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愿意讲讲更多的关于悲剧故事的内容，希望其他人可以分担这种痛苦。
1992年圣诞节前夕，在我们等待了长达11个月之后，上帝终于赐予了我们一个美丽可爱的儿子。我们以他父亲的名字给他取名。并且，在最初的幸福的两年半中，他曾是我们生命中莫大的快乐。家里总是充满快乐，并充溢着一个适应力强、活泼外向孩子的充满活力的声音。从儿子出生直到他十八个月大，我一直照顾着他，而且母亲与孩子之间的依恋关系健康并牢固。我们认为他是个亲切和善的孩子。

在一次儿科的例行检查之后，我们得知儿子存在缺乏一些社会语言的问题，这应该让儿童发展学家加以评估。由于儿子一直很快乐、亲切，对待任何人都很友善，因此我们难以相信他患有严重的疾病。他喜欢玩他的玩具，两岁半时就知道字母表，并能说出美元上所印着的总统的名字。我们以为他可能仅仅是语言发育迟缓，因此我们等待着评估结果出来。

1996年的夏天，我们儿子被诊断出患有自闭症，我们非常震惊，难以接受这个事实。有人告诉我们可以寻找一种早期干预治疗，这种治疗高强度、高度结构化，并且是全年整天（而不是半天）参与治疗。我们也从书面评估中得到信息，儿子需要一项能与其互动的干预性治疗方法。我当时吓呆了，我绝不会在我脆弱的儿子年仅三岁时就送他去做全天治疗。而且当时我们认为，他的心理发展年龄甚至不到十八个月。

我们与地方自闭症团体的首次联系让我们结识了许多自闭症儿童的父母，我们定期会见面并相互支持。在那里我们得知，对自闭症儿童最好的是一项叫做ABA的治疗。我们迅速与另一自闭症儿童父母的团体取得了联系，他们曾参加过在家里的ABA训练治疗(回合式教学法)，他们告诉我们最好尽快开始这项治疗，不然我们会错过让儿子得以“恢复”的神经生理最佳时期。于是我们尽快报了名。

看过一些支持ABA的文献，又与美国心理学会（APA）的发展性障碍部门的VIP会员聊过之后，我们逐渐确信ABA训练治疗(回合式教学法)有可能给我们儿子一个可以正常生活的机会。我们以为：“虽然目前的确还没有确凿的科学依据来证明这个，但是试试也没坏处。”这个假设最终被证实为致命的，并且很快导致了我们成年生活中最大悲剧的发生。

当我们找到了一个提供机构并在家里开始ABA训练治疗时，我们被告知“你的孩子可能会哭”。当我问及原因时，却没有人回答我。作为有障碍儿子的保护者，我很恼怒并在第一次训练时持续提出质疑。儿子并没有哭，我以为这是因为儿子比其他自闭症儿童具有更强的适应能力。这是另一个使我们认为这不会伤害儿子的错误假设，我们以为这仅仅用来帮助儿子学会怎样聊天。

第二次训练时我儿子哭了。我丈夫当时没有在场，但是我以不信任并震惊的状态坐在那里，我们雇的学生咨询师们也在场，那时我目睹了这个“治疗师”（顺便说一句，这个治疗师在她的机构中是德高望重的）本质上混淆、迷惑并吓唬我的儿子。当儿子反抗并试图逃避时，她将他迫至一隅——事实上有力地将他推回椅子上去（而当学生咨询师在的时候，儿子能自觉地坐在椅子上）。她还发表了声明“你应该更冷酷一些。”儿子哭着摔在地上，我跳过去抱住他，她却说：“住手！把他放下，不然你会让他认为可以这样做。”我当时想“确实可以这样做。他一点儿都不知道你在做什么或要求他做什么。”我告诉她，“他不理解。”她却回答：“这无关紧要——他会明白的！”

