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复：风雪定陵

姑娘听得不耐烦，忽然站起来，大声说：“什么故里、古迹，我没去过，不爱听！你太高兴了，我生气！讲你的痛苦，痛苦！你痛苦我才高兴！”
　　赵其昌一怔，半天不语。过了一会，儿，低着头念叨：“痛苦！痛苦是有的！不过不是那个时候，而是后来，直到现在……”
　　**战争时期的流亡学校是公费，而公费生绝大多数都参加三青团，赵其昌也在其内。他功课在全年级排第一，得过奖学金，当过服务生，刻蜡板，打工糊口，参加过夏令营，当过小头目，上高中还当选过一任学生自治会主席。解放后的历次运动，这些都要交待，再联系到家庭、父亲等等历史问题，处在***边沿上，就是推一推拉一拉的问题了。所以这一段流亡，并不是诗，也不是画，更没有那么多诗情画意，而是现实，一次一次说不完的痛苦现实。
　　“课堂上讲不完的旧石器、新石器、陶片瓦片，它距离现实又太远了。有时候我后悔，还不如考个地质系去做一名地质队员，山南海北、大漠沙荒去找矿，找不到金矿银矿石油矿，就登上高山断崖，双眼一闭，身体向前一倾，一了百了！人生的意义是什么？”
　　今天，赵其昌的情绪很不稳定，有时激动，有时消沉，谈起话来杂乱无章，有时夹杂几句粗俗的比喻。姑娘紧闭双目，无心再听下去，偶尔眼角滚出几滴泪珠。小木屋一片寂静。外面那恼人的雨，淅淅沥沥，却越下越大起来。
　　三个月后，姑娘不再来木板房了。朱欣陶老人问发生了什么事，赵其昌眼含泪水回答：“我把家庭历史问题都告诉了她……”
　　1957年是个多事之秋，全面彻底地清理“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号角已在中华大地吹响。这是一个滋生政治激情的时代。对于他们的分手，似乎没有人表示不理解，分手是正常的，不分手才是不可思议的。


有情人终成眷属
　　1990年秋天的一个晚上，我们来到十三陵特区的裕陵村，寻访一个期待许久的爱情故事。
　　三间不大宽敞的屋子里，高保发坐在案桌前，就着一袋花生米，自斟自饮。儿媳妇在外屋做饭，小孙子在一边蹦蹦跳跳地玩耍；儿子干活还没有回家。不太明亮的屋子里弥漫着炊烟，使人感到沉闷和窒息。
　　这是一个从苦难中走过来的家庭。也许我们心中装着过去的那段美好时光，才对今天的这个家庭生发更多的悲壮和惋惜之情。
　　要不是当初他遇到这个女人，并发生了激荡人心的爱情故事，或许三十年后不会有那么多人记得住他的音容笑貌，尽管他也曾做出过别人没有做过的事情而轰动发掘工地。
　　高保发在众多的民工中，并不特别显山露水，那时他才十八岁，十八岁的人生并未成熟。他像大家一样整日默默无闻地在探沟里劳作。
　　突然有一天，他的名字在民工中传开，起因是为一把铁锹。
　　每天早上一开工，民工们就一窝蜂地拥向工棚争抢轻便而顺手的铁锹，不然就只能拿到既沉重又蹩脚的工具。有天早上，高保发抢到一把锋利的铁锹后，心生一计，收工时不再把工具放回工棚，而是偷偷用土埋起来，第二天再不慌不忙地原地取出。一个月后，秘密被发现了。一个民工等他心安理得地走后，又悄悄扒出来，换一个地方埋好。次日一早，高保发像从前一样来到原地，扒了半天却不见踪影。民工们哄然大笑，他只好红着脸，去工棚捡了把最差劲的铁锹走下探沟。从此，高保发开始引起大家的注意。
　　然而，最令人关注的是，他竟从八米多高的木架上摔下来，而安然无恙！


