大的墓室，使穷人有工作做；装饰堂皇的墓地，使雕、画工匠有工作做；制造巨大的棺停，使木工发家；多用随葬的衣被，使女红得利。这还不够，还有各种祭奠包袱、各种仪仗与各种殉葬物品。用这些办法使贫者维持生活，然后使人民都被其利。无论国家的守战都可以搞好了。
尊重各乡不同的风俗和各城不同的礼节，人民就不会流动迁徒；实行不同的法度，人民就不会感到困窘；使各地区老死不相往来，并惩罚流散人口，人民就不会外逃。让人们安乡乐宅、祭神祭祖的颂词与称呼不求一致。也就是为了保留民俗的。确定并田的地数和军赋的多少。使之成为制度；在山陵溪涧立庙谨祭鬼神；对大小人等都能使之得到相应的衣食，这些都是表示重视农业生产的。
拥有千里土地的国君，臣下的俸禄自然丰厚而祭祀规格也高。至十没有剩余土地而只有荒地的围君，就只好进行开荒。处在开荒时期的国君。其禄赏与祭祀规格，自然应随着降低。被降低禄赏的臣下，与开荒口才期的国君一样，也随着逐级下降。最后被降低者。简直与没有封地的庶人—样。固然。。王者上事，霸者生功”这两句话说明重视土地生产是为了军事；但是．“分地而不争”这句话则是要求更应坚持先人后己的原则。
对于百官的管理。要先论功绩而后定名位；对十亲族序列及祭祀的管理，要尊重死者而严守祖宗旧法；对于战事的管理，要提倡立功而鄙视徒然送死；对于农业的管理。要酬赏实功而观察效益：对于劝勉臣下的管理。要注重大义而不与小利。这五种管理。可以使人们争尽其职。然后国君的名声远闻。
人君察问细事，是自恃贤能的表现。这样。将导致君臣共管细事。君臣共管则等于地位拉平。可见，君主自恃贤能是没有好处的，适足以造成危亡。人君自恃贤能者国亡，而使用贤能者国昌。倡导正义而禁止暴行。尊奉祖先而敬事祖先，团结同族而昭明等次。抓这些大事才表明不轻为一国之君。
能揣摩旧办法与新办法。安定国家。然后按时代改变政策么？城市贫穷而农村富裕，没有比朝廷更实惠的；城市富裕而农村贫穷，没有比市场更繁荣的。市场，是一种鼓舞力量。鼓舞，是为厂发展。农业完善而工商末业也得到发展。不进行侈靡消费，农业生产就站不住脚。
得不到贤能之士，怎么能征伐不服之国呢？百人之众，而且没有头领。都不可轻易对待；干乘之国，并且治理有方，更不能妄加侵犯。象纣王那样的君主在上主政，怎么能征伐不服者呢？用兵。双方势均力敌则战，一方处于守势则攻。成百的房舍没有建筑，成千的村落没有神庙，这种情况就叫作“破败”。对这样的国家是可以一举而取的。在天下有事的时候，各国诸侯同起。万民无所适从，居上位者如不能创立功业，变革法制，还能够乘时统一天下么？
遵守旧法，修订新法，以匡正各国诸侯的治国之道，在这方面谁都不如我国的国君，因此需要我管仲代谋此事。桓公发问说：此事如何进行？管仲回答说：实行同化政策。用充分的时间监临管理，到时候就可以立见功效。桓公说，何谓监临管理？回答说，所谓同化政策，那是以先进后进之间才智超越为根据的。彼此才智相同者，自然争斗，但超过一倍则对方悦服，超过十倍则服从，超过万倍那就归化了。完成功业于不识不知之中，百姓都期待这样人立为君主，并且建立霸王之业而正名，这就完成监临管理的作用了。

请问应如何守护边疆？回答说：边事多变，不可用一般见识推断。边民本无变乱而采取应变措施，这叫作庸人自扰。要请教边地人们以了解变乱原因，要使他们任事并用其谋划。在方百里的土地上，在树立标志可以互见之处，男人疾辞应征，妇人准备饭食，内外都应当有所戒备。在春种秋收季节，战争一日。等于耗费千金，所以要衡量农业情况而动兵。侦察人员不可擅离岗位，要向上报告边情，一定要克尽守护边境的职守。外交人员可否怀有私心呢？当然不可。如有私心，就可能成为内奸。要使有才能的人主持此事，做好其分内工作。
传之万世的国家，必有传之万世的国宝。这国宝，就是坚决遵循天地的规律，勤于内政而不务向外侵略。谨小慎微而不务好大喜功。如果弃其国宝而向外侵略，则将脱离盟国而失败。发扬其国宝而谨小慎微，则可以实现其治国之道。对能臣就应当专任。专任能臣为上者可以逸而不劳。依靠能臣是愉快的，被依靠者也与之同样愉快。有能者为官，虽不管，事情也不会乱。能者多，国家可成霸业；不然,将适得其反。
