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子·八观第十三 》白话译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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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城的城墙不可不坚固完整，外城的四周不可有外通的空隙，里的边界不可以左右横通，闾门不可不注意关闭，院墙与门日不可不注意整修。因为，内城不完整，作乱为害的人就会图谋不轨；外城有空隙，奸遁越境的人就可以行事；里的边界随意横通，抢夺盗窃的就不会停止；闾门不关，内外随意交往，男女之间就没有界限；院墙不备，门门不牢，虽有宝贵的财货也是无法保管的。所以，客观形势使人们无法为非作歹，奸邪的人才能够老实守法；禁律与刑罚威严，无视法纪者才能够规规矩矩；法令严明，蛮夷之人就不敢触犯；奖赏信实坚定，有功者就得到鼓励；受教育、守习俗的确实众多了，人民才可以不知不觉地潜移默化。因此，有英明的君主执政，刑罚总是很少，这并不是该用刑的不用刑，该治罪的不治罪；而是英明君主关闭了犯罪的门户，堵塞了犯罪的道路，消灭了犯罪的影响，使人民无由接触为非作歹的环境，因而人民走正道、做好事，就好像出自本性了。所以，罪罚很少而人民照样安定。
巡视一个国家的田野，看看它的耕耘状况，计算它的农业生产，饥饱之国，就可以区别出来了。耕地不深，锄草不勤；宜种的土地没有种，未开的土地很荒乱，已耕的土地不见得肥沃，荒芜的土地不见得贫瘠；按人口总算土地，荒地多而熟地少。即使没有水旱天灾，这也是一个饥国的田野。像这样的国家，人口少则不能保其国土；人口多，则国贫民饥。再遇上水旱灾害，老百姓就将离散而不肯回来。人民无力保卫国土，城防就不巩固；人民处于饥饿状态，就不能从事战争；人民离散而不回，国家就成为一片废墟了。所以说，拥有土地统治国家而不注重农业生产，便是寄生的国君。所以说，巡视一个国家的田野，看看它的耕耘状况，计算它的农业生产，饥饱之国，就可以区别出来了。
巡视一个国家的山林湖泽，看看它的桑麻生长情况，计算它的六**产，贫富之国，就可以区别出来了。山林湖泽广阔，草木就容易繁殖；土地肥沃，桑麻就容易生长；牧草繁茂，六畜就容易兴旺。如果山泽虽广，滥伐草木却没有禁令；土地虽肥，种植桑麻却不得其法；牧草虽多，饲养六畜却征收赋税；这就等于堵塞财货的门路。所以说，日常物产不充足，金玉虽多，也只能叫作贫国。所以说，巡视一个国家的山林湖泽，看看它的桑麻生长情况，计算它的六**产；贫富之国，就可以区别出来了。
进入一个国家的都城，视察它的宫室，看看它的车马、衣服；侈俭之国，就可以区别出来了。城市大而农田小，农田就养活不了那些人民；城区大而居民少，居民就防守不了那个城市；院落大而房屋少，房屋就充实不了那个院落；房屋多而居民少，居民就住用不了那些房屋；粮仓少而亭台楼阁多，粮食贮备就供应不了那些糜费。所以说，君主没有积蓄而宫室却很华丽，百姓没有积蓄而衣服却很讲究，乘车者打扮车子的外观，步行者穿着用艳丽的服色，农业产品少而奢侈物品多。这是奢侈国家的风俗。国家奢侈则开支浪费，开支浪费则人民贫困，人民贫困则产生奸恶思想，产生奸恶思想则出现邪巧行为。所以，奸恶和邪巧的产生，由于贫困；贫困的产生，由于奢侈；奢侈的产生，由于没有制度。所以说，明确制度和标准，节约衣服，俭省财用，禁止奢侈，是治国的急务。不懂得这个道理，就不要使他管理国家。所以说，进入一个国家的都城，视察它的宫室，看看它的车马、衣服；侈俭之国，就可以区别出来了。
考查灾年饥谨的情况，计算从军服役的人数，看看楼台亭阁的修建，计量财政开支的费用；虚实之国，就可以区别出来了。凡是拥有万户人口的农村，可食之地，有方五十里就够了。万户以下的，可以算进去山泽之地；一万户以上的，则要把山泽除外。那种土地均已开垦，而人民仍无积蓄的国家，是因为国土小而耕地少；土地只开垦半数，而民有余食、粟米丰富的国家，是因为国土大而耕地多。国土虽大而荒地没有开垦，是因为君主追求财货而臣民好利的缘故；土地开垦虽多而人民粮食不足，是因为朝廷赋税繁重，人民卖掉存粮的缘故。所以说，粮食运行远达三百里，这个国家的存粮就不够一年之用；粮食运行远达四百里，这个国家的存粮就不够半年之用；粮食运行远达五百里，民众就面有饥色了。一个国家，庄稼歉收三分之一，叫作小凶年；三个小凶年等于一个大凶年。大凶年百姓就有饿死在路上的了。一国有十分之一的人从军，就要有十分之三的人脱离农业生产，庄稼也就要歉收三分之一。庄稼歉收三分之一，而没有旧年存粮，路上就会有弃置的死尸。十分之一的人从军，三年不解除兵役，如果没有余粮，人民也会有卖儿卖女的了。所以要问：山林虽近，草木虽好，兴建宫室还必须有限度，采伐与封禁山林还必须有定时，这是什么原因呢？回答说：因为大木材不是一个人劳动所能采伐的，不是一个人劳动所能搬举的，也不是一个人劳动所能运输的；大木材也不能使用在小规模的建筑上。所以说，山林虽广，草木生长虽好，封禁开发必须有定时；国虽富裕，金玉虽多，宫室兴建必须有限度；江海虽宽，池泽虽大，鱼鳖虽多，捕鱼之业必须有官管理；船网之民不可只依靠单一财路来维持生活。这并不是对草木、鱼鳖有偏爱，而是怕人民荒废了粮食的生产。所以说，先王限制上山采伐下水捕鱼的活动，为的就是使人们专务粮食生产。人民不种粮食没有饭吃，粮食不靠土地不能生长，土地没有人民不能耕种，人民不卖力气就得不到财富。财富的产生是出于使用劳力，劳力的产生是出于劳动着的身体。所以，君主用财无限度，就等于人民用力无休止。所以说，楼台亭阁远近相望的，那是君民之间彼此相恨的。人民没有储蓄的粮食，国家禁令就不能一定生效；百姓有饿死的，对外战争就不能一定取胜；道路上有弃置的死尸，防守就不能一定坚固。而法令不能“必行”，禁令不能“必止”，战不能“必胜”，守不能“必固”，危亡也就跟在后面了。所以说，考查灾年饥谨的情况，计算从军服役的人数，看看楼台亭阁的修建，计量财政开支的费用，虚实之国，就可以区别出来了。
进入一国的州、里，观察风俗习惯，了解它的人民是怎样接受上面教化的，治乱之国，就可以区别出来了。州里之间没有隔墙，里门没有安设，出入没有定时，早晚不加管理；对于抢夺、盗窃、殴打、害人的分子，就无法加以管制了。吃同一条山谷里的水，在一个巷子里打井，场院菜圃相连，树木茂密，院墙破损，门户不闭，内外随便往来；男女之间的界限，也就无法规正了。乡没有官吏，里不设学堂，不按时集会，丧葬祭袍人们也不相聚，禁令刑罚又不严格，尊贤敬长的和睦风尚，也就无从产生了。所以，婚礼不严肃，人们就不注意廉耻；选贤不通过乡里，士人就不注重品行；贿赂财货风行于国内，法律政令就败坏于官府；请托办事之风通行在上面，结党营私之事就发展在下边；乡官不实行法制，百姓就不会服从命令。这些就是亡国弑君发生的原因。所以说，进入一国的州、里，观察风俗习惯，了解它的人民是怎样接受上面教化的；治乱之国，就可以区别出来了。
来到一国的朝廷，观察君主的左右，研究一下本朝百官的情况，分析一下朝廷上下重视什么和轻视什么；强弱之国，就可以区别出来了。功劳多的，禄赏反而在下，多功之臣就不肯尽心竭力；政绩好的，官爵反而在下，豪杰能臣就不肯竭尽所能；君主的宠臣和侍从之类，不论功劳能力而享有爵禄，百姓就会怨恨、非议而轻贱爵禄；贩运金玉财货的商贾之流，不论道德品行而享有爵禄，君令就不受重视，而法制破毁；握有大权的人，不论才能而窃居高位，人们就要抛弃本国行伍而投靠外国势力去了。那些多功之臣不愿尽心竭力，士兵就不肯作战；豪杰能臣不竭尽所能，内政就不会清明；百姓怨恨、非议而轻贱爵禄，君主就无法劝勉民众；君令不受重视，法制破毁，君主就无法命令臣下，臣下也无法效忠君主；人民抛弃本国行伍而投靠外国势力，国家的虚实就全被敌国掌握了。所以说，来到一国的朝廷，观察君主的左右，研究一下本朝的百官的情况，分析一下朝廷上下重视什么和轻视什么，强弱之国，就可以区别出来了。
根据君主立法出令和从政治民的情况，考察其刑赏政策是否在人民当中得到贯彻；兴灭之国，就可以区别出来了。法律形同虚设，只加害疏远的人；命令虽已公布，不听者安然无恙；随便封爵赐禄，无功者因而致富；那么，人们一定轻视法令而君主地位也就危险了。所以说，良田不赏给战士，三年而兵力衰弱；赏罚不信实，五年而国家破败；君主卖官鬻爵，七年而国家危亡；背逆伦常道德，干**的行为，十年国家就会覆灭。出战不胜，是衰弱；土地被瓜分，是破败；逃离本国，迁移国都，是危亡；政权由异姓人占有，是覆灭。所以说，根据君主立法出令和统治人民的情况，考察其刑赏政策是否在人民当中得到贯彻；兴灭之国，就可以区别出来了。
估量敌国和盟国，了解君主的意志，考察农业的状况，看看人民财产是有余还是不足；存亡之国，就可以区别出来了。敌国强大而盟国衰弱，直言之臣身死而阿谈之臣得宠，私人请托盛行而公法被毁；对这样的国家，盟国将不再依靠其盟好关系，敌国也不会畏惧其强大，豪杰将不安于位，多功之臣也不再留恋他的爵禄了。君主又喜欢商贩而不爱农业，人民就苟且偷安而不致力于积蓄了。豪杰不安于位，则良臣出走；多功之臣，不怀恋爵禄，则兵士不肯效力；人民苟且偷安而不致力于积蓄，则粮仓空虚。这样，君主还不肯改革，那么，抢夺、盗窃、残害人民、谋取政权的人们就起来了。在国内，朝中无良臣，士兵不效力，粮仓空虚，再加上外有强敌之忧，这就只有坐而待亡了。所以说，估量敌国和盟国，了解君主的意志，考察农业的状况，看看人民财产是有余或是不足；存亡之国，就可以区别出来了。

《管子· 法禁第十四》白话译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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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制不容私议，人们就不敢相互营私；刑杀不容宽赦，人们就不敢忽视为善；授爵赐禄的大权不假送于人，臣下就不会作乱于人君。这三事掌握在官府，就是“法”；推行到全国民众，就成其为俗。其他事情不用费力就可以安定国家了。
国君统一立法，百官就都能守法；上面把制度公开，下面行事就都能合于制度。如果国君立法不能统一，下面违公法而另立私理的人就必然增多。这样人人都行其私理，不行上面法制而宣传个人的主张。所以，百姓与官法对立，大臣与君主争权，国家的危险，一定从这里开始。从前，圣王治理人民就不是这样，对于不执行君主公法的，一定给予惩处。这样做，用大量钱财和施惠来收揽人心的人，因整顿公法就自然纠正过来了。圣王既死，后继者就差多了。统治人民而不懂立君之道，并以此为立国的根本，大臣们拉拢下级而收买人心的，就一定多了；为君而不能审定立法的，并以此为下面的规范，百姓中自立私理而积极追求私利的，也一定多了。
从前，圣王在考治人材的时候，不看重他的博学，但却希望他能与君主一致而听从君令。《泰誓》说：“殷纣王有臣亿万人，也有亿万条心；周武王有臣三千人，却只有一条心。”所以，纣王因亿万心而亡，武王因一心而存。因此，一国之君，如不能使人心归己，统一国家权威，统一士人意志，使上面的治理措施贯彻为下面的行为规范，那末，虽有广大的国土，众多的人民，还不能算是安全的。君主失道的时候，大臣就联合权势在国中互相抬举，小臣们也必然为私利而趋从他们。所以，他们便举用国士作为私党，利用公法谋取私利；在君前互相推崇，在民间互相吹捧；各图己便，忘掉国家，以扩大势力范围，结聚徒党，上以蒙蔽国君，下以搜刮百姓。这都是削弱君主破坏国家的作法。所以是国家的危险。
