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国古代的“民间力量”，乃是指世家强宗、富商大贾、儒生士人、贤良高德、游侠盗贼、术士僧道等人群掌握的诸种经济、政治、社会、道德、批判力量。它介于“国力”与“民力”之间，也被称为“私力”。所谓“国力”，既包括国家掌控的、可资动员使用的诸种人力、物力等显性的“硬实力”，也包括统治集团的凝聚力、执政能力以及统治者与人民的精神面貌、意识形态号召力等隐性的“软实力”。所谓“民力”，是指国家可以掌控、征用的人力与物力资源。而“私力”，则是由“私”(私人、私家、私门)占有、掌控，具有相对独立性，不为国家有效掌控与征用，甚至会与国家争夺“民力”，减耗“国力”。站在国家立场，民间力量可以划分为三个层次：一是上层，即世族强宗、富商大贾、士人儒林；二是中层，即贤良、术士；三是下层，即游侠、盗贼。中国古代的“国家治理”内含政治控制、社会治理两个层面。前者是通过军事征服、暴力强制与威胁、行政管理等权力手段，实现对特定区域范围内诸种人群的人身控制，资源占有、分配和利用；后者则是以社会关系体系的建构为中心，通过对社会诸种力量的利用、组合，社会资源的分配，将特定区域的社会关系体系纳入政治控制体系之中，使之成为政治控制体系的一部分或同构体，实现社会体系与政治体系的耦合。在“政治控制”层面上，民间力量发挥着基础性作用；其中的主要部分如世家强宗、富商大贾、士人、贤良等，在很大程度上是国家建立并维护政治控制所依赖的力量。在“社会治理”层面，世族强宗、富商大贾、士人儒林等既是王朝国家“治理”的对象,也是国家在治理过程中合作、利用的力量；贤良主要是国家进行社会治理所依赖或使用的力量；而游侠盗贼、僧道术士则主要是国家需要加以控制的对象。从中国历史进程看，“私力”(民间力量)在“社会治理”中也发挥着独特作用：一是构建社会组织或“共同体”，在不同程度上实现“社会自治”；二是填补国家权力的“局部真空”，进一步强化、完善政治经济与社会文化体系；三是在政治经济与社会文化体系发生动荡、变乱乃至断裂时，发挥“稳定机制”和“修复模板”的功能。

“民间力量”是近年来政府机构、新闻媒体、学术界广泛使用的概念，但因使用者从不同角度理解、运用这一概念，并不给出明确的界定，所以，对概念的内涵、外延、地位、作用等未见有深入细致的讨论。而在中国历史进程与现实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体系运行过程中，也确实存在着不同表现形态的“民间力量”，并在国家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各领域具有一定地位，发挥着重要作用。那么，中国历史上的民间力量究竟是一种怎样的力量？具体是由哪些力量或势力构成？它在国家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体系及其运行过程中，特别是在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过程中发挥着怎样的作用？本文试图围绕这些问题做些初步分析，以为进一步讨论当今中国现实中的民间力量提供历史研究基础。

　一 “民力”“国力”“私力”
　　《管子·侈靡》在论述用政之策时说道：“辨于天地之道，然后功名可以殖；辨于地利，而民可富；通于侈靡，而士可戚；君亲自好事，强以立断，仁以好任。人君寿以政年，百姓不夭厉，六畜遮育，五谷遮熟，然后民力可得用。”这里所说的“民力”，是指君主可以使用的人力、物力资源，包括健康的百姓，蕃育的六畜，繁茂而丰收的五谷。《汉书·食货志》引汉武帝时董仲舒上言，建议“薄赋敛，省繇役，以宽民力”。这里的“民力”包括“赋敛”(征发财力、物力)“繇役”(征发兵力、劳力)两部分。《管子·权修》说：“轻用众，使民劳，则民力竭矣；赋敛厚，则下怨上矣；民力竭，则令不行矣。”其中的“用众”与“使民”，皆指征发徭役；而“民力”与“赋敛”并列，单指人力。《汉书·五行志》说，“秦大用民力转输，起负海至北边，天下叛之”。这里“民力”用以“转输”，是指用于运输的劳动力。故先秦、秦汉文献中所说的“民力”，有狭、广二义：狭义的“民力”指人力，亦即可供统治者征发的兵力、劳动力资源；广义的“民力”指人力与物力，即除了兵力、劳动力资源外，还包括粮食、牲畜、器具等物力资源。后世群臣士子论政说史，涉及“民力”处，亦多指此二义。
　　“民力”是“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或者可以说是“国力”的基础。《商君书·农战》说：“国之所以兴者”在于“农”与“战”，前者生产物资，创造财富，后者征发兵役，扩展疆域。故“农战”实际上就是依靠民力以积累财富、开疆拓土。又说，若民专力于农、战，“则民不偷营，民不偷营则多力，多力则国强”，意为国强有赖于“民多力”。《管子·牧民》说：“凡有地牧民者，务在四时，守在仓廪。国多财则远民来，地辟举则民留处。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上服度则六亲固，四维张则君令行。”由于“国力”(国家实力)主要取决于并表现在民(户口)、财(仓廪)、礼节(社会秩序)、荣辱(道德伦理)、六亲固(统治集团的凝聚力)、君令行(政令推行)六个方面，而民(户口，其核心是征发自民的人力资源)与财(财富资源，其核心是取自于民的物力资源)又是“国力”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后世所说之“国力”，主要是指国家掌控的、可资动员使用的人力物力资源，也包括统治集团的凝聚力、执政能力以及统治者与人民的精神面貌、意识形态的号召力等“软实力”。
　