激烈的交锋
　　就在礼、工二部重新组织人马，紧锣密鼓地赴天寿山再择“吉壤”之际，有个名叫梁子琦的通政司左参议，感到建立奇功的机会到来。于是向万历陈奏：“臣子琦自幼深晓地理风水，请命臣前去天寿山选择吉壤。”
　　万历览奏后大喜，想不到本朝还有这么多的奇才，急命梁子琦随礼、工二部一同前往核视。梁子琦获悉皇帝对自己的陈奏和才华十分赏识，便在实地踏勘中别出心裁，处处与礼部郎中李一中、工部郎中刘复礼、钦天监监副张邦垣及术士连世昌意见相反。礼工二部及钦天监等人从东山口至九龙池逐一察看，终于选中了形龙山、勒草洼前、大峪山、宝山、平岗地、黄山岭等六处“吉壤”；梁子琦个人择得黄山一岭、黄山二岭、团山、珠窝圈、石门沟山、蔡家山、长岭山、景陵左山等八处。三月二十三日，礼部尚书徐学谟，将本部及钦天监择得的六处和梁子琦个人择得的八处，一并呈给万历皇帝。万历览奏之后，谕令部、工二部再行实际踏勘，从十四处中选择最上吉地三、四处并绘图来看。
　　四月三日，礼部尚书徐学谟、工部尚书杨巍，通过四处遍阅实地比较之后，认为形龙山、大峪山、石门沟山三处“最吉”，梁子琦得知自己选择的石门沟山被列为“吉壤”，内心十分欣喜，仿佛看到大明帝国的高官厚禄就在眼前了。


破土大峪山
　　万历十二年（1584年）十月初六卯时，大明万历皇帝朱翊钧的寿宫，正式在大峪山下破土动工。
　　兴建陵寝是本朝头等大事，有司职责所系，组成了一个专门机构。成员有尚书三人，司礼监太监和高级军官数人，定国公徐文璧、内阁首辅申时行总营建造事宜。军官之所以参加这个机构，是由于大量的土木工程需要兵士的体力。徐文璧是开国勋臣徐达之后，各种重要的礼仪都少不了由他领衔指点，而全部的筹划经营无疑还要由申时行一人承担。
　　在这之前，礼部曾按照万历皇帝的意图上疏奏请：山陵依永陵规制营建，“规制尽美，福祚无疆”。
　　所谓依照永陵规制，就是占地面积要宽广；地下玄宫仿九重法宫之制；明楼用预制石件构成；宝城垛口，殿堂、方城、地面等处，均用花斑石铺砌；宝城之外，再筑一道外罗城；大木、砖石等物料，必须按照标准严格选验。
　　永陵为万历祖父嘉靖皇帝朱厚熜的寿宫。他在位长达45年，陵寝也在生前预建，规模较大，建筑也比其他陵墓华丽壮观。永陵陵院长度为289．2米，宽149米；宝城坟冢面积为51，687．2平方米；陵院面积为41，170．8平方米；不计外罗城内的总面积为92，858平方米。而定陵陵院长度为317．5米，宽150．3米；宝城坟冢面积为41，526．5平方米；陵院面积为42，935．9平方米；不计外罗城内的总面积为84，462，4平方米。

