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2－143），怀疑马背下圆环状的东西可能表现了马镫。黄景略先生则根据青海省 
互助县和共和县出土的东汉马纹牌饰，认为马腹部下两个方形镫孔可能表现了马镫 
（丰洲，1983：106）。我们认为，这些汉代艺术品上的镫孔显然只是一些装饰图 
案，不能作为汉代使用马镫的依据。 



 据以上讨论，马脚扣、趾镫和单镫都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马镫，一些汉代青铜牌 
饰图案也不能肯定有马镫。如果把它们和马镫混为一谈，我们将永远无法认识马镫 
的真正起源。所以本文讨论的马镫，只限于悬系在马鞍两侧，以方便骑马者上马和 
在骑乘时支持骑马者双脚的马具。 



 目前学界对马镫的概念说法不一，如《汉语大词典》定义为“挂在马鞍两边的 
脚踏”（罗竹风，1993：1398）；《辞海》定义为“骑马时踏脚的装置，悬挂在鞍 
子两边的皮带上”或“马鞍两旁的铁脚踏”（舒新城、陈望道， 1979： 1129、 
1726）。《辞源》解释说：“马镫，两边用以踏足者。”（辞源修订组等， 1988 
： 1748）《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解释说：“马镫（stirrup），指挂在马鞍上， 
供骑马人上马和在乘骑时踏脚用的马具”（姜椿芳等，1986：559）。《苏联大百 
科全书》则定义为：马镫是“在骑乘和上马时对骑马者双脚的支撑物；镫由骑士脚 
下的平板或略微弯曲的直棍和顶部带有系皮带的圈或孔的拱形组成”（Prokhorov 
，1980：1687）。 



 我们认为，马镫必须由两个部分组成：其一，有让骑手踏脚的部分，俗称“镫 
环”；其二，有将马镫悬系在马鞍上的部分，这部分可以是横柄、镫穿或授鼻。马 
镫一般采用硬质地材料制作，如木、骨角或金属等，以便最大限度地发挥骑马的优 
势，同时又能有效地保护骑马者的安全。 



 需要说明的是，欧洲维京时期（约9-11世纪）墓葬出上马镫颇有地方特色。维 
京人（Viking）指9-11世纪的斯堪的纳维亚海盗，主要由丹麦、挪威和瑞典的自由 
民组成，在领主或头人带领下有组织地进行海盗活动。在这一时期，维京人侵袭欧 
洲的广阔地区并进行殖民统治，其破坏性深深地影响了欧洲历史（Safra and 
Goulka，1997：366－367）。维京人马镫的穿上有时使用攀，为其它地区所不见. 




 马镫的各个型式都具有地域特色。根据马级分布地域上和时间上的特点，我们 
可以将马镫分为中国东北、中国北方、中国南方、海东、西域、中亚、南西伯利亚 
及外蒙古、欧洲八大分布区。 



 1．中国东北区 包括现在的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的大部分地区。目前所知 
最早的马镫——木芯长直柄马镫首先出现在这个地区。东北地区4——5世纪流行木 
芯包金属马镫，唐代才出现金属镫。这里辽代流行宽踏板直柄横穿马镫，踏板上常 
见镂孔，通常为水波纹或三角纹。木芯包金属马镫在东北地区的分布又有辽宁朝阳 
和吉林集安两个中心。朝阳地区是慕容鲜卑三燕政权的中心，集安一度是高句丽政 
权的都城——丸都城（亦称国内城，2世纪末——437年）。 



 木芯长直柄马镫目前仅见于朝阳地区。一对出土于辽宁省北票房身村北沟墓地 
8号墓，为木芯，三面包铜片年代在3世纪中叶——4世纪初。另一对出土于辽宁省 
朝阳县袁台子东晋壁画墓，已残，为木芯包革，饰朱绘云纹图案，年代约在4世纪 
初-4世纪中叶。这两对马镫都是与整套马具同出，当时这种配备了马镫的马具是非 
常先进的。 