人君，要善于使用臣民，而不要什么事情都自己去干。如果秤上轻的一方自管其轻，重的一方自管其重，前后就不会平衡。凡轻的一方都是可以操纵重物的。因为轻的秤锤可以运用，重的一方反不能操纵轻的秤锤，轻重之间是存在一定比例关系的。如果说重的一方是国家，那么，轻的一方就好比祭礼中神保的重要地位。人君在使用臣民时，俸禄要有所限制，否则，国贫而财用不足；赏赐不可普遍施行，防止把人君的好德务施流为平常的事情。
请问倡导联合天下而不因私结怨，反抗强暴而不因私害人怎样才能做到呢？回答说：对手如是强国，自己的辞令必须是诚恳而有道义；对手是弱国，自己的辞令也必须是恭敬而有感情。强、弱都不得罪，人们就愿意听从了。先人后己而不自夸为仁厚，加功于人而不自居为有德，那样，所包容的范围就会很大，所争取的领域也就很广阔了。表明自己是大公无私，没有特别的偏袒。别人便不至心怀怨恨。盟国多，就是胜利；偏袒多，就会因怨恨而引起杀伐。
我管仲的主张是：与其给人钱财，不如不耽误农时；与其给人饮食，不如不使他失业。这是防止产生内外忧患的力、法。忠敬是维持君臣关系的。礼仪是人君保有尊严的条件。君臣的关系靠道义，父母的情感是天性。使人君和父母的关系相同，必须靠君臣相敬。使人君不安的原因，是君臣互相戒备，这是不可不加以注意的。
对贤者不可威制。对能者不可淹滞不用，防患于未然，总是容易的。水源所流之地，人们都来聚居；土壤肥沃之处，人们都不肯离去。这就好象寻求珠贝的人不肯离开广大的江湖一样。在逐神仪式燃放火炬的时候，交杯酬饮者不肯稳坐不动，何况追逐遗利的人们呢？使举国人众策看危国过君强显其能，岂不接近于危害国家么？
利不可废，所以人们从事流通；神不可废，所以人们都来供奉。宇宙是不停留的，故经常变动而化故从新。得天助者，居高位不会倒台；得人心者，居低位也是不可战胜的。圣人和人君都重视这个道理。最真诚可以产生最大的信任，最信任可以产生最深的交谊。产生这些最高境界自然是有办法的；不讲求用花招掩盖真情，不讲求用贪多排斥精少，君子俨然不动，望者如墙，立身行事均平正直就是了。
法制度量是王者治国的准则和工具。坚持过时的仪法和道德，就是害伯变革。天地就好象神在那里推动着，变化，乃是天地的最大特征。能参与变化而善于运用变化的人，切不可中途停顿。仁者、智者都是善于运用变化的。不是这样的人，变化的良机就空自与神逝去了。
衣食对于人，不可能一日离开，父母兄弟却是终将失去的。所以圣人教导百姓节衣缩食以自立。人死易亲，活着则难投合。行赏之事，行一次人们看作“赏”，二交则看作常规，三次则看成当然的事情。小行则人们满意，久之则变成一般的礼法制度了。所以不要使下面的人视行赏为当然的事。在上者必须在行赏之后善于有所转移。 商人对于国家，并不是无所作为的人。他们居处不挑选什么乡，事奉不挑选什么君主。他们卖出就是为了谋利，买进也不保守惜售。国家的山林资源，取过来就去营利，使国家的市场税收成倍增长。朝中上下都可以奢侈消费，君、臣、相上下相亲，君臣的财产都不会窖藏不动，这样贫民也就有工作而有饭吃了。此外，把有田邑的迁移入市，也是解决问题的一种办法。

桓公问道：如何与众贤亲近呢？回答说：不吃钓饵的鱼鳖，不出深水；不畏霜雪的树木，不怕天时；自己有办法的贤士，就不肯听从君主，还谈什么亲近呢？我管仲听说过，如果人无所求，用强力不能制服，用智巧不能治理，这就好象月亮的盈虚有定期，音乐的韵律有定式一样。懂得这一点，就可以处理好了。所以，控制发展出路而禄赏不使过厚，士人就来亲近了。不择人而给予禄赏叫作“空仁”；不择人而进行敛取，竭泽而渔，就叫作“空利”。明白这两条，并且作为行事准则，就可使人们亲近了。
不正确的政治措施，不能治国；局限于静止的理论，不能说明事物的道理。掌握好时代与政事的关系，就可以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前进了。把不动无为看作道，把所谓“齐”的思想看作“德”，这种消极避世主义，是谈不上进取的。
