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有必要对古希腊民主制度的大致发展过程做一个考察。

前言：之所以从“社会史”的角度考察古希腊的民主制度,并不是由于社会史的宽泛,由此可以进行一种“漫谈”,而是由于本文赞同把社会史看成是从整体上考察历史现象的史学范式[1](p.4)。显然,经济、政治、军事和文化等方面都渗透着社会的内容,我们不能简单地把社会史理解为一种研究社会的结构、生活、心态和运行等方面的历史学分支学科。古希腊的历史不能被割裂,对民主制度进行“长时段”考察是必要的,毕竟这种芳泽后世的制度不是突然发生的。这种溯源式的探究并不是一种被马克·布洛赫所称之为“起源的偶像崇拜”职业病。这种历史考察更有利于我们对希腊民主制度的发生进程、激发要素、重点步骤等等问题进行整体与细节的把握。

　一、王权危机的社会
　　人们把克里特和麦锡尼文明大规模的王宫建筑的社会称之为“以王宫为中心的社会”,整个爱琴文明缺乏民主制的迹象以及相关证据。但仍有两点内容需要强调,首先,公元前2000—1700年之间的早王宫时期那些屡建屡毁的王宫建筑,与在阿拉拉赫、欧朗提斯河湾、马里等地,以及美索不达米亚通向大海的沙漠旅行道路上出土的王国遗址有惊人的相似之处,以至于被认为出自同一流派的建筑师、画家和壁画家之手[2](p.2)。这说明,克里特人仍受近东各大文明的影响。希腊文明是在古代东方文明的影响下开始其进程的,但随着政治的发展,希腊文明却和东方文明表现出不同的特征,其原因正是源自君主制和民主制的差别,对民主制形成的历史考释基本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其次,我们不能完全割断麦锡尼文明和后来古典希腊文明之间的联系。麦锡尼文明也是说希腊语的民族创建的,《荷马史诗》和古典希腊语中一些重要的政治词汇如“王”(anax)、“巴赛勒斯”(basile-us)、“人民” (damos)等在麦锡尼时代即已存在,一些重要神的名字如宙斯、赫拉、波塞冬、狄奥尼索斯等在麦锡尼时期的泥板文书中已经出现[3](p.80),这说明,麦锡尼文明和后来希腊文明之间存在着政治和宗教等诸多方面的联系。
　　不可否认,从整体上讲希腊文明在荷马时代进入一个新的时期,冶铁业代替了冶铜业,土葬在很大程度上被火葬代替, 制陶术也发生了深刻变化,几何图案兴起,代替了原来表现动植物的画面。这种新兴的几何风格特点排斥爱琴文化传统中的神秘成分。现实世界的不同层面得以更为严格的界定,这就为《荷马史诗》做好了准备[2](p.26)。透过史诗的宗教背景,我们完全能看到其排斥神秘因素的一面,史诗更多描写的是人性和人事。《荷马史诗》中描写的小王国伊萨卡就有巴赛勒斯、军人大会、吵吵闹闹的贵族和安静的平民,能说明迈锡尼社会的某些特征还在延续。但迈锡尼时代的“瓦纳卡” 作为国王的职能被“巴赛勒斯”取代,“巴赛勒斯”不再拥有“瓦纳卡”的实际权力。国王不仅改变了称谓,也改变了性质。《伊利亚特》中的各国国王和阿伽门农有一种从属关系,但这些国王与阿伽门农地位平等,只是在阿伽门农统帅的战役中隶属于他,这与迈锡尼的“瓦纳卡”通过王宫随时控制所有人和所有活动的情况明显不同。《伊利亚特》开篇就叙述了阿喀琉斯和阿伽门农的争吵,前者在公民大会上对他强占阿波罗祭司之女的做法进行激烈地批评。史诗中,“巴赛勒斯”除了表示“王”以外,还表示和王地位相近似的“贵族”,所以,王权的概念变得十分模糊,以至于王和地位相近的贵族没有实质性差别。

社会行政职能专门化的思想代替了独揽大权的王权形象,政治生活组织已具雏形,集体开会讨论公共事务成为社会管理制度的基本形式,这种形式得到包括贵族首领在内的社会成员的广泛认同。

在史诗中,众神对重大事务的讨论也基本是以一种会议的形式进行的,而《奥德赛》当中,奥德修斯鄙视独眼巨人这一族类,认为他们既没有进行商讨的民众大会,也没有习惯与法度[4](Ⅸ,106-115。)除了王之外,贵族长老会议 (boule)和民众大会(agora)是当时政治组织的主要机构。集体讨论首先要经过贵族会议就重大事件进行讨论和表决提出建设性意见,之后贵族首领直接召集民众大会,通告其决定,民众大会无权进行决策,主要功能在于使贵族首领了解民众意愿,但普通民众也可发表意见[5](p.129)。

