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朝鲜，这些将军们也谈论起当时正在酝酿中的军衔制。志愿军政治部主任甘泗淇曾半开玩笑地对刘少卿说：看你这次能不能授个上将？……
【军衔问题，其实不是秘密，大家都很关心，日常也会聊天，也会畅想下自己可能是个什么衔】

不过也有一点不太愉快，1953年总干部部给他发来一个公函，通知他的级别定为准军级。他心里虽然不太痛快但也没有作声，也没有在公函上签字。次年讨论军衔鉴定时，大家都很关心他，特别是红军时期的老战友姚喆，他问刘少卿为什么不说话。当刘少卿说起自己定的是准军级时，大家都非常惊讶。后来这事儿传到学院正治部主任钟期光耳里，还专门把他叫去询问情况：刘少卿你这是怎么搞的？我们这边一直是把你以正军级上报的呀。你得到华东军区去问一问，究竟是怎么回事？
　　刘少卿到华东军区也没问出名堂来，一来军区机关那时不太正规，二来他自己对于这些等级方面的事情向来兴趣不高也搞不太懂，这事儿就这么着不明不白地继续拖了下来。
　　到了1954年12月，刘少卿他们这期学员毕业了，学院为他们举行了了隆重的结业典礼，那天华东军区副司令员许世友也来参加了。许司令关切询问他：你毕业后到哪里工作？刘少卿说这个我可不知道。许世友说我们已决定你到南京军区给我当副司令兼参谋长，朱绍清还向叶飞建议你到福州军区当参谋长，叶也很赞成……
　　然而这种事情由得了组织由不得他自己，回到班里班主任腾海清一个一个来点名，刘少卿作为优等生，要由总干部部来分配。这是因为主持军委常务工作的彭德怀说了，军事学院的优等生必须要优先分配到总部来工作。结业典礼一结束他就遵命到上海转乘火车到了北京，到北京时正是1955年元旦零时。然后就到东四的总干部部报到，时值凌晨北京天气很冷，总干部部的值班干部把他安排到了招待所住下，在那里刘少卿发现军事学院的许多同学都和他一样也在那里待命分配。
　　元旦晚上，候命分配的同学们邀约着一起到三座门军委办公厅去跳舞——据说刘少卿跳舞有瘾头而跳得极好，而且从来都是穿戴得整整齐齐很有风度。这次他一进舞场却意外地发现老首长聂荣臻和罗瑞卿李卓然等都在场中，聂荣臻一看见当年的“九头鸟”红六团团长便把他叫到一旁：“你分配到哪里知道么？”
　　“我不知道，听从组织安排嘛！”刘少卿答道。
　　聂荣臻点点头：“刘总和叶总两人建议你去给肖克做助手，我也很同意。”
　　“哎呀，那可不行，我没什么文化呀！象刘彬、邓家泰他们，都比我文化高嘛！”
　　聂荣臻一边笑着摇头一边招手把总政干部部部长宋任穷招呼到跟前，说道了一番刘少卿的工作安排。宋任穷当下和刘少卿约定3日到东交民巷老八号会面谈工作。
　　3日二人如约见了面，宋任穷当时十分高兴：现在要搞正规化，仿效苏军建立了八总部体制，准备以原总参的军训局、军事学校管理部、军事出版局为基础成立训练总监部，下面设有计划和监察部、陆军战斗训练部、军事学院和学校部、军事科学和条令部、军外训练部、体育训练局等二级部（局），刘老总和叶老总都推荐你去陆军战斗训练部，做肖克的副手，你是个既能打又能训的干部，我们认为很合适，所以现在你就要准备去上任……
　　宋任穷说着就叫秘书：“去把兵团级干部的档案拿过来。”
　　“宋部长你别让他去拿了，那里面没有我，华东那边给我定的是准军级。”刘少卿说。
　　宋任穷一听大为不解也大为吃惊，又跟刘少卿互道了一番红军时期相别后的经历，最后说现在你还是准备上任，级别问题我们以后再谈。
　　工作确定之后，刘少卿开始联系办调动手续。训练总监部部长助理叶楚平托自己的夫人、在训总秘书处工作的黎莎给刘少卿做了种种有关的安排。多年后刘少卿曾对叶楚平开玩笑说：你看，就是你们两口子把我搞到这个训总来了，一来没再动过地方。叶楚平回答说：我哪有那么大的本事能把你搞来？那是刘、叶二总决定的呀！
　　那时训练总监部正在筹组，由叶剑英代部长，实际主持工作的是副部长肖克，陆军战斗训练部这边的工作主要是刘少卿负责。训总当时集中了军队的许多优秀高级将领，刘少卿与他们中间许多人都很熟悉，叶剑英是他在红校的老首长对他一直就很器重，彭绍辉（军事科学与条令部部长）是他在红三军团的老战友，陆军战斗训练部部长肖克是一位很有学问也很好合作的首长，一起工作刘少卿的工作心情也比较愉快。那时已经在酝酿实行军衔制，钟期光到北京来出差还专门来看刘少卿：实行军衔制军一级干部大多数都要当将军，你定准军级实在是委曲你了，但授了将军就好了……