辉煌的陵园
　　四百年后的今天，人们走进这座陵园，所得到的第一感觉依然是它的辉煌与壮丽。面对一块块雕刻精美的巨石和华丽壮观的地下宫殿，感叹之余，不免对当初的建造者有如此精湛的技艺而感到惊诧。因为它几乎囊括了中国古代建筑风格与艺术之精髓。这是中华建筑史上一部不可多得的杰作。
　　兴建定陵的建筑物料，主要是城砖、巨石、楠木和琉璃制品。由于陵墓规模宏大，工艺要求十分精细，所以对建筑物料的选验就显得格外严格。
　　定陵用料最多的当属城砖，其产地主要是山东的临清。这里地处黄河下游，又是京杭大运河的必经之路，土质优良丰厚，交通便利，是制砖和运输最为理想的地方。自黄土高原流失下来的粘土，经过千里浪淘淤积到临清以后，已经变得质纯无沙、细腻无比。制砖的过程是这样的：首先将泥土挖出，经过冬季冷冻，春天化开晾晒，然后过滤，长期浆泡、摔打、制坯等多种工序，最后才烧制成砖。这种砖长0．49米，宽0.24米，厚0．12米，重24公斤，抗压系数大，质量极好。为便于检验，每块砖上都打有窑户、作头匠人、年月等标记。查验不合格者，一看标记便知出自何窑何人之手。因为此砖色灰稍白，故称“白城砖”。早在万历二年（1574年）四月，此时虽然没有大的工程项目，但已开始谕令临清各窑，每年为皇家烧造白城砖120万块。
　　除临清外，河北省武清县也曾烧制白城砖。武清县烧制白城砖始于万历二年（1574年）九月，宛大县民王勇上奏说：“今有武清地方，土脉坚胶不异临清。去京仅一百三十余里，较临清近两千余里，一改兴作，不但粮船、民船不苦烦劳，抑且为国节省，生财实效。”经工部校议，令武清每年烧造30万块。自定陵动工后，两地的烧造数量又有大幅度增加。
　　除白城砖以外，还有供殿堂铺地用的铺地方砖。它只产在江南苏州。其烧造工艺，比之白城砖更为复杂。泥土必须久经浆泡、筛箩，犹如河中淘金，故有“金砖”之称。其质地之细腻，砖面之光滑，为世之少有。可惜因工艺失传，今天再也无法烧制了。
　　砖料的运输，多采用囚犯专职从事。这种运输，文献记载最早见于永乐七年（1409）六月。连绵的出征漠北，俘虏了大量的瓦刺军人，他们被带到关内之后，大多做搬运之类的苦力。城砖的运输便是一项重要内容。除此之外，来往于大运河中的粮船、商船也义务为工地带运。在当时的京杭大运河内，无论是专职为皇家运粮的漕船，还是商贾民人的私船，只要通过苏州和临清，都要为皇家带运一定数量的砖料。到达京东通州以后，再由车户走旱路运往天寿山。1584年12月，工部郎中何起鸣，陈请在夏季水涨季节，将砖料直接运往小汤山以南或沙河朝宗桥以东。由此以来，船队运输就将京杭大运河的北端一直伸延到了沙河巩华城下。


定陵的兴建，给京杭大运河中的船工商贾带来沉重的负担，从而引起这些人的怨恨与不满。纷纷要求停止无偿运输城砖。一五八七年，也就是定陵动工三年之后，工部陈奏万历皇帝，请求船只减免载砖事宜。万历没有允可，只是作了一些补充规定：
　　“至于带砖一节，寿宫用砖方急，理应照旧，待落成之日，每船量减四十块，以二百块著为定例。苏州、松江、常州三府各有白银，其免税带砖及减派船价。”
　　事实上，定陵完工后，这种载砖方式还没有取消，并一直为后来的大清帝国所沿用。
　　定陵之所以构成如此辉煌的整体，与它所采用的巨石有着极其重要的关系。正是由于这些天然巨石的存在，才使定陵陵园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建筑风格和磅礴非凡的艺术造型。它在给人以艺术享受的同时，不禁使人回归自然的画廊之中，既漂浮于尘世之外，又仿佛进入生命本体的境地。
　　定陵所用巨石，大部分来自房山县大石窟，主要有青石、白石、汉白玉等数种，在几十万块大石中，最重的可达上百吨。如此大的巨石，给运输带来了极大的困难。因为石源来自大石窝，只能采取旱路运输。定陵修建时，巨石全由旱冰船进行人工拽运。其方法是每隔一里之遥，在地下凿一深井，冬天到来时，将水打出，泼在路面冻成冰被，巨石沿冰路滑行，到达天寿山。当时从大石窝往京师运送长三丈、宽一丈、厚五尺的一块巨石，就需要民夫二万人，用时二十八天，耗银十一万两。如果运往天寿山，其人力、时间、耗资还需再加一倍。嘉靖十六年（1537年），工部尚书毛伯温，针对旱冰船拽运耗财、费时、费力，又受季节和气温限制的弱点，特地令工匠试制出八轮马车。此车不仅可以用骡马代替人力，节省财力和时间，而且相当安全可靠。到万历年间，工部郎中贺盛瑞又在八轮大车的基础上，进一步研制出十六轮大车，运输效率进一步提高。但尽管如此，就其开采运输之艰难，仍为世之罕见。
　　由于定陵屡遭焚烧，大殿荡然无存。今天的观光者已无法从中领略木料的珍贵与风采。但从长陵祾恩殿现存的60根楠木柱中，仍可想象定陵初建之时，所用木料该是何等气度。


