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皮具厂里有批订单发香港，老板要求厂工集体加班赶货，她接连半个月都没有休假了。每天早上八点加班到晚上十一点，又几个通宵下来，头皮都是麻的，耳朵里嗡嗡嗡响不停。她回到宿舍使劲捶脑袋，头痛没有缓解，又在头顶涂风油精，还是睡不着。

深圳工厂招聘年龄都在18-35岁，她早就超龄了，只能做临时工，即使到了法定退休年龄，也没社保。每小时12元钱薪水，通宵加班下来也顶多200块，加一份盒饭——炒河粉。作为资本分化的手段，工人内部被分为ABCD等级，影响着内部团结，她在工厂里十多年也没有朋友。

万新岸有过两次婚姻。第一次婚姻中，接连的意外让她失去两个孩子，丈夫也跟着离世。第二次婚姻里，她又生了一个女儿。女儿的出生曾给她带来过很多的欢乐，可是为了解决经济困境，她只能来到深圳打工。那时女儿才5岁半，每天去家门口的菜市场等她回家。这些年，她对女儿是一年强过一年的愧疚与想念，女儿和她却是一年甚过一年的陌生与疏远。
她在这座城市里失落了最重要的亲情，却依然是劳动力市场中最劣势的群体之一。没有学历、背景和技能，又已经年长，随时可以被淘汰，“呆一天是一天，等到深圳容不下我的时候，就不知道该何去何从了”。

2018年10月1日，万新岸和工友们在KTV为一个工友庆生，她觉得很少有这样放松的时刻，点唱了一首《酒干倘卖无》，觉得自己已经“忘乎所以”。她想起20岁那年，两个孩子和前夫相继离世，她患了间歇失忆症，只能靠遗忘活着，每天稀里糊涂，往事不记后事不提。
可她依然记得，自己的童年也是有过欢笑的。天寒地冻的冬天，六姊妹和母亲挤在一张床上，母亲的脚头睡着几个大的，怀里抱着小的几个。有天，她和姐妹们在家门口玩木头人的游戏，“一、二、三，木头人，不准说话不准笑”，六姊妹定格在原地。父亲难得回了次家，却因母亲烧的饭菜有点咸，掀了桌子对她动粗。六姊妹齐刷刷朝父亲冲过去，给母亲报了“仇”。
常年被家暴的母亲，晚上经常独自坐在河边哭泣，新岸提着一盏煤油灯，沿河唤她。从那以后，新岸的人生似乎就笑不出来了。

三
谢春莲（化名），52岁，河南人，打工17年

谢春莲一个人在深圳过了很多个春节，工厂附近的社区里都空荡荡的，打工的都回老家团圆了。17年前，初来深圳时，她去了一家私人诊所，800块薪水，留自己200块，600块寄给孩子。没病人的时候，她就给工厂做手工零活。这些年来，她没下过馆子，也不知道KTV在哪，坚持素食，省吃俭用，钱都攒起来供两个女儿读书。

对于打工者来说，春运是一个充满屈辱但也要走的路。千方百计买上一张火车票，挤上一辆绿皮火车，回到那个至亲垂老的故乡。而她回不去，也不愿意回去。从深圳到河南老家得坐28小时的火车，再转几趟客车才能到村里。回了家，婆婆和丈夫会把所有的家务都撂给她，打工一年，到头也没落着一天休息。
在深圳也没有家的感觉，房东随时可以赶你走，随时涨房租和水电费，都没得商量。打工者没有话语权。她说：“我们老家有句话说‘到不人前’，意思就是站在别人面前心理总要矮半截，说不上话。这些年我总是这种感觉，怕见人，希望有一个套子能把自己裹起来。孤独太久，看着眼前的热闹也不敢向前，人多也怕。”
谢春莲1989年结婚。那时村里有女孩子自由恋爱了，村妇们都对她指手画脚，“很丑”，意思是不正经。她15岁就被父母定了一门娃娃亲，等到22岁，在家人的逼迫下嫁了过去。婚后第二年，她怀着七个月的身孕，丈夫一言不合，趴在她身上，双膝跪着她两只手，抓着她的头发使劲往墙上撞了又撞。接连生了两个女儿，婆家都不满意，丈夫从外面抱养了一个男婴作为养子。三个孩子也在家暴的阴影下长大。

婚后那几年日子煎熬，她在镇上的医院上班。医院效益不好，发不出工资，娘家接济了多次。经济上的绝境和家暴的无望让她长期被失眠症困扰，“就像两座大山把我挤在中间，就快挤碎了”。婚后6年有一次，她给自己推了一针安定，睡了一天，醒来又推一针。她知道危险，也许就睡死了，变成植物人。再醒来时，她**自己，照常上下班，照顾孩子。
12年后，她终于决定离开。那天弟弟给她买了一张火车票，亲自送她远行深圳，母亲在家里也哭了半年，说：“是我把女儿推进了这个婚姻的火坑，怎么就过成了这个样子。”为了孩子，她一直拖到2016年才离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