　　刘少卿听了也没在意，也就当成了好意的安慰——当时准军级大多数是授大校。虽然当时许多老战友甚至上级认为他的资历和战功都可能授上将，或至少授中将——当时发到陆训部的一份要刘少卿本人签字的授衔文件上也写着“陆军战斗训练部部长肖克上将，副部长刘少卿中将……”，但他自己却没太多去计较思量这些他原本就不在意也不熟悉的东西。
　　不过也有个别人给他浇凉水——参加授衔仪式前，李呈瑞这个江西老俵（当时任海军航空兵政治委员）和刘少卿一起去理发，他开玩笑说这回我能授个少将，少卿老兄你看来就授不上了。刘少卿哈哈大笑，说我当团长时你才是个指导员，……
　　后来时隔多年，钟期光才告诉刘少卿，他在了解刘少卿级别问题的过程中，得知是当时华东局一位曾在山东兵团工作过的高级领导人说过话，给刘少卿定了个准军级。钟期光说当时他提出了异议，那位领导则说：要论资历论战功，刘少卿定兵团级也没问题，可这个人品质不好，所以只能定他准军级……
　　刘少卿最后授的是少将军衔。
　　授衔授勋仪式上，刘少卿还被授予二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和一级解放勋章。
　　授勋时他无意间发现吕正操站在自己身后，于是他就赶紧推吕正操上前，吕正操连说不行不行，应该是你在前面。原来刘少卿不知道，吕正操没有红军的资历，未获得“八一”勋章，而刘少卿则因红军的资历获得了二级“八一”勋章，所以吕正操才排在了后面。
　　到唱名时，毛也认出了刘少卿：“你这个九头鸟还这么年轻呀？”
　　刘少卿接受勋章时的心情很坦然也很愉快：自己是革命战争的幸存者，比起那些牺牲的同志，自己又何尝不是幸运者？仪式后的宴会上，他看见有的同志还在为八一勋章是一级还是二级斤斤斤计较（一级八一勋章的界限是“土地革命战争中师以上指挥员”），心中很是不以为然，虽然他自己在长征到陕北担任的陇东游击支队司令员，下面也辖有两个步兵团一个骑兵团其实也是相当于师级的指挥员。
　　那时，有不少人还为自己的军衔高低多方计较，甚至到了影响工作的地步，毛泽东曾讥讽这种现象是“男儿有泪不轻弹，只因未到授衔时”。
按刘少卿的资历和名气，他的少将军衔在许多人眼里是明显偏低了。于是，就有人来鼓动他一同向上级去发牢骚，但刘少卿对此则一概回绝，从不参与这类议论。
有时个别上级首长也向他提到此事，他也都持沉默的态度。有一次他到赖传珠家作客，谈话间赖传珠为他的军衔有些不平，说你的军衔授得那么低，也没见你说句话。刘少卿回答说，赖部长我不想谈论这些事情。赖传珠又感慨道：象你这个矮子一样，还有个王矮子（指王集成），军衔也授低了。刘少卿虽然没再接着谈论这个话题，但内心里对赖传珠的关心还是感谢的。多年后回忆起此事，刘少卿还说：赖传珠与我本没有多深的交情，可没想到他还在关心我的军衔。

58年刘少卿参加组织辽东半岛抗登陆演习，这是我军建军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演习。全军各军兵种都派员参加，演习会场上到处将星闪烁。有一位空军中将走过来向刘少卿敬礼，搞得刘少卿很是纳闷儿：我只是少将，应该我给你敬礼才对啊？那位中将笑着说：老团长啊，你不认识我啦？原来，这位中将就是时任空军副司令员的吴法宪，刘少卿任红六团团长时，他是团政治处的青年干事。刘少卿调离红六团时，还是这位青年干事送他上路的呢。

这只是中间的故事。后面故事就少了，也不好说了。
更之前故事也不少，比如抢了刘亚楼的风头，被刘介怀报复，打过陈世榘，和宋时轮也有龃龉，和现年同志也有心结。
不能说都是被人的问题，少卿同志脾气大。

那时的形势虽然是一边倒，上上下下都还不知道军委领导层对这场争论实际上已有了既定的倾向性看法，但风头转向的端倪已开始显露。当时刘少卿先后接到了陈伯钧和宋时轮的电话，意思都是让他转告肖克不要再批张宗逊了，不能再反下去了，再反就反到彭总那里了，不得了了。刘少卿也把这个话转告了肖克，而肖克则称现在我也控制不了形势了，群众要批呀……。
