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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不gan涉的gan字就能触发审查..你们的神经有这么脆弱?

会谈刚开始的时候，虽然希特勒照例只顾自己说话，双方还是有过一番外交上的小交锋。张伯伦是9月15日中午在慕尼黑机场着陆的，然后就坐着一辆敞篷汽车到火车站，再从那里坐3小时的专车到伯希特斯加登。他看到一列一列满载德国军队和重炮的火车不断在他眼前开过。希特勒并没有到伯希特斯加登火车站来迎接，而是在伯格霍夫高高的台阶上等候他的贵宾。据德国方面的译员施密特博士后来回忆，这时下起雨来，空中一阵黑似一阵，乌云遮住了群山，时间已经是下午4点了，而张伯伦从天明到现在一直都在赶路。
喝过了茶以后，希特勒和张伯伦到了二楼希特勒的书房，这就是7个月以前这位德国ducai者接见许士尼格的地方。在汉德逊大使的要求下，里宾特洛甫没有参加会谈。这使这位爱面子的德国外交部长大为恼怒，以致第二天竟拒绝把施密特关于会谈的笔记交给英国首相——这是一种罕见的然而典型的不礼貌行为——弄得张伯伦以后竟不能不光靠自己的脑子来回想希特勒和他的谈话。
希特勒首先讲话，就像他往常的演说一样，长篇大论地吹嘘他对德国人民、对国际和平、对英德亲善的丰功伟绩。他现在下定决心“不论用什么方法”都要解决一个问题。捷克斯洛伐克境内的三百万日耳曼人必须“重返”德国。
(据施密特的正式记录说)他希望不要对他的绝对的决心产生任何怀疑，他决不能容忍一个小小的二等国家把有1000年历史的强大的德国看作仿佛是次一等的国家……他今年49岁，如果德国为捷克斯洛伐克问题而卷入一场世界大战的话，他希望他能以壮盛之年的全部精*领导德国度过危难……当然，如果由于这个问题而竟然引起世界大战，他将不胜遗憾。不过这种危险决不能使他的决心有任何动摇……他为此准备迎接任何战争，甚至世界大战。世界上其他各国爱怎么办就怎么办，他决不会后退一步。希特勒滔滔不绝，大放厥辞，张伯伦简直无法插一言。他的耐心实在惊人，然而也有限度。就在这个时候，他打断了希特勒的话头说：“如果元首已决定用武力来解决这个问题，甚至根本不想在我们之间讨论一下的话，那么为什么还要让我来？我浪费了时间了。”
德国ducai者没有想到别人这样同他顶嘴，因为这时已经没有任何一个德国人敢这样做了。张伯沦的反唇相讥看来起了一点作用，希特勒平静了下来。他认为他们可以谈一谈“最后是否也许还有和平解决希望的问题”。接着，他就猛然提出了他的建议。
英国是否愿意同意割让苏台德区？……按民族自决的原则作出的割让?这一建议并没有使张伯伦感到震惊。说真的，他还表示满意，因为他们“现在终于接触到了问题的核心”。按照张伯伦根据自己的记忆所作的追述，他回答说，在他同阁员和法国人商量以前还不能把话说死。按照施密特在作口译时的速记记录，张伯伦确实说了这番话，不过他还加上“他可以代表个人说，他承认苏台德区脱离捷克斯洛伐克的原则……他希望回到英国向政府报告他的个人态度，并且取得政府的批准”。
在同希特勒的会谈快结束的时候，张伯伦总算从他那里挖出了一项保证：在他们两人再次会商以前，他不采取任何军事行动。这时候，首相对元首的话还是极为信任的，一两天以后，他在私人场合曾说：“尽管我想我在他脸上可以看出这个人凶狠无情，我还是觉得他是一个在作了保证以后可以相信的人。”
当张伯伦陶醉在这种自我安慰的幻想中的时候，希特勒却在一股劲儿地在政治上和军事上准备进攻捷克斯洛伐克。约德尔上校代表最高统帅部同宣传部制定了一项计划，他在日记中把它称之为“在否认我们自己违反国际法方面的联合准备”。未来的战争将是一场残酷的战争，至少在德国方面来看是如此，而戈培尔博士的工作就是为纳粹的过火行为辩解。关于他如何撒谎的计划，定得极为详细，9月17日，希特勒指定最高统帅部的一名参谋去协助现在拜罗伊特郊外顿道夫的一座古堡中设立总部、从事其活动的汉莱因组织苏台德自由团。苏台德自由团装备着奥地利的武器，它从元首那里奉到的命令是：同捷克人不断保持“冲突和纠纷”。
9月18日这一天，张伯伦忙着争取他的内阁阁员和法国人同意他的投降政策。对于希特勒和他的将军们说来，这一天也是一个忙日子。5个军团(第二、第八、第十、第十二、第十四军团)共计36个师,包括3个装甲师的行动时间表下达了。希特勒也批准了10个军团的指挥官人选。亚当将军，尽管桀骜不驯，仍然统率西线德军。奇怪的是，两个密谋反叛的退职将军居然也重新起用，贝克将军指挥第一军团，冯·哈麦施坦因将军指挥第四军团。为了对捷克进行最后打击，政治方面的准备也在加紧进行。缴获的德国外交部文件充满了不断对匈牙利和波兰增加压力，要它们参与分肥的文件，德国人甚至还拉斯洛伐克人下水来制造麻烦。

这天下午，首相坐渡船渡过莱因河到了德菜森饭店，希特勒在那里等着他。这一次总算——至少在开头的时候——一直是张伯伦在说话。根据施密特博士冗长的记录来判断，英国首相想必谈了足足一小时以上，他先解释了自己在经过“吃力的谈判”以后，已经争取到不但使英法两国内阁而且使捷克政府也都接受了元首的要求，然后他就详尽地提出了实现这些要求的办法。他已经接受了伦西曼的建议，现在准备使苏台德区不经公民投票就转交给德国。至于杂*地区的前途，则可以交给由一个德国人、一个捷克人和一个中立国代表组成的三人委员会来决定。不仅如此，元首极为反感的捷克斯洛伐克同法国和俄国之间的互助条约也将以一项国际担保来代替，担保捷克斯洛伐克不致受到无故的进攻，而后者今后“应保持完全的中立”。对于这位由英国商人出身的爱好和平的英国首相说来，这一切看起来都是极简单、极合理、极合乎逻辑的。据一个在场目击的证人说，他以一种显然可见的自满心情停了下来等候希特勒的反应。
“我是否可以理解为英国、法国和捷克政府已协议把苏台德区转交德国？”希特勒问道。据他后来告诉张伯伦，他对让步如此之大、如此之快不禁感到惊奇。
“是的。”首相微笑着回答。
“我极其抱歉，”希特勒说，“由于过去几天内形势的发展，这个计划已经再也没有什么用处了。”
