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改革的核心是土地，我国的土地所有制是国家所有权和农民集体所有权并存的社会主义土地公有制。联产承包责任制就是在这个基础上的农民生产责任制，它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激发了农村活力，推动了生产的发展，使农村面貌发生了深刻变化。
邓小平说：“包产到户是农民发明的，”他说：“搞包产到户，效果很好，变化很快。”
安徽肥西绝大多数生产队搞了包产到户，增产幅度很大。《凤阳花鼓》中唱的那个凤阳县，绝大多数生产队搞了大包干，也是一年翻身，改变面貌。

自1982年开始，党中了央连续五年发出中央一号文件，把以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推向全国。大包干带来大变化。1984年，全国粮食产量首次突破4000亿公斤，农林牧渔业总产值比1978年增长1.3倍，中国人均粮食拥有量接近400公斤。
20世纪80年代，一曲《在希望的田野上》唱遍了大江南北。在春天，家家户户都走田地中忙着春耕。
序幕已经拉开，农村改革大潮势不可挡，广大农村呈现出勃勃生机。
距离凤阳县小岗村数百公里外的浙江省萧山县，人口众多，人多地少的矛盾十分突出。为了吃饭，当地社员想了很多办法，搞起来多种经营，创办了各种小型企业，其中就有鲁冠球创办的农机厂。鲁冠球的农机厂从一个小作坊发展为第一个进入美国市场的中国汽车零部件企业，并开创乡镇企业，收购海外上市公司的先河，向世界展示了中国企业家用于改革实践的智慧和担当。如今的万向集团，已经是年营业收入超千亿，利润过百亿的现代化跨国企业集团。

181楼：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当年是远近闻名的吃粮靠返销，用钱靠救济，生产靠贷款的“三靠村”。农民自发地实行了大包干，交够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的都是自己的。
人民终于看到了久已盼望的丰收景象，小岗粮食产量比前一年增加4倍，农民的收入增长16倍，村民人均收入从上年的22元跃升到350元。在此前后，山东、四川、内蒙古、甘肃、河南、贵州等地，也出现了包产到组，包产到户，联产计酬等多种形式的农业生产责任制。

从1979年开始，江苏昆山、江阴、张家港、常熟、浙江温州、福建晋江、广东佛山等地，乡镇企业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1987年，全国乡镇企业产值占农村社会总产值的50.4%，第一次超过了农业总产值。农村经济出现历史性变化。
无农不稳，无工不富，乡镇企业是中国农民继联产承包责任制之后的又一个伟大创造。为促进农村工业化、城镇化和现代化的进程，开辟了一条新路。

农村改革紧锣密鼓，推进城市改革的呼声也越来越高。城市改革先从放权、让利、搞活做起。放权就是中了央向地方下放财权、物权，扩大企业生产经营自主权，调动地方和企业的积极性。
1979年5月，首都钢铁厂等8家大型国营企业开始进行改革试点。从1981年起，把扩大企业自主权的工作，在国营工业企业中全面推广。
1984年10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中了共中了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这是一个推进经济体制全面改革的纲领性文件，其中明确指出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可逾越的阶段，是实现我国经济现代化的必要条件。只有充分发展商品经济，才能把经济真正搞活。这标志着改革的重点开始从农村转向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前面展开。

进一步扩大企业自主权，改革计划管理体制，逐步缩小指令性计划范围，改革价格体制，形成多种价格形式。一项项改革，逐步冲破了传统的经济体制，促进了经济的发展。
改革如大江东去，激流浩荡。社会像龙舟竞渡，百舸（gě）争流。随着社会经济的活跃，中央提出要鼓励和扶持个体经济适当发展。于是，街上走南闯北的生意人多了，摆摊做买卖的也越来越多了。
温州人民西路上，华妹服装辅料有限公司这家店铺并不惹眼，却见证了一个时代的开始。从那时起“个体户”这个字眼，逐渐为中国老百姓所熟知。

1979年秋天，18岁的章华妹作出了一个冒险而又无奈的决定——当个体户。当时的政策对个体工商业，还有许多限制。她只能偷偷摸摸地在家门前摆摊，卖些日用小百货补贴家用。章华妹没有料到转机会来得这么快。
1980年12月，一张编号为10101的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发到了章华妹手中。直到24年后她才知道自己领到的这张营业执照，是全国改革开放后第一份个体营业执照。
在个体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安徽芜湖“傻子瓜子”的经营者年广久成了有争议的人物。年广久的瓜子名气大，销路好，自家人手不够用，他就找人帮工。起初他的雇工只有几个人，后来发展到100多人。有人说年广久雇工人数超过规定，应该限制。邓小平看到调查报告后，他说：“我的意见是放两年再看，如果你一动，群众就说政策变了，人心就不安了。让‘傻子瓜子’经营一段，怕什么，伤害了社会主义吗？”