希腊联军经常召开贵族会议和士兵大会。在一次士兵大会上,一个叫特尔西提斯的人甚至站起来指责阿伽门农过于贪婪,荷马把他说成是一个跛腿、驼肩、尖头、疏发,而且是所有 “来到伊利昂的阿尔戈斯人当中最可耻的人”[6](Ⅱ,216-220)。这种描述和史诗中对英雄们的惯用描述截然不同,看来,他并不属于贵族阶层,极可能是普通军士。这个人马上遭到奥德修斯的杖打和斥责,所以,军事首领还是拥有最终决策权,但贵族的意见和民众呼声对军事首领具有强大的约束力。尤其应指出的是,特尔西提斯对阿伽门农的指责是非常苛刻的,甚至很难让一个普通人接受。

整部《荷马史诗》实际也展示了民众的微妙地位,他们的效忠不断地由一个地方首领转移到另外一个地方首领,在巴赛勒斯和贵族之间形成了一种制约关系。如国王与贵族对立就必须取得民众的支持。荷马社会意识形态的冲突可以说是巴赛勒斯的统治与贵族的相峙,贵族的胜利是由于他们把自己的利益宣传为整个共同体的利益,从而取得了民众的支持[7](pp.151-199)。在巴赛勒斯与民众的关系中,民众有时会形成一种重要的对巴塞勒斯的权力的制约力量。这是古希腊社会政治权力逐渐下移的开始和权力制衡的开端。

　荷马时代处于原始氏族制度解体阶段,铁制工具和武器逐渐应用广泛。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氏族组织日趋解体。家庭 (oikos)是最为核心的社会组织,是维系社会生产和生活的最基层单位。这种家庭除了血亲成员之,还包括奴隶、附庸和财产[5] (pp.130-131)。个体家庭能够凭借先进的生产工具从事生产并满足自身需要,血缘社会在技术设备剧烈变革的冲击下迅速瓦解,对个人的约束也相对减弱。奥德赛离开伊萨卡20年间,没有任何摄政者,也没有召开任何民众大会和贵族会议,而人民依然稳定地继续他们的生活,这种情况暗示着荷马时代,在没有政府权力的行使的状态下,人民具有自治的传统和能力。这与当时的经济生活中家庭的自给自足密切相关,公共权力由于缺乏社会经济一体化和统制化的基础而无法集中,从而促使个体的权力在相对宽松的环境中成长。
　　总之,这一时期世袭王权的神圣性质和实际权威都在削减,这无疑是以后民主制的出现的先决条件。而以后的历史会向我们证明,这一时期形成的经济、行政和社会制度,当然最主要是一种原始的平等观念,对古风时代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

　二、城邦的建立及其体制变革
　　“公元前750年至公元前650年这个革命的年代,是整个希腊历史最富戏剧性发展的篇章。变革涉及很多彼此相互关联的方面和领域,其原因既蕴含于前一阶段希腊历史的发展,也与外部的文化联系相关。”[8](p.190)古风时代初期整,个希腊世界的蓬勃发展和剧烈变革表现在历史发展的两种主要趋向上,一是城邦的建立,二是海外殖民运动。这两种历史现象并非毫不相干,在建立殖民城邦的过程中,一般都订立殖民章程,包括政治权利和土地的分配原则。文献和考古资料证明,最初的殖民者是本着一定的平等的原则分配政治和经济权利的,他们常常把分配土地和政治权利的条款刻在石碑之上并形成最早的法律。殖民城邦的这种平等原则和制度化安排无疑会对希腊本土城邦产生冲击,促使其实行社会政治改革[5](p.134)。
　　政治体制的变革在城邦的初期历史中呈现出了一致的趋势———都以君主制开始其历史,但到了公元前7世纪,希腊各地城邦整体普遍发生转变,即君主制的废除和贵族制的建立。

当然,这种“平民政体的祖制”在我们看来即是所谓原始的民主制,在那时社会得以维系的基础便是经济地位的平等。而且希腊的历史观念当中确实存在着一个公正的、平等并没有纷争的黄金种族。在古希腊历史上,从荷马时代一直到希腊化时代出现过无数次的各种形式的政治斗争,但从未出现过某个集团或者个人从根本上废止贵族会议和公民大会这些既定模式的事件。而早期立法君主却非常尊重某种集体议政的模式。斯巴达的吕库古建立了一种“平等人公社”,雅典的提修斯也把发生纷争的地区,“在一个平等的基础上宣布使它们统一起来”[11](p.2),他还设立了中央议事会,按照普鲁塔克转引亚里斯多德的说法,“提修斯是倾向于庶民的第一人,而且放弃了君主制政府,甚至荷马,当其在船只一览中仅将‘庶民’一语应用到雅典人来时,似乎也证明了这一点”[11](p.2)。很明显,这些情况都是和原始的、既定的平等观念有关。

