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周老退休了
2002年我们出版了《红楼解梦》第四集（上、下），在赠书名单中首先想到的是周老。他曾给我们以很大的鼓舞和帮助。自他迁入新居后还没有拜访过他，于是就想趁此机会去看望他，亲自将新出版的著作交他指正。
当时已经兴起了装修风。像周老这样的知名人士，搬进了新居,我们原想必定与过去的平房大不相同，会旧貌换新颜。但进入他家后，没有感觉到与普通市民之家有什么区别。似乎是三室，接待我们的房间是“书房”兼“客厅”。但书房不像书房，客厅不像客厅。说它是“书房”，是因有两三架书籍，而且有自己的办公桌，有他的女儿的一台电脑。但是很零乱，没有书房的雅致。说它是客厅，是另有几张椅子，供客人小坐，连普通的沙发也没有。当然不是不想买沙发，而是实在放不下。家具是从老房子搬来的。搬到新房还是这样挤，在老房子时，该是怎样生活，怎样从事研究的，真难以想象。
周老看到我们出版的新书很是高兴。他眼睛不好，模模糊糊地看到我的头发白的还不厉害，说了一句至今想起还令我忍俊不禁的话：“真是英俊少年！”——那时我早已过花甲，退休了四年。周老眼睛不好，耳朵也聋，我们给他讲什么，需要很大的声音，而他说话的声音同样很大。——这种费力的交谈，当然时间不会很长。我们便与周老的女儿伦玲作些交谈。霍国玲因与她很说得来，两人成为了朋友。我们向她询问周老的健康情况等。她也向我们诉说了她刚刚遇到的烦恼。她说：这个月一发工资，发现她父亲的工资骤然减少，再看看自己的工资也减少了许多。十分奇怪，一询问才知：父亲和自己已被单位在他们丝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强制办了退休手续。伦玲开始十分不解。父亲是国家级学者，工作需要秘书，只要尚能工作，不该退休，怎么事先没作解释，就给办了退休手续？
伦玲作了进一步了解后，得知原来此事与冯其庸有关：冯其庸本是行政领导。行政领导有规定，一般到60岁退休，有特别需要的可到65岁。民间团体如中国红学会，可以松一些，但也只能放宽到70岁——这些国家都有明文规定，没有哪个单位的哪个人敢违反。而2002年时，冯其庸已78岁，却根本不把这些规定看在眼里，仍然紧紧抱着那些掌握着实权的工作不放。冯其庸的这种做法早就引起了群众的不满。领导对他也一让再让，这种情况拖了十几年，再拖下去，不仅无法平息群众的意见，就是对上级也无法交待。于是硬着头皮向冯其庸交牌：无论如何也该“退”下来了。不料，冯其庸却提出一个条件：“必须让周汝昌先退，我才退。”
本来这是个无理取闹的要求——冯其庸干的是行政领导工作，周汝昌是国家级的学者，完全是两种性质的工作，怎能混为一谈？对于国家级的学者，比如季羡林，直到98岁还配有秘书。周汝昌情况与他相仿，而且年龄比季老要小，是年84岁，更重要的是他的眼睛、耳朵都比季老差得多，没有秘书根本不行。按说周汝昌也应当像季羡林那样，照旧给他发全工资。
大概怕若事先给周老及伦玲打招呼，不易办成，因而就背着他们办了再说。反正将生米做成了熟饭，有什么意见都晚了。
为什么文化部艺术研究院对待冯其庸、周汝昌的态度会有天壤之别？
原来当时负责此项工作的是张庆善——冯其庸提拔起来的“干部”。
对于这种情况伦玲不敢让父亲知道，怕他生气（真是个孝女）。我们愤愤不平，却也爱莫能助。
我们怕影响周老的健康和写作，谈话时间不长，便告辞了。伦玲下楼来送我们。她向我们讲了自己的经历：文革前，她正在北京外国语学校读法语。当时感到真是前途灿烂，因为那时非常缺乏外语人才。但是一场文化大**，打破了她的梦想。文革后，各项工作百废俱兴，父亲已耳聋、眼瞎，无法独立进行正常研究，需要一名秘书协助。在这种情况下，她便做了父亲的秘书。现在既要安排父亲的生活，又要协助他工作，每天非常累，真有点吃不消了。突然又遇到减工资的事，真让人心里不痛快。
