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复：风雪定陵

“火神爷” 的传说
　　探沟的积水终于一桶桶排完了，下一步怎么办？8月11日，吴晗副市长召集有关人员在北京西郊公园开了个气氛沉闷的会议。赵其昌向各位领导作了汇报，夏鼐和吴晗的意见又发生了分歧。一个主张把所有资料记录、整理好，存封起来，改变计划，发掘献陵；一个坚持不改变原订计划。两人似乎都有充足的理由。夏鼐提出改掘献陵，其根据是献陵规模小，明楼下面有自然通道可直达宝城前的地宫入口；而且对献陵详细地勘察过，借鉴两个月来的发掘经验，在献陵找到地宫将不会有太大的困难。
　　吴晗的意见却恰恰相反，他坚持认为既然定陵发现了砖隧道，肯定了入葬时的入口，那就应该按这条线索继续找下去，这比到献陵重新寻找入口要容易得多。各说各有其理，又各不相让。夏鼐了解吴晗的犟脾气，望着他那张坚定的面孔，最后作了让步。会议再次决定，按已有的线索，继续发掘定陵。时光过去多少年之后，与会者回首前尘才真正领悟到夏鼐的苦心，也许那时他就已经预感到，在以后的岁月中发生的种种悲剧了。正是出于一个学者对文明的爱恋和避免更大的悲剧，他才提出如此方案。要不，作为一个国际级考古大师，是不会弃定陵而改掘献陵的。
　　如果说发掘工作遇到了重重困难，那么工作队的生活更是让人感到困苦不堪。定陵发掘完成的三十年后，我们采访当年的发掘人员，在他们纷繁复杂的人生旅程中，印象最深的仍是这段生活。


西郊公园会议之后，夏鼐来到了工地。他和赵其昌在探沟里仔细观察土层、辨认土质后，确定夯土遗迹。这就是说自然土被掘过之后，再度埋到原有位置，尔后夯实。赵其昌说出“宽度不够，才没有发现砖隧道”的看法，并得到夏鼐的赞同。二人决定，加宽探沟。
　　民工的情绪依然低落，干起活来松松散散，工作队望着大家，急得手足无措。
　　在压抑烦闷的气氛中，赵其昌倒是偶尔来点略带诙谐的小插曲。比如一次在饭桌上，他见又是一大盘野菜拌豆腐，便说：“我看这个盘子像古瓷，你们说是哪朝的？”众人不解，他伸出粗大的竹筷子，把菜使劲夹到自己碗里，然后笑道：“这是‘嘉靖’的，‘嘉靖’‘嘉靖’，一‘夹’就‘净’。”刘精义会意，立刻端起大汤碗往自己碗里一倒，然后翻过碗底说：“这个是‘道光’，一‘倒’就‘光’！”管伙食的庞中威送来一大盆熬倭瓜，也接上话：“我光给你们续菜，这个盆准是‘光绪’！”曹国鉴见白万玉端着白瓷碗盛饭去了，低声对冼自强说：“白瓷、白瓷，白老要改名‘白吃’了！”不料被白老听见，分辩道：“我怎么白吃……”一阵捧腹大笑之后，方才各自低头吃起饭来。一大盆倭瓜，一会吃光了。
　　这天夜里，天气闷热，赵其昌检查过大家的工作日志之后，又和大伙聊起了闲话。他说，甲申年三月，李自成大军围了北京，朝野顿时大乱，文武百官四散逃命，崇祯皇帝猛敲景阳钟，百官没一人前来，只有太监王承恩侍奉左右。崇祯慌不择路地出得皇宫，来到街上，见一卦摊，就上前问个凶吉。先生说：“我是梅花测字，你说个字，我凭解字定吉凶。”崇祯顺口说了个“友”字，想看看这时刻有没有人来帮一把。不料先生面带难色，说：“此字犯忌，是‘反’字出头，造反的来了，正应了当前时局。”崇祯立即改口说：“不是那个‘友’，是有无之‘有’。”先生大惊：“此字更是大忌，‘有’字拆开是‘大’字一半，‘明’字一半，这不是大明江山丢了一半吗？”崇祯再也掩饰不住内心的悲痛，有气无力地说：“是时辰上酉时之‘酉’。”先生顿时掩面作哭泣状：“哎呀呀不好！此乃不详之兆：‘尊’者无首无脚，预示贵人将有杀身之祸，速避速避！”这时京城九门已被攻破，杀声震天。崇祯在王承恩搀扶下，仓皇登上煤山，回首宫中，迷迷茫茫、乱乱纷纷，长叹一声“大明江山气数已尽”，解下白绫长带，在一棵歪脖子槐树上吊，自知是亡国之君羞于见到祖先，遂以长发覆面死去了。听到这里，冼自强赶紧问：“后来呢？”“后来嘛，就有许多小说演义编造出来了……”


