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学研究不仅在补史、证史方面具有功用,而且在研究人类古代社会历史上,也具有它的特殊的作用和意义。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研究历史时就特别重视考古学研究成果。马克思曾经对历史研究著作不注意考古学的实物资料进行过严肃的批评,他说:“从来的历史记述,一直不大注意物质生产的发展,也就是不大注意一切社会生活和一切现实历史的基础……”马克思还特别强调考古学资料在研究古代人类社会历史中具有特别重要的作用和意义。他说:“要认识已经灭亡的动物物种的身体组织,研究遗骨的构造是重要的!要判别已经灭亡的经济社会形态,研究劳动手段的遗物,有相同的重要性。”而且指出:“劳动手段不仅是人类劳动力发展的分度尺,并且也是劳动所在的社会关系的指示器。”
马克思所说的劳动手段,指的就是人类古代社会遗留下来的劳动生产工具及有关遗物。对此,马克思自己已经作了解释,他说:“一般地说,只要劳动过程稍微有了发展,他就会需要有已经加工的劳动手段。在太古人居住的洞穴中,我们发现了石制的工具和石制的武器。在人类历史的开端时期,除了已经加工的石块、木片、骨头和贝壳之外,还有已经驯养、已经由劳动改变和饲养的动物,当作劳动手段起主要作用。”从这里可以看出,马克思对考古学资料,在研究已经灭亡的经济社会形态过程中的重要性、提出了很高的评价。
恩格斯在研究历史时,也特别重视运用考古学资料。他把原始社会划分为蒙昧时代和野蛮时代,就是依据了摩尔根的考古学和民族学的研究成果。他写《爱尔兰史》这部著作时,也充分利用了考古资料。他说:“除了文献资料,一直保存到今天的古建筑物、教堂、圆塔、防御工事、铭文也向我们提供了资料。”他使用考古资料最多的是《论古代日耳曼人的历史》,他根据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出土的遗迹遗物,以及人类化石和动物遗骸,研究了德意志民族的迁徙、融合、形成过程。根据发现的巴斯克人和芬兰人的头骨,论证“这两种人大概是在日耳曼尼亚相遇了”。根据塔施堡出土的文物,研究了鲁恩文字和宗教,研究了古代的硬币和装饰品等等。
总之,考古学对研究人类古代社会历史,有它特殊的作用和意义,它所反映的历史内容更广泛、更实际、也更有说服力。
考古学属于边缘科学,与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许多学科,都有密切的关系,是涉及面很广的学科。这种关系,一方面是考古学本身的研究,需要仰赖于其他学科在理论、资料和研究方法上的支持协助;另一方面是其他学科也需要仰赖考古学的研究成果,以充实本学科的研究。
考古学在人文、社会科学方面,与民族学、民俗学、古文字学、社会学、美学、经济学、史学、政治学等都有千丝万缕的关系。民族学、民俗学、社会学和考古学,同样都研究家庭、部落和民族的起源等问题,而且考古学还要利用民族学、民俗学的研究成果,分别就考古所发掘的遗迹、遗物进行解释和研究。古文字学研究,需要利用考古发掘所得的陶文、甲骨文、铭文以及石刻文字进行研究,同时还要利用考古学的断代研究作为依据。考古所发现的古代绘画、雕塑等美术作品,对美术史的研究是珍贵的资料。宗教学在研究宗教的起源、传播与影响诸问题上,可以从考古学的研究成果中获得证据。考古发掘出来的各种遗迹遗物,可以从史学文献所提供的线索进行解释和判断年代,还可以就古代的政治组织、社会结构及其经济、文化等方面的问题,从文献记载作出详细的说明。史学研究也同样要利用考古资料,对上述问题的研究作补充和论证。
考古学和自然科学的许多学科,也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考古学中的地层学,就是从地质学中借用来的。自然地理学、地质学、气象学和生态学,对于协助研究古代文化遗址所在地区的地史和天然资源,从各个方面复原当时的自然环境是必不可少的。生物学(动物学和植物学)和体质人类学则对鉴定发掘出土的植物遗存以及动物和人骨遗骸,并判定它们的年代都起着重要作用。物理学和化学对考古发掘出来的遗物,进行成分和性质的分析,以及判定年代,也是十分必要的,像陶瓷、钢铁等遗物成分和性质的分析、放射性碳素、古地磁法、花粉孢子等断代方法,是考古学研究中经常使用的手段。

此外,在工程技术科学方面,建筑学对于遗址的发掘、测量、制图以及对发掘出来的遗迹进行复原等都起有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