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仅32岁，工龄却已经达到20年；8岁被拐卖为童养媳，44岁终于离婚……她们逃离湖北、四川、广西、湖南、河南、山西、贵州、云南的小镇乡村，来到深圳成为一名女工。性别和阶层，如同两个难以逾越的鸿沟横亘在这些女工的面前。这个时代盛产造富神话，她们却像被装在婚姻、家庭、生产车间的套子里，局囿在这个体面城市的最深处。

体面城市里，被装在套子里的人。
摄影并文 | 朱玲玉
编辑 | 周双玲
湃客号：@朱玲玉

年仅32岁，工龄却已经达到20年；8岁被拐卖为童养媳，44岁终于离婚……她们逃离湖北、四川、广西、湖南、河南、山西、贵州、云南的小镇乡村，来到深圳成为一名女工。
性别和阶层，如同两个难以逾越的鸿沟横亘在这些女工的面前。这个时代盛产造富神话，她们却像被装在婚姻、家庭、生产车间的套子里，局囿在这个体面城市的最深处。
先逃离农业社会，再逃离生产线，这八位女工，有些即将回老家带孩子、赡养老人，还有些留在深圳不知道何去何从。在长达几年甚至几十年的打工生涯中，她们在深圳艰难地进行着异乡求存与自我追寻。

一
朱朱， 32岁，广西人，打工20年
进过磁带厂、电子厂、塑胶厂、印刷厂
卖过保险，做过酒店服务员、幼师
现为跟单员

12岁那年，母亲对朱朱说，“你和你姐不能读书了。你们上了，妹妹和弟弟就不能上。”于是，她和大姐辍了学，帮老乡收甘蔗，每天15元。朱朱家里有6个孩子，她排行老二。接连生育5个女儿，母亲在村里常被说闲话。多年后，朱朱回忆时，用了“污名化”这个词。
弟弟出生后，家里越发艰难。朱朱11岁便来了例假，而家里女人太多，卫生巾是一笔难以承受的开销。13岁时，母亲说：“你出去打工，最起码零花钱有了，可以自己买卫生巾，还能补贴家用。”

来深圳20年，从最早的磁带厂辞职以后，她又找了个小厂，每个月300块，每天加班到晚上十一点半，苦不堪言。而后她又辗转到广州南海区塑胶厂、番禺印刷厂、深圳电子厂，因不服管束，每次丢下一个月工资就走了。工厂都是军事化管理，动不动就罚款，效益不好就变着法为难工人、裁员。她觉得，好像哪里都不适合自己。
2006年失业之后，朱朱有了一个目标：10年之后要坐办公室，会用电脑和手机，早上8点上班，下午5点半下班。跑了半年的保险业务，做了一年的酒店服务员，她带着儿子去幼儿园做生活老师，直到儿子从那里毕业，现在则是一名跟单员。

22岁那年，朱朱谈恋爱了。恋爱关系维系了一年，有点不愉快，可怀了孕，她决定结婚。生下第一胎不到七个月，刚断奶，又意外怀上了二胎，四个月的时候做了人流，第二天就出去干活了。中午，丈夫一回来就斥责朱朱没有做午饭：“流产算什么，又不是生小孩，娇气。”一个个冰冷的句子劈头盖脸地向她砸过来，丈夫把门一摔，“饿死你算了”一句话从他的后脑勺硬生生掷到了地上。
朱朱常为夫妻生活困扰。青春期时，看到墙上电线杆上到处都是的淋病艾滋梅毒广告和公园草地上深夜交媾的情侣，她觉得性会带来诸多的妇科烦恼。流产后，她不顾丈夫的反对，给自己上了节育环。

回想这二十年的打工路，她觉得初来乍到时的深圳跟老家也差不多，没什么特别的感觉。横岗都是荒山野岭，坑坑洼洼的泥泞路、大巴车也和老家的一样，菜农也是在路边摆摊子叫卖。“可等我有感觉的时候，发现自己也‘老’了。”朱朱叹了口气，又感慨道：“看着深圳长大，看着它那么好了，自己却被淘汰了。在老家生活13年，在深圳却呆了20年，青春期全献给深圳了。深圳变化那么快，可自己还活成这个样子。”

二
万新岸，52岁，湖北人，打工12年
进过电子厂、服装厂、印刷厂
目前在皮具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