文章写到这里，我思绪万千，周汝昌与冯其庸两个人真的太不一样了。既然冯其庸离退时非要扯着周汝昌，那就干脆将周汝昌和冯其庸两个人放在一起来作比较，看看两人到底有什么高下。

周汝昌与冯其庸的比较（之一）---知识与地位的反差
周汝昌与冯其庸----两个当前红学界的顶尖人物,到底两人差别何在?只要将两人摆在一起,作个的比较,就看出来了。
何时开始研究红学的及主要红学著作水平及影响：
周汝昌：开始于1947—48年。当时颇受胡适的赏识.胡适曾将自己以高价买来的珍贵的“甲戌本”手抄本（原本）借给周汝昌（此本后来据说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相当于1000万人民币的价格从美国购回)。
1953年出版《红楼梦新证》，其考证材料极为丰富，系红学研究者的必备书。
冯其庸：冯其庸的红学研究开始于文化大**期间的1974年评“红”时期.冯其庸领导“洪广思”（笔名）写出如《阶级斗争的形象历史——评〈红楼梦〉》等文，与当时梁效的文章一唱一和，成为“四人帮”篡党夺权的舆论工具。——此前，冯其庸没有发表过红学文章。
冯其庸的主要学术著作《曹雪芹家世新考》出版于1981年。这是一部以“五庆堂谱”为基础所进行的考证专著。而“五庆堂”“曹”与曹雪芹的祖先——可以肯定地说：没有任何关联。这从《五庆堂谱》中看得十分明显——曹雪芹家是强拉入谱的。而冯其庸却通过所谓“考证”将两个毫无关联的家族，硬是捏和在一起。如此考证究竟有什么价值和意义？
两人在红学中的地位：
周汝昌：只是红学中的老学者。追随者寥寥无几，门可罗雀。
冯其庸：自1986年以后，便将操纵红学界的权力弄到手中,当时所任之职有:文化部文化艺术研究院副院长、红楼梦研究所所长、《红楼梦学刊》的社长兼主编、全国红学会会长。冯其庸有了这些权力之后,便成为红学界中可以呼风唤雨的“龙王”，不仅能指挥整个红学界，随便编造个理由，便可以今天组织攻击这个，明天组织围剿那个，而且还有“法术”可以打通任何一级领导，封杀某个学派、某种学说,甚至某个学科.
在记者眼里两个人的生活状况：
周汝昌：
记者王小宁写道:
周先生的家是非常朴素和简陋的。记者3年前曾经来过，没想到3年之中，外面世界变化这么快，而周先生的家没有任何变化。没有过装修过的套房，门右边是书房，那书和书架都是旧的，沙发和椅子也大概有20岁以上的年龄。谈话聊天是没有配套设施的，搬过几把椅子围个圈，喝水的杯子要一直捧在手里。
《人民政协报·学术家园》第231期，（2005年2月21日）
冯其庸：
2008年6月20日人民网——《人民日报海外版》发表黄殿琴、孙维媛一文《冯其庸先生：荷蕖发幽香 昭然历劫新》这样形容他的住宅：
冯老的这二层小楼中一共有6个书房，一楼有两个，一个主要收藏戏剧和明清小说并兼做客厅；另一个收藏各种古董和艺术珍品兼做画室，我们就是在这个书房里进行采访的。二楼的房间一个收藏文学作品，一个收藏线装书和书画作品，一个收藏西部和敦煌的文献，一个收藏历史类和红学类书籍。冯老告诉我还有一个专门放佛经的书房，但现在这里放不下，就搬到别的地方去了。
请看：6间书房，再加上“放佛经的书房”，共几间呢？冯其庸说：“专门放佛经的书房”“搬到别的地方去了”。——冯其庸在城里住在红庙北里3号楼5门301号。现冯基本不居住那里。那里是否就是冯其庸所说的放佛经之书房呢？这样算来，书房数量是7至9间。
---假如只是书房的多寡,还是小事,关键在于书房内的物品有什么?仅就浮出水面的一两件,也足可使人惊倒!