 集安地区的马镫出现于4世纪末-5世纪前期，均为木芯包金属马镫，形制上与 
朝阳地区的马镫非常接近，但是流行木芯包铁片，不像朝阳地区流行木芯包铜片。 




 自3世纪初期莫跋护率部进人辽西地区后，慕容鲜卑与高句丽接触频繁。随着 
慕容鲜卑势力的扩张，双方相互攻伐不已。在战争情况下，双方必然会重视军备， 
尤其会加强当时在战争中具有决定性作用的骑兵的装备。3世纪中叶至4世纪初，慕 


2. 论汉代中国的马鞍和马镫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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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汉代中国的马鞍和马镫问题




 汉代是中国古代历史的第一个黄金时期，其初步奠定了中国后世2000年的大致疆域，从此使“天下一统”的观念深入汉民族的内心深处，并且在经济、政治、文化上对周边地区甚至远至中西亚都产生了巨大影响，第一次使中国作为一个稳固强大的帝国登上世界历史的一级竞争舞台。汉朝之所以能够取得如此辉煌的成就，原因之一就在于其强有力的军事力量，这一力量的最重要来源就是它能征善战的骑兵部队。而对于骑兵来讲非常重要的马具，其最关键的马鞍和马镫在两汉时代、尤其是西汉是否存在的问题也就成为了一个引人注目的事情。



 对于这一问题，由于长期以来始终没有在考古中发现西汉马鞍和两汉马镫的实物和雕塑、绘画等方面的证据，传统观点是这样认为的：“西汉时，马鞍、马镫仍未出现，多少影响了骑兵的战斗力”⑴、“……（西汉）但马镫仍未出现，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骑兵的战斗力。”⑵ 而需要强调的是，这里及本文所说的“马鞍”并非指其广义上所含概的所有用于隔开人体和马背的物体，而是指其狭义，即两端上翘的“高桥马鞍”。那么事实真的如上面所说吗？这里就要对此进行一下粗浅的讨论。




 马鞍和马镫是全套马具中继马嚼和缰绳之后最重要的发明。在没有鞍镫的时代，人们需要骑跨于裸马的背上，仅靠抓住缰绳或马鬃并用腿夹紧马腹使自己在马匹飞驰的时候不致摔落。但这种方式是很不可靠的，首先是长时间骑马容易疲劳，同时在奔跑的马背上也难以有效地使用弓箭，而在近战中，骑手无法随心所欲地使用刀剑和长矛，劈砍或刺杀落空、双方兵刃的撞击等都随时会令骑手从马上滑下。因此这一时期骑兵除速度占优外，其战斗力是远不如脚踏实地的步兵的，所以在骑兵到达目的地后，往往下马作为步兵投入战场，亚历山大时代的马其顿骑兵就是如此。



 第一个革新（这只是一般性的看法，但其实际的发明顺序不一定是这样）是高桥马鞍的出现，马鞍两端从平坦转为高翘，限制了骑手身体的前后滑动趋势，提供了纵向的稳定性。第二个则是马镫的使用，它通过固定双脚提供横向稳定性，同时在马鞍的协助下将人和马结为一个整体，使骑兵利用马匹的速度进行正面冲击成为可能。西方学者这样评论进入欧洲的匈奴人携带的新装备：“马鞍是人与马完全结合在一起的关键。匈奴人独特的马鞍引起了罗马人的惊奇。他们的马鞍不像罗马人的那样由裹住马肚子的皮革制成，匈奴人的马鞍的特别之处在于它有一个两头高的木制托架。这样不论马怎么跑，骑士们都能稳稳地坐在马背上。……相反，罗马人笨拙的骑术使不少骑手经常在战斗中失去平衡，而从马上掉下来，这通常很危险，有时甚至是致命的。……除了马鞍，匈奴人还从亚洲带来了一项在当时具有革命性的创新：欧洲人从未见过的马镫。为了防止腿在长距离的骑马后会疲劳，人们在马鞍上系上了绷带、皮带或者用一种亚麻织成的腿带。这样，脚就有了可踏的地方。……尽管当时这种马镫还不完善，但它给骑手们一种安全感，同时也能让他们在马上站起来向各个方向转身。由于有了木马鞍和马镫，匈奴骑手们能在骑马的过程中朝每个方向射箭。”⑶ 鞍镫的引进，在欧洲来讲是一件大事，正是它使骑兵取代步兵成为中世纪战争的主力，“一旦马镫成为8世纪的法兰克人通用之物，马匹不仅能用于迅速集中力量，并且也能用来作战了。速度可以转化为突击。”⑷“马镫使中世纪穿戴沉重的铠甲的封建骑士得以产生。”⑸ 由此可见其重要的程度。