　中国古代的“民间力量”，实际上主要是指此种“私力”。它不是“民力”，民力是国家可以掌控、征用的人力与物力资源；“私力”虽然源自国家，但具有相对独立性，国家未必能够有效地掌握控制与征用(需要与“私”“私家”“私门”协商，取得其同意与合作，方能予以间接使用)，甚至会与国家产生矛盾冲突，走向国家的对立面。《通典·食货·乡党》引北齐时宋孝王所撰《关东风俗传》曰：
　　昔六国之亡，豪族处处而有，秦氏失驭，竞起为乱。及汉高徙诸大姓齐田、楚景之辈以实关中，盖所以强本弱末之计也。文宣之代，政令严猛，羊、毕诸豪，颇被徙逐。至若瀛、冀诸刘，清河张、宋，并州王氏，濮阳侯族，诸如此辈，一宗近将万室，烟火连接，比屋而居。献武初在冀郡，大族猬起应之。侯景之反，河南侯氏几为大患，有同刘元海、石勒之众也。凡种类不同，心意亦异，若遇间隙，先为乱阶。
　　这些“一宗近将万室，烟火连接，比屋而居”的大族，若瀛、冀诸刘，清河张、宋，并州王氏，濮阳侯族之辈，确然是不可轻视的“民间力量”(“私力”)。他们广占良田，荫附户口，“强弱相凌，恃势侵夺，富有连畛亘陌，贫无立锥之地”,极大地削弱了王朝国家对于乡村户口、土地资源的控制与征用，在一定程度上消耗了“国力”。他们站在自身利益的立场上，对于王朝国家并非绝对忠诚，甚至“心意亦异，若遇间隙，先为乱阶”，对于王朝国家的统治秩序而言，乃是潜在的威胁。
　　

在中国历史上，民间力量(私力)首先表现为一种重要的经济力量。他们占有田地、山林、盐池或其他经济资源，控制人口，积聚财富，得以雄视天下，比埒诸侯。《史记·货殖列传》所记盬盐而起、以铁冶成业的猗顿，与戎王交易而致富的乌氏倮，擅丹穴之利的巴寡妇清，以铁冶致富的蜀卓氏、程郑、宛孔氏、鲁曹邴氏，使用奴虏经商的齐刀间，储存粟米而致富的宣曲任氏等，“皆非有爵邑奉禄弄法犯奸而富”，正属于所谓“私力”(民间力量)。他们或“与王者埒富”，或“能守其业，用财自卫，不见侵犯”而以财富“对抗万乘，名显天下”，或“倾滇蜀之民，富至僮千人。田池射猎之乐，拟于人君”，或“富者数世”“富而主上重之”，以经济实力而获得政治与社会地位。《汉书·叙传》说班氏之祖班壹在秦始皇末年，“避墬于楼烦，致马牛羊数千群。值汉初定，与民无禁，当孝惠、高后时，以财雄边，出入弋猎，旌旗鼓吹”。其子“孺”，“为任侠，州郡歌之”；孙“长”，“官至上谷守”。班氏以畜牧致富，以财富称雄边地，拥有武力，子孙渐进入统治体制之内，正是以财富获致政治社会地位的典型例证。
　　其次，“私力”(民间力量)往往表现为一种政治力量。《通典·食货二·田制》引《关东风俗传》说，高欢“初在冀郡，大族猬起应之”。河北大族在北朝政治斗争中，是一支非常重要的政治力量，学界早有充分论证。至于东晋南朝，不仅门阀士族曾得与皇室“共天下”，方隅豪族亦得拥兵割据，甚至登上庙堂，并给南朝政治格局带来根本性影响。陈寅恪评价道：
　