据施密特博士后来回忆，张伯伦听了这话吓了一跳，他那猫头鹰似的脸因为又惊又气，胀得通红。不过显然一点也不是因为恨希特勒骗了他，恨希特勒像普通一个敲竹杠的人一样，只要对方一答应，就立刻又涨价。几天以后首相对下院所作的一个报告中，说明了他自己在这一刻的感受：我并不想要下院认为希特勒是在存心骗我——我从来没有这样看——但是，我原来以为，当我回到戈德斯堡的时候，我只需同他细细地商量我带去的建议就够了；当他告诉我……这些建议不能接受的时候，对我是极大的震*……
张伯伦看到他以捷克人为牺*而如此“吃力地”建立起的和平大厦就像纸牌搭成的一样垮了下来。他告诉希特勒，他“既感到失望，又感到奇怪。他应当有理由说元首已经从他那里得到他所要求的一切了”。
为了做到这一点，他(指张伯伦)把他的全部政治生命作了孤注一掷……他被英国某些人士指责为出卖了捷克斯洛伐克，向ducai者*膝投降，而且在那天早上离开英国的时候，确实还有人嘘他。
但是英国首相的个人不幸并没有打动元首的铁石心肠。他仍然要求，苏台德地区必须立即由德国予以占领。这一问题“至迟要在10月1日完全地、最后地解决”。他手头有张地图说明哪些领土必须立刻割*。
这样，据张伯伦后来告诉下院说，他心里“充满了凶shi临头的预感”，只好退回到莱茵河彼岸去“考虑我该怎么办”。
他还是愿意向布拉格建议，在该区正式移交以前，由苏台德日耳曼人自己来维持当地的法*和秩序。
对于这样一种妥协，希特勒听都不要听。他让英国首相等了几乎一整天，才终于回了一个措辞激烈的照会，再次长篇大论地重弹捷克人如何对不起德国人的老调，再次拒绝改变自己的态度，最后的结语是：只有战争“看来才能解决问题了”。张伯伦的答复很简短，他要求希特勒把新要求写成书面，“附上一张地图”。由他“作为调解人”送交布拉格。他最后说：“我看不出我在这里还有什么用处，因此我打算回英国。”
在这样做以前，他再次来到德莱森饭店同希特勒举行最后一次会议。会议从9月23日晚上10点30分开始。希特勒以备忘录的方式提出了他的要求并且附有地图。张伯伦发现自己面对着一个新的限期：捷克人应在9月26日也就是两天以后上午8点开始撤出割*地区，而在9月28日撤退完毕。“这不是无异下最后通牒吗！”张伯伦慨叹说。
这时，一个副官给元首送来了一份急电，他看了一眼就把它扔给了正在翻译的施密特并说：“把这念给张伯伦先生听。”
据施密特后来回忆，房间里顿时一片*寂。然后，希特勒开口了：“当然，现在一切都定局了。捷克人根本不想把任何领土割*给德国。”根据施密特的笔记，张伯伦不同意这种说法，继之就发生了一场激烈的争论。
(希特勒说)是捷克人先动员的。张伯伦对此表示不同意。是德国首先动员的……元首否认德国已经动员。
这样，谈话一直继续到凌晨1点多钟，最后，张伯伦问希特勒，德国的备忘录是不是“果真绝无商量余地”，希特勒回答说确是如此。接着，首相回答说，继续会谈己无意义。他已经尽了他的最大努力，他的努力已归失败。他将带着沉重的心情离开，因为他到德国来的时候所抱的希望已成泡影。那位德国ducai者并不愿意张伯伦就此脱钩而去，因此提出了一项“让步”。
“我很少给别人做过这样的事情，你是难得的一个。”他说得挺爽快，“我准备只给捷克人撤退的期限规定一个日期—10月1日——如果那样能便于你完成任务的话。”

这天下午刚回到伦敦的霍拉斯·威尔逊爵士，带来了关于他同希特勒第二次会谈的令人不安的消息，起了刺激张伯伦和他的核心内阁采取行动的作用。他们决定了动员英国舰队，征召空军辅助队，并且宣布了紧急状态。在公园和广场上已经开始挖起防空壕来，伦敦学校里的儿童也开始疏散。首相还马上给布拉格的贝奈斯总统发出了一份电报，警告后者，他从柏林得到的消息“表明，如果到明天(9月28日)下午两点，捷克斯洛伐克政府还没有接受德国的条件的话，德国军队马上就会得到越过捷克斯洛伐克边界的命令”。但是张伯伦虽然尊敬地把消息通知了捷克人，却还是忍不住要在电文的最后一段教训他们：“波希米亚将受到德国军队的蹂*，另外一个或几个国家不论做什么，都不能挽救你的国家和你的人民免于这种命运。不论世界大战的结果如何，都一定是这样。”
这样，张伯伦就不是把战争的责任放在希特勒头上，而是把它成到了贝奈斯的头上。他在这里所提出的军事上的看法，我们知道，就是连德国的将军们都认为是胡说八道。不过，他最后还是加了一句，他不愿承担告诉捷克人该怎么办的责任。这要由他们自己来决定。
然而，难道真的是由他们自己来决定吗？贝奈斯还没有来得及回答这份电报，第二份电报马上又来了。这一回，张伯伦可是努力要告诉捷克政府该怎么办了。他建议在10月1日接受德国人的某种有限度的军事占领——即占领处于捷军工事之外的埃格尔和阿舍——然后由德、捷、英三方联合组成一个边界委员会迅速确定其他应转交给德国人的地区。接着，首相还提出了进一步的警告。
这个计划如果不能实现，贵国除遭到武力侵略与武力肢解以外，将别无其他出路。而且，虽然这可能引起损失无数生命的冲突，但是不论这一冲突的结果如何，捷克斯洛伐克都将再也不能接原有疆界重建故国。
这样，捷克人受到了他们的朋友的警告(法国也参加这些最新的建议),就是说：即使他们和他们的盟邦在大战中打败了德国，捷克斯洛伐克也必须把苏台德区让给德国。含意十分明白：既然苏台德区总归不是你们的了，为什么还要冒险把欧洲投入战争？办完了这件事情以后，首相就在晚上8点30分向全国广播：为了在一个遥远的国家里我们对之毫无所知的人们之间的争吵，我们居然……在这里挖壕沟，这有多么奇怪，多么荒诞，多么不可思议！……
希特勒已经得到了“他实际上所要求的东西”。英国已经保证捷克人将接受这一要求，并且付诸实施。
我将毫不犹豫地到德国去作第三次访问，只要我认为这样做有好处……不论我们如何同情一个强邻压境下的小国，我们决不能不顾一切地使整个大英帝国仅仅为了它而陷入一场大战。如果我们要打仗，也必须是为了比这更大的问题……我从灵魂深处来说是一个爱好和平的人，国与国之间的武装冲突，对我说来无异于梦魔；但是，如果我看到任何国家执意要用武力的kongbu来统治世界的话，我将认为必须予以抵抗，因为在这种统*之下，信仰自由的人们将感到生活己失去价值。但是战争是一件可怕的事情，在我们进入战争以前，我们必须十分清楚，我们所不惜冒险以争者确实是重大的问题。