周汝昌与冯其庸的比较（之二）——书房之比：0.5：7
周汝昌、冯其庚两个人的家产相差之大无法估量！
周汝昌：
周汝昌的家庭收入来源十分清晰——工资和稿费。只要将周汝昌与其他大学者相比较，便会发现其生活状况与百姓差别不大。我拜访过一些著名教授，如冯至、季羡林、杨宪益等人，虽然学问都很大，但生活都很简朴。近些年，我也与一些中轻年公务员有些交往，当进入他们的客厅后，感到其“豪华”程度都强过那些大学者。想一想，那些大学者的经济来源，不也是仅仅依靠工资与稿酬吗？这种收入总是有限，怎么可能买得起别墅类的豪华住宅？就以那些名教授的客厅来说，有一个共同点——书房与客厅合二为一。房屋四周有几架书籍，放置张书桌，便称书房；放上个沙发，接待客人，也就作为客厅了。如此而已。——周汝昌当然也是这种情况，前面已作了介绍。
冯其庸：
从记者对冯其庸至少7间书房的描写来看，已令人吃惊，不禁要问：冯其庸不自称是学者么？他怎么与其他任何学者都不同？从这点来看，已成为“异类”。
从其他学者看，专门辟出一间书房来都有困难（书房几乎都与客厅合用）。对他们来说，哪怕有单独的一间书房已属不易，哪还敢设想什么7间！而冯其庸有7间书房确实是千真万确的。
那么这7间书房怎么来的？
——有6间是在通县张家湾所谓“瓜饭楼”别墅。
冯其庸这座小楼可以说是他以“假话”换来的。
冯其庸早在1992年9月，“墓石”出现不久，就看到当地农民所揭发的此“墓石”为假的信件，但他却使用权力压制此信的发表，并且坚持宣扬此“石”为“真”——正是这个假话，当地政府感激涕零，认为这是对当地发展经济的贡献，于是特例“卖”给他一块地，以便修建别墅。
看来，只要有了权力、地位，得到物质利益是很容易的事，“假话”也值钱！
（按照国土局的规定：耕地是不允许盖别墅的。）
冯其庸何等聪明！他从来不称自己的小楼为“别墅”，而是叫做“瓜饭楼”，从名字来看，典型的农民住宅——尽管面积超过400平方米，而且院落也比农民大得多！在这样的小楼里，辟出6间书房来当然不算什么！
这还只是书房的数量，书房内物品是什么？哪怕冯其庸拿出其中的一二件，向你展示，也定会使你目瞪口呆的！信乎哉！

周汝昌与冯其庸的比较（之三）——一个寒酸，一个豪富
我去过周汝昌家两次，每次去回来以后连续几天都有一种不舒服的感觉：作为学者付出了那么多劳动，为什么生活却如此寒酸！与解放前的文人相比差得太远了！
然而，看了有关冯其庸的报道，才知，现在也有例外——冯其庸便是最突出的一个。
冯其庸只让记者看了一间“收藏各种古董和艺术珍品兼做画室”，其他都没有让记者参观——而且冯其庸也没有具体地将这间画室中的家具及古董、艺术珍品的价值向记者公开。
冯其庸在这座小楼里聚了多少文物，他现在有多少财富，无人知晓。他向世人展示的只是其中的一角，而且是微微的一小角，就已使足可使人瞠目结舌。下面就将他所透露的这微微的这一小角，简介如下。
1、画案：
冯其庸的画案，非比寻常——是楠木的。
楠木！什么概念？嘉庆处死“大贪”和珅二十条罪状中之一，便是“逾制”（而且是比较重要的一条）——和珅有一个小院的房间正是使用楠木依照宁寿宫式样装修而成的。
楠木是官廷专用之木，就连皇帝、皇后的棺木也是楠木制作，和珅怎么可以使用！
楠木现在国内早已砍伐殆尽。
然而，冯其庸的画案却是楠木的！
如此画案价值几何？谁能估出个价钱来？
2、汉代大型雕砖：
汉代大型雕砖——冯其庸将其收藏在哪个房间，没有向记者介绍。但是冯其庸在2008年的一次电视访谈中，却向世人作了展示。当时还特封了冯其庸另外一个“家”——“汉学家”。理由是：他收藏了大量汉代文物，特别是雕砖。向世人展出的只是其中最大、最完整的一块（从电视画面上看去，大约不会低于10平方尺）。
网友可以想想：砖能有多大！因而一般的雕砖都十分小。我们家原住平房，是北京的老宅，门廊上有两块雕砖，图案极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拆除时，被看作瑰宝，由潭拓寺收藏起来。而这块雕砖绝不可能是汉代的，大约是明清时制作。
冯其庸的这块雕砖可是超大型的啊！而且是汉代制品！价值若何？何况还有其他一批较小的汉代雕砖呢！若说只这一项雕砖就“价值连城”，不过分吧！
3、冯其庸已是争富比阔“俱乐部”中的一员：