对于显明的事物，加以谋划；对于隐幽的事物，力求感应。经过一试再试而成功，然后就发展起来，这是为什么呢？回答说：关于运用谋划，由于掌握天地的盈虚与离合，理解春秋冬夏的交替，还了解各国强弱差别，然后再应合各国诸侯；取得交往经验，这样就知道国家安危的关健所在了。按照合宜的时节祭袍天，按照祭天的时节祭祀神，又按照祭神的时节祭祀鬼，这样国无灾荒、国君安寿，而黎民百姓免于瘟疫；再加上智者运用谋划，也就避免刀兵之祸了。
满是减弱的开始。虚是新生的开始，这种满虚结合的发展过程，有时表现为事物的实体，有时表现为运动。阴阳的运动是经常交替的，冬有极寒则夏热，阳气极厚则阴寒。所以王者极为注意冬至和夏至两个节令，由此了解虚、满的情况，据以确定政令，如已到深秋杀生的时节，天气聚合而不散，可以决行狱事。秋气将合的初秋时节，可以配合时势动静进行战争，考虑军力大小以安排军事活动。

《管子·心术上第三十六》白话译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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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在人体，处于君的地位；九窍各有功能，有如百官各有职务。心的活动合于正道，九窍就能按常规工作；心充满了嗜欲，眼就看不见颜色，耳就听不到声音。所以说：在上位的脱离了正道，居下位的就荒怠职事。不要代替马去跑，让它自尽其力；不要代替鸟去飞，让它充分使用其羽翼。不要先物而动，以观察事物的运动规律。动则失掉为君的地位，静就可以自然地掌握事物运动规律了。
道，离人不远而难以探其穷尽，与人共处而难以掌握。使欲念空虚，神道就将来到心里；欲念扫除不净，神道就不肯留处。人人都想得到智慧，但不知道怎样才能获得智慧。智慧呵，智慧呵，应把它投之海外而不可空自强求。追求智慧不如保持心的空虚。圣人就是无所追求的，所以能够做到“虚”。
虚无无形叫作道，化育万物叫作德，摆正君臣父子这类人间的关系叫作义，尊卑揖让、贵贱有别以及亲疏之间的体统叫作礼，繁简、大小的事务都使之遵守统一规范，并规定杀戮禁诛等事叫作法。
大道，可以适应它而不能说得明白。真人的理论，不偏不颇，不从口里说出。不在表情上流露，四海的人，又谁能知道他的法则呢？
天是虚的，地是静的，”所以没有差错。清扫房屋。开放门户，排除私欲，不要主观成见。神明就似乎出现了；事物总是纷杂地好象很乱，静下来就自然有条不紊。能力再强也不能把一切事情都包揽起来，智慧再高也不能把所有事情都谋划周到。物的自身本来有它—定的形体，形体自身本来有它一定的名称，立名正合于实际，就叫作圣人。所以。必须懂得什么是不由自己去说的理论，不用亲自去做的事业，然后才懂得道的要领。尽管万物的形态千差万别，但从不违背万物自身的规律，所以能成为天下万物的始祖。
人可以用杀戮来镇压，这是因为他们怕死；可以用不利之事来阻止，这是因为他们贪利。所以君子不被爱好之事所诱惑，不被厌恶之事所胁迫，安愉无为，消除了智谋和故巧。他的处事，不是出于他自己的主观筹划；他的行动，不是出于他自己的主观择取。有过错在于自以为是，发生罪过在于妄加变化。因此。有道的君子，他在自处的时候，象是没有知识；他在治理事物时，象是只起配合的作用，这就是静因之道。
“心在人体，处于君的地位；九窍各有的功能，有如百官的职务一样。”这是说耳目是管视听的器官，心不去干预视听的职守，器官就得以尽到它们的本分。心里有了嗜欲杂念，那就有东西也看不见，有声音也听不到。所以说：上离其道，下失其事。所以说：心的功能，就是用虚静无为来管辖九窍的。所以叫作“君”。“不要代替马去跑”，“不要代替鸟去飞”，这是说不要取代各个能者的功用，不要干预下面的操作。所谓“不要先物而动”，是因为摇摆就不能镇定，躁动就不能平静，就是说“动”就不可能好好观察事物了。“位”，指所处的地位。人君处在阴的地位。阴的性质是静，所以说“动则失位”。处在阴的地位可以控制阳，处在静的地位可以掌握动，所以说“静乃自得”。