按照惠勒一贝纳特的记载，英国大部分人在听了这一广播以后上床睡觉的时候，都认定英国和德国将在24小时以内开战了。但是普通老百姓并不知道那天深夜在唐宁街后来又发生了些什么。
10点30分，希特勒的信到了。这正是首相急切要抓住的一根救命的稻草。他马上答复元首说：读了你的信以后，我确信你可以不必打仗，而且不用等待就会得到一切主要的东西。如果你愿意的话，我已准备立刻亲自到柏林来同你和捷克政*的代表以及同法国和意大利的代表一起讨论有关移交的各项安排，我深信，我们能在一周之内达成协议。我不能相信你会为了在解决这个长期未决的问题方面有几天的拖延，就不惜承担发动将使人类文明化为乌有的世界大战的责任。首相还发了一份电报给墨索里尼，请他敦促元首接受这一计划，并且同意出席拟议中的会议。
召开这样一次会议的主意已经在首相心里酝酿相当久了。早在7月中，尼维尔·汉德逊爵士就曾在给伦敦的电报中提出过同样的建议。他建议由德、意、英、法四大国来解决苏台德问题。但是英国外交部告诉大使和首相，要召开这样一次会议，将很难排除其他国家参加。所谓“其他国家”指的就是同布拉格订有互助条约的俄国以及捷克斯洛伐克，张伯伦从戈德斯堡回来以后就深信希特勒决不会同意参加任何包括苏联在内的会议，他的这种看法是完全正确的。首相本人也并不希望有苏联参加。虽然连英国最普通的人都明白，万一对德开战的话，苏联参加到西方一边来将有极大的价值，丘吉尔也曾一再向英国政府首脑指出这一点，但是，首相似乎没有看到这一点。如我们所知，在德国并吞奥地利以后，俄国曾建议召开一个会议来讨论对付德国下一步侵略的问题，但是张伯伦拒绝了这个建议。尽管有莫斯科对捷克斯洛伐克的保证，尽管直到当时李维诺夫还在声明俄国将信守这一保证，张伯伦却无意让苏联人来gan涉他把苏台德区给希特勒为代价来维持和平的决心。
但是直到9月28日星期三，他的思想还没有发展到把捷克人排除在会议之外的地步。

被称为“黑色的星期三”的9月28日来临的时候，柏林、布拉格、伦敦和巴黎都惴惴不安，满怀重忧。战争看来是躲不过了。
“一场大战再也难以避免了”，这是约德尔在日记里记下来的戈林在这天早晨说的一句话。戈林还说：“战争可能要进行7年，而我们一定会胜利。”
在伦敦，挖防空壕，疏散学童，迁移医院，一切都在继续进行。在巴黎，人们争先恐后地往已经塞得满满的火车上挤，在城外的公路上，汽车挤得开都开不动。德国西部的景象也差不多。约德尔在那天上午的日记中记下了德国难民逃离边境地区的消息。下午两点，希特勒所定下的要捷克斯洛伐克接受戈德斯堡建议的期限就要到了。然而布拉格并没有任何会接受这些建议的迹象。不过，别的迹象倒还有一些：威廉街的活动极为紧张，法国的、英国的、意大利的大使发狂似地来而复去，去而复来。但是，一般群众，事实上还有德国的将领们，对此都是蒙在鼓里的。
对某几个将军，特别是对参谋总长哈尔德将军来说，实现他们推翻希特勒的密谋的时候已经到来了。他们要这样来挽救自己的祖国，使它不致于投入一场他们认为注定要失败的欧洲大战。据幸存者后来的记述，整整9月一个月，密谋分子一直都在忙着筹划这件大事。
虽然如此，据埃里希·科尔特说，到9月15日晚间，也已参加密谋的保罗·施密特博士(我们知道，他是希特勒一张伯伦会谈中的唯一翻译者——也是唯一的目击者)通过“事先安排好的暗号”通知他，元首仍然执意要征服捷克斯洛伐克全境，他已向张伯伦提出无法接受的条件，“希望会遭到拒绝”。这个情报使得密谋分子又振奋了起来。科尔特当晚就把它通知了奥斯特上校。后来的决定是，等希特勒一回到柏林就执行原计划。“不过最重要的是”，奥斯特说，“我们必须让这只鸟儿飞回到它在柏林的笼子里来。”这只鸟儿在戈德斯堡会谈完了以后，就在9月24日下午回到它的“笼子”里来了。9月28日，也就是“黑色的星期三”的早晨，希特勒在柏林已经呆了将近四天了。在9月26日，从他在体育馆那一场发作看来，他显然已决心破釜沉舟，把自己的后路都绝了。9月27日，霍拉斯·威尔逊爵士从他那里回到伦敦的时候，两手空空，一无所获，英国政府的反应是下令舰队动员，并且警告布拉格防范德国的突然进攻。我们也知道，希特勒在这一天还曾命令他的“进攻部队”进驻捷克边境的阵地，并且准备在9月30日——即3天以后——“行动”。
密谋分子还在等什么呢，他们自己所规定的条件都已经具备了。希特勒在柏林，他已决定打仗。他已选定在9月30日进攻捷克斯洛伐克——离现在只有两天了。要就马上举事，要就坐失时机。
“黑色的星期三”2点55分，伦敦的天气似乎不像早晨那样黑暗阴冷了，英国首相就在这时开始向下院演说，他详尽地报告了捷克危机的经过以及他和他的政*为企图解决这一问题所作的努力。按照他的说法，局势仍然是不稳定的，然而已经有了好转，他说，墨索里尼已成功地使希待勒把动员令推迟了24小时。现在已是4点一刻了，张伯伦已讲了一个钟头又20分钟，他的演说已将近结束了。就在这个时候，他的演说突然被打断了。坐在前排的财政大臣约翰·西蒙爵士递给他一份文件，那是坐在贵族席上的哈利**斯勋爵传过来的。
不论尊贵的议员诸君对墨索里尼先生有什么看法,(张伯伦这时正在说)我相信人人都会欢迎他这种……维护和平的表示。
首相停了下来，看了一下文件，然后笑了。
事情还没有完，我还有几句话要告诉下院。我现在得到希特勒先生的通知，他请我明天早晨到慕尼黑去同他会面。他也邀请了墨索里尼先生和达拉第先生。墨索里尼先生已经接受了邀请，我毫不怀疑达拉第先生也将接受。我也没有必要说我的答复将如何了……确实已没有必要了。
这所古老的议事堂，这个巴力门(议会)之母，以它悠久的历史上没有前例的狂热掌声来回答首相的演说。欢呼狂叫响成一片，议事日程单扔得满场乱飞，许多人热泪纵横，在这番狂乱激动之中，大家听到一个超乎一切的声音，它表达了所有人的深切感情：“为我们的首相感谢上帝！”