拍卖行从来都是富人们争富比阔的场所。拍卖公司每每在拍卖前，都要把将拍的物品印制成详尽的材料，分发给与他们建立密切联系的顾客。——这些人都是可能参加竞拍的富人，收入平平的一般公职人员是不可能得到这种材料的。但是冯其庸却与拍卖公司有着较密切的来往。
2006年6月在上海敬华拍卖公司春季艺术拍卖会古籍专场上，出现了一部《红楼梦》手抄本。此抄本只有十回，不带任何批语。拍卖公司给的材料中仅附有两幅照片。从材料上看，这部抄本必定在程高本之后，价值不大。——至少与曹雪芹著作的形成过程毫无关联。——冯其庸派人参加了这场竞拍。他出的最高价是16万元。后来此抄本被他人以18万元的价格买走。
（远离北京的上海拍卖公司特地将有关信息和材料交付冯其庸，可见冯其庸在拍卖界的影响，远远超出了一般百姓的想象。）
上述几件公开的事情，说明冯其庸是个两面人物，外表的一面是他有公职：文化部文化艺术研究院副院长、红楼梦学会会长、红楼梦学刊社长兼主编、中国红学会会长，但他还有背后一面——系争富比阔“俱乐部”中的成员。

周汝昌与冯其庸的比较（之五）——一个收入透明，一个巨富来源不明(上)
周汝昌的透明的，一切都清清楚楚。富就是富，并不掩饰；穷就是穷，并不因此影响自己的学术研究。
周汝昌在青少年时，家里能够供他读书，一直读到大学毕业。谈到家庭出身时，毫不讳言地写道：
我的家在这个地方是何“身份”呢？用乡里的话，叫“养大船的”。养大船就是自己有一艘或二三艘大木船，叫海船，专门航行于渤海（个别的了到黄海、东海各口岸）运售东北的米粮、木材之类特产。[1]
冯其庸的出身则不同。他在电视中介绍他的家如何如何的穷，以致他曾做“放牛娃”。然而，他却于1948年毕业于无锡国专——解放以前供一个能上中学的学生，穷苦家庭罕有做到的，冯其庸却是例外——这也并非不可能，但他只讲自己的自学，却不见谈及家庭是怎样供他读书的，不合情理。
且不说知识如何，就家底而言，冯其庸肯定无法与周汝昌相比，却是事实。
周汝昌早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就是教授级的学者了。而冯其庸直到1975年开始校勘《红楼梦》时还是讲师。直到1985年学校都没有评定职称，也就是说他的教授之职直到1986年被任命为文化艺术研究院副院长之前，才刚刚评定。在网上公布的他曾历任讲师、副教授、教授之职——其中的“副教授”恐怕是虚的，他并未经过“副教授”这一级（不仅是他，其他许多人也是如此，因为长达约三十年时间没有评定职称嘛！).其庸“副教授”之职从何而来？
中国的工资是与职称挂钩的。如此看来，周汝昌的工资也肯定高过冯其庸无疑。
然而，自从1986年冯其庸做了文化艺术研究副院长，即有了权以后，两人财富的差距就拉得越来越大。不是周汝昌财富越来越多，而是冯其庸的财富像三级火箭一样，一下子就直钻云天，周汝昌只能远望其背，而自愧不如了。自己也曾努力将以前的作品重新编排再版，出版了一批过去写的书。于是被冯其庸手下的兵卒们便挖苦了起来。称之为“红学大跃进”，暗示只顾发行量（赚钱），而不顾质量。
而冯其庸呢？出书只为其“名”，并没有什么“利”。因为冯其庸的书无论怎样鼓吹，就是销不出去，连3000册都积压。新书都如此，旧书更无人问津了。冯其庸何尝不想也“跃进”一番，但“马”跑得起来吗？冯其庸的“利”的获得，是采取的另外的方式。
冯其庸的“利”从哪里来呢？
——冯其庸只向人们透露了一些现象，令人们去作思考：
1、十几次西北考查，为冯其庸带来丰硕的收获
冯其庸于1986年开始赴新疆及西北其他省份考查，大致每隔一年考查一次，每次总要历时一二个月。请看我从网上查到的公开的材料：
冯其庸自1986年开始去新疆考察，他说“到1998年8月我第七次去新疆”。
1998年10月4日至酒泉金塔县访汉代雄关肩水金关、地湾城。10月5日（旧历中秋节）至内蒙额济纳旗访古居延海、西夏黑水城、汉甲渠候官遗址,对以上各处都作了详细的调查。
冯其庸到2008年时，已11次去新疆考察了。
…………
冯其庸家的宝物除个别的以外（画案的楠木木料），其他的，都有一个特点：全部来自西北。也就是说他的财富与中国大西北有着密切关联。
疑点：从单位来说，冯其庸的这种考查既非史学研究单位组织的，也非考古研究单位组织的，很像是由冯其庸本人组织的。而冯其庸既不是历史学家，也非考古学家，他只是个红学家。他为什么要组织如此的考查？是私人性质的，还是公家组织的，若是公家组织的，哪个公家？