破坏国家正道，改变国家常法，封赐与禄赏之事全随个人意志决定，是圣王所要禁止的。擅专国权以严重搜刮人民，是圣王所要禁止的。不肯为朝廷任职作事，是圣王所要禁止的。
在朝廷领受俸禄于君主，回家来积藏俸禄于私室，不干自己应办的公事，只努力发展部属，私用国家官吏，私决君主大事，排除不该排除的人而私自行事，是圣王所要禁止的。
修德不以事亲为根本，办事不以奉公为主旨，举用无能的人，荐引无功之辈，是圣王所要禁止的。
为国家结交人材当作自己的恩赐，推荐人材当作自己的功劳，任用人材又从中分取俸禄，是圣王所要禁止的。
既结交权势，又收揽穷人；轻取于民而重求于君，削上就下，枉法收买人民，是圣王所要禁止的。
享用与本人身份不相称、家产超过爵位的等级，俸禄很少而资财很多，是圣王所要禁止的。
干违背时代潮流的事情，靠非议君上来猎取名声，经常反对朝廷的法制，并以此结聚徒党于国内，是圣王所要禁止的。
打扮成贫穷的样子，而不肯辛勤劳动，暂时安于贫贱，自身没有常业，自家没有恒产，活动于社会上下之间，而声称是为了人民，是圣王所要禁止的。
供养游士和修治武器作为自己的政治资本，豢养贼臣和私藏敢死之徒，然后强直不让而严重地与君主讨价争权，是圣王所要禁止的。
注意修饰小节以显于人民，经常议论大事以打动国君，广泛结交以凌驾群僚，凭借自己的地位以控制朝政，是圣王所要禁止的。
屈身于人群之中，暗行不正之事，潜入别国或接纳外奸，欺瞒君主又欺瞒人民，是圣王所要禁止的。
实行奇怪的风俗和反常的礼节，语言夸大而行为骄傲，把自己所做过的事，说得非常难做，借此以抬高自己，是圣王所要禁止的。
有积蓄而生活安逸，广施财物以收买民众，殷勤行事，顺从人意，用财货收买人心，用救济沽名钓誉，政治上稳坐不动而使人主动拥护，是圣王所要禁止的。
行为邪僻而坚持不改，把奇谈怪论讲得头，头是道，办法错误而数量很多，支持邪恶而善于辩解，是圣王所要禁止的。
以结纳朋党为友爱，以包庇罪恶为仁慈，以投机善变为有智，以横征暴敛为忠君，以发泄私忿为勇敢，是圣王所要禁止的。
闭塞国家根本，努力蒙蔽国君，又密切勾结其它诸侯国，是圣王所要禁止的。
作为圣王，处在治世的时候，讲德行必须立下正确标准，讲道义也必须有个明确准则。所以士人们不敢推行怪异的风俗和反常的礼节在国内自我表现；也不敢布施小惠，缓行公法和修好上下以收揽民心；也不敢越级僭职，谋取功利以讨好于国君。圣王的治理人民，向上爬的总是要使他无法得利，推卸责任的总是要使他无法逃避惩罚。必须使人们回到安其职位、乐其同人、努力于职务、珍惜其名声的轨道上来，才算达到目的。所以，对于超越职权而脱离同事的人，应当使之受害；对于不胜任而失职的，必须使之受辱。因此，圣王的教育人民，就是用仁爱来保护，用惩罚来驱使，并提高他们的能力使之有所成就而后止。所以说：坚决而镇定，稳定而图治，安国而尊君，有所举措而不朝令夕改，这都是圣王的治世之道。

《管子· 重令第十五》白话译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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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属统治国家的重要手段，没有比法令更重要的。法令威重则君主尊严，君主尊严则国家安定；法令没有力量则君主低贱，君主低贱则国家危险。所以，安国在于尊君，尊君在于行令，行令在于严明刑罚。刑罚严、法令行，则百官畏法尽职；刑罚不严、法令不行，则百官玩忽职守。因此，英明的君主明察治民的根本，根本没有比法令更要紧的。所以说：删减法令者，处死；增添法令者，处死；不执行法令者，处死；扣压法令者，处死；不服从法令者，处死。这五种情况都应是死罪无赦，一切都只看法令行事。所以说：法令有力量，下面就畏惧了。
君主若昏庸不明，法令虽然由上面制定，而议论其是否可行的权限就落到下面了。凡是能违背君令以自揽权威的，就可以达到为个人而肆意妄为的目的，百官哪有不玩忽职守的呢？况且，法令虽然由上面制定，而议论其是否可行却取决于下面，这就是君主的权威被下面的人牵制了。权威被下面的人们牵制，而希望君主没有危险，是办不到的。法令发出，而扣压者无罪，这就是让人不尊敬君主；法令发出，而不执行者无罪，执行的有罪，这就是让人不听从君主；法令发出，而论其是否可行之权在百官，这就是君权下分；擅自增删法令者无罪，这就是让人们寻找邪路。照此下去，诡诈奸侯的人们将由此勾结营私；善于结党的人们，将由此党同伐异；贪利的人们，将由此收贿聚财；懦弱的人们，将由此逢迎富人贵者，并趋奉国君左右的小臣；骄矜自夸的人们，将由此沽名钓誉以成其虚名。所以，法令一出，就给人敞开五条邪路，而想要君主不危亡，臣下不作乱，是办不到的。
粮食不足，奢侈品生产不禁止，人们必定要挨饿，而工匠们还以雕木镂金相夸耀，这就叫作“逆”。布帛不足，衣服却没有节制，人民一定要受冻，而女人们还以衣着美丽、锦绣纂组相夸耀，这就叫作“逆”。有万辆兵车的大国，士卒不能野战应敌，国家一定有危亡之患，而武士们还以免服兵役相夸耀，这就叫作“逆”。不按才能授官，不按功劳授禄，武士们就不肯执行命令、为国牺牲，而大臣们还一定要交结外国、实行权术、趋奉君侧小臣，以升官发财为光荣来互相夸耀，这也叫作“逆”。
朝廷要有“经臣”，国家要有“经俗”，人民要有“经产”。什么叫作朝廷的“经臣”呢？按个人能力接受官职，不欺骗君主；严肃执行法令治理国家，不袒护私党；竭尽能力办事，不追求私利；遇到国家患难，不贪生怕死；受禄不超过自己的功劳，官位不超过自己的才能，不平白领受禄赏的，就是朝廷的经臣。什么叫作国家的“经俗”呢？人们的喜好和厌恶，不违背君主的标准；重视和轻视的事情，不违背法令的规定；不做与君主意见相反的事，不说偏、袒下级的话，不过奢侈的生活，没有越级的服用；在乡里要有谨慎的行为，而不违背本朝政事的，就是国家的经俗。什么叫作人民的“经产”呢？饲养牲畜，搞好种植，注意农时，增产粮食，努力农事，开垦荒地，而禁止奢侈品的生产，就是人民的经产。所以说，朝廷不重视经臣，则嬖臣得进，无功者空得官禄；奸邪得逞，无能者混入上层。国家不施行经俗，则臣下不顺，而君令难以推行。人民不注重经产，则仓凛空虚，财用不足。嬖臣得进，无功者空得官禄，奸邪得逞，无能者混入上层，这就会造成大臣的不和。臣下不顺，君令难行，在国家应付危难的时候，就难得取胜。仓凛空虚，财用不足，国家就不能固守。三种情况出现一种，国家就将被敌国控制了。
所以，国家不是凭空就能强大的，军队不是凭空就能打胜仗的，人民不是凭空就能服从使用的，法令不是凭空就能贯彻下去的。凡是国家的强大，一定要依靠军队能打胜仗，然后，国家才能强大。凡是军队打胜仗，一定要依赖人民服从使用，然后，军队才能打胜仗。凡是人民服从使用。一定要法令贯彻下去，然后人民才能服从使用。凡是法令的贯彻，必须使君主所亲近的人遵守，然后，法令才能贯彻下去。所以，禁令不能制服亲者和贵者，刑罚不肯加于君侧的嬖臣，法律禁令不惩罚罪行严重者，只加害于疏远者，庆赏不肯给予出身低贱的人们，这样，还指望法令一定贯彻下去，是办不到的。有能力的人不使之进入官府，受禄赏的人不符合本人功绩，所发号令违背民心，各项措施不合时代潮流，对有功的不坚决行赏，对有罪的不坚决惩办，出令不能必行，有禁不能必止，身在上位没有办法役使臣下，还指望人民一定服从使用，是办不到的。将帅没有治军的威严，民心不能专一于抗战，临阵的将士不肯死于军令，士卒不敢蔑视敌人，还指望军队一定能打胜仗，是办不到的。对内固守不能保持国土完整，对外攻战不能征服对方，野战不能克制敌军，侵伐不能威震四邻，还指望国家强大，是办不到的。德惠没有施加于弱小的国家，威望不能取信于强大的国家，征伐不能制服天下，还指望称霸诸侯，是办不到的。论国威，有和自己并立的对象；论军事，有和自己抗争的敌军；德惠不能笼络远方的国家，号令不能统一众多的诸侯，还指望称王天下，是办不到的。
地大国富，人众兵强，这自然是称霸、称王的根本。然而，至此也就与危亡接近了。天道的规律和人心的变化就是这样的：就天道的规律说，事物发展到尽头则走向反面，发展到极盛则走向衰落；就人心的变化说，富有了，则产生骄傲，骄傲则松懈怠惰。这里所说的“骄傲”，指的是对各国诸侯的骄傲。对各国诸侯骄傲，在国外就脱离了各诸侯国；而松懈怠惰的结果，又将在国内造成人民的叛乱。在国外脱离诸侯，在国内人民叛乱，这正是天道的体现，也正是走到危亡的时刻了。假使国土虽大而不进行兼并与掠夺，人口虽多而不松懈、怠情与傲视臣民，国家虽富而不奢侈纵欲，兵力虽强而不轻侮诸侯，即使有军事行动也都是为伸张天下的正理，这才是匡正天下的根本，而可成为霸、王之业的君主。
先代君主治国的手段有三个，遇到破坏和毁灭国家的因素则有六个。英明的君主能够克服其六个破坏因素，所以，治国手段虽然不超过三个，却能够保有国家，而匡正天下。昏乱的君主不能克服六个破坏因素，所以，治国手段虽然不少于三个，却是有了天下而终于灭亡。三种手段是什么？就是：号令、刑罚、禄赏。六种破坏因素是什么？就是：亲者、贵者、财货、美色、奸佞之臣和玩好之物。三种手段的用途在哪里？回答是：没有号令无法役使臣民，没有刑罚无法威服群众，没有禄赏无法鼓励人民。六个破坏因素的败坏作用在哪里？回答是：虽不听君令，也可以平安无事；虽触犯禁律也可以免于刑罚；虽没有功绩也可以捞得财富。凡是国家有不听君令而照样平安无事的，号令就不能推动臣民；有触犯禁律而免于刑罚的，刑罚就不能威服群众；有无功而捞得财富的，禄赏就不能鼓励人民。号令不足以推动臣民，刑罚不足以威服群众，禄赏不足以鼓励人民，这样，人民就不肯为君主效力了。人民不肯为君主效力，作战就不能取胜；作战不胜，国防就不巩固；国防不巩固，敌国就来控制了。那么，先代君主对此是怎样处理的呢？回答是：不因为上述六个因素而变更号令，不因为上述六个因素而疑虑或废置刑罚，不因为上述六个因素而增加或减少禄赏。这样一来，就可以做到远近一心了；远近一心，就可以达到众寡同力了；众寡同力，就可以做到作战必胜、防守必固了。所有这些都不是为侵吞和掠夺别国，而为的是把天下政事治理好，这正是匡正天下的原则。

《管子· 法法第十六 》白话译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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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以法推行法度，则国事没有常规；法度不用法的手段推行，则政令不能贯彻。君主发令而不能贯彻，是因为政令没有成为强制性的法律；成为强制性的法律而不能贯彻，是因为起草政令不慎重；慎重而不能贯彻，是因为赏罚太轻；赏罚重而不能贯彻，是因为赏罚还不信实；信实而不能贯彻，是因为君主不以身作则。所以说：禁律能够管柬君主自身，政令就可以行于民众。