捷克公使、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国父的儿子扬·马萨里克从外交官席上下来，看到这一幅景象，简直不能相信自己的眼睛。后来，他到唐宁街拜会了首相和外交大臣，想探明他那将作出全部牺牲的国家是否会被邀参加慕尼黑会议。张伯伦和哈利**斯回答说，它不会被邀请，希特勒不会赞成。马萨里克，眼睁睁地盯着这两个敬神畏天的英国绅士，费了好大的力气才克制住了自己的感情。
“如果你们在牺牲了我的国家后能够维持住世界和平的话，”他最后说，“我将是第一个向你们欢呼的人。但是要是不能如此，那么，两位先生，愿上帝拯救你们的灵魂！”
那些密谋分子，那些将军和文官，哈尔德将军、冯·维茨勒本将军、沙赫特、吉斯维乌斯、科尔特以及其他的人们，他们在这决定命运的一天中午前不久还曾相信(如维茨勒本所说)时机已经到来，现在他们又怎么样呢？可以用他们自己的话来作简单的答案。不过，这些话都是事情过了很久，一切已成陈迹以后才说出来的，这时他们急于要向世人表白，他们多么反对希特勒和多么反对他那使德国在经过一场长期的流血的战争后归于完全毁灭的蠢剧。
全是尼维尔·张伯伦不好！他们都这样说。由于他同意参加慕尼黑会议，因而逼得他们在最后一分钟取消了他们推翻希特勒和纳粹政权的计划！1946年2月25日，在进行了很久的纽伦堡审判临近尾声的时候，哈尔德将军受到了美国检察当局方面一位纽约青年律师山姆·哈里斯上尉的单独盘问。
(哈尔德说)原来的计划是，本着避免流血的精神，用军队占领总理府，占领为党员和希特勒的积极支持者所把持的政府各官署，特别是各部，然后就在德国全国人民面前审判这一集团……到了这一天(9月28日),维茨勒本在中午到我的办公室来看我。我们讨论了这个问题。他请我给他下执行的命令。我们讨论了其他的细节——诸如他需要多少时间等等。在讨论过程中，得到了英国首相和法国总理同意到希特勒这里来作进一步谈判的消息。维茨勒本当时在场。我因此收回了执行的命令，因为，由于发生了这一情况，采取行动的全部基础已经消失了……
我们坚决相信，我们是会成功的，但是不料来了个张伯伦先生，战争的危险一下子就扭转了……需要使用武力的时机避免掉了……只能等待新的机会到来……“我是不是可以理解为，你是说，要是张伯伦不到慕尼黑来的话，你们的计划就会执行，而希恃勒早就会被推翻？”哈里斯上尉问他。“我只能说计划会执行，”哈尔德回答说，“我不知道，它是否会成功。”
　　

那天一清早，他就到前德奥边境上的库夫施但因去迎接墨索里尼，并且为在会议上采取共同行动而打下了基础。在到慕尼黑的火车上，希特勒怀着好斗的情绪，指着地图向那位意大利的领袖解释，他打算怎样“清算”捷克斯洛伐克。他说，要是那天开始的谈判不能立刻取得结果，他就要诉诸武力。据当时在场的齐亚诺引用希特勒自己的话说，“此外，终有一口我们要并肩对英国和法国作战”。墨索里尼表示同意。
张伯伦并没有像希特勒那样事先去看达拉第，为两个西方民主国家制定一个共同战略，来同两个法西斯ducai者对垒。事实上，我们这些在慕尼黑同英国和法国代表团有接触的人中间，有许多人都越来越看清楚，张伯伦到慕尼黑来的时候，已经打定主意不让任何一个人，当然不让捷克人，甚至也不让法国人，阻碍他同希特勒迅速达成协议。”至于达拉第，他整整一天都像是晕头转向地那样跟着跑，根本不需要提防他，然而业已下定决心的首相还是不放心。会谈是12点45分在柯尼斯广场的所谓元首府里开始的，这次会谈不过是高潮的尾声，只是办一个正式手续，把希特勒的要求不折不扣地按时交给他而已。据在场负责德、法，英3种文字翻译工作的那位不知疲劳的译员施密特博士的观察，会谈一开始就有一种“普遍亲善的气氛”，汉德逊大使后来回忆说，“他们在会谈的任何时候都没有发热”。没有人当主席，整个进程都是很随便的。根据战后发现的德国人的记录来看，英国首相和法国总理拼命迎合希特勒。甚至在他作了如下的开幕发言以后，他们还要拼命地迎合他：他在体育馆演说里声明，他无论如何都要在10月1日进军。
会议在墨索里尼发言时接触到了实质问题。他是第三个发言的(达拉第被留在最后).他说，“为了提供一个实际解决问题的办法”，他带来了一个明确的书面建议。这个建议的来源是很有趣的一件事，而且我相信，张伯伦到死都不知道，从弗朗索瓦一庞赛和汉德逊的回忆录来看，他们两个人也是蒙在鼓里。事实上，在这两位ducai者不得善终以后很久才真相大白。意大利领袖当作他自己的折中方案拿出来骗人的东西原来是前一天在柏林德国外交部由戈林、牛赖特和威兹萨克背着外交部长冯·里宾特洛甫草拟出来的，因为他们3人不相信他的判断。戈林把它拿去给希特勒看，希特勒说可以。
既然“意大利”建议受到全体与会者这样热烈的欢迎，剩下的就只有少数细节还要推敲了，也许本来就不意外，过去是生意人出身而且曾任财政大臣的张伯伦，想知道在苏台德区的公有财产转交给德国人以后，由谁来赔偿捷克政府。希特勒(据弗朗索瓦一庞赛说，他因为不能像墨索里尼那样听得懂用英、法文进行的谈话，看起来脸色不大好而且心情也颇为烦恼)激动地回答说，根本不给什么赔偿。首相反对规定捷克人在迁出苏台德区时，甚至不能带走他们的牲畜(这原来是戈德斯堡建议的一条),他说：“难道这是说，农民要被逐出，而他们的牲畜倒要被留下吗？”这时，希特勒冒火了：“我们的时间太宝贵了，不能浪费在这些细枝末节上！”他对张伯伦嚷了起来。首相就此再也不提这回事了。
他开头确也曾坚持应当有一个捷克代表出席，或者至少用他的话来说，“随叫随到”。他说，“如果没有来自捷克政府的保证的话，他的国家当然不能担保这一地区(指苏台德)能在10月10日(这是墨索里尼建议的日子)撤退完毕”。达拉第给了他不怎么热心的支持。他说，法国政府“绝不容许捷克政府在这件事情上拖延”，不过，他认为“在必要时能供咨询的捷克代表如能出席，是有好处的”。
但是希特勒寸步不让。他不允许有任何捷克人在他面前。达拉第驯顺地退让了，但是张伯伦最后还是赢得了一个小小的让步。大家同意，像首相所建议的那样，可以有一位捷克代表等“在隔壁房间里”，随叫随到。
两个捷克人继续向跟他们在一起的阿希东一格瓦特金表示抗议，然而一点用处都没有。
阿希东一格瓦特金也要走了，临走的时候，他告诫他们说：“你们要是不接受的话，就得完全单独地去同德国人打交道。也许法国人同你们说这句话的时候可能说得更客气一点，不过你们可以相信我，他们同我们的看法是一样的，他们不想管你们的事。”