晚上，白万玉提着一瓶老白干烧酒，约来组长王启发、许崇仪和部分民工，来到明楼的石阶上边喝边聊。他看到民工脸上都泛起红晕，便咧开嘴笑笑：“你们听说过月亮碑的故事吗？”
　　“听说过，现在定陵门前那个王八驮着的石碑上，还有一个圆圆的白印呢！”
　　白万玉乘着酒兴，和民工们亲切攀谈起来。他说，在全部明代历史中，万历皇帝的荒淫昏聩是十分典型的。他10岁登极，21岁就兴师动众为自己修造这个定陵。等到定陵建成，他竟一连25年不上朝，成年累月深居后宫，花天酒地寻欢作乐，即使清兵犯境，他也不闻不问。有一天，万历酒足饭饱，怀里还搂着一个年轻宫女寻欢作乐呢，后来就迷迷糊糊地睡着了。正昏睡间，忽然看见一个红脸、红发、红穿戴的人来到跟前，万历吃了一惊，忙问：“你是何人？”
　　那人说：“实话实说，我是火神爷。你的昏庸无道，我们早有所闻。我奉玉皇大帝之命，要把你那劳民伤财建成的定陵，烧它个一干二净。”
　　万历听罢大怒，他仗着自己是“天子”，便大声喝道：“我们朱家天下，气数正在兴旺，难道真会怕你不成？皇帝陵寝，自有神佑，谅你不敢，恐怕你也没这个能耐！”
　　火神爷说：“咱们打个赌，怎么样？”
　　万历气呼呼地说：“要是将来定陵火烧，让我现在就瞎一只眼睛。”话音刚落，火神爷竟哈哈大笑而去。万历吓了一跳，从梦中惊醒。他正想要睁开眼看看周围，左眼睛忽然被哆目糊糊住，不久左眼竟真的瞎了。万历回想梦里情景，神志迷乱，从此一病不起，没过几天就死了。
　　万历“驾崩”后立即入葬，可是他那只右眼始终睁着。等到安葬完毕，有人发现，定陵石碑背面的右上角，现出一个白圆形的东西，每逢月底月初，这个白圆形的东西就发亮，如同一个月亮。“定陵月亮碑”从此被叫开了。


　　这个“月亮”就是万历右眼睛变成的。因为他怕火神爷真的要来烧他的陵，因此只要一有动静，这只“眼睛”就像探照灯一样照住放火人，陵户便能立即将其拿获。
　　有天晚上，一阵风起，从定陵后面的山头上飘来一朵乌云把月亮遮住。就在这一刹那，火神爷立显神威，一下子把定陵烧得个片瓦不存，打那以后，定陵屡建屡烧，屡烧屡建，直到最后定陵改为全部石建筑，才算作罢。可是定陵月亮碑上的那只“万历眼睛”从此也被烧瞎了，再也没亮过，变成现在看见的那个不会发光的白圆圈了……
　　白老讲完，看看大家聚精会神的样子，轻轻一笑：“大家知道吗？火神爷不是说过要毁了万历的陵墓吗？现在看来，是地下宫殿的气数尽了。”
　　白万玉捋了把胡子，长叹一声：“唉，应了玉皇大帝那句话了，定陵地宫‘在劫难逃’呵！”他说得云山雾罩，大伙听得瞠目结舌。
　　第二天上午，民工们的情绪又高涨起来，大家都在纷纷议论着“月亮碑”的故事。这实际上是白老的一次夤夜点兵啊！赵其昌在钦佩之余，又不禁暗自感叹：“为什么真理往往都要加入迷信色彩才为人们所接受呢？这究竟是为什么？”


