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初，给公社领导恰当的礼物后，我放下药匣，回到家乡。一回去，便加入了我们那里最好的高考补习班，那里都是和我一样心怀太多不甘的人，每人都是个密封的故事盒子，其中有陈廷的弟弟。夏天我考上了北京的一所高校，在那里结识了许多日后中国最有力的人士。临走前，我把那两颗手榴弹翻了出来，丢进了公园的湖里，那都是黄狗和绵羊用来证明自己无能的道具。我已经明白了如何存活，如何拥有真正的力量，如何在黑暗帝王的尸体上抢夺领地，如何在横渡死海，如何指鹿为马，如何陆上行舟。关于我后三十年的故事，人们在大众传媒可以随便看到，那些干巴巴的廉价故事已经成为供人口头狂欢的材料，我只对外展露那日积月累附在我表皮上的权利的棺椁，散发着让人迷恋又畏惧的死亡气息。没人知道，在棺椁的最底层铺满了玫瑰花，花丛中放着一张我父母的结婚照，放着一本莱蒙托夫诗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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