 既然马鞍和马镫是以骑兵为主力的作战方式产生的前提，从中国古代骑兵运用的情况中就大致可以发现一些端倪了。可以认为，在中国至迟到秦代，马鞍和马镫仍未产生。作出这一判断不仅是由于始皇陵兵马俑中具有表现细致的马具，却惟独没有高桥马鞍与马镫（图1），而且还因为在兵马俑战阵的布局上，骑兵数量相对很少，且被布置在远离主阵的侧面角落里，这说明在秦代以前，骑兵的作用只是侦察、侧翼包抄、骚扰遮断、偷袭和追击，并不能成为作战主力，更不用提独立承担整个战役了。


 古代弓箭的使用还受到天气影响，弓弦如果被雨水浇湿，作用将会大减，而假若遇上严寒天气，威力也会严重下降。宋人就曾记载：“契丹将耶律逊宁号于越者，以数万骑入寇瀛州。都部署刘廷让与战于君子馆，会天大寒，我师不能彀弓矢，敌围廷让数重。”⒆ 而在著名的白登之围中，“于是汉悉兵，多步兵，三十二万，北逐之。高帝先至平城，步兵未尽到，冒顿纵精兵四十万围高帝于白登。”⒇“会天寒，士卒堕指者二三，遂至平城。匈奴围我平城，七日而后罢去。”(21) 在如此寒冷的境况下，匈奴和汉军的弓箭很难说还会保持威力，双方一旦接阵就会爆发激烈的白刃战。在短兵相接的战斗中，没有鞍镫的骑兵战斗力不可能赶得上步兵，如果匈奴下马迎击，也不会是历来擅长步战的汉军的对手，要阻止汉军突围便是件困难的事情，那么长达七天的轻松围困就变得难以解释了。更何况此战匈奴的兵力虽据《史记》所称有四十万，却很可能是个虚数，因为在《史记》中原本就提到冒顿时期的匈奴有“控弦之士三十余万”(22)， 扣除留守草原的兵力，又何来如此之多的人马？再说纵使“四十万”之数是准确的，由于游牧民族参加出征的人数中经常要包括大量妇女、老人、儿童等非战斗人员，其真正的作战兵力也远不会有那么多，加上前面所述近战中的质量劣势，应付起汉军的突围来更加捉襟见肘了。既然如此，不惧戎马的刘邦为什么还迟迟不敢突围呢？对此只能有一种解释，就是当时的匈奴骑兵已经装备了马鞍和马镫，对步兵具有强大的近战优势和冲击力，冒险突围只会导致全军覆没。



 还有一个有趣的现象，就是在两汉史料中出现了“突骑”这一叫法：“若夫平原易地，轻车突骑，则匈奴之众易桡乱也”(23)“会上谷太守耿况、渔阳太守彭宠各遣其将吴汉、寇恂等将突骑来助击王郎”(24)“贼追急，短兵接，光武自投高岸，遇突骑王丰，下马授光武，光武抚其肩而上，顾笑谓耿弇曰：‘几为虏嗤。’”(25) 对于《汉书》中“突骑”一词的含义，颜师古注为：“突骑，其言骁锐可用冲突敌人也。”(26) 颜师古是唐人，其注释未必就能代表汉代“突骑”的真正意义，那么在汉代史料记载中它的作用又是什么呢？“光武北击群贼，（吴）汉常将突骑五千为军锋，数先登陷陈。”(27)“刘永将周建别招聚收集得十余万人，救广乐。汉将轻骑迎与之战，不利，堕马伤膝，还营，建等遂连兵入城。”(28) 可见至少在东汉初年，骑兵已经能够担当站在头排正面冲锋、“先登陷阵”的任务了，利用骑兵的冲击力冲垮敌阵、步兵随后跟进决定胜负的作战方式已经确立。如果说在同匈奴的近战中仅仅是用骑兵对抗骑兵，双方彼此处境相同，对骑手稳性的要求不一定很高的话，那么在此要面对的则是以步兵为主力的敌军，若想正面冲击其阵，只有同时装备了马鞍和马镫才有可能办到。