虽然这话必然使两位捷克使者十分伤心，但说的却是老实话。9月30日凌晨刚敲过一点，希特勒、张伯伦、墨索里尼和达拉第就顺这个次序在慕尼黑协定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这个协定规定德国军队将如元首过去一再预言的那样，在10月1日进军捷克斯洛伐克，并且在10月10日完成对苏台德区的占领。希特勒已经得到他在戈德斯堡所没有得到的东西了。
我还记得在这个决定命运的夜里，希特勒在开完会以后趾高气扬地走下元首府宽阔的台阶时眼睛里闪耀出的那种胜利的光芒，还记得穿着那特制的民兵制服的墨索里尼那副不可一世的神情，还记得张伯伦打呵欠的样子和回到摄政宫饭店的时候那副睡意盎然的模样。
至于达拉第,(我在那天晚上的日记里写道)看起来像是一个完全被打败而且完全垮了的人。他到摄政宫饭店同张伯伦道别……有人问他，或者说刚开始问他：“总理先生，你对这个协定满意吗？”他转过身来，口里似乎要说什么，然而他这时已精疲力尽，因此话没有出口就一声不响踉踉跄跄地推门出去了。
张伯伦胜利地回到了伦敦——达拉第也同样地回到了巴黎。得意洋洋的首相挥舞着他同希特勒签署的宣言来迎接拥到唐宁街来的大群人们。他们向他高喊“好样的尼维尔”！还对他高唱“因为他是一个呱呱叫的好人”。张伯伦笑逐颜开，站在唐宁街10号3楼的阳台上向他们讲了几句话。“我的好朋友们，”他说，“在我国历史上，这是第二次把光荣的和平从德国带回到唐宁街来。”我相信，这是我们的时代的和平。”
《泰晤士报》宣称：“没有一个征服者从战场上得胜归来的时候曾带着比这更高贵的桂冠。”居然有一个自发的运动来筹集一笔“全国感恩基金”来向张伯伦致敬，不过，他谦虚地拒绝了。只有海军大臣达夫·古柏一个人因此辞职，在继之而来的下院辩论中，当时仍是在野的温斯顿·丘吉尔在那篇值得纪念的发言中说：“我们遭到了一场全面的十足的失败。”然而，据他自己后来回忆，他被迫停了下来，一直等到暴风雨般的抗议声平息以后才能接着讲下去。
贝奈斯总统整个上午都在赫拉德欣宫中同政界与军界的领袖会商。对他来说，除了屈服而外，别无其他出路。英国和法国不但抛弃了他的国家，而且如果他拒绝慕尼黑条件的话，它们还将支持希特勒使用武力。下午12点50分，捷克斯洛伐克投降了。为此发表的官方公报说，它是带着“对全世界提出的抗议”投降的。新任总理西罗维将军在下午5点向捷克人民所作的广播中愤懑地解释说：“我们被抛弃了，我们是孤独的。”
法国公使想对克罗夫塔说些安慰的话，然而被外交部长打断了：“我们是被迫落到这种地步的；现在一切都完了，今天轮到的是我们，明天轮到的就是别人了。”英国公使期期艾艾地踉上去说张伯伦已尽了最大努力，但是也得到了像法国公使得到的一样的答复。外交部长已经是一个完全垮了的人。他暗示只有一个愿望：3位公使赶快离开。
　贝奈斯总统在柏林的要求下于10月5日辞职，后来因为看到他的生命有危险，就飞到英国，开始度过流亡生涯。他所遗下的总统职务由西罗维将军暂代。11月30日，国民议会选举心地善良然而性格软弱的六六衰翁、最高法院院长艾米尔·哈查为残存的捷克一斯洛伐克的总统，从这时起，这个国家的名字就在捷克和斯洛伐克之间正式加上了一个连接号。
波兰人和匈牙利人在扬言要对孤立无援的捷克斯洛伐克采取军事行动之后，就像食尸的饿鹰一样，乘虚而入，分得了一片土地。在以后12个月中即将成为本书下章主角的外交部长约瑟夫·贝克的要求下，波兰得到了特青周围大约650 平方英里的土地，上面居住着22.8万居民，其中倒有13.3万是捷克人。里宾特洛甫和齐亚诺在11月2日给匈牙利分配了一块大一点的土地，共有7500平方英里，上面住着50万马扎尔人和27.2万斯洛伐克人。除此而外，柏林还逼着这个肢体残缺、防务荡然的国家成立一个显然具有法西斯倾向的亲德政*。人人都了然，从此以后，捷克斯洛伐克国家只是在第三帝国领袖的鼻息之下苟延残喘而已。

手打

以上就是慕尼黑会议的经过了.大概精简了30%原文,不过还是太多了..但是我认为看完之后就可以更详细的理解经过..不理解的情况下{几分钟带你看慕尼黑始末}这种东西就太浅了..不得不说原文真的有可看性.

他的火车还没有离开捷克的国境，他就得到布拉格来的消息说，德国军队已经占领了重要的捷克工业城市摩拉夫斯卡——俄斯特拉伐，而且沿着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的边境摆好了阵势。他在深更半夜一走进元首的书房，就看到除了里宾特洛甫和威兹萨克以外，希特勒旁边还站着戈林元帅(他是在圣雷莫休假地奉急令赶回来的)和凯特尔将军。他在走进这个龙潭虎穴的时候，大概没有注意到希特勒的私人大夫、江湖庸医西奥多·莫勒尔博士也在那里。然而，那位医生确实就在旁边，他在旁边是大有理由的。德国方面的秘密记录表明，会谈一开头就是一副悲惨的场面。可怜的哈查博士，尽管过去当过德高望重的最高法院法官，却抛弃了一切个人尊严，在傲慢自大的德国元首前面摇尾乞怜。也许总统认为只有用这种办法才能使希特勒大发慈悲，为他的人民挽回一点东西，但是不管他的动机如何，从德国秘密档案中的记录看来，他所说的话即使在事隔多年以后的今天看来也是令人作呕的。哈查要希特勒相信他自己从来没有搞过政治。他很少见到缔造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的马萨里克和贝奈斯，即使偶而在他们身上所看到的东西，也都是他所不喜欢的。他说他们的政府对他来说是“格格不入”的——“格格不入到这样的程度：甚至在(慕尼黑会议以后)政府刚刚改组，他就自己问自己，捷克斯洛伐克成为一个独立国到底是不是一件好事”。他深信捷克斯洛伐克的命运是操在元首手中……而且他认为在元首的手中是保了险的……然后他谈到了他所最关心的事情就是人民的命运。他感到元首会完全理解他认为捷克斯洛伐克有权保持民族传统……捷克斯洛伐克的错处在于那里仍然还有许多人支持贝奈斯制度……政府正在用一切办法来压制他们。
...