知道有贤才而不举用，要失败；听到有好事而不调查，要失败；见到能干的人而不任使，要失败；亲信于人而不坚定，要失败；共同谋事而不团结，要失败；想危害人而不能，要失败；已废黜人而再用，要失败；事可为而不为，要失败；家已富而不施，要失败；机要而不能保密，也要失败。人君行事不严加保密，正言直行的人就危险；正言直行的人危险，君主就孤立无亲；君主孤立无亲，人臣就结成朋党。使君主孤立无亲，人臣结成朋党的，责任不在人臣，而是君主自身的错误。
人民没有重罪，是因为过失不大；人民不犯大过，是因为君主不随意赦免。君主赦小过，则人民多重罪，这是逐渐积累所形成的。所以说，赦令出，人民就不加做惕；恩惠行，过失就日益增多。把恩惠和宽赦政策加于人民，监狱虽满，杀戮虽多，坏人也不能制止了。所以说，邪恶的事不如早加禁止。凡行“赦”，总是小利而大害，故久而不胜其祸；“不赦”，则是小害而大利，故久而不胜其福。因此，“赦”，好比奔马的丢弃缰绳；“不赦”，好比瘫病的针炙治疗。对文人只有三宥，对武人一赦都不能有。所谓“惠”，就是多赦，行起来先易后难，久而不胜其祸；所谓“法”，则是行起来先难后易，久而不胜其福的。所以，“惠”，是人民的仇敌；“法”，是人民的父母。最上等的是事先用法制规范人的行止，其次是有错误而能制止，虽有过也不致严重。赦过忘善，人民就不能勉励；有过不赦，有善不忘，勉励人民的政策，就发挥作用了。所以说：英明君主，就是要掌握这善恶的裁决。
君主对人民有三项要求，三项要求不节制，君主地位就危险。三项要求是什么呢？一是索取，二是禁阻，三是命令。索取总是希望得到，禁阻总是希望制止，命令总是希望推行。但索取太多，所得到的反而少；禁阻太多，所制止的反而少；命令太多，所推行的反而少。索取而不得，威信就日益降低；禁阻而不止，刑罚将受到轻视；命令而不行，下面就欺凌君上。从来没有多求而多得，多禁而多止，多令而能多行的。所以说：上面过于苛刻，下面就不听命；下不听命而强加以刑罚，做君主的就将被众人谋算。君主而被众人所谋算，虽想没有危险，也办不到了。号令已出又改变，礼仪已行又废止，度量已定又变换，刑法已行又动摇，这样，赏赐虽重，人民也不勉力；杀戮虽多，人民也不害怕了。所以说：上面意志不坚定，下面就有疑心；国家没有常法，人民就不肯尽力，这都是规律。
英明的君主在上，人民自然不敢有私立异说而妄自尊大的，国家没有荒诞的事情、杂乱的风俗、怪异的礼节，士人也没有私立异说的。对于傲慢不恭、改变法令、自己立法定制、制造异说的都加以诛罚，那么，强硬的屈服，冒尖的受挫折，顽固的也可以攻破。再用法度来引导，用杀戮来管制，因而，万民之心都会服从上面，推之而往，引之而来。如果，下面有私立异说，妄自尊大，纷争而不负责任的，君令就再也无法实行。所以说，私立异说一立，君主威信就低，何况还有傲慢不恭、改变法令、自行立法定制、改风俗、变服装、奇谈怪论的存在呢？那种上不行君令，下不合乡里，随意独行，改变一国既成风俗的，叫作“不服治理的人”。不服治理的人是跑到法度以外了。法度以外的人，应该杀。应当使贤者靠能力用事，斗士靠战功用事。贤者靠能力用事，则君主尊严而人民顺从；斗士靠战功用事，则士卒不怕患难而蔑视敌人。君主尊严而人民服从；士卒不怕患难而蔑视敌人，两者树立于国内，则天下得治君主得安了。
爵位不尊，俸禄不重，就不会有人为他赴难冒险，因为他的办法还不足以调动人们这样做。因此，先王规定轩冕，是用来区别贵贱，不是求美；设立爵禄，是用来定其待遇，不是求好看。要使君子靠治国之道来生活，小人靠出力劳动生活。君子靠治国之道生活，则君主尊严而人民顺从；小人靠出力劳动生活，即财物丰厚而生活富裕。君主尊严，人民顺从，财物丰厚，生活富裕，四个条件具备，就不难待时而成王业了。
英明的君主建造宗庙，足以殡尸设祭就行了，不求它的美；修筑宫室台榭，足以防避燥湿寒暑就行了，不求它的大；雕制花纹，刻木楼金，足以分辨贵贱等级就行了，不求它的壮观。这样，农夫不耽误农时，工匠能保证功效，商人没有失利的，人民没有游荡的，财货也没有积压的。所以说：节俭才是正道呵！
法令没有正式公布，人民偶然做到了，就加以行赏，那是君主的错误赏赐。君主进行错赏则功臣抱怨，功臣抱怨则愚民胡作非为，愚民胡作非为，这是大乱的根源。法令没有正式公布，就给予惩罚，那是君主的错罚。君主进行错罚，则人民轻生，人民轻生，暴人就要兴起，帮派朋党就要出现，而乱贼就要造反了。法令已经公布，而不能依法行赏，这就是叫人民不勉力从公，不执行军令，不为国死节。人民不勉力从公，不执行军令，不为国死节，则战不能胜而守不能固；战不胜而守不固，国家就不会安全了。法令已经公布，而不能依法行罚，这就是叫人民不服从法令。人民不服从法令，强人就要兴起；强人兴起，君主地位就危险了。所以说：法律制度一定要合于治国之道，号令一定要严明，赏罚一定要信实坚决，这都是规正人民的准则。
凡是大国的君主地位都高，小国的君主地位都低。大国君主何以地位高呢？回答是：被他使用的人多。小国的君主地位何以低呢？回答是：被他使用的人少。既然，被他用的多就高，用的少就低，那么，君主那有不希望更多的人民为己所用呢？要使人民多为己用，怎么办？回答是：法立令行，人民听用的就多了；法不立，令不行，人民听用的就少了。所以，成立的法律和行通的命令多，而所废者少，人民就不非议，人民不非议就听从了。成立的法律和行通的命令，如果与所废者均等，国家就没有正常的准则，国家没有正常的准则，人民就去胡作非为了。成立的法律和行通的命令少，而所废者多，人民就不肯服从，人民不服从法令，暴人就要兴起而奸邪之辈就要作乱了。
考察君主之所以爱民，乃是为了使用他们而爱的。为了爱民的原故，不怕毁坏法度，削减命令，那就失去爱民的意义了。单用爱民的办法使用人民，则人民不服使用，这是很明显的。善于使用人民的，他可以用杀戮、危害、劳累、饥饿、口渴等方法，用民者可以用这种极端的手段，而人民没有考虑以为害己的，是因为明玉在上，道和法通行全国，人民都能舍弃爱干的私事而做不爱干的的公务。所以，善于使用人民的，总是赏赐不任意折扣，刑罚不任意增加。这样，贤人知所勉力而暴人平息。贤人勉力而暴人平息，功业就随之而立了。人们可以踏白刃，受矢石，赴汤蹈火来执行君令，君令可以尽行，禁律可以尽止，召来使用，人民不敢转移力量；送去战争，人民不敢姑惜生命。不敢转移力量，然后可以立功；不敢姑惜生命，然后可以无敌。进无敌，退有功，于是三军之众都能够保全首领，使父母妻子完好安居于国内。所以，对人民不必同他商量事业的创始，而可以同他欢庆事业的成功。因此，仁者、智者、有道者，都不与人民商量事业之开始。
国家从来没有因为小和不幸而削弱危亡的，一定是因为君主和大臣自身失德，国内的官职、法制、政教有失误，国外对诸侯国的谋虑有失误，因而地削而且国危。国家也没有因为大和侥幸而成功立名的，一定是因为君主和大臣自身有德，国内官职、法制、政教有成就，国外对诸侯国的谋虑有成就。然后功立而且名成。既然如此，治国怎么可以没有正道？用人怎么可以不用贤人？得正道而引导之，得贤才而使用之，将是对于兴利除害大有希望的。希望兴利除害，没有比以身作则更急需的了，而国君尤为重要。如事业受到损害，那一定首先是法令有错误。人主将因法令错误而受蒙蔽，因蒙蔽而被劫制，因受劫制而被杀。

凡人君之所以成为人君，因为他有权势。所以，人君失掉权势，臣下就控制他了。权势在下面，君主就被臣下所控制；权势在上面，臣下由君主控制。所以，君臣的地位颠倒，就因为权势下落。大臣得势一整年，臣虽不忠，君主也不能夺；儿子得势一整年，子虽不孝，父亲也不能制服。所以《春秋》记事，臣有杀君的，子有杀父的。所以说：堂上可以比百里还远，堂下可以比千里还远，门庭可以比万里还远。现在，步行一天，一百里地之内的情况就知道了，堂上有事，过十天君主还不知道，这就叫作比一百里还远了；步行十天，可以了解一千里地的情况，堂下有事，过一月君主还不知道，这就叫比一千里还远了；步行百天，可以了解一万里地的情况，门庭有事，过一年君主还不知道，这就叫作比一万里还远了。所以，情况进而不出，叫作“灭”；情况出而不进，叫作“绝”；情况报上去而不能达到君主，叫作“侵”；情况下达而中途停止，叫作“壅”。有了灭、绝、侵、堕问题的国君，并不是杜绝或封守了他的门户，而是政令有所不能推进的原故。所以说：政令重于宝物，政权先于至亲，法度重于人民，威权重于爵禄。所以，不可为重宝而看轻政令，不可为至亲而把国家政权放在后面，不能为爱民而歪曲法律，不能为爵禄而分让权威。所以说：权势是不能给予他人的。
政，就是“正”。所谓正，是用来正确确定万物之命的。因此，圣人总是精修德性，确定中道以培植这个“正”字，宣扬这个“正”字来治理国家。所以，“正”，是用来制止过头而补不及的。过与不及都不是正。不正都一样损害国家。勇而不义损害军队，仁而不正损害法度。军队失败，产生于不义；法度的侵蚀，就是产生于不正。说话有雄辩而不务正的，行为有敬惧而不善良的，所以，说话必须合于务正，不苟且强为雄辩；行为必须考虑良善，不苟且保持敬惧。
规矩，是矫正方圆的。人虽有巧目利手，也不如粗笨的规矩能矫正方圆。所以，巧人可以造规矩，但不能废规矩而正方圆。圣人能制定法度，但不能废法度而治国家。所以，虽有明彻的智慧、高尚的品德，违背法度而治国，就等于废除规矩来矫正方圆一样。
有一种说法：人君的威严，不是因为他的德行特别能比一切人都好，而因为他是人君，因而人们尊崇他，并不敢计较他德行的高低。因为他有杀和生的大权，比司命之神还厉害；他还有使人贫富，并使之互相供养的大权；还有使人贵贱，并使之互相服从的大权。君主就是掌握这六项权限来统治臣下，臣下也看此六者来事奉君主，君臣的结合，便靠这六者为媒介。这六者掌握在大臣手里一年，臣虽不忠，君主也不能夺；在太子手里一年，子虽不孝，父亲也不能夺。所以《春秋》记事，有臣杀君的，有子杀父的，就因为得此六者而君父还不知道的原故。六项权限落在臣下手里，君主就受蒙蔽了。君主受蒙蔽，就是失其政令。所以说：令入而不出叫作“蔽”，令出而不入叫作“壅”，令出而不行叫作“牵”，令入而不能到达君主叫作“瑕”。有了牵、瑕、蔽、壅问题的君主，不是谁敢杜绝和封守他的门户，而是令不能行的原故。这种情况之所以出现，是因为贤人不来而忠臣不用。所以，君主对于令不可以不慎重。令，是君主的大宝。
有一种说法：贤人不来叫作“蔽”，忠臣不用叫作“塞”，令而不行叫作“障”，禁而不止叫作“逆”。有了蔽、塞、障、逆问题的君主，并不是因为谁敢杜绝和关闭他的门户，而是贤人不来，令不能行的原故。
凡人民趋从君主，不是趋从他口里说的什么话，而是趋从他性情之所好。君主好勇则人民轻死，君主好仁则人民轻财，所以说上面喜爱什么，下面就一定爱好什么，而且更厉害。由此，明君知道人民一定是以君主为出发点的，所以要确立法制以自己治理自己，树立礼仪以自己规正自己。所以，上面不以身作则，下面就不会服从，如人们不肯服从法令，不肯死于制度，国家就一定要乱了。所以。有道的君主，行法令、修制度，总是先于人民躬行实践的。
凡评定人物都有要领：骄傲的人，没有伟大人物。骄傲，就是自满；自满，就是空虚。行事有了自满与空虚，事情就被限制。骄傲，是渺小的。凡评价人物而违背古道的，没有高士。既不知古道而轻易作出论断的，没有智士。德行未成于自身而违背古道的，是卑人。事业无根底，遇机会就简弃其业的，是愚人。猎取虚名的人，没有贤士；猎取货利的君主，没有成王业的君主。贤人立身行事，不想到要出名；成王业的君主行道，也不计较成败。贤人行事，成王业的君主行道，都是自己想停下来也不可能的。