 尽管有这么多的文献证据证明汉代鞍镫的存在，缺乏考古方面的实证却是不争的事实。在中国所发现的最早表现高桥马鞍的文物是东汉末年作品，如雷台汉墓出土的骑俑（图2）和鞍马彩绘木雕；而最早具备马镫的雕塑作品是长沙西晋永宁二年墓中的骑马乐俑（图3），因这批俑中有马镫者只是在马身左侧鞍下有一个三角型镫具，仅及小腿一半高，而右侧则没有，且骑者的脚也未踏于其中，所以被认为是马镫的雏形，即用于上马的器具；致于最早的实物双马镫，则是辽宁北票十六国时期北燕冯素弗墓的鎏金铜裹木质马镫（图4）。但迄今为止，对于西汉和东汉初年的高桥马鞍及两汉马镫，却始终没有发现其实物和能够证明它们存在的艺术作品。

未发现不等于没有。既然通过史书可以推测出它们的存在，就应该从“为什么这些东西没有出现”的方面去思考。



 鞍镫产生于东亚是肯定的，但它们的发明是否来自中原汉地呢？从需求促成发明的角度上讲，很难想象一个以稼穑为生的农耕民族会比终年骑在马背上的游牧民族对此有更急切的需求。从而可以推断，最早发明鞍镫的荣誉更应该属于匈奴等北方民族。这样，寻找其实物证据为何不存的方向就应转向匈奴。



 如前面所说，公元4世纪入侵欧洲的匈奴人使用木制的马鞍，而他们所使用的原始马镫也只不过是绷带、皮带或者用一种亚麻织成的腿带。由于无论是原来居住还是西迁途中经过的地域，多半是稀树草原和沙漠，缺乏树木，这必定会限制制作高桥马鞍的数量而仅供贵族和作战士兵使用；同时在需要将供应不足的木材用于制造马鞍和弓的情况下，也不大可能再改进制造木质马镫，致于主要用于打造武器的金属则更加缺乏，用其制造马镫更加不可能。因此4世纪时的软式原始马镫应与两汉时代的匈奴马镫无大差别。反观冯素弗墓的双马镫，已经是很成型的东西，自然不会是后世马镫的祖先。那么在此之前，必定经历过一个相当长阶段的原始状态。因为西方记载中匈奴的“绷带”状软式马镫已具备了后世马镫固定双脚的功能，因而与长沙西晋墓骑俑仅用于上马的单镫相比，它更可能是真正意义上的马镫的祖先，而上马用的镫具只不过是为真正的马镫提供了外型上改进的榜样而已，因双镫也有帮助上马的功能，所以在它改进之后单镫就被取代了。



 说到这里，一看便知，原始纯木质马鞍和用皮革、麻纤维制作的马镫（或者说只是一种“绑带”而已），甚至是后来使用木制而无金属外皮的马镫，都是极易腐朽而难于保存至今的，即使能够保留下来，那些外表仅仅是一条麻布、皮带的物品，要准确判断它们的用途也是难上加难。这就是为什么始终没有发现汉代马鞍尤其是马镫的原因。