明定陵建成后的地上建筑，除部分地段的神路以外，其主体建筑，均在大峪山与蟒山两山主峰之间的中轴连线上。这一独特的建筑风格及艺术，令后人赞叹不已，倾慕不尽，实为我国建筑史上不可多得的杰作。
　　定陵神路起于七孔桥总神路以北一百米处，然后蜿蜒伸向西北，跨过三孔桥、穿越金水桥，直抵定陵陵园前的无字牌，全长三公里，路宽七米，中间铺青石板，两侧砌条石为边。可惜今天神路、三孔桥均废，惟桥迹尚存，供人凭吊。
　　无字碑是置于金水桥后，第一道陵门前的巨形石碑，螭首龟趺，通碑无字。明十三陵诸陵前都有碑亭及螭首龟趺碑，但除神道上成祖的“神功圣德碑”外，其余各碑均不着一字。
　　无字碑的出现，给后人留下了一个谜团，即使明、清遗老也难以破解。《范文忠公》集中有四句诗，道出了对此碑之谜的心境：
　　片石峰头古并垂，
　　无端玉简使人疑。
　　何书不被山林怒，
　　深窅谁知无字碑。
　　明末清初的大学问家顾炎武曾数谒十三陵，在他所著的《昌平山水记》中，也未释破碑上无字的谜团。
　　访问十三陵区的老者，传说嗣皇帝谒陵时，曾问过随从大臣：“皇考圣德碑为何无字？”大臣回答：“皇考功高德厚，文字无法形容。”
　　这种说法显示了大臣的聪明才智，却未能道破真正的“天机”。倒是在清朝人南丰梁份所著的《帝陵图说》中；对无字碑之谜作了初步解释。


安徽凤阳县西南明皇陵前的神道口，有一块篆刻“大明皇陵之碑”，其碑文为开国皇帝朱元璋亲自撰写。本来，洪武二年二月，朱元璋命立皇陵碑，由翰林院学士危素撰文，但文成后，朱元璋却感到“儒臣粉饰之文，恐不足为后世子孙戒”，故在洪武十一年四月为皇陵新建祭殿之时，亲自动手撰写碑文。朱元璋幼年务农为业，家境十分贫寒，不幸后来又遇上天灾人祸，父母兄长连续遭难丧命。据（太祖洪武实录》载：“岁甲申，上年十七，值四方旱蝗，民饥、疾痢大起。四月六日乙丑仁祖崩。九日戊辰，皇长兄薨。二十二日辛巳，太后崩。上连遭三丧，又值岁歉。”地主刘继德不仅不给他埋葬三个死人的墓地，而且对他百般申斥，欲要驱之出村。幸亏刘继德之兄刘继祖相助，才匆匆将三人埋葬。朱元璋回想开国之艰辛、前辈之劳苦、岁月之苍凉，不禁悲愤交集，激情奔涌，他奋笔疾书，一气完成了长达1105言的碑文：