　　事实上也是如此，群众运动一起来，有时候就没边没沿，那时候大家都贴大字报，刘少卿也贴了一张大字报，不过刚一贴出来，就被两位副处长刘光第、蔡洪恩等撕了，说刘副部长你干嘛凑这个热闹惹火烧身哩？据后来刘少卿自己回忆，他那张大字报颇有点不管形势的仗义执言的味道，因为那时有人批判训练总监部副部长李达上将的“训练工作的行政十二条经验”是“教条主义”，而总政治部副主任甘泗淇上将的批判教条主义的文章则作为批判的武器是“马列主义的”。刘少卿的大字报主要观点是：李和甘的文章总的意思是一致的，不能说这个是教条主义那个就是马列主义……
　　刘少卿是老资格，大字报的内容虽然跟当时一边倒的形势有点拧，但一来贴出去不久就被撕了没有成为靶子，二来他在陆训部跟下边干部处得很好群众关系不错，也没谁去追究计较他。

“反教条主义”最紧张的时候，工作组的刘其人找刘少卿谈话交底要他站稳立场时，刘少卿还直言不讳地为张东恒的大字报讲话：“我看过张的大字报，看不出这有什么问题。”
后来刘少卿在军事学院听了张宗逊的一个讲话，回到部里禁不住发了点儿牢骚：“有些人就是好给人扣帽子”，当时新任陆训部部长的李作鹏马上就很紧张地找他：“你最近在‘鼓吹’什么？千万别再乱说了，人家要把你划到‘反张宗逊集团’里去呢！”这事儿被反映上去，刘少卿还真就差一丁点儿就被人给归入“反党集团”了。幸好那时李作鹏在会上说了句“刘少卿他就是这么个人儿，不是搞阴谋的”，好歹把这事儿给抹和过去了。

摘录些以前的故事，就不一定按时间顺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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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部队就在乐安南的藤田、大湖坪、善和地区休整缩编充实部队，红一军团取消军一级编制，军团直辖红一师、红二师、红三师三个师，刘少卿所在的十师部队与十一师和红二十二军一部合编为红二师，由徐彦刚任师长，胡阿林任政治委员，原十师参谋长肖桃明改任红四团团长，杨成武任政治委员，刘少卿任团参谋长兼第一营营长。从井冈山时期就赫赫有名的红四军二十八团，至此取消了番号，编为红一军团二师四团一营，刘少卿成了二十八团最后一任团长。
“左”倾军事路线全面统治苏区的时代，到来了。
　　就在刘少卿们在宜黄打了那个有遗憾的胜仗后几天。苏区中央局转发了临时中央《对今后作战的指示》，这份指示来自远在上海的共产国际顾问的意见，这个意见的中心意思就是要“两个拳头打人”，要把红军主力“分离作战”，以红五军团为主编组“东方军”，以清流、宁化为总方向，寻歼敌军主力后向北发展，方面军主力则“威胁南丰、南城、宜黄、乐安”，以策应“东方军”，尔后“东方军”回师江西，与方面军会合，集中主力会攻抚州，进而进攻南昌，“一师一师地消灭敌人，争取革命在江西省的首先胜利。”临时中央指示的口气不容置疑毫无商量余地，“这一计划是夏季行动总路线的大纲”，决不可因在执行中可能遇到的某些具体困难，而“反对这一计划”。
　　苏区中央局的钦差们对这个他们认为是“整个时期的战略方针”的指示表态非常积极，积极得甚至过了头，以致于对其内容范畴作了更为“主动积极”的发挥，要求红一方面军首长“正确地以远见及全盘利害考虑”执行这个指示，“改令彭（德怀）滕（代远）率三军团全部去做东方军的基干，并拔驻汀州之模范师、上杭附近之第十九军，宁化独七师、十九师、二十师及长汀以北闽赣边省地方部队等，归其统一指挥”。置朱德、周恩来、刘伯承等提出“方面军主力一、三军团目前绝对不应分开”，改变“以清流、将乐为攻击方向”，以免陷于攻坚，而“东方军以活动于建（宁）、泰（宁）、将（乐）、邵（武）、光（泽）地区为合宜”，以较易求得运动战的建议于不顾，强令立即实施这“两个拳头打人”的新方针。
　　这个方针立即附诸了实施，实施的结果是“一个拳头置于无用，一个拳头打得很疲劳”。“东方军”一路打得非常辛苦，红一军团这支精锐之师却除了在8月底的乌江圩战斗外，没有大仗可打，只得进行一些小的游击活动，该赢得的胜利没有赢得，也丧失了准备反“围剿”的时间。尔后这种不顾客观实际的军事路线更为变本加厉，以至于一年后不仅“东方军”扩大的苏区没有巩固，连整个苏区也惨遭沦陷，红军被迫实行战略转移开始长征。