 除去这些，还有一些国外考古发现和国内存在争议的艺术作品。如上世纪初蒙古匈奴墓地的发掘，“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诺音乌拉山脉一座陵墓墓室中的随葬品，这座陵墓是1912年一位蒙古采金工程师偶然发现的，1924年对它进行了科学性发掘。……幸运的是发现了一只中国漆杯，上有两段铭文，因此得以确定六号墓的年代：公元一世纪初左右。事实上，这是匈奴单于乌珠留的墓。……主要的运输工具是备鞍的马匹。马勒、马嚼和马鞍类似于斯基泰时代阿尔泰地区的同类物件。马鞍通常由填以毛料的两块皮垫构成，不过少数马鞍配有一个木框，前后装有鞍头，并且配备马镫。配有马镫的马鞍象征了一大进步。”(29)乌珠留单于死于东汉初年，如果能够证实这真是乌珠留的墓，无疑是给汉代鞍镫的存在增加了一个有力的证据。另外据称大英博物馆藏有一个贵霜（公元1~5世纪）铜壶，壶壁浮雕花纹上有两个手持长矛的骑马骑士，马上均有绳索状脚镫。(30) 而云南石寨山发现的处于西汉时期的古滇文化青铜战争场面贮贝器的顶部，也有一个骑无鞍马者的鎏金塑像，其双脚拇趾套在鞍前垂下的绳圈中，起到马镫的作用（图5），虽然其形制决定了只能用于跣足民族，但它的存在至少说明马镫的早期形态应近乎于此，而不是由上马用具发展而来，同时也表明了高桥马鞍的发明不一定早于马镫。西汉霍去病墓前的石雕群中，有一头横卧的石牛，在其背部即有线刻的鞍镫，是欧亚大陆能见到的最早骑镫，但其制成年代受到怀疑，原因是有人认为其上骑镫系后人所刻。而证据确凿的反映西汉马鞍和两汉马镫的艺术作品一直都没能找到。



 鞍镫的实物不易保存是客观现实，可为何汉代的雕塑、绘画等艺术作品中也没有它们的影子？这个问题比较令人费解，但至少有一种解释可以初步说明其缘由，那就是审美方面的原因。在历史传统中，一件新物品投入应用后，经常可能经过相当长的时间才在美学上被人们——尤其是艺术工匠——所接受，在此之前制作的很多作品都仍然会保留它出现前的样子，即艺术创作上的“惯性”。如果仔细观察的话，中国晋代以后也不乏表现没有鞍镫或有鞍无镫之骑手和马匹的作品。比如图6中的持槊骑兵和图7的披铠骑士，皆无鞍镫的痕迹，而使用长槊的作战方式与加剧骑手不稳定性的重甲骑兵的产生，都是以鞍镫的使用为基础的。再如在唐朝，马镫的使用已经很普遍了，“昭陵六骏”身上的镫具就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图8），但图9中的骑马队伍却都未装备马镫，如果说是平民百姓缺乏财力倒还罢了（其实一副马镫也不见得是什么很贵的东西），而这里却是堂堂王家的盛装出行，且其所行路程也不会很短，否则规模如此浩大、擎着众多旌旗就没有意义了，那为什么所有的人还都让双脚空垂在那里受累呢？这只能说明绘制这幅画的人无视马镫的存在，也许他是感觉不美观，或是有其他什么原因，但终归是未将其画上去。


http://www.history-club.net/DVSYS/printpage.asp?BoardID=44&ID=13355

关于 2. 论汉代中国的马鞍和马镫问题, 论坛里还有相关的讨论,有兴趣的可以去一看..我昏..刚才居然贴不上图片???

3. 出土实物 h

ttp://www.e-sinology.com/bbs/Dispbbs.asp?BoardID=9&id=5227

 3.1 出土西汉马镫的实物证据

出土西汉马镫的实物证据
汉代水上建筑遗址再现遗存 
新华网陕西频道 2005-10-11 电 



记者在灞河东岸河床看到，被大水冲出的一段段泛黄的古木显得格外醒目。远看
似古船残骸，近观其构架又感觉像渡口设施或木桥余部。这些古木有少部分暴露
在外面，大部分湮埋在河沙石砾之中，其中最长的有4米多，主干部分十分坚实沉
重。 