明君以公治国统一人民来对待当世，忠臣以直道求进来表明他的才能。明君不肯私授爵禄给所爱的人，忠臣不冒充有能来猎取爵禄。君主不以私对国，大臣不冒充有能，能够这样做的，虽不能大治，也合于规正人民的准则。当前，任用冒充有能的大臣，事奉以私对国的君主，这样而能完成功业的，从古至今都不会有。冒充有能的人是容易识破的。我想了想先王的情况，舜有天下的时候，禹为司空，契为司徒，皋陶为治狱的官，后稷为农业的官；这四人都是天下的贤人，还仅只各精一事服务于君主。现在冒充有能的人，做事当官，都是身兼四贤的职责。由此看来，功业之不成，也就容易理解了。所以，那些对高爵重禄无不接受，对势利官大无不乐从的人，用这些为君主服务，就是所谓冒充有能、纂取财利的大臣。世上没有以公治国的君主，就没有以直道求进的士人；没有识别贤能的君主，就没有成就功业的大臣。从前三代的授受天下，哪有第二个天下可供营私的呢？
劳民与伤财，莫过于用兵；危国与伤君，也没有比用兵更快的。这四者之为害是很明显的，但古往今来都不能废除。兵当废而不废，是错误的；兵不当废而废之，也是错误的。这两者之为害于国家，都是一样。黄帝、唐尧、虞舜的盛世，资有天下，权操于一人，这时，兵备都没有废除，现今，德行不及上述三帝，天下又不太平，而求废除兵备，不是太难了么？所以，英明的君主懂得应该专务什么，防患什么。国治而人民注意积蓄，这就是所谓专务的事；动静失宜，这就是所要防患的。因此，明君总是审慎对待所专务的事，而防其所患。
猛毅的君主，不免于外患；懦弱的君主，不免于内乱。猛毅的君主轻于杀人，轻杀的流弊，就是使行正道者不安全。行正道者不安全，有才能之臣就要出亡国外。这些智者知道我们的虚实，为敌国谋取我们，外患就从此到来了。所以说：猛毅的君主不免于外患。懦弱的君主姑借刑杀，姑惜刑杀的错误，就是使行邪道者不改正；行邪道者久而不改，群臣就结党营私；群臣结党营私，就隐君之善而扬君之恶；隐善扬恶，内乱就从此发生了。所以说：懦弱的君主，不免于内乱。
明君不为至亲危害他的国家政权，关怀国家政权甚于关怀至亲；不为个人私欲改变法令，尊重法令甚于尊重人君；不为重宝分让权力，看重权力甚于看重宝物；不为爱民削弱法度，爱法更甚于爱民。

《管子· 兵法第十七 》白话译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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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晓万物本质的，可成皇业；明察治世之道的，可成帝业；懂得实行德政的，可成王业；深谋远虑取得战争胜利的，可成霸业。所以，战争，虽不是什么完备高尚的道德，但可以辅助王业和成就霸业。现代用兵的人却不明此理，不晓得用兵是要权衡得失的。所以，一发动战争就使国内贫穷，打起仗来没有必胜的把握，打了胜仗则死亡甚多，得了土地而伤了国家元气。这四种情况，是用兵的祸害。四者害其国，没有不危亡的。
大度的书上说：发动战争而保持国家不贫，打起仗来有必胜把握，打了胜仗没有死亡，得了土地而本国不伤元气，如何做到这四点呢？发动战争而国内不贫，是因为筹算得当。战而必胜，是因为法度严明。打了胜仗而没有死亡，是因为教练和武器都好，敌人不敢抗拒。得了土地而不伤本国元气，是因为顺应了被征服国的人民。顺应其人民，号令、制度就有成法可依。教练和武器都好，就有控制力量。法度严明，军队就有遵循。筹算得当，用兵就有明见。治兵众要有方法，胜敌国要有正理，审查治兵的方法就可以了解治军水平，审查武器的状况就可以了解战胜原因，明白举兵的正理就可以战胜敌人。安定宗庙，养育儿女，使四民分业治事，就可以立威立德；制定仪法，发布号令，然后就可以统一百姓行动和治理民众了。
军中没有主帅，就不能早知敌情。农业没有官吏，就不能充实粮食贮备。官府没有常法，下面就抱怨上级，而使武器不精。朝廷没有统一政令而赏罚不明，人民就看轻出产。应该说：早知敌情，才能够所向无敌；有充实的粮食贮备，才能久战而不匮乏；武器精巧，才能征伐顺利；赏罚严明，才能使勇士得到鼓励。
“三官”无误，“五教”不乱，“九章”著明，这样，虽处于极危之境也无害，处于极度困乏也不会遇难。所以有办法进行远征，有规则总领众强。三官：第—是鼓，鼓是为了作战，为了发动，为了进攻而用的；第二是金，金是为了防守，为了退兵，为了停战而用的；第三是旗，旗是为了出动军队，为了节制军队，为了抑止军队而用的。这就是三官。有此三令，兵法就起作用了。“五教”：一是教战士眼看各种形色的旗帜，二是教战士耳听各种号令的数目，三是教战士足走前进后退的步伐，四是教战士手使各种长短的武器，五是教战士心想赏罚制度的必行。五教熟练，战士就有勇气作战了。“九章”：一是举日章，白日行军；二是举月章，夜里行军；三是举龙章，水里行军；四是举虎章，林内行军；五是举乌章，丘陵行军；六是举蛇章，沼泽行军；七是举鹊章，陆上行军；八是举狼章，山上行军；九是举弓衣之章，表示要载上粮食驾车而行的意思。这九章确定之后，军队的行止就不会越轨了。
运用三官、五教和九章，要做到起始于没有开端，结束于没有穷尽。始于无端，好比“道”；终于无穷，好比“德”。因为道是不可量度的，德是不可测算的。不可量度，所以敌众强大也无法图谋我军；不可测算，所以敌军诈伪也不敢对抗我军。两者兼而施之，无论动兵或息兵都有成效。过境要使人不知，发兵要出敌不意。过境使人不知，敌人就无法防御；发兵出敌不意，敌人就无法应付。故能全胜而无所伤害。要根据进军方便而进行教练，要按照作战有利而指挥行动。教练不拘常规，行动也不拘常规。两者兼而施之，—动兵就有成效。
兵器完好，教练有素，追逐逃兵遁卒就能像飘风一样迅速，击杀敌军就能像雷电一样猛烈。敌人虽有绝地也不能守卫，虽侍险固也不能支持。我军则保持主动而无敌，令行而无阻。兵器完好，教练有素，分兵则敌人不能防备，聚兵则敌人不能测度。在教练充分武器良好的条件下，兵的进退都会像雷电一样，而没有停滞和溃散。能做到一气专定，则四出无阻；能做到强兵利器，则遇危不乱。进军无阻碍，退军不溃乱，敌人就为我所用了。这样，过山谷不用钩梯，经水沟不用船只，可以通过绝险的地势，可以打下依险固守的敌人，独出独入谁也不能阻止。实际上“独入”并不是单人打入，所以不能阻止；“独出”并不是单人杀出，所以不能约束。这种战法不能用言语形容至尽，说尽反而不是原意了。所以，其伟大可与神灵相比拟。
养兵以道，则人民和睦；养兵以德，则人民团结。和睦团结就行动协调，协调就能一致，普遍地协调一致，那就谁也不能伤害了。定于“一至”，实行“两要”，总揽“三权”，掌握“四机”，发“五教”，设“六行”，讲“七数”，守“八应”，审“九章”，明“十号”，这就能获得全胜和大胜了。
要固守，所以能以守取胜。因为，频繁战斗则士兵疲惫，多次得胜则君主骄傲，以骄傲的君主驱使疲惫的士兵作战，国家怎能不危险？所以，用兵最好的是不战而胜，其次是一战而定。打破大国，战胜强敌，这是一战而定的典范。乱敌不用权变，乘敌不用诡计，胜敌不用诈谋，这是一战而定的实质。对近敌用实力征伐，对远国用号令威慑，力量不可估计，强盛不可测度，士气永不枯渴，心智无法捉摸，这是一战而定的力量源泉。增兵像时雨一样密集，减兵像飘风一样迅速，这是一战而定的最终表现。
能控制敌人，是武器最精的结果；使敌为我用，是教练最好的结果。不能使武器最精的，不能制敌；不能使教练最好的，不能使敌为我用。不能使敌为我用，我将陷于被动；不能使武器最精，我将陷于困境。用兵神速，可以取得必胜。出入异途，可以劳伤敌军。深入敌境造成危险，战士自然警惕，警惕就同心同力了。善于用兵者指挥作战，总是使敌人像在虚空的地方，像在同影子搏斗。保持没有方位、没有形体的样子，因而没有不成功的；保持没有形体、没有作为的样子，因而没有不变化的。这些就叫作“道”。它好像无有而实则存在，好像在后而实则在前。用“威”字，都不足以形容其作用。

《管子·大匡第十八 》白话译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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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僖公生有公子诸儿、纠与小白。僖公委派鲍叔辅佐小白，鲍叔不愿干，称病不出。管仲和召忽去看望鲍叔，说：“为什么不出来干事呢？”鲍叔说：“先人讲过；知子莫若父，知臣莫若君。现在国君知道我不行，才让我辅佐小白，我是想不干了。”召忽说：“您若是坚决不干，就不要出来，我暂且保证说您要死了，就一定把您免掉。”鲍叔说：“您能这样做，哪还有不免我的道理呢？”管仲说：“不行。主持国家大事的人，不应该推辞工作，不应该贪图空闲。将来继承君位的，还不知道是谁。您还是出来干吧。”召忽说：“不行。我们三人对齐国来说，好比鼎的三足，去其一，立不起来。我看小白一定当不上继承君位的人。”管仲说：“不对，全国人都厌恶公子纠的母亲，以至厌恶公子纠本人，而同情小白没有母亲。诸儿虽然居长，但品质卑贱，前途如何还说不定。看来统治齐国的，除了纠和小白两公子，将无人承担。小白的为人，没有小聪明，性急但有远虑，不是我管夷吾，无人理解小白。不幸上天降祸加灾于齐国，纠虽得立为君，也将一事无成，不是您鲍叔来安定国家，还有谁呢？”召忽说：“百年以后，国君下世，如有违犯君命废弃我之所立，夺去纠的君位，就是得了天下，我也不愿活着；何况，参与了我们齐国的政务，接受君令而不改，奉我所立而不使废除，这是我义不容辞的任务。”管仲说：“我作为人君的臣子，是受君命奉国家以主持宗庙的，岂能为纠个人而牺牲？我要为之牺牲的是：国家破、宗庙灭、祭祀绝，只有这样，我才去死。不是这三件事，我就要活下来。我活对齐国有利，我死对齐国不利。”鲍叔说：“那么我应该怎么办？”管仲说：“您去接受命令就是了。”鲍叔许诺，便出来接受任命，辅佐小白。鲍叔问管仲说：“怎样作工作呢？”管仲说：“为人臣的，对君主不竭尽心力就不能得到亲信，君主不亲信则说话不灵，说话不灵则国家不能安定。总之，事奉君主不可存有二心。”鲍叔许诺了。
齐僖公的同母弟夷仲年生有公孙无知，得齐僖公的宠爱，衣服、礼数和世子一样待遇。僖公死后，因诸儿最长，立为国君，这就是齐襄公。齐襄公立后，废除无知的特殊地位，无知很恼怒。齐襄公曾派连称、管至父两人到葵丘去戊守，命令说：“瓜熟的时候派你们去，明年瓜熟的时候回来。”驻守了一周年，齐襄公的通知还不到，两人请求接替，襄公不允许。他们便依靠公孙无知起来造反。
鲁桓公的夫人文姜，是齐国的姑娘。鲁桓公将去齐国，准备与夫人同行。申俞谏止说：“这不好。女有夫家，男有妻室，双方不相混乱，这是一种礼。”鲁桓公不听，还是带着文姜与齐侯在烁水之地相会。文姜私通于齐侯，鲁桓公知道了，责备文姜。文姜告诉了齐侯，齐侯发怒，在宴请桓公的时候，使公子彭生扶之上车拉断其肋骨，鲁桓公死在车上了。齐国大夫竖曼说：“贤者死于忠诚以消除人的疑惑，百姓就安定了；智者深究事理而考虑长远，自身就免祸了。彭生作为公子，仅次于国君，不忠谏而阿谈逢迎以戏弄国君，使国君失了亲戚之礼；现在又为国君闯了大祸，使两国结怨，彭生岂能免罪呢？祸败原因，归于彭生。君上您因怒而造祸，不顾交恶于亲戚之国，宽容了昏恶的彭生，就是无耻。那就不仅彭生一个人所能了事的了。鲁国若兴兵问罪，也一定用彭生作理由。”二月，鲁国果然通知齐国说：“我们的国君由于敬畏您的威望，不敢耽在家里，而到齐国修好。完成了外交之礼但没有生还，无所归咎，请用彭生来解除这个怨恨。”齐国于是就杀了彭生，以谢罪于鲁国。五月，齐襄公在贝丘打猎，见到一只野猪。侍从们说：“这是公子彭生。”齐襄公发怒说：“彭生怎么敢来见我？”用箭射它，这只野猪像人一样站着英叫起来。襄公害怕，从车上掉下来，伤了脚又丢了鞋。回来向一个名叫费的侍从人员要鞋，没有找到，用鞭子打费血。费跑出来，在大门遇到造反的叛贼，被捆绑起来。费脱掉衣服让他们看打伤的背，叛贼相信了他，让费进去捉齐襄公。费把齐襄公藏了起来而再出，与叛贼战死在门里。石之纷如也死在阶下。孟阳冒充齐襄公躺在他的床上，叛贼把他杀死以后说：“不是国君，相貌不像。”这时忽然在门下面发现齐襄公的脚，于是杀了齐襄公而拥立公孙无知为国君。