道在天地之间，无限大又无限小，所以说“不远而难极也”。虚与人之间没有什么距离，但只有圣人能做到虚，所以说“并处而难得”。人们所要记住的是心意专一。清除欲念则心意疏通，疏通则虚静。虚静就可以专一。心意专一则独立于万物之上，独立则明察一切，明察一切就到达神的境界了。神是最高贵的，馆舍不加扫除，贵人就不来居住了。所以说“不洁则神不处”。所谓“人皆欲知而莫索之”，就是说，人们所认识的对象是外界事物，而人们认识的主体是心。不把心修养好，怎么能认识外界事物？修养心的最好办法，莫如使它处于虚的状态。虚，就是无所保留，所以说能做到连智慧都抛掉，就没有什么可追求的了；能做到无所保留。就没有什么可筹划的了。不追求又不筹划就可以做到无虑，无虑就回到虚的境界了。
天道，是虚而无形的。由于虚，就不受挫折；由于无形，就无所抵触。无所抵触，所以能普遍流通于万物之中而不变。德，是道的体现，万物依赖它得以生长，心智依赖它得以认识道的精髓。所以，“德”就是“得”，所谓得，那就等于说是所要得到的东西已经实现了。无为叫作道，体现它就叫作德，所以道与德没有什么距离，谈论它们往往不加区别。硬是要问它们有所距离的道理，还是说德是用来体现道的。所谓义，说的是各，行其宜。所谓礼，则是根据人的感情，按照义的道理，而规定的制度和标志。所以，礼就是有理，理是通过明确本分来表达义的，因此，礼从理产生，理从义产生，义是根据行事所宜来定的。法，是用来划一不齐的社会行动而不得不实行的，所以要运用杀戮禁诛来划一。事事都要用法来督察，法要根据权衡得失来制定，而权衡得失则是以道为根据的。
所谓道，动作时看不见它的形体，布施时看不到它的德惠，万物都已经得到它的好处，但不知它的究竟。所以说“可以安而不可说”。“真人”，言其水平最高。“不偏”，说的是“应”。所谓应，即不是由自己主观筹划，所以能做到不偏。“不颇”，说的是“因”。所谓因，即不是由自己主观择取，所以能做到不颇。“不出于口，不见于色”，说的是道的无形；“四海之人，孰知其则”，讲的是蕴藏极深。
天的道是“虚”，地的道是“静”。虚就没有曲折，静就没有变动，没有变动就没有失误。所以叫作“不成。”，“清扫室屋，开放门户”：室屋，指的是心。心是智慧的居处，所以称作“室屋”。清扫它，即清除好恶的意思。门，指的是耳目。因为耳目是听、看外部事物的。“物的自身本来有它一定的形体，形体自身本来有它一定的名称，”这是说名称不得超出事物的实际，实际也不得超过事物的名称。从形体的实际出发说明形体，从形体的实际出发确定名称。据此来考察理论又规正名称，所以叫作“圣人”。“不由自己亲自去说的理论”，意思就是“应”。所谓应，是因为它的创造者是别的人，抓住每一种名称的事物，研究它自身形成的规律，这就是“应”的做法。“不用自己亲自去做的事业”，意思就是“因”。所谓因，就是不增加也不减少。是个什么样，就给它起个什么名，这就是“因”是做法。名称不过是圣人用来标记万物的。一般人行事总是立意强求，专务修饰，欣味逞能，而运用故巧。圣人则没有这些毛病。没有这些就可以承认万物的不同规律。承认万物的不同就能做到虚，虚是万物的原始，所以说：“可以为天下始。”
一般的人往往被迫于所厌恶的事物，而失掉他应喜好的东西；或者被诱惑于所喜好的东西，因而连可恶的事物都忘记了。这都是不合于道的。所以说；“不休乎好，不迫乎恶。”厌恶要不丧失常理，喜好要不超越常情，所以叫作“君子”。“安愉无为，消除了智谋和故巧”，说的是保持空虚纯洁。“他的应事不是出于他自己的主观筹划。他的行动不是出于他自己的主观择取”。这是说“因”的道理。所谓因，就是撇开自己而以客观事物为依据。感知事物而后去适应。就不是由自己所筹划的了；按照事物的道理采取行动，就不是自己所择取的了。“有过错在于自以为是，发生罪过在于安加变化”：自以为是就不能够做到虚，不能虚，主观认识就与客观事物发生抵触了；妄加变化就会产生虚伪，产生虚伪就陷于混乱了。所以，道以“因”为贵。因。就是根据事物自身所能来发挥它应有的作用。“君子自处时象是没有知识”；说的是最虚境界。“他在治理事物时象是只起配合的作用”，说的是经常适应事物，好比影子与形体相似，回响与发声相随一样。所以，事物一到就去适应，事物一过去就舍开了。所谓舍开，说的是又回到虚的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