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11月18日，北京大学历史学系系主任、中国元史研究会会长张帆教授为华东师大学子带来了一场题为“如何看待元朝”的讲座，讲座由黄纯艳教授主持。张教授从“元朝是中国的王朝吗”“应当如何评价元朝的统治”，“如何认识成吉思汗的历史地位”和“关于蒙古征服中的屠杀现象”四个问题出发，生动地讲解了元朝的主要性质和历史作用。
讲座伊始，张教授对“元朝是中国的王朝吗”这个问题进行了回答。
他首先指出：“中国”概念在从古到今的语境中变化非常大，可以粗略地区分为两类：一是狭义的、小范围的“中国”，或者说是古代的“中国”，以秦朝疆域为代表，北抵长城，西接青藏高原，东和南到大海；二是广义的、大范围的“中国”，或者说是近现代的“中国”，以清朝中叶（1759-1840）疆域为代表，即1759年清朝完全控制新疆局势的疆域。今天讨论元朝性质时，我们应当选择哪一类“中国”概念呢？张教授认为应当选择后者。他引述了历史地理学权威谭其骧先生的观点，认为我们不能拿早期古人心目中的“中国”作为中国的范围，也不能拿今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版图来限定历史上的中国范围，而应将几千年历史发展所自然形成的“中国”即清朝中叶的疆域，作为讨论对象。这是经过长期的多民族及其政权冲突交融，发展变化而形成的近现代“中国”，其形成有历史的内在逻辑性。而按照这个概念，就会发现元朝的统治区域主要在这些地方，其统治民族蒙古族本身也起源于这个范围之内，故可基本判断元朝是中国的王朝。
张教授又对史书中“中国”概念的多重寓意进行了分析，包括血缘、地理和文化意义。古往今来，民族迁移不断，人群变化无穷，从血缘角度来讨论谁是否“中国”很难说清；而地理上的“中国”则相对清晰一些，在这个层面上元朝属于广义的、近现代的“中国”范围。就文化意义而言，古人说“夷狄进于中国则中国之”，如果接受中原文化，包括采用这套文化的理念和相关话语体系来治理国家，那就可以看作中国。虽然元朝的制度、政策与中原文化略有偏离，具有一定的非典型性，但基本上还是根据中原文化的理念来建立王朝、设计制度的，其管理体制是以中原文化因素为主导的。
综合以上讨论，张教授认为：第一，元朝就主要性质而言应属中国王朝。 第二，元朝初步奠定了古代“中国”向近现代“中国”转变的基础。
其次，张教授在具体历史背景中进一步讨论元朝的“中国”属性。先后探讨了宋辽金时期的“多元中国”理念、金元之际北方汉人对蒙古政权的认同、南宋灭亡初期以及统一局面稳定之后南方汉人对元朝的认知、明朝中叶以下民族主义情绪的反弹等问题。辽宋时期，辽和北宋进行外交往来时，以“中国”自居，将二者关系定位为南北朝对立，而非中原与域外。金占领中原后，统治者自我定位为中国，治下百姓也逐渐接受这个理念。蒙古进入中原后，北方汉人愿意接受蒙古的统治，认为蒙古政权与金朝在本质上是一样的，只有量的差别。南宋灭亡后，南方汉人基本上无奈地接受了现实，逐渐承认元朝的统治，“华夷之辨”等民族主义思想只作为一种暗流若隐若现。元末，朱元璋在北伐元廷时提出“驱逐鞑虏，恢复中华”的民族主义口号，但同时也承认元朝曾经拥有天命，即传统的政治合法性。至明中叶以后，由于民族矛盾和边疆危机等原因，才出现明确否认元朝代表“中国”的观点。在蒙古统治者的“中国”认同问题上，张帆教授认为，和辽金不同，蒙古统治者很长时间内不完全具备明确的“中国”意识，皇帝和少数高层贵族死后回葬草原就是这方面的表现。但到元朝后期，统治者的草原认同意识有所淡化，以“中国”自居的意识逐渐加强。可以推测，如果元朝的统治时间更长一些，他们的“中国”认同意识会越来越巩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