鲍叔牙事奉公子小白逃奔到莒国，管夷吾和召忽事奉公子纠逃奔到鲁国。鲁庄公九年，齐国的公孙无知因为虐待雍凛，雍凛杀了公孙无知。齐桓公从苔地先回到齐国。鲁国这时也动兵伐齐，要纳公子纠为君，双方在乾时那地方作战，管仲箭射桓公，仅中带钩。鲁军打了败仗，齐桓公即位为君了。于是齐国要胁鲁国，要鲁国杀公子纠。齐桓公问鲍叔说：“将怎样安定国家？”鲍叔说：“得到管仲和召忽，国家就安定了。”齐桓公说：“管仲和召忽是我的仇人呵。”鲍叔便把他们三人从前的谋划告诉了桓公。桓公说：“那么，能得到他们么？”鲍叔说：“要快快召回，就能得到，不快就得不到。因为鲁国的施伯知道管仲的才干，他会献计让鲁国把大政交给管仲。管仲如果接受，鲁国就知道如何削弱齐国了；管仲如不接受，鲁国知道他将回齐国，就一定把他杀掉。”齐桓公说：“那么，管仲将接受鲁国政务么？还是不肯接受呢？”鲍叔回答：“不会接受。管仲不为公子纠而死，就是为安定齐国，若接受鲁国政务，就是削弱齐国了。管仲对齐国没有二心，虽明知要死，也肯定不会接受的。”齐桓公说：“他对于我，也肯这样么？”鲍叔回答说；“不是为了您，而是为了齐国先代的君主。他对您当然不如对公子纠更亲，对公子纠他都不肯死难，何况您呢？您若想安定齐国，就快把他接回来。”齐桓公说：“恐怕时间来不及了，怎么办？”鲍叔说：“施伯的为人，聪敏然而伯事，您若及早去要，他害怕得罪齐国，一定不会杀的。”桓公说；“好。”鲁君施伯果然去对鲁君说： “管仲是有智谋的，只是事业未成，现在鲁国，您应把鲁国大政委托给他。他若接受，就可以削弱齐国；若不接受，就杀掉他。杀他来向齐国讨好，表示与齐同怒，比不杀更友好。”鲁君说：“好。”鲁国还未及任用管仲从政，齐桓公的使臣就到了，说：“管仲和召忽，是我的叛贼，现在鲁国，我想要活着得到他们。如得不到，那就是鲁君您和我的叛贼站在一起了。”鲁国问施伯，施伯说：“您可以交还给他。我听说齐君性急而极为骄傲，虽得贤才，就一定能使用么？如果齐君真的使用了，管子的事业就成了。管仲是天下的圣人，现在回齐国执政，天下都将归顺他，岂独鲁国！现在若杀了他，他可是鲍叔的好友，鲍叔借此与鲁国作对，您一定受不了，还不如交还齐国。”鲁君便把管仲、召忽捆起来准备起行。管仲对召忽说：“您害怕么？”召忽说：“怕什么？我不早死，是等待国家平定。现在既然平定了，让您当齐国的左相，也一定让我当齐国的右相。但是，杀我君而用我身，是再一次对我的侮辱。您作生臣，我作死臣好了。我召忽既已明知将得万乘大国的政务而自死，公子纠可说有死事的忠臣了。您活着称霸诸侯，公子纠可说有生臣了。死者完成德行，生者完成功名，生名与死名不能兼顾，德行也不能虚得。您努力吧，死生在我们两人是各尽其分了。”于是上路而行，一进入齐境，召忽就自则而死了。管仲也便回到齐国。君子们听到都说：“召忽的死，比活着更贤；管仲的生，比殉死更贤。”

另有一种说法是：齐襄公即位第二年，驱逐小白，小白逃入莒国。襄公在位十二年而死，公子纠即位。国人召小白回国。鲍叔说：“还不回去么？”小白说：“不行。管仲有智，召忽强武，尽管国人召我，我也是进不去的。”鲍叔说：“如果管仲的智谋确实发挥出来了，齐国为什么还会乱？召忽虽然强武，岂能单独对付我们呢？”小白说：“管仲虽然不得行其智，但毕竟不是没有智；召忽虽不得国人支持，他的党羽还是可以图害我们的。”鲍叔回答说：“国家一乱，智者无法搞好内政，朋友无法搞好团结，国家是可以夺到手的。”于是命令车驾出发，鲍叔赶车，小白乘坐而离开苔国。小白说：“管仲和召忽两人是奉君令行事的，我还是不可冒险。”说着就要下车。鲍叔用靴子挡住小白的脚说：“事如成功，就在此时；事如不成，就由我牺牲生命，您还是可以不死的。”于是继续前进。到了城郊，鲍叔命令二十辆兵车在前，十辆在后。鲍叔对小白说：“他们怀疑我们这些从人，但并不认识我。如果事情不成，我便在前面阻塞道路。”接着鲍叔对众宣誓说：“事情成功，都听我的命令；事情如果不成，能使公子免祸者为上，死者为下，我用五辆兵车的车徒器械拦路。”于是，鲍叔充当前驱，就进入齐国，驱逐了公子纠，管仲箭射小白，仅中带钩。管仲与公子纠、召忽就逃往鲁国去了。齐桓公即位以后，鲁国曾攻伐齐国，想立公子纠而没有办到。
桓公元年，召见管仲，管仲到后，桓公问：“国家能够安定么？”管仲回答说：“您能建立霸业，国家就能安定；建立不了霸业，国家就不能安定。”桓公说：“我不敢有那么大的雄心，只求国家安定就成了。”管仲再请，桓公还说：“不能。”管仲向桓公告辞说：“君免我于死，是我的幸运。但是我之所以不死于公子纠，是为了要把国家真正安定下来。国家不真正安定，要我掌握齐国政事而不死节于公子纠，我是不敢接受的。”于是走出，到大门，桓公又召管仲回来。管仲回来后，桓公流着汗说：“你一定要坚持，那就勉力图霸吧。：管仲再拜稽首起来以后说：“今天您同意完成霸业，我就可以秉承君命立于相位了。”于是便发布命令使五官开始办理政事。过了一些时候，桓公对管仲说：“我想乘此诸侯间没有战事的时候，稍微加强一下军备。”管仲说：“不行。百姓生活困难，您应该先亲百姓而收敛军备，与其厚于军队，不如厚于人民。齐国的国家尚未安定，您不把人民生活放在首位而先扩充军备，那就将外不亲于诸侯，内不亲于百姓。”桓公说：“好。”这件政事没有能够实行。
桓公二年，国愈乱，又对管仲说：“我想加强军备。”管仲又说：“不行。”桓公不听，果然修治军备。桓公曾与宋夫人在船中饮酒，宋夫人摇荡船只吓唬桓公’。桓公发怒，休了宋夫人，宋国则把宋夫人再嫁给蔡侯。第二年，桓公怒对管仲说：“我想伐宋。”管仲说：“不可以，我认为内政不修，对外用兵不会成功。”桓公不听，果然起兵伐宋。各诸侯兴兵救宋，把齐军打得大败。桓公发怒了，回来对管仲说；“请你加强军备。我的战士没有训练，兵力又不充实，所以各国诸侯敢救我们的敌国。必须在国内加强军备！”管仲说：“不可以，这样齐国就危险了。国内夺取民用，鼓励兵士打仗，这是乱国的根源。国外侵犯诸侯，各国人民多怨。行义之士，不肯到齐国来，国家还能没有危险？”鲍叔也说：“您一定要听纳夷吾的意见。”桓公不听，命令全部封地之内加强军备。增加了关税和市场税，桓公便用来按作战勇敢颁发禄赏。鲍叔对管仲说：“从前，桓公曾同意您兴举霸业，现在国家愈乱，您将怎么办？”管仲说：“我们的国君性急，其见解多有悔改，姑且等他自己觉悟吧。”鲍叔说：“等他自己觉悟，国家不就受损失了么？”管仲说：“不会。国家政事，我还在暗中办理着，混乱一些还有时间挽救。国外诸侯的大臣，既没有赶得上我们二人的，便无人敢来侵犯我国。”到下一年，朝廷里争夺禄位，互相残杀，折颈断头的事不断发生。鲍叔对管仲说：“国家死的人多了，这不是坏事么？”管仲说：“怎么能是？那些人都是贪民，我所忧虑的，各诸候国的义士不肯入齐，齐国的义士不肯作官。这才是我的忧患所在。象那样一些死者，我何必加以爱惜？”
桓公又在国内加强军备。桓公三年，桓公将伐鲁国，说：“鲁国同我本来接近，所以他出兵救宋也快，我要讨伐他。”管仲说：“不可以。我听说有土之君，不勤于战争，不忌恨小辱，不重复过错，国家就能安定；勤于战争，忌恨小辱，重复过错，国家就是要危险的。”桓公不听，兴兵伐鲁，兵到了长勺。鲁庄公出兵抵抗，大败齐军。桓公说：“我的兵还是太少，我若以三倍的兵力包围它，它还怎能阻挡我？”
四年，桓公继续修治军备，齐整的甲士有十万人，兵车有五千乘。桓公对管仲说：“我的战士已经训练，军队已经增多，我要征服鲁国了。”管仲深深叹惜说：“齐国危险了，因为您不努力于德政而努力于甲兵。天下各国拥兵十万的不少，我们要发动小的兵力征服大的兵力，国内脱离民众，国外诸侯戒备，我们自己也只好行诈，国家想不危险能办到么？”桓公不听，果然伐鲁。鲁国不敢迎战，只在离国都五十里处，设关防守。鲁国请求以关内侯的依次，服从齐国，要求齐国也不再侵略鲁国。桓公许诺了。鲁国约请会盟说：“鲁是小国，当然不带兵器，若带兵器开会，就是以战争状态传闻于各国诸侯，您还不如作罢。这次会盟请都免带兵器。”桓公说：“可以。”使命令随员不带兵器。管仲说：“不行。各诸侯国对您都很忌恨，您还是就此告退为好。您真的借盟会削弱了鲁国，各诸侯国又会把‘贪’名加在您头上，以后的事，小国愈加顽抗，大国也组织防备，对齐国都不利。”桓公不听。管仲又谏止说：“您切不可去。鲁国人怎么能不带兵器？曹判的为人，坚强而狠毒，不是能用盟约来解决问题的。”桓公不听，果然与鲁国相会。鲁庄公怀中带剑，曹判也怀中带剑。上台后，庄公从怀里抽出剑来说：“鲁国边境，离国都只五十里了，也不过一死而已。”左手举剑对着桓公、右手比着自己说：“一同死了吧，我死在您的面前。”管仲跑向桓公，曹判抽举剑站在两个台阶之间说：“两位国君将改变原来计划，谁也不可进前。”管仲说：“君上请把土地归还给鲁国，以汶水为界好了。”桓公许诺了，确定以汶水为界而回国。桓公这次回来便努力整顿政治而不再增加军备，自守边境，不过问他人，停止过激行动并息兵罢战了。
桓公五年，宋国伐记国。桓公对管仲和鲍叔说：“宋，本来是我要讨伐的，无奈各国诸侯要救他。杞国是伟大君主的后代。目前宋国伐他，我想去救，能行么？”管仲说：“不行。我认为自己内政不修，向外举兵行义就无人信服。您现在将要对外举兵行义，以实行先外后内的办法，对各国诸侯来说可以使之亲附么？”桓公说：“此时不救，以后将没有理由伐宋了。”管仲说：“一个诸侯国的君主，不应该贪得土地，贪地必然勤于动兵，勤动兵必然困乏人民，人民困乏则君主只好多行欺诈了。欺诈如行得机密而后动兵，是可以打胜敌人的；但对民行诈就不能取得人民信任。不信于民则必然动乱，国内一动乱则危及自身。所以古人懂得先王之道的，总是不在军事上互相竞争。”桓公说：“那么该怎么办呢？”管仲回答说：“依我之见，不如派人以重礼去宋国交涉，交涉不成，您就收留杞君并加封赐。”桓公问鲍叔说：“怎么样？鲍叔说；“您可按夷吾的意见行事。”桓公便派遣曹孙宿出使宋国。宋国不听，果然伐杞。桓公便修筑缘陵之城封赐给记君，还送予兵车百乘，甲士千人。翌年，狄国伐邢，邢国国君逃到齐国，桓公又修筑夷仪之城封赐邢君，也送兵车百乘，甲士干人。再一年，狄国伐卫，卫国国君逃到虚地，桓公还准备加以封赐。隰朋、宾胥无两人谏止说：“不行。三个国家之所以亡，只因为小。现在您只求封赐亡国，国土用尽怎么办？”桓公问管仲说：“怎么样？”管仲说：“您有了行义之名，便可赢得实际好处。您还应该照样干下去。”桓公又问鲍叔，鲍叔说：“您可按夷吾的意见行事。”桓公便修筑楚丘之城进行封赐，送予兵车五百乘，甲士五干人。封赐了．卫国以后，过一年，桓公问管仲还应做什么事情，管仲回答说：“您在国内修明政治而劝勉人民，就可以取信于各国诸侯了。”桓公同意。于是减轻赋税，放宽关卡市场的征税，建立赋税与禄赏制度。实行了这些以后，管仲又请求说：“要实行间病制度。我希望对国内外有赏而无罚，行之五年，便可使各国诸侯亲附。”桓公说：“好。”实行以后，管仲又请求说：“在与各诸侯国的礼问当中，我们齐国以豹皮送给小国，让小国以鹿皮回报；我们齐国以马送给小国，让小国以狗回报。”桓公也同意并实行了。管仲又请求在国内外实行奖赏措施。桓公说“好”。也实行了。管仲负责在国中行赏，桓公则对各国诸侯行赏。凡诸侯国的君主有做好事情的，就以重礼祝贺他；国内列士以下有做好事情的，就送衣裳祝贺他；凡各诸侯国的大臣有谏诤君主而意见正确的，就送玺去慰问他，以赞许他的意见正确。桓公实行了这些措施以后，又问管仲说：“还做什么？”管仲说：“隰朋聪明敏捷，可任命管理东方各国的事务。宾胥无坚强而纯良，可任命管理西方各国的事务。卫国的政教，诡薄而好利。公子开方的为人，聪慧而敏捷，不能持久而喜欢创始，可以出使卫国。鲁国的政教，好六艺而守礼。季友的为人，恭谨而精纯，搏闻而知礼，多行小信，可以出使鲁国。楚国的政教，机巧文饰而好利，不好立大义而好立小信。蒙孙这个人，博于政教而巧于辞令，不好立大义，而好结小信，可以出使楚国。小国诸侯既已服从，大国诸侯既已亲附，能做到这一步，就可以开始向他们施加政令了。”桓公说：“好。”于是派遣公子开方到卫国，派遣季友到鲁国，派遣蒙孙到楚国出使。五年，各国诸侯都亲附了。