与刘亚楼结下了梁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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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中革军委举行了“军事大比赛”，红一军团各师都派出优秀团队参加。红二师的代表是吴高群刘亚楼那个“模范的红五团”。为了在竞赛中保住这个“模范的红五团”，全师乃至全军团上下都很上心，肖桃明团长知道刘少卿是红校的“模范连长”，就让他到五团帮忙训练战士。
　　这是代表整个红二师，荣誉是大家的，刘少卿当然不敢怠慢，起五更睡半夜拿出看家本事吃奶的劲儿仔细操练。红五团上阵比武很是露脸，射击、投弹、游泳、劈刺都拿了奖牌，还得到了军委的表彰。全师上下自然兴高采烈，肖桃明团长更是得意洋洋也常把“九头鸟”的功劳挂在嘴边：“要不是刘少卿这个‘九头鸟’，我们哪来这些锦旗奖牌？”
　　这本是个替人锦上添花皆大欢喜的好事儿，刘少卿也应该得个“助人为乐顾全大局”奖。
　　可后来的事儿就走岔了，岔出了许多恩恩怨怨是是非非，以致于影响到了刘少卿的“进步”，也影响到了刘少卿与一些本来应该是有“袍泽之谊”、“生死交情”的战友们的感情和关系，而且延伸贯穿了他们的整整一生，始终未得化解，从而使我们这些晚生后辈每每唏嘘嗟叹之余，不由地不生出深深的遗憾来……
　　军委那边儿赛完了，红一军团自己也赛，每个团都要上阵比划。
　　这当口大家当然就只能各顾各了。
　　结果军团自己内部赛下来，奖旗奖状奖牌什么的，都被红四团抓挠过去了，连军委发给红五团的奖品，也被红四团夺来了不少。红四团名列第一，黄永胜邓华的红三团名列第二，“模范的红五团”只好屈居第三。
　　这下两个团的干部们就生出嫌隙来。
　　尤其是特别爱面子的五团政治委员刘亚楼，见到四团的干部们也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了。
　　这点恩恩怨怨就算积下了。
不要忘了，那时候，这几位都是二十出头的毛头小伙，少年英雄，血气方刚，农民意识中那点狭隘的“小九九”再加上那些“都是刀上枪上滚爬出来的谁怕谁啊”小情绪，发作起来，事儿就要往大发里走了。
　　大半年后的“十字隘战斗”，这点恩怨就被引发了一次。
　　那时第五次反“围剿”已经开始，大概是硝石战斗后，红六团团长张世杰牺牲，林彪便把刘少卿调到红六团当了团长，这个团是原独立第四师改编的，是著名的“猛打猛冲”团，政治委员是瑞金人叫宋清泉（也叫宋成泉），没有参谋长，政治处主任赖际发，吴法宪（当时叫吴文玉）是政治处的一个干事。
　　“十字隘战斗”在战史中正式的称谓叫做“坪寮反击战斗”，《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史》中关于这场战斗是这样记载的：
　　坪寮战斗　 2月1日（注：即1934年2月1日），红一军团按照中革军委向敌实施反击的命令，向坪寮之敌发动进攻。坪寮，位于寨头隘东北约2.5公里处，地形高而险。在这里，敌己构筑了坚固的堡垒阵地，并以第七十九师主力坚守。是日拂晓，红一军团以一部兵力符制寨头隘之敌，主力由溪口、朱潭地区出发，向坪寮之敌发动猛烈进攻；激战至14时，红军攻入敌阵，歼守敌第七十九师第四七０团大部。但是，由于援敌第六师一个旅进至岩前，第九十四师一个团和第七十九师补充团进至李岭下，对红军进行钳击，红军遂主动撤出战斗。2日拂晓，红一军团主力乘雷雨交加之际，再次向坪寮之敌发动猛攻，激战至11时，攻占了敌人的多处据点。雨过天咱晴后，敌向红军实施猛烈反扑，红军遭受较大伤亡，被迫放弃占领的阵地，仍退至溪口、朱潭、大岭、上坪一带，集结待机。
　　这里，“激战至14时，红军攻入敌阵，歼守敌第七十九师第四七０团大部”的，就是刘少卿的红六团，据刘少卿将军回忆，当时“是个夜战，摸垮了敌人六个团实际消灭了一个营”——与“是日拂晓”有点出入，“缴枪四百余”，攻占了阵地。按当时红一军团军团长林彪的部署，刘少卿率红六团攻占并扼守坪寮敌军阵地，红一师二团团长李朝聘率红二团归刘少卿指挥，为红六团之预备队。
　　但这个部署跨过了两个师级单位的指挥环节，不知哪个环节出了问题，没有通知到刘少卿而李朝聘又找刘少卿不到，所以两个团一直没有衔接上。这时敌人的援兵又增援上来了，当面之敌一下子增加到了11个团，已经在红一军团的胃口之外了，军团遂命令红六团后撤待援。