定陵陵园是由一组建筑群组成，位于大峪山前，座西北略偏东南。
　　据（帝陵图说》载：定陵有朱门三道。外罗城墙门，即为定陵的第一道门。重檐黄瓦，雄伟壮阔。墙上镶琢山水、花卉、龙凤、麒麟、海马等图像，登高观之，山明水净，花艳叶翠，龙飞凤舞，马跃麟腾，构成了一幅天然的风情画廊。
　　第二道门，即为祾恩门。祾恩门实则是一座大殿，共由五间组成，清初毁于八旗军之手，乾隆时重修，在原来的基座上缩为三间。民国时期遭到大火焚烧，大殿荡然无存。祾恩门两山接于宫墙，左右各置腋门，至今保存完好。宫墙以西与第二道门之间，构成陵园的第一个院落。
　　进入祾恩门之后，为陵园的第二个院落。院落正中为祾恩殿，即为祭祀陵寝的宫殿，这是陵园前部的中心建筑。祾恩殿原为七间，亦毁于清初。乾隆时期虽加重修，但在原来基座上，缩小为五间，现仅存殿座及石栏板。
　　定陵祾恩殿与永陵祾恩殿大小相同，座前亦有月台，月台两侧各有石阶一道，台前有石阶三道。阶中丹陛雕龙云纹，刀法凌厉，形象逼真，堪称石刻艺术之精品。
　　祾恩殿之后为棂星门，其状如牌楼，故有“牌楼门”之称。门两侧高耸长方形汉白玉柱各一根，柱顶雕石兽，两柱之间为门楼，楼上覆盖黄瓦。每当红日初照，棂星门灿烂辉煌，如空中楼阁，引人遐思。
　　明楼与宝城看似分离，实则是一个完整的整体。明楼建于宝城前的方城之上，方城两侧与宝城城墙相接。方城正中，即为明楼，明楼全部为砖石结构。楼上额枋正中，榜书涂金“定陵”二字。楼四周为平台，内竖石碑一座，碑额刻篆书“大明”，碑身则用楷书雕刻“神宗显皇帝之陵”七字。皇帝死后，有“庙号”、“谥号”，为嗣皇帝所尊封，“神宗”即庙号，“显”即谥号。碑座上窄下宽，四周雕云龙纹饰。整座明楼在追求艺术效果的同时，也含有宗教色彩。
　　最显赫的宝城，则是陵园的坟冢部分。由城墙围成圆圈形，城墙外侧置垛口，内置矮墙，顶部铺砖为道。如此建造除追求逼真的艺术效果外，还有在墙上屯兵，对付外敌入侵的考虑。每隔一定距离，于城墙外侧设石螭首伸于墙外。每逢雨季，城墙上的雨水便可通过螭首之口流出，以保城墙的干燥。城墙外侧底部，再置散水道，将水排入下水沟中，宝城之内用黄土填实，其中心点用黄土加白灰夯实隆起，形成坚固的“宝顶”。宝城之内，满植苍松翠柏，在保持古代礼仪的同时，亦有皇帝及朱家江山万年长存之意。
　　除主体建筑外，尚有服务于陵寝的附属建筑。定陵金水桥以南，为神宫监，是提督太监的衙署。监东为神马房，豢养马匹供陵园使用。金水桥北与神宫监隔神路相对者为祠祭署，专为料理祭祀事宜。祠祭所西南，为宰牲亭，为上供宰杀猪羊所用。外罗城以内两侧，各建朝房数十间，为祭陵官员休息之舍。用于生产供品的果园，置于昌平县西门外御路以南；榛厂则设在密云县深山；负责陵园守卫的卫署，设在昌平城内。
　　就整座陵园而言，那壮阔深邃的整体构图，金碧辉煌的殿宇，规则方正的城墙，秀丽无比的雕梁画栋，别具神韵的艺术轴线，无论是它的宏伟还是精微，都闪烁着华夏人类的聪明和才智，形成中华建筑艺术之精髓和东方文化之魂魄。这是祖国文明创造史上的幸运与骄傲。


至于万历皇帝本人，在定陵兴建过程中究竟产生过多少感想，又生发过多少感慨，在留传到今天的宫廷史料中已无从查询。我们所看到的只是在1588年9月24日，定陵地下宫殿建成，万历皇帝率群臣在玄宫中设宴饮酒时，给予有功之臣的奖赏：
　　“朕心嘉悦，诸臣协力效劳，宜加特典：首辅（申）时行岁加禄米五十石，赏银币，荫一子尚宝司司丞；次辅（王）锡爵赏银币，荫一子入监读书；定国公徐文璧加禄米三十石，给予应得诰命。侯李言恭以下各升一级；石星加太子少保；曾同亨升尚书；提督大工如旧，荫一子入监读书；李辅、王一鹗、沈鲤、杨俊民、于慎行、徐显卿、萧大亨俱加级赏赍有差；穆来浦、洪声远升五品京堂；常居敬、何起鸣、王友贤、赵焕、朱赓、王弘海、魏时亮、王敬民、田大年、李载阳分别加赍。内原任尚书何起鸣遇缺推用，荫一子入监读书。”
　　当万历在寿宫中大摆酒宴，为忠实于他的臣僚加官进爵之时，他不会想到也无法想到，世界局势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大明帝国的历史也将重写。