狄国又在搞军事征伐，桓公通告各国诸侯说：“请出兵救助被伐的国家。如各国诸侯同意，大国出兵车二百乘，士卒二千；小国出兵车百乘，士卒一千。”各国诸侯都许诺了。齐国出了一千乘兵车，士卒提前到了缘陵，但会战则在全体都到达以后。所以打败了狄军。狄国的车甲与物资，由各小诸侯国受领；大诸侯国就近的，分得狄国的县，但不许践踏它的都城。北州诸侯没有到，桓公在召陵遇到南州诸侯说：“狄国无道，违犯天子之命而擅自征伐小国，我们由于天子的原故，敬顺天命，而下令援救被伐之国。但北州之侯不到，上不听天子之令，下无礼于各诸侯，我提请大家惩罚北州之侯。”各诸侯都同意。桓公于是北伐令支国，打下凫之山，取孤竹国，拦阻山戎。看着管仲发问说：“还要做些什么？”管仲回答说：“您可教各诸侯国为人民积聚粮食，至于各诸侯国的军备不足，您就发兵相助。这样，就可以对他们施加政令了。”桓公便告示各诸候国，一定要备足三年的民食，用余力修治军队，军备不足，就把情况报告齐国，齐国发兵相助。这件事办了以后，桓公又问管仲说：“还做什么？”管仲回答说：“您考察他们君臣父子的关系，就可以施加政令了。”桓公问： “考察的办法如何？”回答说：“诸侯们不准擅自立妾为妻，不准擅自诛杀大臣，没有为国立功不准擅加禄赏。士与庶人不准擅自弃绝妻室，不准到处修筑堤坝，不准囤集粮食，不准乱取山泽的木材。行之一年，不服从的，就可以给予处罚。”桓公便把这些公布于诸侯，各国诸侯都同意，接受而实行。行一年，吴国征伐齐国的谷城，桓公并没有普遍通告诸候，而各诸候国的军队都全部赶到，等待桓公。桓公以兵车干乘在国境接会诸侯；齐国的军队还没有开到，吴兵就逃出了。各诸侯国也同时罢兵。桓公回来问管仲说：“还做什么事情？”管仲说；“可以对各国诸侯施加政令了。”还说：“从今以后二年中，诸侯的世子不孝父母，不友爱兄弟，不敬国之良臣，三者无一，可以诛伐。诸侯的大臣办理国事，三年不闻有善政，可以处罚。国君有过，大夫不谏止，士庶人有好的表现，大夫不举荐，可以处罚。士庶人等，在官吏的了解中，“贤而孝悌的，可以赏赐。”桓公接受并实行了这些建议，邻近齐国的诸侯没有不请求事奉的，有兵车的集会有六次，和平友好的乘车集会有三次，享国达四十二年。
桓公即位十九年，放宽了关、市的征税，只取五十分之一的税收。收农赋用粮食数量计算，按土地肥瘠分别征收。两年收税一次，丰年收十分之三，中年收十分之二，下等年成收十分之一，荒年不收，待年景饥荒情况缓解后再收。
桓公委派鲍叔考察官吏当中表现好的人，委派曼子考察非官吏和种田者当中表现好的人，委派高子考察工匠和商人当中表现好的人，委派国子管理讼狱，隔朋管理东方各国的事务，宾胥无管理西方各国的事务，弗郑管理住宅。凡是当官的住进宫庭，不当官与种田的住近城门，工匠与商人住近市场。每三十里路设置驿站，贮备一些食品，立官管理。凡诸侯各国与齐国交涉办事，对从行官吏，派一个人用车替他负载行装；若是住宿，派人替他喂马并以所备食品招待。来客与管理者各执契券，客至本国要交契费。待客礼仪与收费数目如有不当，管理者有罪。凡庶人要与本乡交涉办事，官吏扣压不办者，过七天要处以囚禁。士有事要向上交涉，官吏扣压者，过五天要处以囚禁。贵人之子要向上交涉办事，官吏扣压者，过三天就要囚禁。凡县吏引荐其他诸侯国来到齐国做事的士人，引荐得好，看所荐对象能力的大小，给予赏赐。引荐有过，不予罪罚。派鲍叔管理大夫的选拔，对于劝勉国事，有功无过的，举为上等。从政，治绩属第二位；田野土地又多不荒废，办案严肃不骄的，属于其次。劝勉国事，有功而亦有过；从政，虽有治绩而无能力，野原又多荒废，办案骄傲轻忽，行此三者，属于下等。派曼子管理贵人之子的选拔，对于外出不邪僻，居处不奢华，能友爱青年和长辈的，举为上等；具备上述两个条件的，属于其次；具备一条的，属于下等。士，立身谦恭，敬重老人、官长，交游不失礼节，行此三者，举为上等；具备上述两个条件，属于其次；具有一条，属于下等。种田者，非常出力，顺于父兄，而且多服其劳，有此三者举为上等；有两条的，属于次等；具有一条，属于下等。派高子管理工匠、商人的选拔，顺于父兄，事长养老，接受任务能严肃对待，有此三条，举为上等；有两条的，属于次等；只有一条，属于下等。还委派国子按情节判断刑狱。三位大夫的选拔举荐工作做完以后，命令县去执行。管仲要进一步与被选拔举荐的人谈话，然后上报与国君见面，终年如此，由国君举用。管仲告知鲍叔说：“劝勉国事，无功而有过；为政无治绩而无能力，野原又多荒废，办案骄傲轻忽，凡有此三条缺点的，有罪无赦。”告知曼子说：“贵人之子，居处奢华，压制朋友，嗜好酒食，行此三者，有罪无赦。士，出入无常规，不敬老人，并且营利谋富，行此三者，有罪无赦。种田者，出入不顺于父兄，用力不勤，有事不服其劳，行此三者，也是有罪无赦。”告知高子说：“工匠、商人，出入不顺于父兄者，接受任务不严肃对待，而遗弃老人行事诡诈，行此三者，有罪无赦。凡是对父兄无过，州里称赞的人，官吏应该举荐，国君即行任用。做得好也无赏，有过也无罚。但官吏应荐不荐，则废除其职务。对父兄虽然无过，但州里无人称赞的，官吏举荐，国君也可使用，好的给上等赏，不好的则官吏受罚。”桓公也告知国子说：凡贯彻贵贱的准则，在家里应该与父亲共同履行，出家与师长共同履行，到上面与国君共同履行。这三件大事，受到损害而不能以死捍卫，或者有损害而不知道的，则不赦其罪。判断刑狱的人，使人情与义理通融，使义理与禄位通融，使有禄位者可以不加检束，这也是罪在不赦的。

《管子·中匡第十九 》白话译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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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仲计算国家的开支，三分之二用于国外宾客，用于国内的仅占三分之一。管仲惶恐地把这个情况报告给桓公。桓公说：“您还至于这样么？四方邻国的宾客，来者满意，出者称赞，好名声就布满天下；来者不满意，出者不称赞，坏名声就布满天下。有土地可以生产粮食，有木材可以制造商品。粮食用尽可以再生产，商品卖完可以再买进。治国家者，名声最为贵重，钱财何必在意呢？”管仲说：“这实在是您的明鉴。”桓公说：“人民已致力于军事了，我想要诛伐无道的大国，可以么？回答说：“不可。盔甲兵器还不够用，请用减刑的办法来增加盔甲兵器。”于是，规定死罪不杀，刑罪不罚，使犯人用盔甲兵器来赎罪。死罪用犀牛皮的甲加上一支戟来赎，刑罪用护胁的盾牌加上一支戟来赎，犯过失者罚以金属一钧，没有什么冤屈而轻自诉讼的，罚一束箭了事。桓公说：“盔甲兵器已经够用了，我想要诛伐无道的大国，可以了吧？”回答说：“首先施爱于国内，然后才能排斥国外的不善者；先安定卿大夫的家，然后才能危害仇敌之国；先赐予小国土地，然后才能诛伐无道的大国；先举用贤良的人才，然后才能取缔慢法鄙贱的人们。因此：先王必先有立而后有废，必先有所利而后才有所害。”桓公说：“从前夏禹、商汤、周武王，既然杀了国君，现在谈仁义的，却一定要以三王为典范，不知是什么原故？”回答说：“从前，禹平定天下，到夏桀就乱了，汤放桀，是安定了禹的功业；汤平定天下，到商纣就乱了，周武王伐纣，是安定了汤的功业。况且善的征伐不善的，自古及今，从无改变，您何必有所怀疑呢？”桓公又问：“古之亡国者，都有什么过失？”回答说：“只考虑取得土地与财宝而不考虑脱离诸侯，只考虑财物的积累而不考虑脱离百姓，只考虑所亲而不考虑所弃。以上三条有一条，就足以削弱；全都具有，就灭亡了。古代败坏国家伤害社程的，都不是专门故意去做的，必然是少有暂时的欢乐，而不知不觉陷入罪恶的深渊。”
桓公对管仲说：“请仲父来饮曼。”桓公将设馆晏请管仲，挖了一口新井，用柴草覆盖着。斋戒十天，召见管仲。管仲到了以后，桓公拿着酒爵，夫人拿着酒杯敬酒。但酒过三筋，管仲就走了。桓公发怒说：“我斋戎十天来晏请仲父，自以为够严肃了。仲父却不辞而出，原因何在？”鲍叔与隰朋也赶着出来，追管仲于途中说：“桓公发怒了。”管仲回来，进院中，背靠屏风而立，桓公不同他讲话；再往前进到中庭，桓公还不同他讲话；再往前走，接近堂屋，桓公说：“我斋戒十天而晏请仲父，自以为无所得罪了。您不辞而出，不知是什么原因？”管仲回答说：“沉溺于曼乐的就沾染忧患，厚于口味的就薄于德行，怠慢于听朝的缓于政事，有害于国家的危于社稷，我就是因为这些而敢于走出的。”桓公立刻下堂说：“我非敢自为苟安，仲父年长，我也衰老了，我希望安慰一下您。”管仲回答说：“我听说壮年人不懈怠，老年人不苟安，顺天道办事，一定有好结果。夏桀、商纣、周幽三王之所失，并不是一个早上淬然而到的，您为什么有所苟安呢？”管仲走出，这回桓公是以宾客之礼再拜而送出的。第二天，管仲上朝，桓公说；“我想听一听建立国君威信的问题。”回答说：“人民爱戴，邻国亲睦，天下信任，就是国君威信。”桓公说：“好。请问怎样才能建立威信？”回答说：“开始在治身，其次在治国，最终在治天下。”桓公说：“请问治身。”回答说：“导治血气，以求得寿命长、谋虑远和施德广、这就是治身。”桓公说：“请问治国。”回答说：“充分举用贤人并慈爱百姓，对外保全灭亡了的国家，接续断绝了的世家，起用死于王事者的子孙；薄收税敛，减轻刑罚，这就是治国的大礼。”桓公说：“请问治理天下。”回答说：“法令能够推行而不苛刻，刑罚精简而不妄赦罪人，官吏宽厚而不迟慢拖拉，屈辱困窘的人们，法度也能加以保护，往者来者都无所约束，而人民和乐，这就是治理天下了。”