　　刘少卿在率部后撤到“十字隘”时，看到这个隘口一线中通，两侧都是大山，地形很险要，即自已带了一个连队留下扼守，使敌人没法从两侧迂回军团主力。
　　刘少卿正在给大家交代任务，就听得山下林彪在喊：
　　“刘少卿同志，你看见李朝聘没有？”
　　“没有见着呀！”刘少卿确实没见着。
　　林彪这人指挥打仗不太动声色，听了也没说什么，只是跟刘少卿交换了一下情况，让刘少卿守住隘口，等他考虑一下再作定夺。
　　考虑的结果是次日“借雷雨交加之际”继续攻击，攻击的结果是“攻占敌人多处据点”，“攻占敌人多处据点”的结果是“雨过天晴后，敌向红军实施猛烈反扑，红军遭受较大伤亡……”，而最后的结果是在敌人优势兵力的猛烈反扑下，红一军团“被迫放弃占领的阵地，仍退至溪口、朱潭、大岭、上坪一带，集结待机。”
　　这场战斗是个得不偿失的战斗，得不偿失的总根子在于临时中央的“左”倾军事路线，这个路线的宗旨就是舍不得打烂坛坛罐罐，自己放弃了红军最为得心应手的“运动战”，以已之短去就敌之长，要“御敌于国门之外”，与火力和兵力都占优势的敌人打阵地战。具体战斗部署和指挥当然也存在问题，比如李朝聘与刘少卿之间指挥关系的衔接就是问题中的一个问题。不过事隔多年我们仔细分析起来，这个问题其实也不是什么问题，就算他们之间衔接上了，刘少卿有了一个红二团作后盾，这坪寮就算再攻下来也还是守不住，守不住就是守不住，于大局基本上还是无补。这种阵地对阵地的战法最后的结果是整个中央苏区都没有守住，就是一个再明确无误不过的铁证。
　　而那时节上上下下好象都不怎么去想这个道理，仗一打不好就寻找“右倾”靶子打击之。
　　红二团团长李朝聘不幸成了靶子，他是刘少卿在红校的很要好的同学，也确实找过刘少卿，但因为刘少卿出击去了没有找到，后来又没联系上。战斗结束后，他被保卫局一根绳子捆走，从此便无音讯，刘少卿也再也没有见过他。笔者写作本书时查阅过《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人物志》，那上边儿也没找到“李朝聘”的名字和简历。
　　刘少卿也差一点成靶子。
　　军团政治保卫分局局长罗瑞卿不知听了谁的一面之辞，指责刘少卿“擅自撤退”。
　　好在战斗的指挥者军团长林彪否定了这个说法。
　　不过这事儿在十多天后的凤翔峰战斗之后又发作了一次。

背上简单的行李，他来到师部。师部管理科长派了个运输员来给他挑行李，他们都感到奇怪，怎么只调你一个人，又这么突然，是不是有什么事？这时左权又来电话催，你怎么还没有来？刘少卿说我走时没有找到陈光师长刘亚楼政委（原师政委胡阿林在大雄关战斗牺牲后刘亚楼接任了师政委）。
　　也是说到曹操曹操到，刘亚楼一脸严肃出现在了刘少卿面前：
　　“你为什么走？”
　　“我也不知道，是左参谋长打电话说军团部调我！”刘少卿心想你真的不知道？
　　“你不忙走，等开完会再走！”
　　还要开会？
　　第二天早上，管理科长悄悄地告诉刘少卿：
　　“小老弟，你要小心，这位刘政委不好缠哟！”
　　那时的刘亚楼精明能干但也锋芒毕露，的的确确伤人不少。
　　开会前，刘少卿发现红六团政委宋清泉也来了，便问他开什么会。
　　宋清泉说开会时你就知道了。
　　一开会，刘亚楼宣布：撤销刘少卿红六团团长职务，因为他“谎报军情”，宋清泉的报告是刘少卿划的圈，根据三军团的报告，那天没那么多的敌人。
　　宋清泉这人后来在三年游击战争期间当了叛徒，抗战开始又混进新四军，被发现后由项英批准处决了。但他这个时候表现还是挺爷们儿，实话实说了一把：“当时究竟是四五个团还是六七个团，我们是从望远镜里看的，也只是估计，又不可能一个一个地去数！报告是我写的少卿同志画的图，责任应该我们共同担负。”
　　刘少卿也说我认为我们及时把情况上报军团是正确的，数字也是估计，谈不上谎报。
　　事隔多年我们来客观一把：这敌人当时是四五个团还是六七个团真得很重要么？敌人四五个团凤翔峰就守住了？红军就不用撤退了？仗也就打赢了？团是建制单位不是人数，确确实实只能估计，你红军当时不是还有小团大团之分么？你那小团，该估成团还是估成营？
　　而1992年版的《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史》的记载是：“……由于伤亡过大，并发现敌人约6个团分3路向侧后迂回，遂主动撤出战斗，转移至沙州、丹阳、康都地区。”这个记载是多年以后根据双方资料核对后确认下来的，虽然是否绝对准确不好妄断，但似乎也说明刘少卿宋清泉的估计大致还是准确的，不存在什么“谎报”。