若是冯其庸个人组织的，那么他几乎每隔一年便去新疆考查一次，经费从哪里来的？考查需要时间，他是公职人员，他的假期是谁批准的？——自1986年到1998年仅12年就去了7次！——当时他还在职啊！（加上后来的几次，共十几次之多）。此外，既是私人性质的，怎么新疆的**还派直升飞机予以保护（曾有报道）？
若是公家组织的？谁组织的？既是公家组织的，那么从新疆用集装车（货箱封闭的汔车）往回拉的文物之类的东西，就应往公家送，怎么直送冯其庸的别墅？——冯其庸的这些文物下落如何？都放在了“公家”收藏吗？

周汝昌与冯其庸的比较（之六）——一个收入透明，一个巨富来源不明（下）
3、为什么要炒作“玄奘之路”？
轰动全国的有关活动有两次：一次是大力宣传“发现玄奘取经回国的山口古道”，一次是发动一批人“走玄奘走过的路”。
谁都知道：玄奘的伟大在于他的取“经”。由于他取回了完整的佛经，大大推动了佛教在中国的传播。至于他走哪条路并不重要，也没有必要去作考查。因为“玄奘之路”根本算不上中国的文化线路。
中国的文化线路有许多。最重要的是长城和大运河。除此之外，还有丝绸之路、茶马古道、蜀道、长征之路等等。以丝绸之路来说，可分为陆地和海上两种路。所谓“玄奘之路”，实际就丝绸之路的新疆段，玄奘自己并未重新开辟一条道路。而陆上丝绸之路是一个已经启动的重大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它不仅涉及中国境内大量各种类型的文化遗产项目、大量反映文化多样性的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多种多样的自然环境，它同时又是一个横贯欧亚两洲的跨界文化遗产项目。丝绸之路上有大大小小的无数古代废弃的寺院（玄奘以经时，化缘的对象），是研究汉唐文化的极为丰富的博物馆。冯其庸回避这些，甚至不敢提及丝绸之路，而是大肆炒作意义不大的“玄奘之路”，令人感到奇怪。
新华网2009年10月30日在题为《冯其庸：一直被玄奘精神感动数次重走玄奘之路》中写道：
1998年，年近八旬的冯其庸登上帕米尔高原,于海拔4700米的明铁盖山口，重新发现并确认了玄奘取经回国的山口古道，轰动中外学术界。近20年来，冯其庸走访新疆十余次，其中三次走上帕米尔高原，二次跨越塔克拉玛干沙漠。就在4年前，他穿越了有“死亡之海”之称的罗布泊，考察楼兰古城。在当天下午演讲中，冯其庸很有兴致地讲述了自己考察玄奘取经东归长安最后路段的经历，老人坦率地说：“我的目的也不是单纯为了重走玄奘之路，除了想验证玄奘在《大唐西域记》里的记载，西域风光也吸引着我。我希望能够亲身领略唐代诗人们在诗句中所描绘的雄伟而绮丽的自然风光。”
这种报道，不能不使人怀疑：“玄奘之路”很像是一种炒作——前面已经说明玄奘所走之路就是“丝绸之路”的新疆段嘛，而“丝绸之路”的意义和重要性早已为世人所肯定。所谓“玄奘”之路不是人为抄作是什么？且不说以前从没有人提出过什么“玄奘之路”，而此后——比如现在——即使整天在演《西游记》电视连续剧，也没有人再提及什么“玄奘之路”的重要性云云。还没有三五年时间就已被人们所遗忘，可见炒作之事，是长久不了的。
对于冯其庸的“玄奘之路”的考查疑点甚多，下面仅提以下三点：
第一，“玄奘之路”是没有任何价值的考查，为什么冯其庸要无比夸大？
玄奘取经并未自己单独开辟一条路，在新疆段，走的就是丝绸之路，哪有什么另外的“玄奘之路”？
对于玄奘，因他的贡献主要是取回了“经”，并详细记述了在印度的经历，因而对他的研究主要是“经”本身，以及他所进行的与印度的交往史，以及他对印度当时状况的记录。至于他一路行走的艰难，以及所表现出来的精神，是很次要的。如果将路上行走精神夸大，实际所赞扬的首先不是他，而是波斯商人。他只艰难一次，而波斯商人长达数百年就是这样走来走去，不更艰难吗？
冯其庸一方面对“丝绸之路”缄口不谈，另一方面却大肆炒作“发现玄奘取经回国的山口古道”，“重走玄奘之路”，“西域风光也吸引着我”等——使人不能不怀疑这是对于真实目的的一种拙劣的掩盖。
第二，我国有研究“丝绸之路”的专门机构，冯其庸为什么抢在他们考查之前，早在1986年便急于组织力量搞“考查”