《管子·小匡第二十》白话译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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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桓公从莒回到齐国以后，任命鲍叔牙当宰相。鲍叔辞谢说：“我是您的庸臣。国君要加惠于我，使我不至于挨饿受冻，就算恩赐了。如果一定要治理国家，则非我之所能，那只有管夷吾才可以当此重任。我有五个方面不如管夷吾；宽惠爱民，我不如他；治国不失权柄，我不如他；忠信以交好诸侯，我不如他；制定礼仪可以示范于四方，我不如他；披甲击鼓，立于军门，使百姓勇气倍增，我不如他。管仲，好比人民的父母，将欲治理儿子，就不可不用他们父母。”桓公说：“管夷吾亲自射我，射中了带钩，几乎使我丧命，现在竟要起用他，可以吗？”鲍叔说：“他也是为了自己的君主这样做的。您只要赦罪而让他回国，他将同样为您效力。”桓公说：“那么应该怎么办呢？”鲍叔说：“您可派人到鲁国去要回他。”桓公说：“施伯是鲁国的谋臣。他知道我将起用管仲，一定不肯放回给我。”鲍叔说：“您教使者这样说：‘我君有一个不忠之臣在贵国，需要引渡回来在群臣面前处死。’鲁国的国君必然应允。不过，施伯知道夷吾的才干，一定设法让他在鲁国执政。夷吾如果接受，鲁国就能削弱齐国。夷吾不接受，他估计管仲将要回齐，一定要杀死他。”桓公说：“那么你估计管夷吾会接受么？”鲍叔说：“不会，夷吾事君，是没有二心的。”桓公说：“他对我也能这样么？”回答说：“不是为了您，而是为了先君和国家的原故。您若想安定国家，就赶快去要回他，否则，就来不及了。”桓公派遣鲍叔去鲁国议和，对鲁国说：“公子纠，是亲人，请您们替我国杀掉。”鲁国便替齐国杀了公子纠。又说：“管仲是我们的仇人，请交我国自己处理才甘心。”鲁君答应了。施伯对鲁侯说：“不要交回。齐国不是要杀他，而是要用他为政。管仲是天下的贤人，是大材。楚国用他则楚国得志于天下，晋国用他则晋国得志于天下，狄国用他则狄国得志于天下。现在齐国要是得到他。将来必为鲁国之患，您何不把他杀掉而还之以尸体呢。”鲁君说；“好。”将要杀管仲，鲍叔进言说：“在齐国杀，是杀齐国的犯人；在鲁国杀，是杀鲁国的犯人。我们国君要得到活的，把他处死在齐国，是为教育群臣而行杀；若是得不到活的，就等于您和我们国君的叛贼站在二起了，这不是我们国君所要求的。使臣我不敢从命。”于是鲁君不杀管仲，把管仲活着捆起来押送回齐。鲍叔接收以后，大声哭叫三次。施伯则跟着笑起来，对大夫们说：“管仲一定不会死。以鲍叔之仁，不会杀戮贤人，他是懂得举用贤人以自成其事的。鲍叔辅佐小白，先入齐而得国，管仲与召忽奉公子纠后入，鲍叔与鲁国一战，能使鲁军败退，功劳是太大了。无论是得天之助与失天之助，他都一样地克尽人事。现在鲁国害伯，杀公于纠和召忽，囚送管仲以送回齐国，鲍叔看到无后顾之忧，一定要帮助管仲而烦其国君下顾，以显其定齐之功。人们也一定称他为有德。如果说，为国死事的功，是可以增益的；那么，荣显管仲这个活人的功劳，将更大了。这样，宣扬管仲之德以使他立于相位，鲍叔的才智是不会落空的。”
到了堂阜地区，鲍叔为管仲举行除灾仪式并使他沐浴了三次。桓公亲自到郊外迎接。管仲屈下帽缨掩着衣襟，使人拿着斧子站在背后，桓公三次下令执斧人走开，然后他们退出。桓公说：“既已垂下帽缨，拉下衣襟了，我将立即接见。”管仲叩头再拜说：“承受您的恩赐，就是死在黄泉，也不朽了。”桓公便与管仲同回，在庙堂上礼见，三酌以后，请教为政之道说：“从前我们齐国的先君襄公，筑高台，修广池，耽乐饮酒，田猎捕射，不理国政。卑视圣贤，侮慢士子，只知爱宠女色，九纪六摈，陈妾数千之多。他们食必梁肉，衣必文绣，而战士挨饿受冻。战马的补充等待游车用完的老马，战士的给养等待侍妄食用的剩余。歌舞、杂技的艺人在前，而贤大夫在后。所以国家不能日新月异地发展。我真伯宗庙无人打扫，社稷无人祭祀，请问该怎么办呢？”管子回答说：“从前我们的先王，周昭王和周穆王效法文武的远迹，以成其名。集合年高有德的老人，考察人民当中表现好的，立典型以为规范。准备有格式的表券，使人们原原本本地加以填写。然后用赏赐劝勉好人，用刑罚纠正坏的；有的剪掉顶发，有的用赏赐安抚，治理人民始终如一。”桓公说“还要怎么办？”管子回答说：“从前圣王治理人民，国分为三，鄙划为五，以安定人民居处，安排人民职业，用此为治民体制。还严格实行‘六秉’，这样民心就可以掌握而百姓可以统治了。”桓公说：“什么是六秉？”管子说：“杀、生、贵、贱、贫、富，这就是六秉。”桓公说：“怎么叫国分为三？”管子回答说：“定全国为二十一乡：商、工之乡六个，士、农之乡十五个。您统帅十一个乡，高子统帅五个乡，，国子统帅五个乡。三国就成了三军。您还要安排三国官府的官吏：市场立有三乡，手工业立有三族，湖泽立有三虞，山林立有三衡。确定五家为一轨，轨有轨长。十轨为一里，里设有司。四里为一连，连有连长。十连为一乡，乡有良人。五乡定为一帅。”桓公说：“五鄙又怎么办？”管子回答说：“确定五家为轨，轨有轨长。六轨为一邑，邑有邑司。十邑为一卒，卒有卒长。十卒为一乡，乡有良人。三乡为一属，属有大夫。五属设五个大夫。武事听从于属，文事听从于乡，各自保证其所管，不准有所荒怠。”桓公说：“划定人民居处，安排人民职业，应怎么办？”管子回答说：“士农工商四民，是国家的柱石之民，不可使他们杂居，杂居则说的话做的事都不一样。因此，圣王总是安排士住于闲静之地，安排农住近田野，安置工匠靠近官府，安置商人靠近市场。使士人们居处相聚而集中，闲时父与父言义，子与子言孝，事君者言敬，长者言爱，幼者言悌。朝夕从事于此，以教其子弟，从小时就习惯了，思想安定，不会见异思迁。因此，其父兄的教导，不严也能教好；其子弟的学问，不劳苦也能学会。所以士人的子弟常为士人。使农家居处相聚而集中，分别四季，安排用具，置备器械。搞齐全耒耜枷镰等等。在天气尚冷的时候。就铲除杂草修整土地，以待时而耕，耕得深，种得均，盖土又快。在降雨之前就除草松土，以等待时雨。时雨—‘来，就带上各种农具，早晚在地里从事农活，脱下常服，以就功役，分别苗的好坏，排好苗的疏密。他们头戴草笠，身披蓑衣，一身泥水，暴露发肤，竭尽其四肢之力，而积极在地里劳动。他们从小时就习惯了，思想安定，不会见异思迁。因此，其父兄的教导，不严也能教好；其子弟的本领，不劳苦也能学会。所以，农家的子弟常是农入。他们朴实而不奸恶，其优秀人材能够成为士人的，就可以信赖。让他们种地，粮食就多；让他们做官，贤才就多。所以，圣王总是敬农而爱农。要使工匠居处相聚而集中，察看好的木材，考虑四时活路，分辨质量优劣，安排各种用具。在评定等级、考计规格、裁断器物的时候，要注意齐全和精致。这样，互相谈论工事，展示成品，比赛技巧，提高智慧。他们整天从事于此，来教育子弟，从小时就习惯了，思想安定，不会见异思迁。因此，其父兄的教导，不严也能教好；其子弟的本领，不劳苦也能学会。所以，工匠的子弟常为工匠。要使商人居处相聚而集中，他们观察年景凶饥，了解国内情况，观察四时，注意本乡货物，而预知市场物价。他们负任担荷，赶牛驾马，以周游四方；料定物资多寡，估计商品贵贱，以其所有，易其所无，贱买贵卖。所以，雉羽和摈尾一类的珍品，不必远集而自至；竹箭—类的产品，—国内就有浮余。奇怪的商品经常到来，珍异的东西也有聚集。他们整天从事这些，来教育子弟。他们互相谈论赢利，互告买卖时机：互相陈说物价知识。从少年就习惯于此，思想安定，不会见异思迁。因此，其父兄的教导，不严也能教好；其子弟的本领，不劳苦也能学会。所以，商人的子弟常为商人。按土地肥瘠而差别征收租税，人民就不会外流。施政不遗弃功臣故旧，人民就不会不敬。伐木、捕鱼，各有定时，人民就不会苟且从事。高原、山地、平地都能公平处理，人民就不疑惑，不夺农时，则百姓富裕；祭祀不妄取于民，则牛马繁殖。”
桓公又问说：“我想修明政事以行时于天下，可以做到么？”管子回答说：“可以。”桓公说：“从哪里做起呢？”管子回答说：“从爱民做起。”桓公说：“爱民之道如何？”管子回答说：“公修公族，家修家族，使他们事业互相关系，俸禄互相补助，人民就相亲了。宽放旧罪，救助旧宗，为无后者立嗣，人口就增殖了。减少刑罚，薄收赋税，人民就富裕了。各乡选用贤土，使之施教于国，人民就有礼了。出令不改，人民就务正了。这些就是爱民之道。”桓公说：“人民富裕而又团结了，该如何使用他们呢？”管子说：“开发财源提倡百工，以保障人们的需用；贡献才力而尊崇贤士，以奖励人们求知；施刑罚不要苛刻，以有利于百姓。实行这些措施没有私心，就能够团结众人；说话一定算数，法令就不会失灵。这就是役使人民的办法。”
桓公说：“民居已定，事功已成，我想从事于天下诸侯，可以么？”管子回答说：“不可以。民心还没有安定。”桓公说：“怎样才能安定民心？”管子回答说；“修正旧法，选择好的，举用而严格执行；慈爱人民，救济贫户；宽缓征役，敬重百姓，则国富而人民安心了。”桓公说：“人民安心，就可以了吧？”管仲回答说：“不可以。您要整顿军队，修治甲兵，其他大国也将整顿军队，修治甲兵；您有征战的举动，各小国诸侯的大臣就早有防御的准备；那样，是难迅速得意于天下的。您想迅速得意于天下诸侯，就应该行事有一些隐藏的东西，行政有一些藏寓的内容。”桓公说：“那怎么办？”管子回答说：“行内政而寓有军令。建立高于所管辖的里，国子所管辖的里和您所管辖的里，三分齐国，作为三军。选拔贤能，委作里君。每乡都有行伍编制，卒长效法军事制度与号令，并以此进行田猎，实行赏罚，就使百姓懂得军事了。”桓公说：“好。”于是，管仲制定五家为一轨，轨设长。十轨为一里，里设有司。四里为连，连设长。十连为乡，乡设良人。这样来实行军令。因此，五家为轨，五人为伍，由轨长率领。十轨为里，五十人为一小戎，里有司率领。四里为连，二百人为一卒，由连长率领。十连为乡，二干人为一旅，由乡良人率领。五乡为一帅，一万人为一军，由五乡之帅来率领。三军中有中军的鼓，有高子的鼓，有国子的鼓。春天田猎，叫作“{虚欠}”，训练回兵；秋天田猎，叫作“遂”，训练出兵。所以卒伍之政在里内确定，军旅之政在郊野完成。内部教令告成，军令就不得再变。因此，卒伍的人，人与人相保，家与家相爱，年少同居住，年长同交游，祭祀互相祝福，死丧互相抚恤，祸福互相关切，居处互相娱乐，行作互相配合，哭泣互相哀悼。因此，夜间作战声音相闻，就可以不乱；白天作战，眼睛一看，就可以相识。欢欣的情谊足以互相殉死。所以，用来防守则阵地巩固，用来战争则取得胜利。一个国君有这样经过教练的士兵三万人，用来横行于天下，惩治无道之国，安定周室，天下大国的君主就谁也不能加以限制了。

正月初起，乡长报告公事，桓公亲自询问，说：“在你们乡中，有无平时行义、好学、聪明、质性仁厚、慈孝于父母、长悌之名闻于乡里的人？有，就要报告，有而不报，叫作埋没人才，有五种罪。”主事的人报告完毕而迟。桓公又问：“在你们乡中，有无勇气、体力、筋骨强壮出众的人？有，就要报告。有而不报，叫作埋没人才，有五种罪。”主事的人报告完毕而退。桓公说：“在你们乡中，有无不慈孝于父母，不长悌于乡里，骄傲淫暴，不遵行君令的人？有，就要报告。有而不报，叫包庇属下，也有五种罪。”主事人报告完毕而退。这样，乡长都回去勤修德政，并把贤士送来。桓公则亲自接见，就用这些人在官府工作。桓公命令官长，年终用书面报告新官成绩并且命令官长挑选新官中的贤者上报。指示说：“有人在我官府有功，德性好而又顺从，要老实地待命使用，以使人们严肃而勉励。至于人民的非议言词，则足以补救官吏的不善之政。”桓公还普遍调查其乡里意见，而加以验证。然后召来与他共坐，仔细观察他的素质，以便了解他的成功成事之处。如可以举拔，就待时任用。凡是考问其国家忧患之事而应对不穷的，下到乡里调查了解他的能力，而没有大过的，便提作上卿的助手。这叫作“三选”。这样，高子、国子便回去加强治乡，乡长回去加强治连，连长回去加强治里，里长回去加强治轨，轨长回去加强治家。这样，哪怕一个普通的人做了好事，也可以得到表扬；做了坏事，也要受到处分。政事成功以后，乡中没有超越尊长的行为，朝中没有超越职位的行为。无行的男人，无人与之为伍；无行的女人，无人娶之为家。男子三次出妻，则逐于境外；女人三次改嫁，则打入舂官谷的地方劳动。这样人们都是努力为善的。士人与其为善于乡，不如为善于里；与其为善于里，不如为善于家。所以，士人不敢贪图一时的方便，都有终年的打算；又不敢只考虑终年之事，都有终身的事业。

