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多么完美精致的“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神话啊！司马光在这里玩弄的是“打时间差”的诡计，即把董仲舒在武帝七年贤良对策的时间提到了武帝元年。他清楚：在汉武帝七年以后，思想界风平浪静，既找不到武帝真采纳此建议的证据，也找不到武帝采纳后的任何举措，因此最聪明的办法是将其时间往前提。同时，司马光又从历史上轻轻抹去了田蚡在武帝六年的“绌黄老，刑名、百家之言”等事实；进而又抹去了武帝七年，“诏贤良……于是董仲舒、公孙弘等出焉”的另一事实。似乎武帝元年“卫绾奏请罢申商韩苏张”、武帝二年“王臧、赵绾等议立明堂”、武帝五年“置《五经》博士”、 武帝七年的“举孝廉”和“《五经》策问”均与董仲舒有关，都是汉武帝采纳他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结果。这如果作为历史演义，自然无可厚非；若是作为真实的史论，则错谬百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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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把董仲舒对策的时间提到武帝元年是站不住脚的。董仲舒对策不是武帝“绌黄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学儒者数百人”的起因，而只是其结果。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只能相信司马迁，不能相信司马光。司马迁不仅与董仲舒生活在同一个时代，而且是一个正直无邪的史学家；而司马光不仅跟董仲舒的时代相隔久远，而且是中国古代政治史学的祖师爷，他的《资治通鉴》便是其史学为政治服务的杰作。《资治通鉴》的基本原则是“谨名分”，董仲舒是宋明理学的思想先驱，司马光当然要为他“谨名分”给董仲舒“谨名分”的最好办法，莫如移花接木，伪造“汉武帝采纳他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了。这便是这一学术谎言的成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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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是黄老的又一劲敌。儒家虽在秦代遭“焚书坑儒”的打击，但在汉初恢复得却很快，早在刘邦打天下时，据《郦后陆贾列传》）说：“陆生时时前说称《诗》、《书》。高帝骂之曰：‘乃公居马上而得之，安事《诗》、《书》！’陆生曰：‘居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且汤武逆取而以顺守之，文武并用，长久之术也。昔者吴王夫差、智伯极武而亡；秦任刑法不变，卒灭赵氏。乡使秦已并天下，行仁义，法先圣，陛下安得而有之？’高帝不怿而有臱色，乃谓陆生曰：‘试为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何，及古成败之国。’陆生乃粗述存亡之徵，凡著十二篇。每奏一篇，高帝未尝不称善，左右呼万岁，号其书曰《新语》”；《史记·刘敬叔孙通列传》又说：叔孙通还以儒家礼制思想为刘邦“起朝仪”，“ 汉五年，已并天下，诸侯共尊汉王为皇帝於定陶，叔孙通就其仪号。高帝悉去秦苛仪法，为简易。髃臣饮酒争功，醉或妄呼，拔剑击柱，高帝患之。叔孙通知上益厌之也，说上曰：‘夫儒者难与进取，可与守成。臣愿徵鲁诸生，与臣弟子共起朝仪。’高帝曰：‘得无难乎？’叔孙通曰：‘五帝异乐，三王不同礼。礼者，因时世人情为之节文者也。故夏、殷、周之礼所因损益可知者，谓不相复也。臣愿颇采古礼与秦仪杂就之。’上曰：‘可试为之，令易知，度吾所能行为之’”。后群臣按“朝仪”饮酒，“无敢讙哗失礼者。於是高帝曰：‘吾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乃拜叔孙通为太常，赐金五百斤。”文帝时，贾谊为总结秦亡的教训所写的《过秦论》，用的亦是儒家思想。