　　而当时刘亚楼脾气也大：“刘少卿你还狡辩？你了不得了是吧？”
　　会场一下沉默了，刘少卿干脆扭过头再不吭气。
　　这时红六团的特派员出言助了刘亚楼一阵：
　　“刘少卿贪小便宜拿了十二团团长谢嵩一件阴丹士林布军装，那是人家流血牺牲换来的。”
　　我的天，这保卫局真不是白给，这也上纲了？
　　那时的特派员就是保卫局派驻的代表，直属保卫局系统，负责“肃反”同时负有对同级指挥员的监督之责，同级指挥员不能指挥同级特派员，而特派员“肃反”同级指挥员不能干预。所以特派员在部队里名声不太好——“天不怕，地不怕，就怕特派员找谈话！”二师夜间行动，有个叫韩宗炳的炊事员弯腰走路走累了刚想伸一下腰，就被特派员抓了起来说是“故意暴露目标”，刘亚楼也是嚷嚷着“枪毙”，幸好林彪干预了一把，才没有被摘掉脑袋。
　　军装的事情是这样的：红三军团在沙县打了胜仗缴了敌人不少阴丹士林布，全都换了新军装。刘少卿的老战友姚喆在白刃战中脸上挨了一大刀，由于是夜战，也搞不清是敌人砍的还是自己人误伤。刘少卿去看望老战友，说起红六团在凤翔峰也算小有缴获，大家一起互相祝贺。谢嵩团长看上了刘少卿的意大利造驳壳枪，刘少卿大方地送给了他。谢嵩过意不去，说“我也不白要你的”，一定要回送件阴丹士林布新军装，刘少卿推托不掉，就收下了。回到团里，刘少卿也告诉过宋清泉。
　　现在这也成了罪过，刘少卿憋了一肚子气，梗着脖子坚决不肯解释，还是宋清泉向大家说明了缘由。
　　这时陈光师长说了话：“老战友之间互相交换东西，常有的事嘛！算了，让刘少卿走吧！”
　　本来就激烈不起来的会就这么不了了之完了。
　　会后陈光把刘少卿拉到一边：“你这人会打仗也会练兵，上次比赛你们四团把人家五团的奖都拿走了，刘亚楼有气哩！我看他是抓不住肖桃明这个烧窑的，就抓你这个卖瓦罐的……”
　　“陈师长，这件事我是不服的！军团部调我的命令，刘政委他先压着，现在又……”
　　“算了，别说了，去军团部吧，你不要马么？”
　　“挨了斗争，要什么马，算了！”
　　算不了，这“斗争”会还有第二回哩！
　　军团参谋长左权见到刘少卿非常高兴：
　　“这么多天你怎么老不来？现在战斗那么紧张，十分需要一个作战参谋……”
　　“左参谋长你是老上级了，我来得迟是有原因的，一肚子话现在也没法跟你说，还是先干工作吧！”刘少卿怀里揣着一大堆委屈。
　　作战科长聂鹤亭一边接了句：“他这个人有点犟脾气！”
　　左权带刘少卿去见林彪，林彪看见小同乡也很高兴：“没想到你跟左参谋长还熟悉，他可是一再推荐你来当作战参谋的哩……”
　　“报告军团长，我没什么文化，怕……怕干不好……”
　　“共产党的干部嘛，哪个不是边干边学的，只要肯学，没有翻不过的泰山！”
　　林彪鼓励这位小老乡。
　　刘少卿在军团部当了作战参谋的消息传到二师，没几天刘亚楼又提出让军团政治部党务委员会开会斗争刘少卿。这会的场面就比二师那个没结论的会大多了：军团长林彪、政治委员聂荣臻、政治部主任李卓然、政治保卫分局局长罗瑞卿、军团组织部长黄中、军团宣传部长徐梦秋，一师师长李聚奎政治委员黄甦、二师政治委员刘亚楼等都到了会。
　　会议还是刘亚楼开头，把刘少卿“谎报军情”的“错误”重复了一遍。
　　刘少卿横下一条心，拍着桌子喊了起来：“这是诬陷，杀了我也要把这事弄清楚！”
　　林彪拉住刘少卿的手：“少卿同志，冷静，冷静！”
　　红一师师长李聚奎是个快人快语的直肠子，当下讲了句公道话：“敌人在田垅上，只能用望远镜观察估计，谁向上级汇报也只能这么汇报！这不能说明友军的汇报就是正确的，刘少卿的观察就是不正确的嘛！”
　　罗瑞卿又重提了“十字隘战斗”即“坪寮战斗”的“擅自撤退”。
　　刘少卿又顶了上去：“撤退是军团部的命令，军团长知道！宋清泉同志也可以作证。”
　　林彪说明了原委，宋清泉也作了证。
　　然而还是不行，刘亚楼提出，要给予刘少卿同志“党内最后严重警告”处分，问题定性颇为严重而现在看起来有些滑稽：“萧劲光式的右倾机会主义”。
　　可能这几位也是事前就商量好了，李卓然念了一遍“处分决定”。
　　聂荣臻问刘少卿：“你同意吗？”
　　“我不能同意！二师开会，六团宋政委说清了这个问题，刘政委并没有反对！现在怎么又成了问题？”
　　会议不欢而散，刘亚楼很不高兴。而刘少卿档案中的这个“党内最后严重警告处分”，则一直到六十年代才由聂荣榛批示撤销。