小石碑风波
　　探沟在不断地加宽，出土量越来越多。
　　9月2日上午，刚刚开工不久，来自庆陵村的民工栾世海，一镐刨下去，传出钝器的撞击声。“嗯，这是碰到了什么东西？”他捉摸着，用镐头轻轻刨开积土，一块石头露出了地面。
　　“快来看，这是块什么东西？”他大声喊叫着，沟底的人立即围过去。白万玉见状，急忙喊道：“轻点，别弄坏了！”
　　大家用铁锨沿石头两侧，轻轻地铲着土。10分钟后，一块小石碑出现在眼前。
　　一个民工突然大喊一声：“上面有字。”王启发立即找来一根竹片，小心地刮着字上沉积的泥土，白万玉拿一把刷子走下探沟，边走边喊：“快去找赵其昌。”
　　一刻钟后，赵其昌气喘吁吁地跑来了。他迫不及待地跳下探沟，扒开人群，挤到小石碑前。只见白万玉跪在地上，一点一点地擦着碑上的泥土。赵其昌急忙蹲在一边，“怎么回事？”白万玉拿着刷子的手轻轻地颤抖着，激动地说：“这回可蹩着它啦！”赵其昌望着这块一尺多长、半尺多宽的小石碑，仔细地辨认着上面的字迹，当白万玉刚把泥土刷去，他就高声念道：
　　此石至金刚墙前皮十六丈深三丈五尺。
　　话音刚落，人群轰然炸开，欢腾之声在这昏暗、潮湿的探沟中嗡嗡作响，势如波浪，声似洪钟。大家扔掉手中的工具，兴奋地围着石碑来回转悠，一道曙光再度照亮大家的心房。


欢腾过后，就是一场论战。民工们纷纷争相发表自己的最新见解。
　　“石碑上的丈数，一定是通向地宫的长度。”身为队长的王启发第一个抢先抛出了自己的理论。
　　“那就是打开地宫的钥匙了？”有人附合。
　　“不对，皇帝怎会那么傻，明明白白地写出来，让人去挖他的老窝？”一个粗壮的汉子对此提出异议，并抓住战机发表自己的高见：“说不定是大臣们捣的鬼，埋下这块迷路石，把人弄迷糊。”
　　他的高见似乎唤醒了大家的灵感，马上有人说出了极为恐怖的见解：“这块石碑指的地方就是地宫的暗道，如果按石碑指的方向走下去，肯定走上绝路被暗道机关中的毒箭射死。”
　　赵其昌见民工们越说越玄，越议论越可怕，为防止再度出现上次那样的意外，他和白万玉商量，立即决定给民工放假一天。
　　在定陵的发掘过程中，发掘队始终是伴随着查阅文献资料进行的，按照内部分工，赵其昌总管整个发掘工程，包括查资料、绘图、记录、照相、制订计划等等；白万玉老人则在工地“蹲坑”，具体指导民工的操作，查阅资料、接待、传递情报由刘精义负责。
　　在浩瀚的明代史料中，对于陵墓的建制，只能找到一般历史概况的记录。如陵墓的营建年代、规模、用工用料、建造花费银两等事宜，至于玄宫的形制、结构，史料绝不记载，这是明代一项极为严格的制度。但它既然存在，留下了痕迹，就必然会从帝后的丧葬制度中，分析、辨别出这块小石碑所起的作用。