山雨欲来
　　1583年，正当万历皇帝情绪紊乱，亲到天寿山寻找自己的死后乐园时，在中国北部的皑皑雪原上，一个比他大4岁的青年人正率领着女真铁骑，开始吞并周围部落。在不断的扩张征战中，逐渐创立和完善了自己的军事组织——八旗制度，并且创造了自己的文字——满文。这位青年就是清太祖努尔哈赤。随后，八旗军作为一股新生力量，走出林海莽原，夺取明朝而代之，已是无法改变的事实了。
　　1588年，也就是定陵寿宫正式开工的第四年。当万历皇帝下令实行“开纳事例”，以国家的名义向私人售卖官职，筹建陵款项之际，西班牙国王腓力二世则下令出动拥有一百三十余艘战船的“无敌舰队”，驶入英吉利海峡，对大不列颠帝国实施大规模海上进攻。
　　在此之前，西班牙发动了一系列海上争霸战争，先后占领了美洲的墨西哥、秘鲁、智利、哥伦比亚和北非的突尼斯、欧兰等大批土地。到1535年，原来仅为弹丸之地的西班牙，竟成了一个地跨欧亚非三洲的殖民大帝国。
　　尽管“无敌舰队”遇到风暴和英军的袭击，几乎全军覆没。但到第二年，西班牙重整旗鼓，又出兵攻打法国，继续它的扩张战略。
　　1590年，定陵寿宫建成，万历皇帝大摆酒宴，为臣僚们加官晋爵。此时，日本的新军阀丰臣秀吉已用武力统一了日本六十六州，制定了占领朝鲜、征服中国，进而向南洋扩张的军事侵略计划，并在中国东北部大量屯兵，以见机行事。对丰臣秀吉的野心，万历和他的主要臣僚竟毫无察觉。只有一个名叫徐成楚的兵科给事中给朝廷上过奏章：“日本今舍中国东南不犯，直趋东北，又屯兵筑舍为持久计，所谓舍股体而攻腹心，以其志足畏也。”可惜此时的万历皇帝根本没有把这件事放在心上。于是一年之后，羽毛渐丰的丰臣秀吉便真开始实施他的计划了。


值得玩味的是，就在万历皇帝到天寿山寻找寿宫所在地的1583年，英国女王伊利莎白一世派出商人约翰·纽伯莱率船队前往东方，寻找打开中国门户的航线。这段史实除英国史书的记载外，尚有一封伊利莎白女王给中国皇帝的信，至今仍在大不列颠历史博物馆收藏。原文如下：
　　天命英格兰诸国之女王伊利莎白，致最伟大及不可战胜之君王陛下：
　　呈上此信之吾国忠实臣民约翰·纽伯莱，得吾人之允许而前往贵国各地旅行。彼之能作此难事，在于完全相信陛下之宽宏与仁慈，认为在经历若干危险后，必能获得陛下之宽大接待，何况此行于贵国无任何损害，且有利于贵国人民。彼既于此无任何怀疑，乃更乐于准备此一于吾人有益之旅行。吾人认为：我西方诸国君王从相互贸易中所获得之利益，陛下及所有臣属陛下之人均可获得。此利益在于输出吾人富有之物及输入吾人所需之物。吾人以为：我等天生为相互需要者，吾人必需互相帮助，吾人希望陛下能同意此点，而我臣民亦不能不作此类之尝试。如陛下能促成此事，且给予安全通行之权，并给予吾人在于贵国臣民贸易中所极需之其他特权，则陛下实行至尊贵仁慈国君之能事，而吾人将永不能忘陛下之功业。吾人极愿吾人之请求为陛下之洪恩所允许，而当陛下之仁慈及于吾人及吾邻居时，吾人将力图报答陛下也。愿上天保佑陛下。
　　耶稣诞生后1583年，我王在位
　　第25年，授于格林威治宫。