　侯景之乱，不仅于南朝政治上为巨变，并在江东社会上，亦为一划分时期之大事。其故即在所谓岩穴村屯之豪长乃乘此役兴起，造成南朝民族及社会阶级之变动。盖此等豪酋皆非汉末魏晋宋齐梁以来之三吴士族，而是江左土人，即魏伯起所谓巴蜀溪俚诸族。是等族类在此以前除少数例外，大抵为被压迫之下层民族，不得预闻南朝之大政及居社会高等地位者也。
　　此类“郡邑岩穴之长，村屯坞壁之豪”大多属于“下层民族”，在南朝政治格局中是“民间力量”。他们世代承袭，不输徭赋，甚或“更相崇树，僭称王侯”；当世变局乱，乃乘时而起，成为影响乃至左右政治走向与社会变动的重要力量。
　　复次，民间力量还表现为一种社会组织力量。《晋书·庾衮传》述晋末乱离，庾衮“乃率其同族及庶姓保于禹山”：
　　乃集诸群士而谋之曰：“二三君子相与处于险，将以安保亲尊，全妻孥也。古人有言：‘千人聚，而不以一人为主，不散则乱矣。’将若之何？”众曰：“善。今日之主，非君而谁！”……于是，峻险阸，杜蹊径，修壁坞，树藩障，考功庸，计丈尺，均劳逸，通有无，缮完器备，量力任能，物应其宜，使邑推其长，里推其贤，而身率之。……及贼至，衮乃勒部曲，整行伍，皆持满而勿发。贼挑战，晏然不动，且辞焉。贼服其慎而畏其整，是以皆退，如是者三。
　

　庾衮与“诸群士”是其“同族与庶姓”的领导者，他们通过协商，建立起领导机构，将其部众组织起来，并制定相关规则，从而形成为严密的社会组织。“邑推其长，里推其贤”，其组织以原有的县邑、乡里为基础，而庾衮则俨然如郡守。在中国历史上，每当社会乱离，地方豪酋、士绅往往聚众据险自保，在一定程度上发挥了团聚人群、维系社会秩序的作用。
　　再次，民间力量往往通过规训、表率、垂范等方式，建立并引导社会行为规范与社会伦理，从而表现为一种道德力量。《史记·货殖列传》说，宣曲任氏“家约，非田畜所出弗衣食，公事不毕则身不得饮酒食肉。以此为闾里率”。东汉末年，北海处士管宁、邴原避居辽东，“因山为庐，凿坏为室。越海避难者，皆来就之而居，旬月而成邑。遂讲《诗》《书》，陈俎豆，饰威仪，明礼让，非学者无见也。由是(公孙)度安其贤，民化其德”；“宁所居屯落，会井汲者，或男女杂错，或争井斗阋。宁患之，乃多买器，分置井傍，汲以待之，又不使知。来者得而怪之，闻知宁所为，乃各相责，不复斗讼。邻有牛暴宁田者，宁为牵牛著凉处，自为饮食，过于牛主。牛主得牛，大惭，若犯严刑。是以左右无斗讼之声，礼让移于海表”。管宁等通过自己的言行，在乱世中维护并坚持社会伦理规范，使社会秩序不致彻底崩溃。
　　最后，民间力量还在不同程度上表现为一种批判或反抗力量。《韩非子·五蠹》说：“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而人主兼礼之，此所以乱也。夫离法者罪，而诸先生以文学取；犯禁者诛，而群侠以私剑养。故法之所非，君之所取；吏之所诛，上之所养也。”所谓“儒以文乱法”，是说儒生根据儒家的《诗》《书》(“文学”)来批评国君的“法”；“侠以武犯禁”，则指侠士用武力反抗各种禁令；“先生”，即习知《诗》《书》的儒生。在这里，韩非子将儒与侠、先生与群侠对举，都列为乱法、犯禁之辈，而其用以乱法、犯禁的工具，则分别是“文学”(儒家学说)和“私剑”(武力)。未入仕之“儒”与未受养之“侠”皆属于“私力”(民间力量)，他们分别以“文学”“私剑”为武器，批判甚至反抗现行体制，表现为一种政治批判力量或反抗力量。不仅如此，像季次、原宪之属，“终身空室蓬户，褐衣疏食不厌”，“读书怀独行君子之德，义不苟合当世”，然“死而已四百余年，而弟子志之不倦”；战国秦汉时代的游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盖亦有足多者焉”。这些身处体制边缘或体制外，对体制持有疏离、批判甚至反抗态度的“文学”“游侠”，皆以其独立的精神、坚持的态度而得到世人的肯定，并在历史中具有特别的地位。