因此，在上星期日，即3月12日，他作出了最后决定……他已下令德国军队进驻捷克斯洛伐克，并且下令把捷克斯洛伐克并入德国。
据施密特博士的观察，“哈查和契瓦尔科夫斯基坐在那里，就像一块木头似的。只有他们的眼睛才表明他们还活着”。但是希特勒还没有完，他还得用条顿式的恐怖的威胁来羞辱他的客人。
德国军队(希特勒继续说)已经在今天进军了。在某一处兵营遇到了抵抗，但已经无情地予以扑灭。
明天早晨6点钟，德国军队即将从四面八方进入捷克，德国空军将占领捷克飞机场。有两种可能性。第一种可能性是德军进驻时可能发生战斗。在这种情况下，一切抵抗均将以凶猛的武力予以扑灭。另外一种可能性是德军进驻将以和平方式实现，在这种情况下，元首不难慷慨允许捷克斯洛伐克保持它自己的生活方式，允许给它以自治以及某种程度的民族自由。
他之所以要做这一切，都不是出于仇恨，而是为了保护德国。要是去年秋天捷克斯洛伐克没有让步的话，捷克民族早已消灭干净了。没有人会阻止他这样做。要是打仗的话……两天之内捷克军队就不会再存在了。当然，也会有一些德国人死伤，而这只会产生仇恨，而这种仇恨又会迫使他为自卫计，而拒绝给予捷克人自治。全世界谁也不会管这件事。他在读外国报纸的时候是同情捷克人民的。他所得到的印象可以用一句德国谚语来概括：“摩尔人已经尽到责任了，摩尔人可以走了。”……
正因为如此，他才请哈查到这里来，这是他能对捷克人民做一番好事的最后一个机会……也许哈查此行可以防止发生最坏的情况…….
时间1小时1小时地过去。到6点钟，德国军队就要开进去了。他几乎不好意思说，德国和捷克的兵力比例是德军一个师对捷军一个营。他现在愿意建议他(哈查)还是同契瓦尔科夫斯基下去商量一下该怎么办才好。
该怎么办才好呢？完全垮了的总统并不需要退下去作决定。他立刻就告诉希特勒，“形势十分清楚。抵抗是无谓的”。但是，问题是，现在已经过了两点了，他怎么才能在短短4小时的时间里设法使全体捷克人民克制自己不要抵抗呢？元首回答说，他最好同他的同伴去商量。德国的军事机器已经开动因而已经无法停止了。哈查应当立即同布拉格联系。根据德国人的会议记录，希特勒最后说：“这是一个严重的决定，然而他也在这上面看到两国人民之间可能获致长期和平的时代的曙光。要是这个决定换一个样子的话，他就会看到捷克斯洛伐克的毁灭。”
说完了这些话，他就请客人们暂时退出去。那时是早晨2点15分，在隔壁的一间房间里戈林和里宾特洛甫对那两个苦命人加紧施压力。法国大使发给巴黎的一份正式电报中描绘了这个场面。据他说，他从他认为确实可靠的方面获悉，哈查和契瓦尔科夫斯基抗议对他们的国家的凌*。他们说，他们不能在投降的文件上签字。如果他们这样签了字，他们将永远受到他们的人民的诅咒。
两位德国部长(指戈林和里宾特洛甫)毫无任何怜悯之心(考仑德雷先生在他的电报中写道).他们硬是围着桌子追逐哈查博士和契瓦尔科夫斯基先生，一次又一次把放在桌上要他们投降的文件掷到他们面前，把笔塞到他们手里，不断地重复说，要是他们继续拒绝的话，两小时之内，布拉格就有一半会被炸成废墟，这还不过是开始。成百架轰炸机正在等待起飞的命令，如果不签字的话，他们在早晨6点钟就会得到命令。似乎不论什么时候，不论什么场合，只要第三帝国的戏剧达到高潮的时候总会设法在场的施密特博士，在这个当口听到戈林大声叫莫勒尔医生。“哈查昏过去了！”戈林大叫。
这些纳粹凶徒当时很害怕那位精疲力竭的捷克总统会死在他们手里，而且据施密特说，害怕“第二天全世界都会说他是在总理府被谋害的”。莫勒尔医生的专长是打针——几年以后他差一点儿把希特勒给打针打死——这回也给哈查博士打了针，使他醒了过来。总统总算恢复了一些，能够拿得住德国人塞给他的电话听筒，在里宾特洛甫下令接通的专线上同他在布拉格的政府讲话。他把所发生的事情告诉了捷克内阁并且建议投降。然后，莫勒尔医生又给他打了一针，他的精神多少又好一些。这样，已经完蛋了的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的总统又踉踉跄跄地回到阿道夫·希特勒的面前，在他自己国家的死刑判决书上签了字。时间是1939年3月15日清晨3点55分。据施密特的记载，文件是“希特勒在事先”准备好的，而当哈查晕倒的时候，这个德国翻译又在忙着誊写官方公报。公报也是在“事先”写好的，也是要强迫哈查和契瓦尔科夫斯基签字的。公报的全文如下：柏林，1939年3月15日元首应捷克斯洛伐克总统哈查博士和捷克斯洛伐克外交部长契瓦尔科夫斯基博士的要求，今天在柏林接见他们。接见时，外交部长冯·里宾特洛甫也在座。在会谈中，双方以完全坦率的精神研究了最近几个星期以来在目前的捷克斯洛伐克领土上发生的事件所造成的严重局势。
双方一致认为，必须尽一切努力来保全中欧这一部分的安宁、秩序与和平。捷克斯洛伐克总统宣告，为了达到这一目标，并且为实现最后的和平起见，他满怀信心地把捷克人民和捷克国家的命运交到德国元首的手中。元首接受了这一宣告，并且表示他愿意把捷克人民置于德国保护之下，并且保证他们的民族生活能够在自治的条件下按照合乎他们的特点的方式得到发展。

英国大使在3月18日傍晚递交了英国政*的抗议书。威兹萨克对这位好好先生的态度大不相同。英国现在说，它“不能不认为过去几天内发生的事情是对慕尼黑协定的彻底否定”，并且认为“德国的军事行动”“缺乏任何法律根据”。威兹萨克在写到这件事情的时候，指出英国照会在这方面并不如法国的抗议那样严重，因为法国照会曾说，法国“不承认德国占领的合法性”。
汉德逊在3月17日就曾见过威兹萨克，告诉他自己奉召返国，“以备咨询”。而据这位国务秘书说，汉德逊还向威兹萨克试探一些“他可以提供张伯伦能用以对付其zhengdi的论点……汉德逊解释说，英国对捷克斯洛伐克的领土并没有切身利益。他——汉德逊——所关心的更多的是将来”。甚至希特勒摧*捷克斯洛伐克的行动都没有使这位英国大使惊醒，使他认清他所奉使的政*的本质，他也似乎丝毫没有觉察到他所代表的政*这一天发生了什么。