夏鼐听到汇报，立即作出了“这确是一把打开地宫的钥匙”的结论。但有一个问题尚未弄清：为什么在前段的发掘中，却把砖隧道的线索丢失了呢？尽管后来探沟加宽到9米，仍不见砖隧道的踪迹。
　　经过进一步的发掘，才真相大白。原来第二道探沟，正处在砖隧道的尽头，隧道在小石碑的位置，就已经弯向宝城中心了，而这弯曲的地方，又正是通往地下宫殿的石隧道的开始。砖隧道和石隧道，一个是末端，一个是起点，既不衔接，也不相对。发掘队在此处迷失方向已成必然。在这里，就不能不重新提起，在宝城券门中隐藏的那块上刻“宝城券门内石碣一座城土衬往里一丈就是隧道棕绳绳长三十四丈二尺是金刚墙前皮”的那块石碣，正是因为当初的一念之差，未能清理宝城券门，才造成后来迷失方向和发生了那么多滑稽而热闹的故事。
　　工作队清楚地记得，在那段苦闷的日子里，刘精义一次突然从睡梦中醒来，他望望一直未眠的白老，极为认真地说：“刚才我梦见在探沟下面有一块石碑，上面写满了字，因为有泥，看不清内容。”
　　面对他的梦呓，白万玉只是一笑了之，他宁肯相信这是胡言乱语，而不属真实。想不到半个月后，这个梦境真的成为一种活生生的事实。这是一种灵魂的感应，还是一种信息的沟通与传递？或许，正如西方一位哲学家所说的：“梦境，不是一种幻想，而是未来的预告。”
　　看来，万历皇帝是“在劫难逃”了。


第五章 大厦崩溃张居正溘然长逝，标志着大明帝国最强有力的支柱轰然倒塌。大风起于清萍之末，朝野骤起反张浪潮。高拱的《病榻遗言》，使这位首辅彻底走向了悲剧的终点。而一代将星戚继光的殒落，使帝国大厦彻底崩溃——
悲怆人生
　　万历十年（公元1582年）初夏，大明帝国的朝廷上，发生了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叱咤风云的一代首辅张居正溘然长逝。
　　自隆庆六年（公元1572年），张居正独自担负起辅弼万历皇帝和内阁首辅的双重重任后，就开始了他那辉煌悲壮的人生旅途。他曾苦心孤诣地辅导圣学，主持改革，协调官府关系，一年四季繁忙至极。正如万历三年，张居正本人在给山东巡抚李渐庵写信时谈到自己的景况时所言：“自受事以来，昼作夜思。寝不寐，食不甘，以忧国家之事……每日戴星而入，朝不遑食，夕不遑食，形神俱瘁，心力异竭。”如此沉重的负担，对于一个50多岁的人来说，长此以往，必然心力耗竭，难以承受。
　　果然未出所料，张居正在辅佐万历皇帝整10载的1582年2月，也就是他五十八岁的时候，终于一病不起了。
　　10年之前，张居正就患有痔疮，因无暇医治，最终导致了日后的恶果。他从家乡请来一位名医，做过手术后虽然得到根除，但从此血气亏损，脾胃虚弱，不思饮食，不久便寸步难移，卧床不起了。在这个时刻，张居正只得再次要求致仕。早在两年前，当已是18岁的万历皇帝相继举行了耕猎礼和谒陵礼这两个标志着皇帝本人已经成年并能独立治理朝政时，他便向皇帝以“高位不可久窃，大权不可以久居”为中心议题提出了“乞休”请求。多少年后，人们仍能从这篇奏疏中触摸到张居正的真实情感以及深深的忧虑之情：