据赶到现场的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所专家杨军凯解释说，这些木构件是汉代的一
处水上大型建筑遗址的遗存。2000年7月文物考古部门曾对此地进行过调查，该遗
址如今分布于两处：一处紧靠现河道东侧，另一处在旁边的一个大水坑内。遗址
分三个层位，即砾石层、泥沙层和细沙层。发现的木构成组排列，分为三类：大
箱体、大凹槽形木结构和小箱体。这批木构榫卯结构复杂，特别是大箱体立柱、
侧板和纵横拉板之间有特殊的凹槽形板，使立柱、侧板与纵横拉板相互连接，小
箱体的立柱和横枨之间用明销加以固定。在木结构及箱体内还发现一些汉代砖瓦
、陶井圈及汉五铢钱、铜箭镞等文物。在箱体以外和遗址附近采集、征集到铜铃
、铜马镫、铁器等。这些为研究古河道的位置及木构遗址与古河道的关系提供了
十分重要的实物证据。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的教授们曾对这些汉代木材精心研究，显示这些木构件用料科
学，充分考虑到各种木材的特点。专家分析认为，其所处的地理位置正好位于秦
汉时期的东西大道上，是出入汉长安城东面的必经之地，与文献记载的秦汉灞桥
遗址的位置也大致吻合。专家认为，不管这些古木是船是桥还是码头，它们都是
通道的重要标志之一，它在历史地理研究方面的意义不可估量。

3.2 东吴墓考古有收获 中国人使用马镫的历史可能提前

吴墓考古有收获 中国人使用马镫的历史可能提前 

2001/3/13 


　　《长江日报》3月9日消息：昨天打开的东吴墓已经被盗，考古专家婉惜之余
仍有收获。中国人使用马镫的历史可能提前几十年。


　　在那些瓷碗、小谷仓的碎片堆中，专家们找到了3只完整的陶牛、陶狗和一匹
陶马。那匹马引起他们的兴趣，马背上配有马镫。


　　史学界一直认为，两晋南北朝时才开始使用马镫，而这座三国墓的随葬品内
发现当时使用马镫的证据，尽管马镫的使用历史仅被提前了几十年，但有此收获
，也算没白挖一场。(邱晞)

很遗憾..我找不到更详细的..只找到图片..有兴趣的去一看..
http://www.sssc.cn/dispbbs.asp?boardid=351&id=133994&page=1

。 


　　刘荣是否被逼自杀？《汉武大帝》第14集中原太子刘荣在被郅都审讯关押期
间自杀。窦太后死前告诉刘彻，是刘彻的母亲逼死刘荣。史上是否确有郅都其人
？郅都是否真的因调查太子刘荣惹来仇怨，被窦皇后所害？汉景帝是否为辅佐刘
彻顺利继位斩除荆棘，而逼死原太子刘荣？ 


　　解释：郅都确有其人，以上基本是史实。刘荣自杀也确实是汉景帝为刘彻顺
利继位所作的政治安排。但是，剧中暗示刘荣之死与刘彻之母王美人的阴谋有关
。太皇太后窦氏死前将此事告知刘彻，以提醒刘彻控制王家势力的膨胀，为王太
后日后与汉武帝的权力之争埋下伏笔，这都是为剧情发展需要而作的戏剧化处理
。假扮武士接见匈奴 


　　是否移花接木？《汉武大帝》第27集刘彻与韩嫣换装，命韩嫣假扮皇帝，自
己扮武士，会见匈奴使者。王恢为使者送行，问使者对皇帝印象。匈奴使者说，
那个按刀武士才是真正的英雄。这一情节是真实的吗？ 


　　解释：这段故事取自陈寿《三国志》中的一个脚注。在历史上是曹操接见匈
奴使节的故事。因曹操个子矮小，匈奴使节身材雄健，曹操耽心被匈奴人看不起
，就命身边身材高大的侍从冒充自己接受匈奴来使晋见。这则史料，《汉武大帝
》编剧巧妙地结合汉剧剧情作了“移花接木”的处理。伊稚斜射死父亲 


　　是否虚构的？《汉武大帝》第27集伊稚斜回到匈奴与大单于围猎，射死父亲
，自己当上大单于。这个故事是否也是出于虚构？ 


　　解释：这个匈奴王子弑父的故事，确实是真实的。只是故事本来发生在匈奴
冒顿大单于时代，冒顿做王子时，训练骑射手射死了其父亲头曼大单于而篡位。
本剧编剧为了强化作为刘彻主要战争对手的伊稚斜大单于的凶悍性格，将这个故
事作了巧妙的移植。贵妇化妆是哈日吗？《汉武大帝》剧中的妇女化妆引起争议
。特别是贵妇口唇所涂的“一点红”，有人认为是模仿日剧的“哈日”。 


