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对于现实中对规则的漠视而言，思维中对规则的漠视绝不是一个次级问题。国人倾向于把规则、标准一类制度性的东西，视为“形式”或“教条”，并把对它们的坚持贬称为“形式主义”或“教条主义”。在对内容与形式、实质与程序的割裂式与对立式的理解中，我们通常认为对形式的追求不仅多余，而且有害，形式本身就是对内容的伤害。
持这种观点的人会嘲笑宋襄公的“不擒二毛”，嘲笑中世纪西欧的决斗规则，或诸如禁止使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不准伤害平民这类现代战争道德。他们认为这很虚伪：仗都打了，还讲什么规则呢？他们因之或明或暗地同情恐怖主义，因之主张在未来战争中采取总体战或超限战。但这样一来，他们甚至不能真正理解南京大屠杀作为惨绝人寰的日本军国主义罪证的性质：不只是因为他们杀害的是中国人，更因为他们杀害的是手无寸铁的中国平民！
形式不是物理世界的现象，它天然地具有精神的特征，体现着精神对自然混沌的胜利，体现着人文对社会过程和手段的道德驯化。使现代英语成为一门高级语言的不是拼音字母的经济性，而是其形式合理的分析性语法；使基督教成为一种高级宗教（形式宗教）的，不是关于“爱”的教义，而是褪去了神秘主义寓意的象征性的礼拜仪式；标志人类社会现代化的不是社会治理动机和目标的正当性，而是给予生活以可靠预期的制度的系统供给。对形式的轻视，无论经过多少中介或转换，都将导致对制度和制度建设必要性的轻视。
古罗马有这样一个经典案例：某人的葡萄藤被邻人毁坏，但在诉讼时只能说是“树木”，不能说是“葡萄藤”，因为《十二铜表法》只规定了对非法砍伐树木的惩罚，而没有提到葡萄藤。当这则案例被我们用作中学历史试题时，试题要求考生必须回答：这个案例反映了罗马法“注重形式，缺乏灵活与变通”。一个用标准答案阻止学生自由思考的考试制度，却批判别人的司法实践“注重形式”，这表明，我们对“形式”的理解是多么的扭曲和错位。
在西方的司法观念中，程序正义历来比实体正义更重要，换言之，法律的公正比公正的法律更重要。如果一名美国警察在给嫌疑人戴手铐时，忘了向对方背诵“你有权保持沉默。否则，你所说的一切将可能用来在法庭上作为控告你的证据”，那就只好放他回家了。他们坚信，越高贵的东西越脆弱，一次程序上的偷工减料就足以败坏法律的尊严。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道格拉斯精辟地指出：“权利法案的绝大多数条款都与程序有关，这绝非毫无意义。正是程序决定了法治与随心所欲或反复无常的人治之间的大部分差异。”
现代社会之所以是“程序至上”，或者说，之所以是“规则的统治”（nomocracy），而不是“目标的统治”（teleocracy），是因为，在社会开放演化的扩展秩序中，每个人依据自己的知识、能力和价值偏好所追求的不同目标及其过程，是无法被整合为任何一种特定的目标及其过程的。哈耶克据此认为，国家与部落组织最大的不同，是它不能继续为共同体制定统一的目标并集中全部的力量去实现它，而只能把自己的功能限定在提供公共规则及其执行上，即仅仅提供一个使无论哪个成员都可以将自己的知识、能力和价值偏好用于追求个人目标的架构。
对于现代社会，有关国家或人性善良或丑恶的本质主义假定都无关宏旨，真正值得敬畏乃至为之牺牲的唯有规则。还是讲一个故事吧。在一起杀人案中，无辜者被判死罪，真正的罪犯却逍遥法外。罪犯不堪良心的折磨，跑到牧师那里去忏悔，把自己的犯罪经过和盘托出。罪犯得到了解脱，被迫守着这一桩罪行生活的牧师却受不了，于是他到另一个牧师那里去告解，把罪行转存到他那里；出于同样的原因，这另一个牧师又到另另一个牧师那里去。最终，这个国家的每一个牧师都知道了这桩罪行。临刑前，无辜者对前来进行临终关怀的牧师泪流满面：“我真的没有杀人啊！”牧师答道：“孩子，我又何尝不知道你是冤枉的啊！”作为公民，牧师当然有向公安机关举报真凶的义务，但作为牧师，他不能出卖忏悔者，这是忏悔告解制度的基础。
规则不是苏丹宫殿里的女奴，我们更不是苏丹。

我们现在似乎已经不知道为什么要认认真真走形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