　在中国历史上，世族强宗乃是最为重要的“民间力量”。他们或广占田地山林、荫蔽户口，与国家争夺土地、人口资源；或“如朋党宗强比周，设财役贫，豪暴侵凌孤弱，恣欲自快”，成为社会冲突与动乱的重要根源；或交通长吏，请托营私，蠹法乱政，干扰甚至破坏国家政治经济社会秩序的正常运行。东汉时，北海大姓公孙丹使子杀道上行人，太守董宣收丹父子杀之，“丹宗族亲党三十余人，操兵诣府，称怨叫号”；渔阳泉州人阳球，“家世大姓冠盖。球能击剑，习弓马。性严厉，好申韩之学。郡吏有辱其母者，球结少年数十人，杀吏，灭其家，由是知名”，即为例证。
　　《白虎通义·宗族》谓：“宗者，何谓也？宗尊也，为先祖主也，宗人之所尊也。……大宗能率小宗；小宗能率群弟，通于有无，所以纪理族人者也。”宗族乃是一种社会组织方式，本身即具有程度不同的组织力。《南史·王懿传》说：“北土重同姓，并谓之骨肉，有远来相投者，莫不竭力营赡。若有一人不至者，以为不义，不为乡邑所容。”同姓仅是广义宗族的基础，依然具有一定的社会联系与组织功能，可见宗族作为民间力量的作用相当广泛。宋元以后，聚居共葬而别财的共祖家庭，通过祠堂、族田、族谱、族长等要素组织为家族，成为在地方社会中发挥重要作用的社会组织，并显示出强大的社会力量；不居一地的同姓家族，通过“联谱”等途径勾连在一起，组成松散的社会关系网络，也仍然具有一定的社会力量。
　

　2.士人。《史记·儒林列传》总叙儒林之起，说道：“夫周室衰而《关雎》作，幽厉微而礼乐坏。诸侯恣行，政由强国。故孔子闵王路废而邪道兴，于是论次《诗》《书》，修起礼乐。适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自卫返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世以混浊莫能用，是以仲尼干七十余君无所遇……故因史记作《春秋》，以当王法，以辞微而指博，后世学者多录焉。”《隋书·儒林传》序称：“儒之为教大矣，其利物博矣！笃父子，正君臣，尚忠节，重仁义，贵廉让，贱贪鄙，开政化之本源，凿生民之耳目，百王损益，一以贯之。虽世或污隆，而斯文不坠，经邦致治，非一时也。涉其流者，无禄而富，怀其道者，无位而尊。”怀才不遇之儒生，批判政治社会现实，维护传承文化传统，建构思想体系，“以学显于当世”，以“扫除天下”为己任，是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民间力量。《后汉书·党锢列传》总叙汉代士人沉浮与政治变动之关系时说：
　　及汉祖杖剑，武夫勃兴，宪令宽赊，文礼简阔，绪余四豪之烈，人怀陵上之心，轻死重气，怨惠必仇，令行私庭，权移匹庶，任侠之方，成其俗矣。自武帝以后，崇尚儒学，怀经协术，所在雾会，至有石渠分争之论，党同伐异之说，守文之徒，盛于时矣。至王莽专伪，终于篡国，志义之流，耻见缨绋，遂乃荣华丘壑，甘足枯槁。虽中兴在运，汉德重开，而保身怀方，弥相慕袭，去就之节，重于时矣。逮桓灵之间，主荒政缪，国命委于阉寺，士子羞与为伍，故匹夫抗愤，处士横议，遂乃激扬名声，互相题拂，品核公卿，裁量执政，婞直之风，于斯行矣。
　　是以政治变动影响乃至决定士人之命运：政清民和，主上尊崇，则出登庙堂，谋国安民；政乱人离，君王邪辟，则远离荣华，甘足枯槁；若政治昏暗，然稍有可为，则不避艰险，奋然抗争。在中国历史上，儒生士人虽或与时俯仰、随波逐流，或追名逐利、贪生怕死，或拉帮结派、党同伐异，或以睚眦之隙、因相陷害，然总有一部分人不为富贵所淫、威武所屈，或持正守节、蕴义生风、鼓动流俗、激励素行，或临难忘身、见危受命、不坠斯文，或当扰攘之际、践必死之机，白刃临颈，确乎不拔，甚至杀身成仁、捐生取义，而终得为社会之良知、民族之脊梁。
　