因为，非常出人意料地，尼维尔·张伯伦在3月17日，也就是希待勒消灭捷克斯洛伐克以后两天，突然感到大梦初醒。这是受到相当大的外界刺激的结果。对希特勒最近这一次侵略，绝大部分英国报纸(甚至包括《泰晤士报》在内，不过没有《每日邮报》)和下院反应都极为强烈，这使张伯伦大吃一惊。更严重的是，议会里许多支持他的人和内阁里他的半数阁员都起来反对对希特勒作任何进一步的姑息。据德国驻英大使给柏林的报告，哈利**斯勋爵尤其极力主张首相要认清新的形势并且当机立断，改弦更张。张伯伦开始感到他自己作为政*首脑和保守党领袖的地位已岌岌可危了。他改变主意来得非常突然。直到3月16日晚间，约翰·西蒙爵士代表政府在下院发言时，他对于捷克人的态度还是极其冷酷无情的，整个发言充满了“慕尼黑精神”，因此，据报纸报道，在议会里引起了“罕见的愤慨”。第二天，张伯伦在70寿辰的前夕，原来预定要在他的家乡伯明翰发表一篇演说。他已经起草好了一篇专谈国内问题而且特别着重谈社会福利的演说。到下午火车开往伯明翰的时候，据法国外交界人士告诉本书作者，张伯伦最后下了决心。他扔掉了准备好的讲稿，很快写下了一份完全不同的演说提纲。张伯伦对全英国而且也对世界大部分地区(这篇演说是广播的)道歉，因为两天以前他感到不得不向下院作了一篇“极其克制、极其谨慎……而且有点失之于冷淡和客观的声明”。他说“我希望在今天晚上纠正那个声明”。首相终于看到阿道夫·希特勒欺骗了他。他重新举出了希特勒的历次保证：希特勒曾经说过，苏台德区是他在欧洲最后的领土要求，他“不想要一个捷克人”，而现在他却食言背信了——“他是一个无法无天的人”。现在他们告诉我们并吞这块土地是捷克斯洛伐克国内纷扰的局面逼出来的……如果那里有动乱的活，难道不是从外部煽*起来的吗？这到底是一场老的侵*的结束呢，还是一场新的侵*的开始呢？这到底是最后一次对一个小国的进攻呢，还是会有别的进攻继之而来呢？是不是这在事实上只是想以武力征服世界的计划中的一个步骤呢？我虽然并不准备作出什么新的泛泛的保证，说我国在现在不能预见的条件下将如何行动，但是，如果以为我国由于认为战争是一件无谓而残*的事情因而已失尽血性，以至在受到挑战的时候也不会尽其全力来同其他国家一起予以抵抗，那就是大错而特错了。对张伯伦和英国来说，这是一个突然的而且决定性的转折。第二天，希特勒就接到机警的德国驻伦敦大使的警告。赫伯特·冯·狄克森3月18日发出了一份长篇报告，告诉德国外交部，“继续幻想英国对德国的态度无根本改变就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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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铁同盟
虽然德国武装部队的高级将领对意大利的军事实力评价很低，希特勒现在却急于要同意大利成立军事同盟，而墨索里尼却一直不忙于缔结。两国最高统帅部参谋人员之间的谈判从4月份起就已经开始了，凯特尔向最高统帅部报告他的“印象”是，无论是意大利的部队还是它的军备，情况都不佳。他认为，要打仗就得当机立断，要不然意大利人就不会参加了。到4月中旬，齐亚诺在日记里说，他觉察到有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德国随时都可能进攻波兰，从而掀起一场意大利思想上并无准备的欧洲大战。他对此颇为震惊。4月20日，在柏林的阿托利科大使打电报告诉齐亚诺说，德国对波兰的行动已“迫在眉睫”以后，齐亚诺就催大使赶快安排他同里宾特洛甫的会谈，好让意大利不致弄得措手不及。
5月6日，两位外交部长在米兰会面了。齐亚诺带来了墨索里尼的书面指示，向德国人强调指出意大利至少在3年之内希望避免战争，大出意大利人意外的是，里宾特洛甫同意德国也希望能维持这么久的和平。说真的，齐亚诺觉得那位德国外交部长还是“第一次”那样“心平气和，轻松愉快”。他们研究了欧洲的形势，同意改进轴心国同苏联的关系，然后休会进晚餐，庆祝会谈成功。
晚餐以后，墨索里尼来了电话，要了解会谈进行得怎么样。齐亚诺告诉他进行得很顺利，这时，意大利领袖突然心血来潮，要他的女婿向报界发表一项公报，宣布德国和意大利已决定缔结军事同盟。里宾特洛甫开头有些犹豫，最后同意把这件事情向希特勒请示，而德国元首一接到电话以后，马上就同意了墨索里尼的建议。
这样，墨索里尼在经过一年多的徘徊犹豫以后，就在这一时冲动之下，把自己同希特勒的命运无可改变地结合到一起了。这件事情也是一个最早的迹象，表明这位意大利的ducai者，同德国的那位一样，已开始丧失那种铁一般的自制力。而直到1939年这一年为止，他们两个人都一直是靠这种自制能力来冷静清醒地谋求自己的民族利益的。对墨索里尼说来，后果很快就证明是一场灾难。
这个条约后来被称为“钢铁盟约”。它是5月22日在柏林总理府以相当盛大的排场签订的。齐亚诺赠给里宾特洛甫一枚阿农齐亚塔颈章。它不但使得戈林妒火中烧，而且，据意大利外长的观察，还使得他差一点眼泪都流了出来。事实上，这位肥头胖耳的元帅硬是闹了一场，大发牢骚说这个颈章实际上应当赠给他，因为真正促成了这一同盟的是他。
“我答应(德国驻罗马大使)马肯森，”齐亚诺报告说，“我会设法给戈林弄到一枚颈章。”
齐亚诺发现希特勒看起来“身体甚好，举止安详，不那么咄咄逼人”。虽然他看起来似乎老了一些，眼角周围的皱纹也似乎更深了一些，这很可能是因为缺乏睡眠的缘故。当元首看着两位外交部长在文件上签字的时候，他的精神极好。
这是一个措辞直率的军事同盟条约。它的侵略性质突出地表现在希特勒一定要放在序言里的一句话上。这句话说：两国“为它们的主义的内在的血缘关系团结在一起……决心并肩协力行动以取得它们的生存空间”。条约的核心是第三条。
如果违反缔约双方的愿望而发生其中有一方陷入与另一个国家或几个国家的军事纠纷之中的情况，则另一个缔约国应立即以盟国的身份以其全部军事力量在地面、海上和空中予以援助和支持。
第五条规定在一旦发生战争时，两国中的任何一国都不得单独停战或媾和。