第八章 金刚墙谜洞
石隧道的尽头，一座巨大的金刚墙突然出现在面前，地下玄宫只有一步之遥。隧道的轰然塌陷，金刚墙再度消失。面对神秘的巨墙，是进、是止，发掘人员陷入了深思——
石隧道的神秘文字
　　实现机械化出土运输，出土量较以前几十倍地增加。在挖开第三道探沟后的一个多月，终于在两侧发现了由大石条垒砌的墙壁痕迹，然后逐渐出现两道完整的大墙。考古队及时作出判断：这是帝后入葬的最后一段甬道，或曰“石隧道”。隧道由“砖砌”变成“石砌”，这是明显的升级，虽然隧道有些弯曲，但是他们没有走弯路，地宫就在前面。长期紧张的神经本可以稍稍松弛，然而打开地宫，进入地宫，文物的清理工作将会更复杂更艰巨，工作队又须作出各色各样的设想分析与推断：如果尸体未腐怎么办？器物半朽不朽怎么修整？有些迹象稍显即逝又如何及时记录拍照？……这不仅是对年轻的考古队的考验，也是对我国考古水平的考验，必须在乱麻中理出几条，每个人必须作具体准备，大会小会、人员、工具、药剂……白天宝顶上卷扬机、矿车轰叫，入夜来木板房内烛光通宵达旦……
　　几个月后，石隧道终于全部显露出来，它由南北两道大墙构成，呈东西走向。东端略向南弯曲，距砖隧道虽近，但并不衔接，也不完全相对。大墙除顶部及两端接近金刚墙部分，使用少量城砖外，其余为花斑石做成。这些花斑石都经过仔细地研磨和加工，光滑平整，色彩绚丽。整个隧道呈斜坡形，自东向西，由浅入深，隧道两壁花斑石，亦由一层递次增多至17层。全长为40米，两墙中距8米。发掘前全部由黄土填满，都经过夯打，夯面有极为细薄的石灰一层，夯土在填满隧道后，即高出墙壁而直达地面。在发掘中，隧道两侧发现了部分木柱残迹，这可能是棺椁入葬时的临时设备。
　　在开始计划使用机械化发掘时，曾引起不少人窃窃私议，即使学术界上层人士也有两种不同的意见。纵观世界以科学考古为内容的发掘古墓或遗址，都是用镐锨、锹等工具完成。从中国殷墟的发掘、山顶洞头盖骨、三角缘神兽镜的出土，到著名的叙利亚巴尔米拉罗马属州遗址、苏联阿尔泰山北侧的巴泽雷克墓群、巴比伦帝国遗址的伟大发掘，都是靠人力工具完成的。而定陵首次打破这一常规，会不会破坏墓道的遗迹？这是一种创造还是对文化的摧残？经过一阵纷纷扬扬的议论，最后还是夏鼐拍板：使用机械，仅仅用于向外运土，毫不损伤遗迹遗物。工业文明已经崛起，我们当然不能墨守成规。既然人类的今天又创造了工业文明，我们就应大胆而科学地利用。