当然，无论是皇帝还是皇太后，他们不可能站在张居正的角度上去观察判断问题，君臣的差异和不同必然造成相互之间感情的隔膜与各自利益上的无法真正沟通和平等。事实上，无论张居正怎样地位极人臣，权倾朝野，但他毕竟是主子家的一个工具，当这个主子尚需要这个工具以达到自己的目的时，作为工具自身是无法退出把握着它的那副手掌的。而此时的张居正却产生了一种忧虑，他深知这个工具在蓦然天折之后是怎样的一种场面和结局。他在给自己的亲家、刑部尚书王之浩的信中，将这种如临深渊的心境明确地表露了出来：“弟德薄享厚，日夕栗栗，惧颠跻之遄及耳。顷者乞归，实揣分虞危，万非得已。且欲因而启主上以新政，期君臣于有终。乃不克如愿，而委任愈笃，负载愈重，孱弱之躯终不知所锐驾矣。奈何！奈何！”
　　长期的重负，使张居正身心交瘁，体质日趋衰弱。而无形的恐惧与忧患又加快了他生命的衰竭，直到一病不起。
　　在这种情况下，张居正只得再次要求致仕，但这个要求仍然没能得到允许，万历只命他在家中安心调理。因为张居正把持朝政已久，内阁的其他辅臣对重要的朝政大事不敢裁决，故每天还有十几本甚至几十本奏章源源不断地送上门来。张居正只得强打精神在病榻上批阅。
　　到了六月初一日，张居正的身体更加虚弱。整个肌体羸疲，仅存皮骨，起卧翻身都需要别人帮扶。万般无奈中，再次上疏“乞休”。
　　当张居正发病时，万历对其病情就表现出特别的关心，除了召名医、赏金银，赐珍食之外，甚至为此落泪而吃不下饭。而这次万历接到这最后一本奏章后，在悲痛一番外，仍下诏慰留。诏旨极为亲切感人：“联久不见卿，朝夕殊念……惕然不宁。仍准给假调理。”
　　六月十二日，辽东镇夷堡明军在反击前来侵掠的北方少数民族中获得大捷，万历谕令论功。晋张居正为太师，并将其任锦衣卫指挥佥事的儿子升为同知、世袭。而此时的张居正已经人事不省，对万历的奖赏再也谈不到上疏谢却了。
　　六月十八日，张居正已处于回光返照的阶段，头脑暂时有些清醒。万历闻知，立即让司礼监太监持手敕前去慰问，同时授意让张居正留下遗嘱。张居正将未来内阁、六部人选都做了最后一次荐举。至六月二十日，终于放下手中的权柄，遗下70余岁的老母，30余岁的伴侣和6个儿子、6个孙子，离开了人世。终年58岁。


“张居正事件”的突发，使朝野上下顿时变得乌烟瘴气，混乱不堪。各色官场人物怀揣各自的目的，相互怀疑和攻击，排挤与陷害，一时出现了“群指为跃冶，合喙以攻之。大臣与小臣水火矣。又有奔走权门，甘心吠尧者，小臣复与小臣水火矣”的混乱局面。
　

“张居正事件”既然已经至此，作为万历皇帝自然无法后退，对这一切措施和结果，他必须向天下臣民作出交代。如果说张居正谋逆篡位，一则缺乏证据，二则对皇室也无裨益。在抄家四个月之后，万历皇帝正式对张居正宣布了总结性的罪状：“诬蔑亲藩、侵夺王府坟地、箝制言官、蔽塞联聪……专政擅政，罔上负恩，谋国不忠！本当斩棺戮尸，念勤劳有年，姑免尽法。”
　　张居正患病的时候，北京的部、院及大部分省、府，都为他建斋祈祷，保佑他平安。赞扬之声充满朝廷内外，很少有人指责他的缺点。待他病故，万历追论他的罪过以后，又千夫乱指，诽谤、诬陷充满朝廷，几乎没有人为其说一句公道话。只有当时拒官隐退的大思想家、学者李贽，以高贵的人格精神，勇敢地站出来替张居正奔走呼号，大鸣不平，并称颂他是“宰相之杰”、“胆如天大”。
　　当然，那些“■夫恶党”们以及万历皇帝本人，不会因为李贽的呼号而改变对张居正的看法。与此相反的是，在抽掉张居正这根帝国的政治支柱以后，又在谋划着抽掉另一根军事支柱，直到这座帝国大厦彻底崩溃方才罢休。