　　这疙瘩两人算是结下了，而且结了一辈子，直到他们相继故去也没有解开。
　　一年后在长征路上，陈光、耿飙、杨成武和刘少卿走在一起，耿飙和杨成武问起刘少卿你犯过什么错误，我们在二师师部看到过一个通报，说是你被撤职查办了？刘少卿大笑说怎么没见人来办我呀，旁边陈光师长摇摇头说“那都是乱弹琴”。
　　长征到了甘肃，有一天陈光和刘亚楼叫住了在教导营当连长的刘少卿，问他“在哪里发财”，刘少卿说我这样的人还发什么财呀，不过没有倒霉便是。刘亚楼听了自然尴尬脸色也很不好看。
　　后来在抗大训练部时两人是上下级，但却只有工作关系绝无其它交道，办起事来总有点儿别扭。
　　建国后在北京三座门军委办公厅开会时，刘亚楼刘少卿再次重逢了，那时刘亚楼大概是想和解一把，对刘少卿说了句那个年代多年不见的老战友们们见面时常说的戏言：
　　“你这人还没有死呀？”
　　“我不能死，因为我没有‘谎报军情’！”刘少卿这边一点台阶儿都不给，冷冷地顶了回去。
　　后来杨成武想当一把和事佬，对刘少卿说刘亚楼从苏联回来以后现在脾气好多了，你要有机会还可以跟他联系。而刘少卿却冷笑一声：“他变得再好，我也不会去找他，他走他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

　虽然心里那个疙瘩依然未能化解，刘少卿还是当了李先念的“私人参谋长”。指挥作战时两人还是形影不离，彼此信任亲密合作依然如旧不减当年。然而这时的刘少卿的确有点年轻气盛思虑不周，这个“私人参谋长”是个不在台面上的角色，你就是想发挥作用也没有你施展的舞台呀！……
　　那时“位老”不上前线，王震副司令兼参谋长但根本不在司令部呆，下边儿人有事还是来找刘少卿。王震这人战功赫赫是员战将，但一直当的是主官喜欢一个人说了算，工作作风雷厉风行但也有跋扈之嫌，常常不通过司令员李先念就自作决定——这实际上对中原军区后来进军河南的作战行动也不无消极影响……

窝囊事接着又来了——接下来的祁仪战斗也打了个半途而废。
　　双沟战斗后，中原军区首长又决定集结主力，歼灭正向祁仪赶来的米文和的第一八一师，而后再乘胜对进攻杨垱的王澂熙第一二七师予以重击，遂以王树声戴季英率第一纵队第二旅、第三旅由程家河、徐家寨地区进至祁仪东南一线；第二纵队第三旅由双沟东北进至祁仪以西一线；第十四旅位于湖阳镇准备打援；第十五旅由双沟以南进至湖阳西南之黄家岗、罗家围子、对双沟的谭乃大部严密警戒，也准备打援；第三五九旅位于祁仪以南地区仍为预备队；李先念刘少卿等率指挥部位于狼牙山。
　　战前李先念和刘少卿计算了敌人的行程，也商议了打法：这股敌人要进攻栆阳，湖阳镇有他的后续部队，我们待敌人过了祁仪镇我们再占住那里兜住他们的屁股，把敌人消灭在野外，最好是把他往湖阳那边逼……
　　这个战法也征得了王震的同意。
　　然而曾是冯玉祥手下大将的米文和很有点狡猾，他派出一个连先向祁仪镇侦察前进，大队却吊在后边儿。这时候在前边的王震竟然没跟李先念请示或者说商量一下，立即就命令第二旅旅长张才千把这个连消灭掉。米文和一看前边打起来了，当下便令前卫团抢占了祁仪镇构筑工事准备死守，于是一场设计好的运动战变成了攻坚战，第一纵队几个旅激战一昼夜打进祁仪镇却仅歼敌一个多营，敌人退守镇北村落仍然顽强固守……
　　李先念气得浑身发抖：
　　“唉，我们对王震不了解，王震对这里的地形民情也不熟悉，但中央对他信任我们也奈何他不得，我们两个过去合作六七年打了那么多仗从来没遇到过这种事情，你说说现在我拿这种事情怎么办？……”
　　“你是司令员，可以下命令别打了，再打也只能是消耗战！”刘少卿建议道。
　　于是李先念下令部队撤出战斗。他对没打好这一仗很是耿耿于怀，对刘少卿发牢骚说：“要是你我两人配合，绝对不会打成这样……”。
　　两个设计好的歼灭战都打流产了，刘少卿心中对自己对李先念的意气用事也很懊悔：刘少卿啊刘少卿你还是党性不强，不能从党的利益和大局出发考虑问题，自己赌气放弃应尽的职责。要是自已现在是作战序列的正式参谋长而不是这个不伦不类的“私人参谋长”，怎么着也可以努一把力避免这种局面的出现呀！现在大敌当前全党都在团结奋斗，你却斤斤计较个人得失闹什么个人意气，身为老党员老红军这实在是太不应该了……