事实证明这个决定是正确的。第三道探沟的出土，在毫不损伤墓道遗迹的同时，为加速打开地宫赢得了时间。若干年后，人们才明白起用机械化发掘的一个潜藏在心底的秘密，如同作战一样，他们是想把打开地宫后清理文物这一最为重要环节，抢在一个不冷不热又比较湿润的季节完成，这对保存、保护文物最有利。但是有一点却是他们没有料到的，那就是政治形势的急剧变化；如果地宫不能迅速打开，一年之后，就容不得他们这些人在此停留片刻了。无论是他们对此多么留恋甚至痛心疾首，命运注定要将这座地下宫殿交到另一班人的手中。是福是祸，只有凭这后一班人定夺了。
　　石隧道中也很有收获。在40米长、20米深的隧道里，赵其昌、白万玉仔细地察看着巨石的结构和一切可疑的迹象。在离沟底两米多高的花斑石条上，发现了墨书字迹，擦去上面的尘土，字迹清晰可辨。其内容多是记载月、日、姓名、籍贯、官职以及石质的优劣等。他们详细地记着上面的一切记载：
　　四月廿六日管队金虎下口
　　廿六日刘精
　　山东胡西儿
　　中都司金离西四月廿五日
　　五军八营三司二队王宝下
　　四月有七日
　　……
　　墨书的位置和结构极不工整，颇似顺手涂抹而成，有的地方还出现“画押”字样。经分析认为，这些墨迹当是石料的验收人员所书，从墨迹所示官职看，大部分属于军职人员。文献记载：“万历十八年正月癸丑，巡视京科道官洪有复等奏言，寿宫做工班军，人多工少……”可见当时的陵工大都用班军，隧道石上所留墨书字迹，证明了这一点，文献与遗迹吻合。


正是有了拥有如此渊博学识和成熟经验的指导者，使这支年轻的考古队在新中国首次主动发掘帝王陵墓的重大工程中几乎没走什么弯路。不久，赵其昌就在石隧道西部的宝顶下，探到了金刚墙的上部。
　　金刚墙埋在距地面1．3米深处，高出石隧道有1．2米的距离。它们虽然还埋在地下，但从探铲下土质不同的变化已经弄清了它的准确位置与石隧道的相互关系，并作出了图示。这一段无法使用机械化出土，只有靠人工一锨一锹地向外抛运。通过近一年的发掘，民工们懂得了如何按照考古的要求进行发掘和分辨各种可疑迹象，而且发掘技术日益成熟。把金刚墙位置与石隧道的联结关系告诉他们后，他们认为这是未卜先知，都想尽快一睹这道埋藏已久的大墙的风采。于是干劲大增，加班加点，出土量成倍增加。经过一周的发掘，终于穿透土层，到达了金刚墙。
　　金刚墙通高8．8米，厚1．6米，确像是一个魁梧慓悍的金刚大力士把守着地下玄宫的大门。厚厚的墙基由4层石条铺成，石基上方用56层城砖和灰浆砌成。顶部由黄色琉璃瓦做成坚固的飞檐，像是一幅黄金铸就的头盔。斜阳西照，整座墙壁放射出灿烂的光辉，扑朔迷离，夺人二目。华美的工料和独特的艺术造型，无疑是在向世人显示一种威武和坚不可摧的力量。
　　经过仔细勘查，新的奇迹出现了。金刚墙有一个隐约可见的开口，开口上窄下宽，呈“圭”字形，由墙的顶部延伸下来，原用23层城砖加灰浆砌封，封口不露任何痕迹。但是，由于隧道内填土的长期挤压，致使封砖略向内倾，封口渐渐显露出来。可以断定，这封口里面就是埋葬帝后的玄宫大门了。这一天是1957年5月19日。
　　“找到了，终于找到了！”赵其昌激动地大声叫喊起来。民工们也呼啦围上来，观看这神秘的封口，20米深处，顿时回响起嗡嗡的欢腾之音。刘精义望着封口，突然回转身，“噌”地扑到白万玉老人背上，大喊一声：“我们——胜利了！”话音未落，白老“扑腾”一声被压倒在地。刘精义一见，撒腿便跑，白老爬起来坐在地上，哭笑不得：“看你这孩子，这孩子……”探沟里又轰地爆发出一阵笑声。
　　望着金刚墙的封口，赵其昌突然想起在第二道探沟中挖出的那块小石碑所镌刻的文字：“此石至金刚墙前皮十六丈深三丈五尺”。急忙找来绳尺从小石碑出土的地点进行测量，果如石碑所指，把现在的米数换算成明朝的数量单位，正好是16丈。赵其昌点点头，望着坚固的大墙，轻轻说道：“天助我也！”
　　从1956年5月19日，发掘队在定陵挖下第一锹土，到1957年5月19日找到金刚墙的封口，正好一年。这是历史的巧合，还是上帝的安排？定陵发掘三十年后，我们在一份简报中查到了工作人员当年发掘的线路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