班固在《司马迁传》中如是说：“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贱贫”，认为司马迁，崇拜有钱人，而羞辱贫**。而在《史记．货殖列传》中，司马迁说：“此其章章尤异者也。皆非有爵邑、奉禄，弄法犯奸而富。……至若力农畜工虞商贾，为权利以成富，大者倾郡，中者倾县，下者倾乡里者，不可胜数。”

司马迁的意思，非常明显：第一，他所列举的富豪人物，都是平民，第二，他们致富的过程中，没有借助于政治势力及政治地位，没有不法的行为。所谓：“皆非有爵邑、奉禄，弄法犯奸而富。”已经说得非常明白。相对于此，班固则不这样认为。

班固的《汉书．货殖传》，几乎完全抄录了《史记．货殖列传》中所列举的西汉富人及他们的创业经过。但在这一段后面，班固说：“此其章章尤著者也。其余郡国富民兼业颛利，以货赂自行，取重于乡里者，不可胜数。……皆陷不轨奢僭之恶，又况掘冢搏掩，犯奸成富，……伤化败俗，大乱之道也。”
班固所列举的西汉富人，及其创业的事迹，与司马迁相同，在个别列举的时候，也没有列举出每一个人的犯奸成富的事实，但所作的评语完全相反!

司马迁写《史记•货殖列传》赞扬以个人的力量，创业致富的人，“布衣匹夫之人，不害于政，不妨百姓，取与以时而息财富，智者有采焉。”而班固写《汉书．货殖传》，是要贬抑商人，贬抑富人，贬抑个人发财致富的心理与行为，“四民食力，罔有兼业。大不淫侈，细不匮乏。盖均无贫，遵王之法。靡法靡度，民肆其诈。偪上并下，荒殖其货。侯服玉食，败俗伤化。”

四
以上为司马迁与班固史学观不同点中的三点，然而二人同为汉朝臣子，活动时间相距也不过是150年左右，但观点竟有如此出入，这不得不让人思考个中缘由。

先从写作目的看，司马迁写《史记》乃旨在“成一家直言”，写《史记》属于私撰行为，所以其书有抨击统治者的言论没有受到官家的限制。班固则不同，班固起初为续其父之业写《汉书》，后因有人告其私改国史而入狱，后明帝知其写书的目的，而下诏“复使终成前所著书”，此见于《后汉书•班彪列传》。可见班固写史乃奉旨而撰，因而处处受官家之言所限制。然而这点只是他们不同的表面原因，更深原因在于他们所生活的背景。

司马迁生活于汉武帝时期，此时的大汉皇朝正一步步走向全盛，而社会思想业正一步步从黄老学说转向儒家，刚好是一个社会转型时期。而司马迁虽然受学于名儒董仲舒、孔安国等，但是他并不是一个纯儒学者，或许是受其父亲司马谈的影响。

从《太史公自序》中可以看到，司马谈曾写《论六家要指》，其写作动机，是“愍学者之不达其意而师悖”，也就是在大家尊儒的时尚下，司马谈坚持他的尊道立场。《论六家要指》是司马氏父子两人共同的宣言。

首先，《要指》写作之时，司马迁已壮游归来，成为司马谈述史的得力助手，日渐成熟。再看《要指》内容，全文分为前后两个部分。前半篇概述各家学说的要点，当是司马迁对父谈手稿的精言摘要；下半篇是用传体对前半篇所提论点加以解说，应是司马迁的发挥和阐释。因此班氏父子直接把《要指》当作司马迁之言加以评论。

司马谈、司马迁父子两人思想存在着差异。司马谈崇道，司马迁尊儒，这只不过是他们的各别思想倾向罢了，而并非两个思想体系的对立。因为司马谈并不是纯道学者，司马迁也不是纯儒学者，两人志趣，是自成一家。因此，《论六家要指》对司马迁写《史记》有着有着深远的影响，固其史学观有着朴素的唯物主义倾向。

此外，司马迁于天汉二年(前99年)遭受“李陵之祸”，以“刑余”之身发愤而写成《史记》。“李陵之祸”对司马迁的影响非常大，这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他对当权者尤其是“今上”汉武帝的认识发生了质的变化，决心隐忍苟活，完成划时代的史学巨著；二是对自我认识更加明晰，定位更加准确，自我保护意识更加成熟。

对于第一点的影响，见于《报任安书》“仆诚已著此书，藏之名山，传之其人，通邑大都，则仆偿前辱之责，虽万被戮，岂有悔哉！”从这里看，更是其敢于直接披露统治者的言行的主要原因。而其受刑后，变得沉默寡言，是其自我保护的一种表现，同时从自身出发，对生活于社会底层的人有了不同的看法，从《史记》中可见一斑。

再说班固，他生活在东汉初年，儒家思想已经成为封建正统思想，同时已在史学领域立稳了脚根，而班固的父亲班彪更是“以通儒上才”，这使班固从小就浸淫在儒家思想的氛围下。
因此，以董仲舒为首的汉代儒家思想对班固个人思想体系的影响可谓不浅。这包括儒家“重农抑商”和“天人感应”等学说，这些都在《汉书》中有所表现。这是班固史学观与司马迁史学观不同的一个原因，而此外，还有一个更具体的原因使得班固史学思想的偏离，就是他的人生价值观。

班固自小聪慧，《后汉书•班彪列传》有记：“年九岁，能属文诵诗赋，及长，遂博贯载籍，九流百家之言，无不穷究。”显然，班固的资质，优势在于读书为文做学问，且生当东汉汉光、明、章三代社会稳定，经济繁荣的岁月里，正可以平静的心态，从事学术文化的创造。

然而，班固更感兴趣的却是参与政治，梦寐以求的是官场的权势、利禄和荣光，因而不断地结交权贵就成为他乐此不疲的活动。正因为此，其对权贵极尽阿谀，这也使其在《汉书》中对西汉皇朝及其帝后的赞颂也近于阿谀，而对生活于社会底层的人则批评诽谤，这些都展示出了《汉书》的局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