政策逐渐放宽，使市场上水到渠成地出现了私营经济。这些起初不起眼的小作坊、小工厂、小商店越做越大，小本生意做成了全国乃至跨国买卖，成长为实力强劲的私营企业。
（电影《雅马哈鱼档》）这组20世纪80年代的电影画面，记录了像章华妹等一批由待业青年转变而来的创业者们，他们也因此成为改革开放政策最早的受益者。
1978年，全国家庭作坊和个体户的数量仅有14万，到1981年已经增长到260万。个体经济发展，私营经济竞相崛起，形成了我国社会主义经济结构中，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格局。
传统计划流通体制，开始向市场流通体制演变。农贸市场、菜市场、社区菜店、农副产品平价商店等，呈现出新的气象。多种渠道多种形式的流通更加活跃，朝着方便群众生活，保障商品质量，促进居民消费的方向发展。

随着经济体制改革逐步深入，科技方面的改革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也全面展开。
1985年3月，中了央召开了全国科学技术工作会议，作出了《关于科学技术体制改革的决定》。北京大学的王选抓住了机遇，他主持研发成功汉字激光照排技术后，没有驻守实验室，停止脚步。1988年，他携技术与北京大学新技术公司合作，这是方正集团的前身。激光照排技术取得了巨大的市场效益，引发了告别铅与火，迎来光与电的技术革命，王选被誉为“当代毕昇。”
王选在商海弄潮，王大珩（héng）、王淦昌、杨嘉墀（chí）、陈芳允四位科学家在新科技浪潮中逐浪。1986年3月3日，他们给邓小平写信，建议积极跟踪国际先进水平，在国际高技术领域占有一席之地。3月5日，邓小平明确批示“这个建议十分重要，宜速作决断，不可拖延”。
正因为意识到科技是当今时代经济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力量，邓小平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著名论断。他还说：“改革经济体制，改革科技体制，我最关心的是人才。要尊重知识，尊重人才。”
1986年11月18日，中了共中了央、国了务了院批准《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纲要》。后来，人们按照提议的时间把它称为“863”计划。

经过党中了央国了务院的反复酝酿和筹备，1979年7月20日，深圳市蛇口区响起了隆隆的炮声，移山填海，兴建码头的工程开始动工。两天半建设一层楼的“深圳速度”被传为佳话，“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口号传遍全国，令人深思，催人奋进。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四个经济特区，是中国改革开放的窗口，也为中国改革开放树立了榜样。

1984年的春天，邓小平的专列驶出了北京，驶向了南方。他说：“班经济特区是我倡议的，中了央决定的，是不是能够成功，我要来看一看。”在将近一个月的时间内，邓小平马不停蹄地跑了深圳、珠海、厦门三个经济特区。经济特区的勃勃生机，让他深感振奋，他欣然命笔题词“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同年，中了共中了央、国了务院根据邓小平的建议，决定开放北起辽东半岛的大连，南至广西壮族自治区的北海等14个沿海城市。这些城市宛如珍珠，串起了中国长达一万多公里的海岸线。

1988年，中了央批准海南建省，并决定开发开放海南岛，中国对外开放的大门逐渐开启。古老而青春的中国，张开双臂，拥抱世界。改革开放使中国充满着活力。从计划经济到计划为主，市场为辅，再到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改革一步步向前发展。从资源的流动，生产要素的流动，人口的流动，从而形成滚滚春潮，爆发出强大的能量，催生了人们的信心和希望。

在这一过程中，一个决定国家未来发展的重要理论成果被人们牢牢记住。“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必须从中国实际出发，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

春潮滚滚，春风浩荡，这是改革的春潮，时代的春潮。它汹涌澎湃，气势磅礴，它凝聚着中国人民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美好愿望，向着美好的未来，势不可挡，奔涌向前。

1978年，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签订包产到户“红手印”契约。
1978年，企业自主经营权不断扩大。
1979年7月，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
1979年7月，创办经济特区。
1980年2月，实行“分灶吃饭”财政体制。
1980年12月，颁发第一个个体工商业执照。
1983年9月，中了央银行制度确立，商业银行体系逐步建立。
1984年10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关于经济特区体制改革的决定》。
1985年1月，设立教师节。
1985年2月，开辟和发展沿海经济开放区。
1985年3月，实施科技体制改革。
1985年3月，邓小平提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两大主题。
1985年4月，颁发第一个私营企业执照。
1985年6月，百万大裁军。
1986年3月，提出“863”建议，后制定并实施“863”计划即《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纲要》。
1986年12月，开展股份试点。
1987年5月，大兴安岭扑火救灾。
1987年10月，中了共十三大召开。大会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提出“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
1988年6月，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私营企业暂行条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