这个治疗师当时就明白了对我来说ABA已经是过去式了。她告诉我丈夫（丈夫并没有目睹她所做的），我是妨碍儿子康复的一个危险因素，而本质上能否拯救儿子取决于他。我们争论是否继续训练治疗这个问题争论了三个星期，直到我们发现，由于同一个治疗师曾打伤了另一个家庭的儿子，他们也要控告这个机构。我们假定这仅仅是某个治疗师个体的问题，而并不是治疗方案会故意虐待儿童。于是我们同意由另一位治疗师继续进行训练治疗。

新的治疗师似乎不错。我们认为她做的一些事情有些愚蠢——事实上，是非常愚蠢——但我们决定不模仿它们。毕竟，“Catherine Maurice”曾在她的书中声明，她不会完全按照他们训练时那样做。我们安排了四次训练治疗。

1997年10月，我们的生活永远地改变了。第二位治疗师第一次训练时很和气（我们后来明白这就是“登门槛”营销技术）并声称她很爱孩子，但是现在，她与第一位治疗师的行为简直一模一样。她努力说服我丈夫使他相信我过于保护孩子，我对治疗效果过于悲观。她还补充说，如果我不能认同这种我称其为“强迫”的方式，那么她不保证将会继续为我儿子进行治疗。我丈夫感到很无助——他迫切想让儿子拥有可以正常生活的机会——于是他尽力说服自己和我，认为我们应该“理解她的想法”并且允许她来证明“如何让儿子持续待在椅子上。”他没有意识到将会发生什么，我也逐渐想开，也许的确存在一种不虐待孩子的方法。很显然我们想法的这种改变是在压力（她要终止治疗的威胁）下进行的，我们仅仅同意证实“把他留在椅子上”这一模糊和委婉的短语。

两天训练治疗的最后一个下午时，当我丈夫出去买午餐时，治疗师决定验证这些神秘没有名称的干预治疗。当我反对时，她提高嗓音威胁说：“你同意这样做的！”潜台词是：“继续进行训练治疗，不然我们收拾东西走人，也不再为你进行有效地痊愈治疗！然后她立刻命令我离开房间，以便向我们的学生咨询师验证这些技术的效果。

我期待丈夫能赶快回来，我已经决定让她走人。而且，让我吃惊的是她居然可以突然间这样做并以一种如此权威的口吻对我讲话。我感觉落入了她的圈套。我怀疑我之前的想法是正确的。此时我感到恐慌、恶心、非常生气。我的感觉告诉我这是最后的稻草——我不允许这种疯狂的治疗。我所要做的就是等着丈夫回来走进门并目睹她把儿子弄得歇斯底里地哭泣（她表现得好像是治疗的一部分）将她抓个正着，我知道丈夫也会愿意停止治疗的。我明白他需要亲眼目睹这一切，因为这简直难以置信。我不能单方面地将她赶出去——丈夫必须与我站在统一战线上。我感到如果年幼的儿子没有看到我站在那儿看着这个恶棍欺负他，也许他也不会受到那么严重的伤害。所以我当时待在屋外，没有看到随之而来发生的事。

接下来的25分钟充满了不和谐的声音，这种声音存在不可调和的分歧和恐怖。儿子哭得很厉害时，治疗师却一边鼓掌一边说：“好孩子！”儿子尖叫时，治疗师大声要求他做出“亲吻”和“拥抱”的动作。儿子绝望地试图逃脱时，他们却在鼓掌。儿子扔掉“强化物”时，治疗师对他凶狠的吼叫让他把东西捡起来。当他们让他“摸自己的鼻子和脑袋”时，儿子从椅子上掉下来并尖叫：“我要找妈妈！我要找爸爸！我要上厕所！！”

每五分钟我都要进去看看发生了什么事——他还好么？我想带他去上厕所！——同时我彷徨于是该阻止她继续下去还是该等待丈夫回来让他亲眼看看。每次我打断她时她都会冲我大喊大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