　　私下里刘少卿向郑位三讲了心里的话，郑位三拍拍他的肩膀说你还年轻不了解这里的情况，这件事我也有责任，只是一味讲团结不敢去触动王震，你不肯做参谋长这事儿我不知道，但事情已经过去了你也不要后悔，后悔也没有什么用……
　　这两仗虽然不大，但造成的影响却是不小，实际上决定了中原部队后来的走向。仗没有打好，敌人的攻势也无法遏制，根据地逐渐缩小财政也更加困难，中原军区“夺取桐柏山区”的计划被迫作出改变。12月18日、19日郑位三、李先念、王震等连电中央“提议改变方针，以主力靠拢（新四军）军部，原地留游击兵团”。
宗复电同意了这个提议。

事情只是事情，又不仅仅是事情。
可解读者甚多。

前面有兄弟问到了，怎么去的延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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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年初，刘少卿就到北平军调处，任情报科长，配上校军衔，所以，个其他一批人去宋时轮 陈世榘 韦国清 张经武等比，刘的位阶还是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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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刘生病了，叶帅怕在北平治疗有问题，安排回延安治疗。在机场还碰到了毛（毛是去接其他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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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层找他聊过工作，也曾有计划，董老、少奇去中原帮先念搞粮食，后来不去了，王震、任质斌也回延安了，刘也没回中原。没事做，找杨尚昆进了D校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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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播：
刘在北平做情报工作，丢了一次皮包，好在被自己同志及时拿回。但要求刘去李克农那里去领，李批评他，同志哥，脑袋可以丢，皮包不能丢。

看来是个好兆头，刘少卿也跃跃欲试地作好了准备。但是，李先念和郑位三却决定还要召开更大的会议来讨论“以巩固为中心”还是“以发展为中心” 的决策——这或许与华中局于3月15日发来的那封电报有些关系，华中局那封电报中虽然也认为“由于敌寇向西出击与打通平汉路的可能，因此五师地区可能在客观条件上，仍存在着顺利发展的机会与可能。”但同时也对郑位三提出的“以巩固为中心”予以了肯定：“但你们由于过去长期战争的环境，很少有时间去进行各方面的巩固工作。因此争取时机巩固自己，是你们目前中心任务。只有巩固自己，才能更有效迎接明天的时局好转与逆流。”
　　刘少卿对讨论这个问题有看法：现在是机不可失时不再来，战争环境我们应机动灵活地在符合大局符合实际的情况下当机立断，完全可以一边向中央和华中局请示一边就干起来。讨论中他也直言不讳：我们应该借此良机发展河南，将在“水旱蝗汤”浸泡中的土地解放出来，明摆着那里遍地都扔的是枪等着我们去捡，为什么要因为“巩固为中心”就消极等待呢？准备工作是需要的，但我们可以在敌人还没有动手之前先和河南党联系起来……
　　然而郑位三仍然坚持“巩固为主”，李先念可能出于对“位老”的尊重表态也不坚决明朗。刘少卿很是不解：这几年我们这里犬牙交错，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也没提什么巩固不巩固的问题，现在就这么个问题老这么着辩论下去，什么时候才能动手干起来？
　　会上只有刘少卿这样主张，这个讨论会也就不了了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