儒家与黄老的斗争，在景帝时就已趋激烈，其主要代表人物是辕固生。如《史记·儒林列传》载：“清河王太傅辕固生者，齐人也。以治诗，孝景时为博士。与黄生争论景帝前。黄生曰：‘汤武非受命，乃弑也。’辕固生曰：‘不然．夫桀纣虐乱，天下之心皆归汤武，汤武与天下之心而诛桀纣，桀纣之民不为之使而归汤武，汤武不得已而立，非受命为何？’黄生曰：‘冠虽敝，必加於首；履虽新，必关於足。何者，上下之分也。今桀纣虽失道，然君上也；汤武虽圣，臣下也。夫主有失行，臣下不能正言匡过以尊天子，反因过而诛之，代立践南面，非弑而何也？’辕固生曰：‘必若所云，是高帝代秦即天子之位，非邪？’於是景帝曰：‘食肉不食马肝，不为不知味；言学者无言汤武受命，不为愚。’遂罢。是后学者莫敢明受命放杀者”；“窦太后好老子书，召辕固生问老子书。固曰：‘此是家人言耳。’太后怒曰：‘安得司空城旦书乎？’乃使固入圈刺豕。景帝知太后怒而固直言无罪，乃假固利兵，下圈刺豕，正中其心，一刺，豕应手而倒。太后默然，无以复罪，罢之。居顷之，景帝以固为廉直，拜为清河王太傅．久之，病免。”正如《史记·老子韩非列传》所说：“世之学老子者则绌儒学，儒学亦绌老子。‘道不同不相为谋’，岂谓是邪？”

不过，这里有几个问题要特别注意：第一，武帝元年的“罢申商韩苏张之言”与六年的“绌黄老、刑名、百家之言”不能同日而语。过去理论界一直将其合起来作为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证据，这是错误的。因为二者的性质不同。“罢申商韩苏张之言”乃是黄老所为，不是儒家干的，其性质为黄老与“申商韩”等思想的斗争，“绌黄老、刑名、百家之言”才是儒家所为，其性质为儒学与黄老的斗争。“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含义或前提，是百家都要由儒家来罢，既然罢“申商韩”等学说与儒家无关，怎能将其作为儒家“罢黜百家”的证据呢？

第二，武帝元年的罢“申商韩”等思想与六年的“绌黄老、刑名、百家之言”的地位也不一样。过去理论界将二者并列看待，这也是错误的。从上面的分析我们已知道：汉武帝初期思想斗争的实质，是黄老在受到严重冲击后，用什么思想来取代它？谁能取代黄老，并能解决汉初的政治危机，就说明谁取得了这场斗争的胜利，并且宣告这一斗争的结束。武帝元年的“申商韩”等思想被罢，只是一次企图取代黄老斗争的失败尝试，而武帝六年的“绌黄老、刑名、百家之言”才是成功的标志。所以，只有武帝六年的学术斗争才最能说明武帝时期思想斗争的本质。

第三，武帝六年的“绌黄老、刑名、百家之言”只能叫“绌抑黄老，崇尚儒学”。过去，理论界一直将其释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这也不科学。这句话从字面上来讲，“绌”虽通“黜”，但二者含义并不完全一致，“绌”通“黜”时，意为“贬退”之“黜”，不是“罢黜”之“黜”。用贬退来释“绌黄老、刑名、百家之言”，这里就包含了三层意思：一将黄老从正统思想的宝座上拉下来，即“绌”；二不给其他学派跃上这个宝座的机会，即“抑”；三让黄老与共他学派均居在野地位，即对其仅仅是“绌抑”，而不将其“罢黜”。同样，儒学也只是成了社会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而不是“独尊儒术”。

由此可见，汉武帝初期的思想斗争根本不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而是“绌抑黄老，崇尚儒学”，把“绌抑黄老，崇尚儒学”曲解成“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完全是后来受董仲舒在武帝七年的对策影响所致。

呵呵,想起汉宣帝曰:“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达时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于名实，不知所守，何足委任！”
精辟,经典!

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这一说法又从何来？总不能是空穴来风吧

我同意,就汉武帝对董仲舒的待遇就看得出来,并不是什么"独尊儒术",不过宋代的文人为了抬高宋儒的身价,才故意这么臆造附庸,汉家,可是尊儒尚法的典型,这才是国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