后来的事实证明，墨索里尼打开头就没有遵守前一条，而到结局的时候也没有遵守后一条。
　　

1939年8月10日或者这一天前后，保安处处长海德里希亲自下令，让我伪装进攻波兰边境附近的格莱维茨电台，(瑙约克斯在1945年11月20日在纽伦堡的一份画押口供中说)而且要装作这支进攻部队像是波兰人组成的那样。海德里希说：“对外国报界和德国宣传来说，都需要有足以证明是波兰人进行这次进攻的真凭实据……”
给我的命令是攻占广播电台，占领时间要长到足以让一名归我指挥的能说波兰话的德国人广播完一篇波兰语的演说。海德里希告诉我说，这篇演说应当讲到德国人同波兰人之间开战的时间已经到了……海德里希还告诉我说，他预料德国在几天之内即将进攻波兰。我到格莱维茨去，在那里等候了14天……8月25日至31日之间，我去见了秘警头子海因里希·缪勒，他当时正在附近的奥普林。缪勒当着我的面同一个叫做梅尔霍恩的人讨论了制造另一个边境事件的计划，要把事情做得看起来是波兰士兵进攻德国军队那样……缪勒说他有12名到13名的死囚，要让他们穿上波军制服，把他们弄死后放在出事地点，以此表明他们是在进攻时被打死的。为了这个目的，海德里希部下的医生要给他们打毒*针，然后再用枪打，在他们身上造成伤口。事件发生之后，要把报界人士和其他人士带到现场去……
缪勒告诉我，他从海德里希处得到一个命令，要给我这样一些*囚来布置格莱维茨的事件。他上造成伤口。事件发生之后，要把报界人士和其他人士带到现场去……在提到这批*囚时所用的代号是“罐头货”。
当希姆莱、海德里希和缨勒在希特勒的命令下准备利用这批“罐头货”为德国侵略波兰制造借口的时候，元首在部署三军方面也作出了第一个决定性的行动，准备应付可能会打大的战争。在8月19日——这是又一个关键性的日子——给德国海军下达了出发的命令。
...

这样，希特勒就取得了他具体希望得到的东西：一旦波兰受到进攻，而英国和法国又履行其条约义务出兵救援时，苏联同意不参加到英法一起。
他所付出的代价是在这个条约的“秘密附属议定书”里：值此德国和苏联互不侵犯条约签字之际，在下面签字的全权代表在严守机密的会谈中讨论了在东欧划分他们各自的利益范围的问题。
1.在一旦波罗的海国家(芬兰、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所属的领土上发生领土的或政治的变动时，立陶宛的北部边界应成为德国和苏联两国利益范围的边界。
2.在一旦波兰国家所属的领土上发生领土的或政治的变动时，德国和苏联两国的利益范围将大体上以那累夫河、维斯杜拉河和散河一线为界。
缔约双方的利益是否需要维持一个独立的波兰国家以及这个国家的边界应如何划定的问题，只有在今后政治局势的发展中方能予以明确规定。
在任何情况下，两国政府都将以友好的谅解来解决这个问题。
德国和俄国就像在德皇和沙皇时代一样再一次就瓜分波兰取得了一致。而希特勒还给了斯大林在波罗的海东岸自由行动的权利。
最后，在东南欧，俄国人强调他们在比萨拉比亚(那是苏联在1919年割给罗马尼亚的)的利益，而德国人宣布他们对这一地区没有利害关系——这个让步是里宾特洛甫后来感到后悔的。
议定书最后说，“本议定书将由双方严守秘密”。
事实上，它的内容直到战后缴获了德国秘密档案以后才为世人所知。第二天(8月24日)，当兴高彩烈的里宾特洛甫飞返柏林的时候，在莫斯科的英法军事代表团要求见伏罗希洛夫。德拉克斯海军上将还曾给那位元帅送去了一封急信，要求他表明对继续谈判的看法。
伏罗希洛夫过了一天之后在8月25日下午1时给了英法军事参谋人员以答复：“鉴于政治形势业已改变，继续谈判已经没有什么用处了。”两年以后，当德国军队违反上述条约而大举侵入俄国的时候，斯大林仍然认为他背着到莫斯科谈判的英法军事代表团而同希特勒进行的这笔丑恶的交易是有理的。1941年7月3日他在对俄国人民的广播中自吹自擂地说：“我们保证了我国获得一年半的和平及准备自己的力量来回击敌人的可能，如果法西斯德国敢于冒险违反条约来迸犯我国的话。因此这毫无疑问是我们赢了，而法西斯德国输了。”
究竟是不是如此呢？从那时以来，人们对这一点一直在争论。这一笔卑鄙的买卖给了斯大林一个喘息时间——俄文叫peredyshka——正如沙皇亚历山大一世1807年在替尔西特从拿破仑手里和列宁1917年在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从德国人手里所取得的一样，这一点是显而易见的。它也在一个短时期内给了苏联一个远在俄国原有边界之外的抗德前进阵地，其中包括在波罗的海国家和芬兰的基地——而付出代价的是波兰人、拉脱维亚人、爱沙尼亚人和芬兰人。尤其重要的是，如官方的苏联《外交史》(《History of Diplomacy》)后来所特别强调的那样，它使克里姆林宫可以放心，如果俄国在以后受到德国的进攻的话，西方国家也已经无可挽回地卷入了反对第三帝国的战争，而苏联就不会像斯大林在1939年整整一个夏天都在担心地那样，单独对抗强大的德国了。
所有这些毫无疑问都是事实。但是还有相反的论点。到希特勒掉头进攻俄国的时候，波兰和法国的军队以及英国派到大陆来的远征军已经被摧毁了，因此德国可以调动全欧洲的人力、物力扑向俄国，而又没有西方战场束缚它的手脚。
1941年、1942年和1943年整整3年，斯大林一直在抱怨欧洲没有开辟第二战场，俄国不得不承担抗击几乎全部德国军队的压力。现在1939—1940年是有一个能够牵制德国军队的西方战场的。如果俄国支持波兰而不是在背后给它一刀的话，它也不可能在半个月之内就被扫荡净尽。不但如此，如果希特勒知道他要打波兰和英法就必须也要打俄国的话，很可能根本就打不起来。即使是在政治上胆怯的德国将领们，如果可以根据他们后来在纽伦堡的证词来判断的话，也可能立定脚跟反对同这样强大的一个联盟来进行战争。据法国驻柏林大使说，在5月底的时候，凯特尔和勃劳希契都曾警告过希特勒，如果俄国参加敌人一方，德国很少有战胜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