冯其庸的考查开始于1986年。我国有专门研究“丝绸之路”的单位，根据报道：他们前几年才开始启动“重大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已比冯其庸晚了许多年。这主要由于研究单位进行考查、保护，需要资金，而申请资金，需要时间，很容易拖下来。而且也需要各有关单位的合作、协调，这都需要时日，因而要慢得多。冯其庸则不同了，尽管他的“丝绸之路”知识少得可怜，但他在1986年已被任命为文化艺术研究院副院长，更重要的是他有了这个官衔，便可以以私人关系得到各有关单位的支持了。比如：他想请假便请假，想离开单位多长时间，就多长时间，路费不愁没人报销，组织“考查队”成员，不愁得不到当地政府的支持，据报道开警还出动的直升飞机。——这都是官位的威力！

周老给我们的留念
求周老为我们校勘的《脂砚斋全评石头记》写个鉴定意见是在2004年8月4日，由于时间很紧，我们是直接去周老家拿的，当时天气很热，由于老人怕受凉，周老家一般是不开空调或电扇的，当然也不接待客人，但对我们特别开恩，特地换上了丝绸小褂接待了我们。同我们一起前往的还有统战部的韩军同志（司局级）。过去我们虽然与周老有过几次交往但从未留下任何照片和纪念物。这次韩军特地带了相机，要照几张像。
周老这天特别高兴。究其原因，或许与入夏以来很少与外界接触，这天却一下子来了好几位客人有关吧！
我们谈话的中心议题，当然是那个鉴定意见。我们之间说话的声音很大，伦玲也在一旁帮忙。我们再次介绍了所校订的这部书的特点，周老又做了删改，算是定了下来，后来录在表格上。周老在表格上签了字。
闲下来以后，韩军拿出一张小型张邮票，请周老签字留念，周老欣然签上自己的名字和日期。我们则带来了两本我们所读的周老的著作，请周老签字留念。周老在《红楼梦新证》上写上了这样的话：
友人嘱题此历史陈迹感慨之矣
周汝昌
周老在《红楼访真》上的题字是：
时在甲申暑中为书数字
周汝昌
之后韩军为我和霍国玲与周老照了一张像。这是我们与周老交往这么多年留下来的唯一一张照片了。后来这张像刊登在了《红楼解梦》第六集——《红楼史诗》的扉页上。照片下面并写有如下一段话：
霍国玲、紫军于2004年8月访问红学泰斗周老（汝昌），并合影留念。在这次访问期间，，周老对霍、紫所校勘的《脂砚斋全评石头记》表示肯定，并写出“鉴定意见”。该书已于近期由东方出版社出版。
每当看到这幅照片，这些纪念物，都使我们回忆起与周老的交往，其中体现着一个前辈大学者对晚辈的关心。

在北普佗召开的纪念周汝昌八十岁华诞及曹雪芹祖籍学术研讨会
在我国对于有威望的老年人逢十的整寿十分重视，往往都要开展祝寿活动。周汝昌便是这样有威望的老年人。
1998年是周汝昌先生八十寿辰，在王国华等人的积极筹办下，在北普佗开展了祝寿活动，并趁此时机进行了《红楼梦》研讨会，重点放在曹雪芹祖籍问题上。这次会议也邀请了霍国玲、霍纪平姐弟二人参加。
周汝昌先生身体很好，满面春风，十分兴奋，霍国玲、霍纪平、严宽等人也趁机与他照了两张相。
学术研讨会由于参加者较多，而时间有限，因而规定每人发言限15分钟。霍国玲的发言主题是：“反认他乡是故乡”的隐意。
霍国玲由于讲话时间短，若照本宣科，肯定讲不完，因而便没有按文稿宣读。而是在将“《好了歌》解注”整个背诵一遍后，讲了讲整个“解注”的隐意。从小说看这个“解注”写的是甄士隐对《好了歌》的解注，但其隐意是曹雪芹家的家事。
比如“陋室空堂，当年笏满床；衰草枯杨，曾为歌舞场。”从小说看，写的是：由富到贫，由贫到富，兴衰荣辱，迅速递转的历史图景。家里本来朝廷的命官就有好多个，上朝用的笏板能把床摆满，然而转眼间卧室、厅堂竟然空空荡荡；原来演出歌舞的剧场，现在则满目荒凉，只见衰草枯杨。豪宅被查封之后，雕梁画栋上结满蛛网；再次得势，绿纱便重新被糊上了篷窗——这种现象反映了雍、乾时期经常出现的旧臣之家被抄没，新贵一夜便腾达的走马灯似的景象。
而从其背后历史来看，则写的是曹家。在“当年笏满床”处，甲戌本有侧批曰：“宁、荣未有之先。”在“曾为歌舞场”处，甲戌本有侧批曰：“宁、荣既败之后。”在这里“荣、宁”隐指的是曹家。曹家曾经“笏满床”，但被抄家后，其家便成为“陋室空堂”，“衰草枯杨”。