此外,我们也应看到,多种和多层次政治机构的存在和相应的民主观念的存在使希腊人对政治体制的思考产生了自身的选择空间[12](p.173),这一点在与其他古代民族比较中特别明显。古代埃及和中国的专制体制加之“君权神授”传统的观念,并未给人留下政体选择的空间。而古希腊在荷马时代已经出现了代表贵族和民众意愿的贵族会议和民众大会,所以,废弃君主制并不是“大逆不道”,最主要的是希腊人没有把君主视为是无所不能、完全正确的神王的习惯。

由于各城邦不同的政治和经济背景,其政体的发展也各有特色。但柏拉图和亚里斯多德关于政体类型的间接带有一定的理论色彩,不一定符合实际情况。希罗多德《历史》中提到的君主制、寡头制和民主制倒符合历史实情。由于各个城邦政治、经济和社会背景不同,政体发展也各有特色。经常存在的政体是贵族集体统治的形式,还有民主制。实际上,古希腊实行民主制度的城邦只是少数,大部城邦实行的是贵族共和制政体。最重要的是,这些政体中都与一种原始的“平等”、“自由”观念相联系。

僭主政体是一种君主制政体的变态形式,但僭主制度实际上推动了城邦民主化的进程。僭主以暴力手段取得政权,打破了贵族集团独揽政权的局面。因为贵族的统治也常常作为民主的对立面而出现,正如A.安德鲁斯所评论的,古代希腊的交战主要是在这些贵族之间进行,贵族们善作略似个人对个人和漫无组织阵形的战斗,当时平民百姓任凭贵族摆布到何种程度显而易见[9](p.10)。僭主常通过许诺得到下层人民的支持,所以,上台后需采取有利于平民的政策。由于作为贵族独揽政权的否定形式存在,而且又“适时”地腐化。这种政体很难维持到第三代,所以,这种政体形式给民主制创造了实际的和观念意义上的空间。这种政治体制的存在是对传统希腊社会的集体议政和民主原则的一种逆反,为了巩固统治,僭主往往也采用流放或者处决的极端方式来压制贵族统治阶层成员。科林斯的僭主居普赛罗斯以及他的儿子帕里安德罗斯就采取流放、镇压并没收财产的方式压制贵族集团[13](ⅴ,92)。僭主政治的缺陷、权力的滥用而不受约束,无法维持长久,观念上也受到排斥。梭伦在选执首席政官后曾有许多人建议他趁机当僭主,他拒绝之后遭到了嘲笑,但他作了一首诗予以回应,其中有“在雅典做不过一日僭主,然后我就被剥皮,我的子孙被消灭。”[14](14,6)不但梭伦个人,许多雅典人对这种政体深恶痛绝,雅典公民大会的第一项程序是女传令官诵读大段咒语,其中有一句是:“让那些想要成为僭主或者打算恢复僭主制的人及其整个家族痛苦地毁灭。”

斯巴达是实行贵族寡头政治的代表。斯巴达领先于时代的特征就是,在传说中的吕库古改革过程中出现的平等精神,以及社会生活的团体性。公元前7世纪早期开始的强调协调作战的重装步兵改革打破了贵族在军事上的主导作用。这个由重装步兵组成的社会给斯巴达人带来了一种其他城邦不曾有过的内部和谐。斯巴达人的政治体制,包括双国王制、人民大会、监察官机构和元老院,使斯巴达社会确实实现了一种平衡状态,社会中的道德、价值和职能等因素都被其他因素制约而又不超越它的实用范围[2](pp.52-53)。元老院是发挥一种平衡作用的机构,可使民众和国王之间经常保持平衡状态,因为元老院可以根据具体情况,站在国王一边以挫败民主,或者站在人民一边以限制集权。监察官机构在社会组织当中代表一种军事因素,与贵族元老院相比更具有活力和民众性; 元老成员具有稳重和智慧的品质,可以抵消年轻军人好战的勇气和精力。总之,社会秩序不是取决于国王,在他们的“平等人公社”里,某个特殊人物的创造力和他的治理活动不能束缚社会和城邦,社会秩序规定着所有人的权力,并设定了他们扩张欲望的限度。社会组织的和谐就意味着任何个人或集团不能垄断政权,不能破坏社会中以法律和秩序为基准的各种平衡力量。任何超越国家利益和集体纪律的行为和个人都是被否定的,斯巴达人一生大部分时间处于一种受人尊敬的“被奴役状态”。希罗多德认为,在普拉提亚战役中最勇敢的斯巴达人是阿里斯托戴莫斯,此人是温泉关战役中300名斯巴达战士唯一安全返回的人,斯巴达人以其生还为耻辱,但斯巴达人并没有给他一个勇猛和优异者应享受的葬礼,原因是阿里斯托戴莫斯为了洗清耻辱,像一个疯子一样厮杀,离开了列队。这里,可清晰地看到两个重要的内容,一是传统崇尚名誉、强调个人和氏族权利并把个人和氏族置于大众之上的行为被摒弃了,二是这种做法被拒绝是因为它们会突出社会的不平等,引起嫉妒,危及集体的平衡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