将星西殒
　　早在张居正逝世不久，反张派就秘密提醒万历：戚继光是伏在宫门外的一头猛兽，他只听从张居正的调遣，别人无法节制，倘不提防，极有可能使其谋反。而作为手握重兵，捍卫京都门户的“戚家军”一旦谋反，后果不堪设想。
　　万历听后，深以为然。为防后患，他当机立断，把驻守华北重镇、京都门户蓟州的总兵戚继光调任广东任总兵。因为一时还抓不到戚继光谋反的把柄，万历及反张派都认为这样做是最好的方式。戚继光的官职依旧，但实际上已经失去了捍卫京都的重要地位。这一点，戚继光本人更是明白无误。所以调往广东之后的他，如同一只猛虎被赶进了松软的沙滩，很难再有大显身手的可能了。不过作为一员武将，只是在精神上感到消沉郁闷，并未完全意识到处境的严峻，而当清算张居正达到高潮的第二年，他才猛悟到局势的严重和自己身处的险恶境地。为避杀身之祸，他很快向朝廷呈请了离职的疏文，实指望早日交出兵权，以绝朝廷及反对派的怀疑。可惜的是，迅速发展的时局已不允许他做出如此聪明的选择了。既然他被视为张居正的同党和朝廷的心腹之患，等待他的自然也是一场悲剧。他很快作为张居正的党羽而受到参劾，万历皇帝毫不留情地将其革职，并将他的部下将领胡守仁、朱钰、金科等人或革职或发戌边陲，以此斩草除根。
　　对于戚继光的这个结局，没有人感到奇怪。既然这颗将星是由于张居正的庇护和支持得以冉冉升起，并由此照亮了大明王朝的边陲，那么在张居正营筑的权力大厦崩溃之时，他就理所当然地摔落下来，并从此黯然失色。
　　当然，就在这位“一剑横空星斗寒”的名将戚继光遭到革职之时，也有正直的臣僚表示了内心的不平和同情，尤其对“戚家军”的解体表示出极大的忧虑：这曾是一支怎样的钢铁部队，它在抗倭和捍卫京都的风风雨雨中，为飘摇的大明王朝立下了何等的战功而荣得了多么显赫的声名。这样一支帝国最优秀的军事力量，就这样随着戚继光的革职而土崩瓦解了吗？


多少年后，人们仍能从戚继光的军事著作《纪效新书》中，看到他是怎样建立起这支铁军的。这位自小生长于山东沿海的武举，在移驻浙江并经历了一连串同倭寇的作战之后，终于做出了具有历史性的创建“戚家军”的决策。从戚继光宣布招兵办法、规定月饷数字、拟订分配兵员职务的原则、明确官兵职责，到设置队、哨、马的各级组织，以及统一武器规格、颁发旗帜金鼓等一系列措施和方略来看，这位年轻的将军具有极高的军事修养和以身示范的献身精神。而他创立的“鸳鸯阵”、“两才阵”、“三才阵”以及“连坐法”，又使这种军事天才发挥到极至，并赋予这支军队以钢铁的纪律和战无不胜的气概。
　　戚继光生逢其时，使他能够在明朝中晚期没有大的战争中，确立了他在中国历史上赫赫名将的地位，并为此留下了不朽的声名。对于时势的造就和朝廷以及地方官员的支持，戚继光当年总是感激不已。就在“戚家军”成立不久一次对士兵训话时，他说：“你们当兵之日，虽刮风下雨，袖手高坐，也少不得你一日三分。这银钱分毫都是官府征派你的地方百姓办纳来的。你们在家哪个不是耕种的百姓？你们思量在家种田时办纳的苦楚艰难，即当思想今日食银之不易。不用你耕种劳作，养你一生，不过望你一二阵杀胜。你不肯杀贼保障他们，养你何用？就是军法漏网，天也假手于人杀死你们！”
　　道德义务的劝说加上群众固有的宗教信仰，使戚继光得以在所招募的新兵中很快建立了铁一般的纪律。这一点，从浙江总督胡宗宪检阅新军的场景中可以看出。
　　当戚继光将招募的新军练好并等待支持自己的上级胡宗宪检阅的那天，天空忽然下起了大雨，胡宗宪坐着蒙着油布的大轿赶到校场。只见偌大的校场中央，一排排盔甲鲜明的将士，笔直地站在瓢泼大雨之中，尤如雕塑般一动不动。而前面正中站着一位银盔银甲的将军，正是年方三十四岁的戚继光。
　　总督胡完宪站在检阅台上开始检阅，只见在戚继光的率领下，队伍一个分队一个分队地从台前走过。雨越下越大，道道水柱从将士们的头盔、战袍上淌下来，但他们一个个精神抖擞，步伐整齐，号声响亮，虽然只有三千人，但校场内却像卷过了千军万马，气贯天地。
　　胡宗宪当然是激动万分，赞叹不已，他为拥有了这位军事天才而庆幸，更为“戚家军”雄壮的军威所折服。待阅兵完毕，他不无感概地对戚继光说：“今戚将军所建新军，颇有虎狼之势，若用之于战，当攻无不克，战无不胜，何愁倭寇之患？”胡宗宪回到衙门后，立即下令将原有的军队退回原地驻守，将“戚家军”作为机动主力迎击倭寇。
　　“戚家军”不负所望，从嘉靖三十八年（公元1559年）开始，这支部队在倭寇活动最为猖獗的浙江前沿，屡次攻坚、解围、迎战、追击，并在战斗中显示了无比的威力。致使倭寇闻风丧胆，望风而逃，不得不先后撤出浙江，转而攻掠福建。而已扩编到六千余人的“戚家军”，又奉命进入福建前沿，转战千里，连打胜仗，至嘉靖四十四年（公元1565年），戚继光率师再下广东，肃清了广东境内的残倭。至此，明代中晚期猖獗了二十年的沿海倭患，基本得以平定。这个颇令人欣慰的结局除部队本身的战斗力外，作为主帅戚继光卓越的军事指挥战略和组织才能，更是决定战斗胜利不可缺少的因素。