那么，“乱烘烘，你方唱罢我登场，反认他乡是故乡。甚荒唐，到头来都是为他人作嫁衣裳”的背后隐意是什么呢？
——这是隐指曹家作为清宫的奴仆，一代一代地为清宫卖命的情景。无论怎么“卖命”， “到头来”也“都是为他人作嫁衣裳”。那么诗中的“故乡”是指什么呢？ 在“反认他乡是故乡”处，甲戌本有侧批曰：“太虚幻境，青埂峰一并结住。”
《石头记》（当时称为《红楼梦》）故事，记述的是“石头的在人间的经历，它源于“青埂峰”。关于这个问题，陈景河先生曾作考证，指出：大荒山、无稽崖、青梗峰实隐指“长白山”、“勿吉哀”（“勿吉”为满族先世祖族）和“清根”（即大清之根）。早在《山海经·大荒北经》就有记载说：“大荒之中有山，名曰不咸。”……大清入主中原后，一直把长白山视为“兴祥之地”，实行封禁。……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三月，康熙东巡，历时一个多月，到达乌喇（吉林）地方，亲率大小官员数百人“诣松花江岸，东南向，望秩长白山。行三跪九叩礼，以系祖宗龙兴之地。”康熙四十一年（1702年）下令全部封禁长白山，曹雪芹才有“清根封”（青梗峰）之叹。
而从曹雪芹的先辈所写的籍贯来看，虽然不尽相同，但大体可归纳为三地：长白、辽阳（千山、襄平）、沈阳（三韩、奉天）三地。这恰恰是清朝的“发祥地”和在关外的先后两个国都。
我们再来看“反认他乡是故乡”这句诗便明白曹公的所指了。原来曹家将清朝的“发祥地”和先后两个“国都”看作自己的“故乡”，在曹雪芹眼中，实际这是“他乡”，他的祖先是将“他乡”认作了“故乡”。
从这个意义上讲，周汝昌先生去做曹雪芹认定的“故乡”的探索——即探索曹家的祖籍，曹家的迁播过程，而不是将“他乡”认作“故乡”，是很有意义的。
周汝昌在研讨会后，也做了讲话。他在讲话中特别提到霍国玲的发言，说了几句赞扬和鼓励的话。

在 周汝昌先生八十岁华诞祝寿会上， 赠送每个来宾一套《周汝昌红学精品集》
关于周汝昌八十岁华诞祝寿会，有一件事还需特别提一提：在这次祝寿会上，为每人赠送了一套《周汝昌红学精品集》。大家知道：到此时，周老研“红”已有50年，写的红学文章不计其数，要趁80寿辰之机，做个全面总结，十分困难，但将其具有代表性、创始性的作品作个回顾和再版，还是可能的。这样做，无疑对红学的发展也将起推动作用。
这套《周汝昌红学精品集》由华艺出版社出版。“华艺”不是个大的出版社，但却有推动学术前进的思想，在当今流行“金钱至上”的时代，实在难得。这套书共有六部七册，计：
1、《红楼梦新证》（上、下）；
2、《曹雪芹小传》；
3、《红楼梦真貌》；
4、《红楼访真》；
5、《红楼梦与中华文化》；
6、《红楼梦的真故事》。
下面将这六部书，作个简介，以使网民了解这些书的价值和意义？

笔者认为：“小说评论”，因评论的是《红楼梦》，当然也可以算作“红学”的一部分，但是不能以此无端地否定与攻击周汝昌先生所提出的评论派实际上是沾了真正“学”的光，——因为这是个事实啊！。
（二）《曹雪芹小传》
《曹雪芹小传》出版于1980年，原是《曹雪芹》（1964年由作家出版社出版）的增订本。这部著作将曹雪芹的一生钩勒出来一个轮廓。
周汝昌先生提出的“曹学”，《曹雪芹小传》可作为其代表作。
（三）《红楼梦真貌》
《红楼梦真貌》是周汝昌与其兄长周祜昌共同完成的。
对于这部书中，有两点令人印象较深刻：
其一，对各种抄本的优劣作了比较；
其二，对一些脂砚斋批语谈了自己的理解。
这部书可以看作周汝昌先生所提出的“版本学”和“脂学”的实践。而这部著作可以看作“版本学”和“脂学”的力作。
（四）《红楼访真》
在这部书中，周汝昌先生详陈了对恭王府的考证，认为这里是大观园的原型。——对于这个结论，有值得讨论的余地。但如果不去看重这个结论，而是重点放在对于恭王府的考证价值上，那么这部著作确有值得推崇的地方。因为周汝昌先生这种考证澄清了有关的一些历史问题。
有人在查看乾隆时期的京城地图后，看到恭王府一带都是民宅，便认定：恭王府的前身是乾隆晚年由和珅平掉百姓的住宅后建成的。但是周汝昌先生却作了事实求是的考证，指出：
明代时，这里便是大太监李广的旧宅，而且这里还保存着“李广桥”这样的地名遗迹。
现恭王府东部围墙具有明显的明代院墙“下宽上窄”的特点。