　3.富商大贾。《史记·太史公自序》述其撰《货殖列传》之由：“布衣匹夫之人，不害于政，不妨百姓，取与以时而息财富，智者有采焉。”商贾的身份大都是“布衣匹夫”，其行为既“不害于政”，又“不妨百姓”，正是处于国(“政”)与民(“百姓”)之间的“私力”(民间力量)。班固说，富商大贾多“擅山川铜铁鱼盐市井之入，运其筹策，上争王者之利，下锢齐民之业”，也是强调商贾介于“王者”与“齐民”之间。司马迁说，他们“与时俯仰，获其赢利，以末致财，用本守之。以武一切，用文持之，变化有概”，故其“大者倾郡，中者倾县，下者倾乡里”，并非仅以其富有资财。这些“无秩禄之奉，爵邑之入”的不仕之人，贸易之利、田园之入比于封君，得称为“素封”。而事实上，富商大贾多有官宦贵族背景，如汉时“关中富商大贾，大抵尽诸田”，是迁至关中的齐田氏遗族；甚至本身即兼具官员或贵族身份，后世所谓“红顶商人”即是。部分富商大贾多或“以财养士，与雄桀交”，甚至拥有武装，发展成为武装商团；或交接官府，操弄法律，“犯奸成富”“伤化败俗”，从而激化社会矛盾与冲突。
　　需要说明的是，小商小贩，皆为编户齐民，其人身物力，皆属于国家可以征用的“民力”，不可视为民间力量。《风俗通·商贾》解释：“商其远近，度其有亡，通四方之物”，谓之“商”；“固其有用之物，以待民众，以求其利”，谓之“贾”。而“肇启牛车，远服贾用”，“钦厥父母”，盖远行固用，皆为留养父母家小，算不上“私力”。朱熹《审实粜济约束》对赈恤对象加以区分：“各乡有营运店业兴盛之家，其元给历头，合行追取。若虽有些小店业，买卖微细，不能赡给，已请历头，不合追回。”其下文又将县市买卖人家分为“有店业，日逐买卖，营运兴盛”“得过之家”“贫乏小经纪人，及虽有些小店业，买卖不多”的上、中、下三等。这些买卖人家，遇有灾荒，尚需官府赈恤，当然无所谓“私力”。
　

　4. 贤良。“贤良”的本义，盖指有才识且本性淳良之人，亦即德才兼备的人。在不同历史时期，“贤良”的内涵与具体所指屡有变化。《汉书·武帝纪》建元元年(前140)，诏臣下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丞相卫绾奏：“所举贤良，或治申、商、韩非、苏秦、张仪之言，乱国政，请皆罢。”则知西汉前期，所举“贤良”，多是治诸家之学。《盐铁论·本议》谓：“惟始元六年，有诏书使丞相、御史与所举贤良、文学语。问民间所疾苦。”是以“贤良”与“文学”(儒学之士)并举，当指儒生之外的其他才俊。丞相、御史通过贤良、文学去了解民间疾苦，则知二者都属于“私力”。贤良多与方正、直言、有道等并列，用以指称社会贤达人士。汉唐时期，景行淳直、德高望重、“为乡闾所服”的诸种高德民望，大抵皆为不同层次的“贤良”之属。宋元以后，乡绅、乡贤事实上成为乡村社会中的“贤良”。他们在地方社会中拥有较高的威望，具有深厚的影响力，介于王朝国家与普通编户之间，乃是最为重要的“民间力量”。
　　在《史记·货殖列传》中，司马迁将“守信死节隐居岩穴之士设为名高者”作为“深谋于廊庙，论议朝廷”之“贤人”的对立面。《后汉书》首次为“独行”“逸民”“列女”立传，谓独行的“一介之夫”，“或志刚金石，而克扞于强御”，“或意严冬霜，而甘心于小谅”，或“结朋协好，幽明共心”，或“蹈义陵险，死生等节”；其行事虽非通圆，而其风轨则足可怀恋。逸民“不事王侯，高尚其事”，长住山林，冥灭江湖，看似情逸道虚，于世事无涉，实则风姿独标，皦皦然显出俗之志，所谓“遯世避世，即贤人也”。列女则“隆家人之道”，“弘清淳之风”，“亮明白之节”，言行皆足为世人仪轨。凡此独行、隐逸、贞节、孝义之士女，皆以不同风格影响世人社会乃至政治领域，亦得为“民间力量”之一种。《隋书·孝义传》史臣曰：“昔者弘爱敬之理，必籍王公大人；近古敦孝友之情，多茅屋之下。”仁义忠孝，或皆尽然。

