盖天下有反覆之小人，亦有反覆之君子。人但知不反覆不足以为小人，庸知不反覆亦不足以为君子。盖小人之反覆也，因风气势利之所归，以为变动；君子之反覆也，因学识之层累叠进，以为变动。其反覆同，其所以反覆者不同。
这是近代学者孙宝瑄说的一段话。或为心声，或有道理，这种体会，这种深刻很多人都有，只不过孙先生表达出来了，有意思地表达出来了，符合“五说运动”的标准。
孙宝瑄出身千古风流之钱塘，仕宦之家。老爸是户部侍郎，老丈是两广总督，老哥孙宝琦民国时更当过几天国务总理。足够显赫的家世。
而他，只是先后在工部、邮传部、大理院当差，功名不显，相当不显。作为在封建社会尾巴上一直吊起的大多数文人的人生成败观，那是很郁闷的，相当郁闷的。
孙宝瑄也不例外。
好在他郁闷之别，于书，穷收博览；于学，涉猎甚广；于友，个个俊杰。章太炎、梁启超、谭嗣同、汪康年、张元济、严复。。。。。。这些超级大腕都是他的兄弟。但这种级别、分量的“师友夹持”，居然没能让他在仕途上一展抱负！
突然想起央视正在播放的金圣文化传播（一看就知是香烟品牌哈，只能通过这种方式做广告）的广告语：在大同的世界里创造大不同。
而中国千百年的这些文人们的追求，竟然一直是在通过大不同中的路径追求大同——宦显。
孙先生曾云：余昔尝有从容廊庙端委垂绅之志，今则惟知一丘一壑，萧条方外而已。
孙先生非不读书也，非不立志也，非无师友夹持也，但最终落得郁闷。
叹，孙先生！
叹，中国文人！
好在孙先生于读书学问是有真功夫的，好在孙先生的师友在方方面面都是有真功夫的，所以，今天我们，一部分我们还知道他，记得他。
偶读他的《忘山庐日记》，竟有半病相怜之想。
2009年2月23日上午，后生汪帅并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