　　解释：古人评论美女称“柳叶眉丹凤眼，樱桃小口一点点”，明杂剧中形容
美女是“口点樱桃”，宋词的词牌中有“点绛唇”，都是指这种口唇一点樱桃红
（戏装中称“一点红”）的美人妆。故宫藏唐朝名家周眆画的仕女图，正是眉点
墨漆如柳叶，口点丹红如樱桃。汉唐以前以女人小口为审美标准。汉代已有胭脂
。《汉书》中记载，霍去病攻占匈奴西域的焉然山后，匈奴人悲唱：“失我焉然
山，使我妇女无颜色。”就因为此山产胭脂。所以，并不是我们的戏“哈日”，
而是日韩古装哈汉哈唐。马镫子汉代有吗？《汉》剧中出现了马镫子，据说马镫
是晋朝以后才发明的，汉朝有马镫子吗？ 


　　解释：关于马镫子的发明时间，学术界至今尚未定论，根据西安新近出土的
汉代宫廷壁画，有文物学者认为画中贵妇和猎手脚下已出现马镫子。

http://www.e-sinology.com/bbs/Dispbbs.asp?BoardID=9&id=5227

在汉朝以前，世界上是没有马镫的。骑兵要靠双腿夹在马背上，基本上不能在马背上攻击。骑兵也就仅仅是机动步兵。所以，在那时，骑兵只是一个辅助兵种，难以影响大局。游牧的少数民族，在欧亚都没有什么大的作为。

汉以后，据考古发现，世界上最早的马镫的证据，是在一幅晋朝的浮雕上发现的。在汉唐时期，中国的骑兵广泛装备了马镫，成为了真正的骑兵。并在对匈奴和突厥的作战中，大显神威。败退的游牧民族，很快学会了马镫的制作和使用。

通过退到欧洲的匈奴人，古罗马人学会了马镫，并使重装骑兵成为可能。罗马骑兵征服了欧洲――马镫，当时叫做中国鞋，影响和改变了欧洲的历史！并且，罗马帝国最终的毁灭，也是遭到了更会使用马镫和骑兵的突厥人的打击。

没有马镫，是无法想象蒙古帝国的建立的。

在亚洲，汉民族第一次败在了自己的发明手里。学会了马镫的北方游牧民族，一次次越过长城，踏过长江。

马镫的发明，对历史的影响绝不亚于四大发明。但却一直被忽视。

期待新的考古发现，
比如，汉简中关于军队后勤的文书，比如，某位老兄的名字，比如，某种特殊的材质，都可能提供线索�

文字上汉代出现马镫的证据已经有了..反而是实物证据不太多,这除了与年代久远及材质,埋藏地下的早早腐化有关外,还与其时秦汉以前马镫大多以单镫而非双镫出现且骑兵不直接是战场的主力有关,直到西汉卫霍怔伐匈奴时骑兵才作为主力战斗力才大规模装备..而我个人意见是其时马镫也因此由单镫转化为双镫(即真正意义上的马镫)才高度亮相战争史上....而更为确切的三国墓的配备马镫铜马的出土也推翻了马镫自晋朝才出现的说法,那么随着考古的继续,那么我相信应该有越来越多的证据的..例如3.1 出土西汉马镫的实物证据------中已经有详细的实物出土. 至于楼上有朋友说到汉简,我这时不由得想起复活的军团里出土的秦代一个文书小吏的墓,要是什么时候也来这么一座汉墓就好了..小到家书中的小病小痛,再到军中的衣物配给,朝中琐事等等..真羡慕那些研究历史的学者学生,弄得我现在都想转系跑回中国读考古了..要不在这里读过古代中国研究的的专业哈哈...
P.S.某位老兄的名字...这个看似不是很好推断啊..

还有某种特殊的材质,我觉得早期的大多是木质外包铁片或铜片,或完全铁打造,铁器埋藏于地下容易腐蚀,相比之下铜器能保存久一点,到了隋唐,马镫的材料自然是先进了不小,尤其是锻造工艺..例如一些合金技术的出现..(寒..这个我还没有时间详查,那位知道的能否提示一下?)..上次看到CCTV介绍的大概是满清时代的马镫,简直是用豪华QIECHI来形容..IT WAS EMBED WITH GOL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