第六章 皇陵中的爱情
简易的木板房，包容着一条条年轻的躯体，却包不住一个个桃花春梦。相思穿越历史的长廊，寻回许多滋味。在古老的皇家陵园里，两对恋人做出了不同的抉择——
一根骨针
　　西郊公园会议之后，吴晗和夏鼐先后来到定陵发掘现场，察看了小石碑的形状和位置后，和发掘队一起制订了下一步的行动计划：在第二道探沟的西侧，隔开二米宽的距离，并与第二探沟垂直，对准宝顶的地下中心方位，开掘一条东西走向的探沟。这样可取捷径找到通向地宫的隧道，直达地宫。
　　由于小石碑的出现，民工们不再像以前那样松散，而且酷暑渐渐退去，秋风在园中吹拂，大家精神大振，干劲倍增。
　　就在第三道探沟挖到二米深时，有个民工突然发现了一根约5厘米长的细棍。这根比铅笔还细的东西，酷像皇妃头上插戴的玉簪。民工用手擦去上面的泥土和腐质，跑上探沟，高声呼喊：“赵先生，我挖出一支皇后的玉簪，你看看。”
　　赵其昌惊喜地接过来，仔细端详了一会，欲说什么，又没有说出，最后鼓励这个民工一番，就去找白万玉老人。
　　“白老，你看这是什么？”赵其昌递过去：“我看这是根骨针，新石器时代的产物。”
　　白万玉接过放在手中掂了掂，又擦了擦尘土，点点头：“没错，是根骨针，几千年了，怎么在这里出现呢？”
　　按教科书划分，这骨针应属于原始社会后期的产物，最短时间也应是三、四千年以前的，为什么会跑到这三百年前的探沟中？它从哪里来？它的出现与陵墓有什么样的联系？


正当他们思索着这个谜时，夏鼐驱车而来。赵其昌把骨针递上，诙谐地说，“夏所长，探沟里发现了一支玉簪，你看看。”
　　夏鼐接过，瞅了一眼，脸上露出淡淡的微笑：“好一支玉簪呵。”他沉思片刻，极其肯定地说：“这根骨针是随着隧道的填土，从远处迁移而来的。这就说明在陵区周围，有新石器时代遗址。要想得到证实。你们不妨找找看。”
　　当地传说，各陵宝城内黄土堆成的宝顶，不是就地取土堆成的，而是来自十几里外。皇帝注重风水、龙脉，陵园内不仅不能取土，也不能用车运土，而是军民工匠排成长队，一筐一筐地从远处传递而来。文献记载，金代建立中都城就是用的这一方法，从百里之外的涿州运土。明代文献也屡有记载，陵园附近严禁破山取土损伤龙脉。看来这传说可能是事实。但龙脉的边缘在哪里？小小的骨针把工作队引向十几里外。
　　在定陵西南十五六里地方，有一片洁净的黄土，中间是大片坑洼，原有积水，现已干涸，洼地足有二万平方米。问了问当地老乡，他们说这里叫“黄土塘”。就在塘边土沿上，又采集到一些与骨针属于同一时代的陶片；再取土样与定陵的填土对比，完全一样，这就可以肯定，定陵的填土取自于此。有来龙就有去脉，沧海变桑田，三千多年前的先民遗址，而今又作了皇陵上的一抔黄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