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子虚乌有
——中国近现代儒学反思的一个基点性错误
作者：孙景坛

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中国近现代儒学反思的基点。中国乃至世界理论界都把它当作一个千真万确的学术信条，在古今中外涉及儒学的著述中被广泛征引，近几年中国理论界还对其展开了轰轰烈烈的学术争鸣。尽管争鸣是百花齐放，但所有参加者都在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时间上作文章。应当指出，争鸣对此问题进行深入探讨是有意义的，但他们都肯定汉武帝曾“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完全错误的。事实上，汉武帝从未采纳过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更未真的有过“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实际行动，有的只是“绌抑黄老，崇尚儒学”。说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与汉初的政治、经济以及思想斗争的实际情况不符，也与汉武帝以后的整个中国思想史不合。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学术谎言，是个历史笑话，是儒学反思过程中最美丽、最诱人、最神奇的充满玫瑰色彩的肥皂泡。中国近现代儒学反思以此为基点，真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空中楼阁，难怪从1915年新文化运动至今，反思不出有价值的东西呢！下面笔者就想谈谈对这个问题的新看法，不当之处，敬请指正。

 一、说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与史实不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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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书·武帝纪》又说：武帝五年，“置《五经》博士”；武帝六年，“五月丁亥，太皇太后（窦太皇太后——引者）崩。”《史记·儒林列传》载：“及窦太后崩，武安侯田蚡为丞相，绌黄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学儒者数百人。”《汉书·儒林传》所载与《史记》大致相同。

这次斗争儒家大获全胜，前提是崇信黄老的窦太皇太后崩，其中心人物是田蚡。

田蚡在学术上无作为，但确是武帝初期一个极有建树的政治家。《史记·魏其、武安列传》说：“武安侯田蚡者……辩有口，学《盘盂》诸书，王太后贤之。孝景崩，即日太子立，称制，所镇抚多有田蚡宾客计策。”“建元元年，丞相绾病免……於是乃以魏其侯为丞相。……魏其、武安俱好儒术，推毂赵绾为御史大夫，王臧为郎中令。迎鲁申公，欲设明堂，令列侯就国，除关，以礼为服制，以兴太平。举适诸窦宗室毋节行者，除其属籍。时诸外家为列侯，列侯多尚公主，皆不欲就国，以故毁日至窦太后。太后好黄老之言，而魏其、武安、赵绾、王臧等务隆推儒术，贬道家言，是以窦太后滋不说魏其等。及建元二年，御史大夫赵绾请无奏事东宫。窦太后大怒，乃罢逐赵绾、王臧等，而免丞相、太尉，以柏至侯许昌为丞相，武强侯庄青翟为御史大夫。魏其、武安由此以侯家居。武安侯虽不任职，以王太后故，亲幸，数言事多效，天下吏士趋势利者，皆去魏其归武安，武安日益横。建元六年，窦太后崩，丞相昌、御史大夫青翟坐丧事不办，免。以武安侯蚡为丞相，以大司农韩安国为御史大夫。天下士郡诸侯愈益附武安。”可见，田蚡是武帝初期的实权人物，也是儒者出身，一直是尊儒活动的支持者和参加者，而且是最后完成人。

董仲舒在历史上第一次出现，据《汉书·武帝纪》载：武帝七年，“五月，诏贤良……于是董仲舒、公孙弘等出焉。”正是在这次诏贤良的对策中，他才提出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但迟于田蚡“绌黄老、刑名、百家之言”，而且根本就没参与武帝六年以前的所有尊儒活动。因此，不是“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而是田蚡“绌黄老、刑名、百家之言”后才出的董仲舒，董仲舒只是田蚡和汉武帝“延文学儒者数百人”时所延的一个所谓的儒者。他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也不新鲜，不过是步田蚡后尘，鹦鹉学舌，沽名钓誉而已。
所以，说汉武帝“绌黄老、刑名、百家之言”采纳的是他的建议，这在历史上毫无事实依据。

二、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学术谎言之由来
既然汉武帝从未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那么这一学术谎言是怎么产生的呢？
应当指出，这一谎言在西汉时期并不存在。当时著名的史学家司马迁，在《史记》中绝口未提此事，他自始自终都肯定是田蚡“绌黄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学儒者数百人”；整个西汉人亦未有此说。这一谎言的始作俑者是东汉史学家班固，他在《汉书·董仲舒传》的结尾处有这样一段话：“自武帝初立，魏其、武安侯为相而隆儒矣。及仲舒对册，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立学校之官，州郡举茂材孝廉，皆自仲舒发之。”

班固这段话很值得研究，它既背离了《史记》，也背离了其《汉书》的《武帝纪》和《儒林传》。在此问题上，我们对史料取舍的基准应是：一、《史记》与《汉书》有矛盾时，应以《史记》为准。因为司马迁与董仲舒是同一时代的人，他们同朝为官，不可能有误；二、《汉书》的《武帝纪》、《儒林传》与《董仲舒传》有矛盾时，应以《武帝纪》与《儒林传》为准。因为帝王的活动当时就有史官予以逐年逐月逐日的记载，大的思想或学术事件亦是如此，错误是极少的；三、除非有其他大量的旁证，说明《史记》以及《汉书》的《武帝纪》、《儒林传》错了，否则不能成立，而这样的旁证一个都没有。相反，对《董仲舒传》的不利的证据倒相当多。因此，班固的这段话不可信，亦不为后人注意，唐代韩愈写《原道》时，根本未将董仲舒列为汉代重要的儒学传人。

董仲舒的时来运转是到了宋代。正是在宋代，“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谎言才被正式泡制出笼，而其泡制者则是当时大名鼎鼎的史学家司马光！请看其史学名著《资治通鉴》之《汉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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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帝六年：“五月，丁亥，太皇太后崩。六月，癸巳，丞相昌免；武安侯田蚡为丞相。蚡骄侈，治宅甲诸第，田园极膏腴；市买郡县物，相属于道；多受四方赂遗；其家金玉、妇女，狗马、声乐、玩好，不可胜数。每入奏事，坐语移日，所言皆听。荐人或起家至二千石，权移主上。上乃曰：‘君除吏已尽未？吾亦欲除吏。’尝请考工地益宅，上怒曰：‘君何不遂取武库！’是后乃稍退。”
武帝七年：“冬，十一月，初令郡国举孝廉各一人，从董仲舒之言也。五月，诏举贤良、文学，上亲策之。”
司马光还有一首赞颂董仲舒小诗：“吾爱董仲舒，穷经守幽独。所居虽有园，三年不游目。邪说远去耳，圣言饱充腹，发策登汉庭，百家始消优。”（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