正月初起，五属大夫都向桓公报告公事。桓公找出成绩少的批评说：“封予的土地和人民都是一样，为什么只你成绩差？为什么不及别人？教训工作不善，政事就治理不好。一次两次可以宽恕，三次就不能赦免了。”桓公继续询问说：“在你们属里，有无平时行义、好学、聪明、品性仁厚、慈孝于父母、尊敬长辈之名闻于乡里的人？有，就要报告。有而不报，叫作埋没人才，有五种罪。”主事的人报告完毕而退。桓公又询问说：“在你们属里，有无勇气、体力优秀出众的人？有，就要报告。有而不报，叫作埋没人才，有五种罪。”主事人报告完毕而退。桓公又询问说：“在你们属里有无不慈孝于父母，不敬长辈于乡里，骄傲淫暴，不行君令的人？有，就要报告。有而不报，叫作包庇下面，等于犯五种罪。”主事人报告完毕而迟。这样，五属大夫们都回去加强治属，各属回去加强治连，各连回去加强治乡，各乡回去加强治卒，各卒回去加强治邑，各邑回去加强治家。所以，一个普通的人，做了好事也可以得到表扬，做了坏事，也要受到处分。政事有成，国家安定，守则固，战则强，国内治，百姓亲，可以出征四方，建立一个霸王之业的局面了。

桓公说；“卒伍已定，事功已成，我想要干预诸侯的事务，可以吧？”管子回答说：“不可以。关于军事，我既已寄寓于内政了，但齐国还缺少盔甲兵器，我想用从轻处理重罪的办法，把赎金用在盔甲兵器上。”桓公说：“怎么办？”管子回答说：“规定犯重罪者交纳武器、盔甲、犀皮的胁驱和两支戟，犯轻罪者交纳兵器架、盾牌、胸甲皮与两支戟，犯小罪者纳金属一钧半；宽有薄罪，只纳金属半钧。至于没有冤屈而从事讼狱，官长再三劝禁不成而理不直者，则须交纳一束箭，以资惩罚。好的金属拿来铸造戈剑矛戟，试之于狗马；不好的金属拿来铸造斤、斧、锄、镰、锯、镭等，试之于木土。”
桓公说：“盔甲、兵器十分充足了，我想要干预诸侯的事务，可以吧？”管仲回答说：“不可以。治理内政的人选不足，从事外交的也不齐全。”于是委任鲍叔牙为大谏，王子城父为将，弦子旗为理狱官，宁戚为田官，隰朋为通使诸侯的官；曹孙宿驻楚国，商容驻宋国，季友驻鲁国，卫开方驻卫国，医尚驻燕国，审友驻晋国。又派出游士八十人，供给他们车马衣裘，多带物资粮食，财币也很充足，使之周游四方，以号召收求天下的贤士。还带上玩好的物品，周游四方，卖予各国诸侯，以了解他们上下的嗜好，择其昏乱者先事征伐。桓公说：“外交与内政都安排好了，这回可以了吧？”管子回答说：“不可以。因为邻国还没有同我们亲善。”桓公说：“怎么与它亲善呢？”管子回答说：“审查我们的边境，归还侵占各国的土地，订正邻国的封界，不要接收他们的货财。而好好地拿出皮币，不断聘问各国诸侯，这样来安定四邻，邻国就同我国亲善了。”桓公说：“盔甲兵器十分充足了，我想南征，应依靠何国为主？”管子回答说：“以鲁为主。应归还侵占他们的常、潜两地，使齐国大海有屏蔽，小海有围墙，环山都有栅壁。”桓公说：“我要西征，应依靠何国为主？”管子回答说；“以卫为主。应归还侵占他们的土地台、原、姑与柒里。使齐国大海有屏蔽，小海有围墙，环山也有栅壁。”桓公说：“我要北征，应依靠何国为主？”管子回答说：“以燕因为主。应归还侵占他们的土地柴夫和吠狗。使齐国大海有屏蔽，小海有墙垣，环山都有栅壁。”四邻大大亲善起来了。在归还侵人之地和规正其国界以后，齐国领土南至泰山以北，西至济水，北至海，东至纪随两地。地方共三百六十里。三年治定，四年训练成功，五年就出兵了。有练好的士兵三万人，革车八百辆。当时诸侯多有昏乱而不服从天子的。于是，桓公东救徐州，分吴地之半；救存鲁国，侵陵蔡国，分割越地。南面凭藉宋、郑两国而伐楚，渡汝水，过方城，接近文山，责令楚国贡丝于周室。周天子送祭肉给齐桓公，荆州诸侯没有不来归服的。在中原援救晋公，擒获狄王，打败胡貉，攻破屠何，骑寇也开始征服了，往北则攻伐山戎，制服令支，斩杀孤竹，九夷也开始听从了。沿海的各诸侯国，没有不来归颐的。往西的征战则夺取了白狄的土地，到西河，并船投筏，乘筏渡河，到了石枕，又悬吊兵车、缠束战马，越过太行山与卑耳山的溪涧，拘捕大夏之敌。又西服流沙西虞之地，秦地戎人也开始服从了。所以，兵一出就成大功十二项。东夷、西戎、南蛮、北狄和中原诸侯各国，没有不服从的。桓公与诸侯摆设祭品、书写盟誓，以约誓于上下诸神。然后，率天下安定周室，在阳谷大会诸侯。因而，有兵车的会六次，乘车的会三次，九次会合诸侯，一匡天下。铠甲不解绳，兵器不开箱，弓衣没有弓，箭服没有箭，停武事，行文治，以朝拜天子。

在葵丘大会诸侯的时候，周天子派大夫宰孔送祭肉给桓公说：“我本人有祭祀之事于先王文武之庙，派遣宰孔把祭肉送来。”而且还有后命说：“因为你谦卑劳顿，实告伯舅你不必下堂拜赐。”桓公便召见管仲来商量，管仲回答说：“为君不行君礼，为臣不行臣礼，是乱国的根本。”桓公说：“我能做到乘车之会三，兵车之会六，九合诸侯，一匡天下。北至孤竹、山戎、秽貉，拘捕大夏的国君；西至流沙西虞；南至吴、越、巴国、{爿羊}柯、{瓜长}、不庾、雕题、黑齿。荆夷之国都不敢违抗我的命令，而中国还不抬高我。从前夏、商、周三代之受命为王的，和我有什么不同呢？”管子回答说：“现在是凤凰弯鸟不出，而鹰隼鸱枭却很多；众神不来显灵，守龟不示预兆，而用谷穗卜筮的却很灵验；时雨甘露不下降，而飘风暴雨却不断来临；五谷不丰收，六畜不兴旺，而各种杂草却普遍繁茂。凤凰羽毛的花纹，前面像德义，后面才象日昌。古人受命为王的，总是龙龟来临，黄河出图，洛水出书，地出乘黄神马。现在三种祥瑞都没有，纵然受命为王，岂不是一种错误么？”桓公听后很惶恐，出来接见宾客说：“天子的威严即在颜面之前，未离咫尺，我小白虽奉天子之命而不必下堂拜赐，但恐怕在下面颠倒礼节，为天子增羞。”于是下堂拜谢赏赐，然后登堂领受赏服、大辂、龙旗九游和渠门赤旗等。天子给予不下拜的命令，而桓公偏不领受，天下诸侯都称颂桓公是顺于礼的。
桓公是为天下诸侯操劳的。鲁国有庄公夫人与庆父作乱，两个国君被杀，绝嗣没有后代。桓公知道后，使高子存全它。使他们男女不乱杂，牛马齐备。他们拿玉来拜见桓公，请备为齐国的关内侯，但桓公没有那样处理。狄人攻伐邢国，桓公修筑夷仪城加以封赐。使他们男女不乱杂，牛马齐。他们也拿着玉进见桓公，请求作齐国的关内侯，桓公也没有那样安排。狄人攻伐卫国，卫国人出旅曹地，桓公修筑楚丘城来封赐它。他们的牲畜已经散失，所以桓公给予良马三百匹。天下诸侯称道桓公仁义。这样，天下的诸侯知道桓公为他们服务，所以，诸侯归附桓公，好象去赶集一般。桓公知道诸侯归附他，因而少收进见的币而多给回敬的礼。所以天下诸侯用瘦马犬羊为礼币，齐国则用良马回报；诸侯用素绸和鹿皮四张为礼币，齐国则用花锦和虎豹皮回报。各国诸侯的使者，总是空囊而来，满载而归。所以，用爱来钓取，用利来吸引，用信来结交，用武来威慑，于是天下小国诸侯，都服从桓公，不敢违背而来归附了。他们喜欢桓公的仁爱，又贪图桓公的货利；相信桓公的仁义，又害怕桓公的武力。桓公看到天下小国诸侯多来与自己亲睦，于是又大加施惠。可以分忧的代他们分忧，可以谋事的替他们谋事，可为动兵的替他们动兵。攻伐谭国和莱国而不据为已有，诸侯称道他的仁。自东莱交换齐国的鱼盐于各诸侯国，使关卡市场只稽查而不征税，存放货物而不收捐，以为各国诸侯之利，诸侯都称道他的宽惠。修筑蔡、郡陵、培夏、灵父丘等城，以防御戎狄之地，用来阻止戎狄向诸侯暴掠。修筑五鹿、中牟、郧、盖、牡丘等城，以保卫诸夏之地，用来表示中国的权威。教化大功告成。因此天—厂对于桓公，远国人民望之如父母，近国的人民从之如流水。所以，行地益远，得人益众，这是什么原因呢？就是因为感怀他的文治而畏慎他的武备。诛杀无道之国；安定周室，天下无人抵御，正由于兴立武备；停止各种革甲，收起各种兵器，穿朝服过河开会而无所顾虑，正是由于文治显著。于是使大国之君惭愧，小国诸侯归附。大国之君事齐如臣仆，小国诸侯喜齐如父母。正是这样，大国之君不显得那么尊贵，小国诸侯也不显得卑下。因而大国之君不骄傲，小国诸侯不恐惧。于是分取地多的以增补地少的，削减有财的给予无财的。周济其君子，不失成功；周济其小人，不失成命。这样，平时居处安顺，出动行事则有成功。不必发动战争，而完成文王、武王的治绩于天下。
桓公善于吸收群臣意见，以增加自己智慧。宰相是管仲，大夫有：宁戚、隰朋、宾胥无、鲍叔牙。用这五个人任事行义，扬德继法，昭示天下，以传后世；贻孝昭穆，大霸天下，名声广布，都是不可湮没的。这就是因为有明君在上，良相在下。当初，桓公郊迎管仲时曾向管仲请教。管仲最初辞让，然后谈出了建立三国五鄙的谋略，立五乡以提高教化，建五属以厉行武事，寄托军事于内政，利用刑罚置备兵器，征伐无道之国以事奉周室等。桓公非常满意。于是斋戒十日，将拜管仲为相。管仲说：“我是一个有大罪的人，幸得免死，使腰颈相连，就算我的福气了。管理国家政事，怕不是我所能担任的。”桓公说：“您接受国家政事，我就胜任；您不接受，我怕要垮台。”管仲许诺，再拜而接受相位。过了三天，桓公说：“我有三大缺点，还能把国家搞好么？”管仲说：“我还没有听到过。”桓公说：“我不幸嗜好田猎，昏夜还要到薮泽野地，直到田野静寞不见野禽以后才回来，诸侯使者不得当面致意，百官也无从当面报告。”管仲说：“这虽然不是件好事，但还不最要紧。”桓公说：“我不幸嗜好饮酒，日以继夜，诸侯使者不得当面致意，百官无从当面报告。”管仲说：“这也不是好事，但是也不最要紧。”桓公说：“我还有一件污行，就是不幸而好女色，连表姐都有不嫁于人的。”回答说：“这也不是好事，但还不是要紧的。”桓公作色说：“这三者都可以，难道还有什么不可以的事情吗？”回答说：“人君唯有优柔寡断和不奋勉为不可。优柔寡断则无人拥护，不奋勉则不能成事。”桓公说：“好。您请先回去，改日再来同您详谈。”管仲说：“此时就可以谈，何必改日呢？”桓公说：“我们该怎么办？”管仲说：“公子举为人见闻广博而知礼，好学而语言谦逊，请派他出使鲁国，以结国交。公子开方为人机变而锐利，可出使卫国，以结国交。曹孙宿，他的为人有小廉又有小明，十分谦恭而善于辞令，正合乎荆楚的风格，请派他去到那里，以结国交。”这样，立刻打发了三位使者，而后管仲才告退。管仲为相三月，请与桓公共同评论百官。桓公说：“好。”管仲说：“升降揖让有礼，进退熟悉礼节，说词刚柔有度，我不如陨朋，请封他为‘大行’。开发荒地使之成为城邑，开辟土地使之增产粮食，增加入口，尽土地之利，我不如宁戚，请封他为‘大司田’。在平原广郊之上，使战车不乱，战士不退，鼓声一起而三军视死如归，我不如王子城父，请封他为‘大司马’。审判案件，调节纷争，不妄杀无辜的人，不妄诬无罪的人，我不如宾胥无，请封他为‘大司理’。敢于冒犯君主的颜色，进谏必忠，不伯死，不贪图富贵，我不如东郭牙，请立他为‘大谏’。这五个人，我一个都比不上；但是用来同我管夷吾去换，我是不干的。君上您想要治国强兵，有此五人就够了；若想图霸王之业，则有管夷吾在此。”桓公说：“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