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更愿意把这种情绪看成是，世袭记忆的伤口——它还没停住流血。城里的弹坑都抹平了，但可以感觉到，伤口还在到处盛开着，以传说或者鬼故事的方式，在这个高原的天空如那些触手可及的星尘那般若隐若现。
但在腾冲一周，让我明白不能轻视或者嘲笑这种情绪，没有亲历过的人或许永远无法理解他们的这种恐惧或者说敬畏。
李正后来到过那条当地人不敢去的路，即使这个让人感觉顶天立地的汉子，都说“除非是亲历，否则没有人能想到，世界上还有如此艰险的战场。”他回忆说。一米多高的石磴数不胜数，每一步都得手脚并用。很多石蹬窄得刚好放下脚掌。旁边就是悬崖，但凡失足，人掉下去连个回声都不会有。而且“山高天冷雨多，打仗当时正是雨季，光冻死的就许多。”
我在美国记者的文章里看到那种旁观者的惊讶，战时美国新闻处编的《最高海拔的战斗》中这样描述：高黎贡山战斗，是二战历史上海拔最高的一次战斗，山上每天都是云遮雾罩，厮杀声枪炮声始终回响在云层之上。当地老百姓说，那是天兵天将在干仗。听起来极富诗情画意。但诗情画意只是表象，当年的高黎贡山其实是生命的炼狱。
这话一点不夸张。后来据守高黎贡山的日本老兵写过回忆录，他们说，那时他们的炮筒根本无须瞄准，每一发炮弹落下，都会溅起一堆血肉。光秃秃的山坡上潮水般汹涌而来的远征军官兵根本就来不及隐蔽，也无从隐蔽。远征军完全是用血肉来消耗日军的弹药。“旺子从山上往下流，像河一样的一直流到山脚。吓死人啦。”
李正曾在山下听到一个老村民描绘的恐怖情景：战斗结束时，阵地上的死人密密麻麻。在他们的家门口，美军运输机空投下来的炮弹、子弹箱，像码柴火一样堆满了整个山凹。他说着，叫孙子到柴房里找出一颗引信还在的六零炮炮弹，只是已经锈蚀了。战后几年里，像他一般大的孩子全靠捡子弹壳捡破枪烂炮买书上学。不止是灰坡下的村庄，整个高黎贡山两侧，只要打过仗的地方，那千千万万的子弹壳，几乎养大了山下整整一代孩子，有人还靠子弹壳换回老黄牛。
这悲怆竟然如此强大，以致一代代的遗传。也难怪他们会说，“是因为太惨了，连高黎贡山都忘不掉。”
活着的鬼
到底要如何同这样的记忆相处？段生馗说，正视它，看清楚它。
那个下着雨的午后，他开车领着我来到他建立的滇缅抗战纪念馆。一路上，天气冷得让已经加了一件长衣的我还是有些发颤。我说，你们这真奇怪，正值盛夏，这却冷成这样。他笑着随口就答：“可能阴气重吧。”
他和他的这个馆，国内外已经有许多报道，一个流行的宣传语是：“中国民间第一座也是最大的抗战纪念馆。”我不是被这个耸动的宣传语吸引来的，而是因为在采访中听到段生馗的一个段子：“段生馗在我们当地是出名的怪人，学生时期就收集那些战后遗物，有日本人拿来煮中国人的汽油桶，有日本人骨灰，满满地塞满整个宿舍。”这个段子的高潮在于，那些他收集来的日本人的骨灰和灵位全部塞在他的床底下，据说有些日本鬼不服气一到晚上就在床下不安分地发出声音，段生馗晚上都要气氛地用脚跺跺床板，才能让它们安分。我曾把这个段子说给李正听，问他，那段生馗看来也不信鬼，李正纠正了我的用语，“他不是不信，是不怕。”
确信这点是在段生馗的纪念馆里，他指着一个汽油桶问我，你感觉到了“冤气”了吗？你感觉到了那不肯闭眼的冤魂了吗？那是个有着奇怪色滓的桶。段生馗告诉我，那是人肉被煮烂后风干的痕迹。
那个汽油桶是他从一个村子里的祠堂收来的。日本兵打进来的时候，全村的人带着能吃的东西全逃了，这让负责来找食物的日本兵特别恼火，而当时村里派三个村民去打探日本兵的消息，结果却被日本兵活捉了，就把这三个人绑在汽油桶里慢慢煮，直到把整个人煮熟、煮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