　　5.游侠、盗贼。司马迁对游侠给予高度肯定，谓其“救人于戹，振人不赡”，“不既信，不倍言，义者可取”，称其为“贤豪”。他们不“与世沈浮而取荣名”，亦非“效功于当世”，甚至“以武犯禁”，然或趋人之急、振人之命，或权行州里、力折公卿，或借躯报仇、扶弱锄强、快意恩仇，故侠客之义，乃世之不可少。然游侠或武断乡曲，睚眦必报，或背公死党，朋比为奸，所以官府往往视同贼寇，予以抑压打击。故后世游侠，或遁迹江湖，成为秘密社会的骨干分子或基本力量；或投身豪强，成为势家豪门的爪牙。然无论江湖豪客，还是私门家丁，仍均属于“私力”范畴。
　　《周礼·天官冢宰》述小宰之刑职，乃在“以诘邦国，以纠万民，以除盗贼”。是以“盗贼”与“邦国”“万民”并举，将他们作为消除的对象。汉时上计，“秋冬岁尽，各计县户口垦田，钱谷入出，盗贼多少，上其集簿”，将“盗贼多少”与“户口垦田”并列，作为考核县邑长吏政绩的指标，说明“盗贼”乃是官吏需加控制并消弥的“私力”。汉宣帝时，“胶东、勃海左右郡岁数不登，盗贼并起，至攻官寺，篡囚徒，搜市朝，劫列侯。吏失纲纪，奸轨不禁”，其力量不可轻觑。龚遂被委任为渤海太守，采取安抚政策，“移书敕属县：悉罢逐捕盗贼吏，诸持锄钩田器者皆为良民，持兵者乃为贼”，于是皆“弃其兵弩而持钩锄。盗贼于是悉平，民安土乐业”。大部分“盗贼”都是反抗官府的“良民”，正是介于官府与百姓之间的“民间力量”。也有相当部分，则是真正的盗贼。《汉书·尹赏传》说，汉成帝时，“长安中奸猾浸多，闾里少年群辈杀吏，受赇报仇，相与探丸为弹，得赤丸者斫武吏，得黑丸者斫文吏，白者主治丧；城中薄暮尘起，剽劫行者，死伤横道，枹鼓不绝”。这些少年恶子、亡命之徒，胡作非为，杀吏劫民，乃是真正的“盗贼”。他们同样介于官、民之间，也是民间力量。
　