府中有些建筑的柱基很大，而柱子较小。说明原先本有建筑，其较小的柱子利用了原来建筑的基础。
在洞府中保留着一个刻于石壁上的康熙题写的“福”字……。
——这些都说明：这块地方，在乾隆初年肯定是一座府邸，决不可能被大量民宅占用。至于乾隆时代的京城地图，则可以肯定与事实不符，而有伪造之嫌——这就是周先生这部书的价值。
对于周老对于恭王府的考证，笔者在《曹雪芹在京城内的故居——恭王府前身》一文（载于《红楼解梦》第五集）的开始部分这样写道：
周汝昌先生曾对“恭王府”（前身）作了大量考证和考察，并于1980年出版《恭王府考》，1998年将该书增订后，以《红楼访真——大观园在恭王府》之名出版。该书作出两点突出贡献：
（一）以大量史料说明：该府邸在和珅之前就已存在，最早可追溯到明朝大太监李广。此府决非和珅所建。
（二）许多史料说明：此府与《红楼梦》有关。口碑流传中称之为“西府”、“荣国府”、“大观园”。
此府的后花园经过整修后，被称作“恭王府花园”，已于1990年对社会开放。[1]
（五）《红楼梦与中华文化》
周老在1986至1987年曾客居美国一年进行讲学，《红楼梦与中华文化》即当时讲课的文稿，后来分别在北京和台湾出版。这部著作的基本观点是：“《红楼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一部古往今来绝无仅有的‘文化小说’。”这种认识的重要意义是从中华文化的角度认识《红楼梦》的价值。
这部著作分为三编：
上编，专门研究“自传说”。

周汝昌先生的观点是：中国古人认为：“一切文字‘书面’，过一个时期都能成为历史学家的‘史料’，若从这一角度看问题，岂独六经，实在是‘万物皆史’。所以文学自然也是史料或‘史书’之一种。”
因此，他主张；中国小说，本源与本质是“史”，是史的一支。而《红楼梦》体现了这一中国古典文学的共同特点。
中编，讲“痴”的历史命题与涵义。
在《红楼梦》中有绝句云：
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
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
周汝先生认为：这里的“‘痴’，不是别的，乃是俗常世情的对立面。”
下编，提出曹雪芹的独特叙事美学——大对称对比的结构法则。
周汝昌先生认为：
讲求雪芹的结构学，要懂得“数字”的重要原则，而要明白为什么数字会成为小说的重要“因素”，则又须了解我们古代小说的习俗传统。
……
这期间自有一个民俗学的因素。在我国，有几个数字异常要紧，其中之两个，一个是“九”，一个是“十二”。
……
当然九与十二都有一个基因数，是“三”，九是三的三倍，十二是三的四倍。……
十二的作用最明显，“金陵十二钗”的书名是最著称的了，书中还处处点“十二”，例不胜举。

具体到《红楼梦》，周汝昌先生认为，其结构是遵循着“大对称法则”。 “该书是一百零八回”：
一百零八回书，恰以“中缝”为分水岭——第五十四回与五十五回之间为一大界断，前后各为六个九回，成为两“扇”，前扇写“盛”写“聚”写“欢”写“荣”，后扇写“衰”写“散”写“悲”写“辱”，构成一个完整精严的大对称法。
综合起来看，上述三编，论述了“红学”中三个重大问题：
第一，论述了“考证派”自传说与中华文化的关系。
第二，论述了《红楼梦》内容中的重要问题——书中主角身上所表现出现的“痴”，以及与中华文化的关系。
第三，论述了《红楼梦》结构的重要问题：大对称法。周汝昌先生的《红楼梦》“结构学”是一个开创，此后，许多红学家也开始论述起了《红楼梦》的结构，成为“结构学”的滥觞。
（六）《红楼梦的真故事》
《红楼梦的真故事》的重要意义是开创了《红楼梦》的“探佚学”。其后许多红学家也开始进行了对《红楼梦》八十回以后情节及结尾的“探佚”。
从上述六部著作的内容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周汝昌先生的成就，超过了以往的几位大红学家。他不仅发展了前人开辟的红学研究，而且在许多方面也都起了开创作用，后来的红学家没有人能够达到他那样的水平。
[1] 见《红楼解梦》第五集第27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