　6.术士。《史记》为日者、龟策立传。《史记·日者列传》引贾谊之言，谓“古之圣人，不居朝廷，必在卜医之中”。当时，贾谊为博士，与中大夫宋忠前往长安东市卜肆中，遇到正与三四弟子“辩天地之道，日月之运，阴阳吉凶之本”的楚日者司马季主。季主“分别天地之终始，日月星辰之纪，差次仁义之际，列吉凶之符，语数千言，莫不顺理”，自称“君子”，说道：“君子处卑隐以辟众，自匿以辟伦，微见德顺以除群害，以明天性，助上养下，多其功利，不求尊誉”。禇少孙曰：“从古以来，贤者避世，有居止舞泽者，有居民间闭口不言，有隐居卜筮间以全身者。”至汉武帝，好方术，“天下怀协道艺之士，莫不负策抵掌，顺风而届焉”。王莽矫用命，光武信谶言，“士之赴趣时宜者，皆骋驰穿凿，争谈之也”。方术之士习内学，尚奇文，贵异数，好图谶，说灾异，难免“奸妄不经”之讥。然而，“阴阳所以正时日，顺时序者也；卜筮所以决嫌疑，定犹豫者也；医巫所以御妖邪，养性命者也；音律所以和人神，节哀乐者也；相术所以辩贵贱，明分理者也；技巧所以利器用，济艰难者也。此皆圣人无心，因民设教，救恤灾患，禁止淫邪”。例如，张衡致思于天文、阴阳、历算，所造候风、地动仪，机巧缜密，鬼斧神工；华佗精于方药，刳腹截肠，起死回生。故术士中亦多雅才伟德，并非“纯盗虚名，无益于用”。
　　道、僧等宗教人士，也是重要的民间力量。道士本出于方士，《后汉书》列徐登、费长房等于《方术列传》中，即为明证。佛教初入中国，时人亦多目为道术。《晋书》将佛图澄、僧涉、鸠摩罗什、昙霍列入《艺术传》，亦可说明。孙恩奉五斗米道，“浮狡有小才，诳诱百姓，愚者敬之如神，皆竭财产，进子女，以祈福庆”；后败亡，“乃赴海自沉，妖党及妓妾谓之水仙，投水从死者百数”。这是道教在民间社会之影响。《隋书·经籍志》综叙道经源流与道教之传布，说汉时道书“大旨皆去健羡，处冲虚而已，无上天官符箓之事”；至南北朝时，陶弘景“好阴阳五行，风角星算，修辟谷导引之法，受道经符箓”，萧衍颇受影响。及齐梁禅代之际，“弘景取图谶之文，合成‘景梁’字以献之，由是恩遇甚厚”，“朝士受道者众”，“三吴及边海之际，信之逾甚”。在北方，嵩山道士寇谦之显扬其法，大行道业。北魏诸帝即位，“必受符箓，以为故事，刻天尊及诸仙之象，而供养焉”。这是道教在政治领域的表现及其影响。同样，佛教及其僧尼信徒，在不同时期的政治经济与社会文化领域，均具有不同程度的影响力，一直是不可轻视的民间力量。
　　站在国家的立场上，根据其政治经济与社会文化力量之大小，可以将六种类别的民间力量分为三个层次：世族强宗、富商大贾、士人儒林可视为上层，贤良、术士当属于中层，而游侠、盗贼则为下层。不同层次的民间力量，在王朝国家政治经济与文化体系中具有不同的地位，在国家治理中也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发挥不同的作用。
　

　三 民间力量与国家治理
　　东汉人徐幹在论及“民数”乃是国家治平的根本时说：
　　民数者，庶事之所自出也，莫不取正焉。以分田里，以令贡赋，以造器用，以制禄食，以起田役，以作军旅，国以之建典，家以之立度，五礼用修，九刑用措者，其惟审民数乎？
　　分田里、令贡赋、造器用、制禄食、起田役、作军旅、建国典、立家度、修五礼、措九刑等十个方面，乃是王朝国家权力的基本职能和主要运行方式。其中，造器用、制禄食、作军旅、建国典、修五礼、措九刑，属于“政治控制”的范畴；而分田里、令贡赋、起田役、立家度，则属于“社会治理”的范畴。
　　中国古代对于广大疆域范围内不同人群、政治经济与社会文化形态各异的不同区域的“统治”，亦即所谓“国家治理”，当包括政治控制与社会治理两个层面。所谓“政治控制”，乃是通过军事征服、暴力强制与威胁、行政管理等权力手段与方式，实现对特定区域范围内诸种人群的人身控制，资源占有、分配和利用；所谓“社会治理”，则是指在政治控制的基础上，以社会关系体系的建构为中心，通过对社会诸种力量的利用、组合，社会资源的分配，将特定区域的社会关系体系纳入政治控制体系之中，使之成为政治控制体系的一部分或同构体，实现社会体系与政治体系的耦合。总的说来，在“政治控制”层面上，民间力量发挥着基础性的作用，其主要部分(世家强宗、富商大贾、士人、贤良)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国家建立并维护其政治控制所依赖的力量。在“社会治理”层面，世族强宗、富商大贾、士人儒林等既是王朝国家“治理”的对象,也是国家在治理过程中合作、利用的力量；贤良主要是国家进行社会治理所依赖或使用的力量；而游侠盗贼、僧道术士则主要是国家需要加以控制的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