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8月短短的20多天里，我亲眼看到红卫兵在“破四旧”的旗号下，给身边善良的人们、给古老的北京城带来的劫难，看到了街头巷尾弥漫的硝烟和在突如其来的厄运中一个个家破人亡的惨剧，特别是兰兰一家人的遭遇使我如在梦中。我盼望着噩梦过去后的早晨。但那都不是梦，真真确确都是流血和死人的事实。

在前途无望，在一片混乱与狼藉的现实中，我对从未离开过的北京城产生了一种无比的厌恶。我想逃开这里，我寻求哪怕是暂时的解脱（当我从外地“串联”回来时，才发现全国已是“××乌鸦一般黑”了）。于是，南来北往无人能管、无人敢管的串联运动给了我这个机会。

忙于串联的红卫兵已经无暇顾及学校的运动，允许参加大串联的条件也不那么苛刻了。在被×××称赞和支持的这场象洪水一样流动的“大串联”运动中，家庭出身、阶级路线在中学生里暂时被搁置起来。于是，在学校里抬不起头的“黑五类”子女胆大一点儿的便都得到了一时的自由与快活，我就是其中的一个。

我选中的第一个目标是新疆。
我没出过北京城，但从小就梦想走遍全国、周游世界，新疆是我在梦中去过的地方。新疆在那里呢？我不知道。“串联”是怎么回事儿，我也不知道，但离开北京的决心已定，剩下的便只是行动了。
我不是红卫兵，我对红卫兵怀有的只是厌恶与敌视，但我需要一只红卫兵袖标，因为那是我即将加入串联行列的“资格”。我从母亲的一堆破布里找出一块可用的红布，用黑油漆写上“红卫兵”这三个在当时国人中声威赫赫的大字。

8月底，我带着简单的洗漱用具、一身替换衣服以及必备的中国地图册和列车时刻表告别了惶惶不可终日的母亲，接过母亲颤抖着递给我的十几元钱，独自登上西去的69次列车。
起那一次乘车西行，我至今都倒吸着冷气。每一节可容纳108人的车厢最少塞进300人，车下人头撺动、操着南腔北调的各地红卫兵还在从车门、从窗口拼命往上拥。车厢的过道、厕所和货架上凡是可以坐卧或下脚之处都堆满了革命的男女红卫兵小将。用“拥挤”二字已不足以说明车厢里载人之多，那是排满沙丁鱼的罐头、是充分利用每一寸空间的满载货车。
大约是下午三点钟，不堪重负的列车喘着粗气，喷吐着白烟，沉重地、摇摇晃晃地上路了。就这样，我有生以来第一次离开了北京，离开生活了18年的北京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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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车开过狭长的兰州市，开始在绵亘的乌鞘岭上爬行，车速放慢了，慢得像人在行走。又一个夜晚来临了。
在兰州车站，车厢里的乘客又下去一些，我们这两条长椅都只有两个人了。新疆不是北京，北京才是太阳升起的地方，新疆也不是延安或井岗山，只有那里才会使崇尚革命的红卫兵们倾心向往。象我一样情愿去追逐落日，留恋大漠风光、边塞人情的中学生在红卫兵中到底还不多见。
窗外是黧黑的夜，远处是黑黝黝的山岭。虽然还只是八月底，但大西北的夜风已从窗外带进许多凉意，对面的女孩儿悄悄拉紧了衣领儿。我站起身把这一天一直打开的窗子关上，又关切地跟她换了个座位，把她的旅行袋递给她。
她顺手从里面取出一些食品摆在桌上，亲切而又自然地说：“我们一起吃一点东西，好吗。”
我不再客气，接受了她的好意。
夜深了，我却毫无倦意。“你要睡一会儿吗？”我试探着问她。
“我不要睡，我们这样聊天不是很好吗，现在多清静呵。”她看看身边早已沉入梦境的一个新疆女人压低了声音说。
“你叫什么名字？”认识快一天了，我才想起还不知道她的名字。
“我叫徐蓉贞。”“你叫什么？”她双手垫着下巴伏在铺着一块小手绢的桌上问我。“我叫李恒久。”我用手在桌上比画着告诉她。
“你为什么到新疆去？”
她一时语塞，低着头不再回答，眼神中又恢复了原先那种忧伤。
看来，她和我一样，也有自己谈话的禁区。我不再多问，和她一样沉默着。她望着黑呼呼的窗外，其实是在沉思。
我翻看着那本《朗诵诗选》，嘴里轻轻念着贺敬之《西去列车的窗口》中的诗句“是大西北一个平静的夏夜，是高原上月在中天的时候......”声音轻得只有我和她能够听到。
“徐蓉贞，你喜欢这首诗吗？”我看她一直在动情地听着，便问道。“喜欢。”她转过头来说。
“你就叫我贞贞吧，我爸爸从来就是这样叫我。”
“你妈妈呢？”这一天我总听她说起她的爸爸，却从未听她提起过妈妈。
“我妈妈早就去世了，是爸爸和姐姐把我带大的。”她又难过起来。我后悔不该这样冒冒失失地问她。
我从书包里抽出一件替换的兰上衣，站起身给她披在肩上，顺便坐在她的身边，她没有拒绝，神色黯然地往长椅的角落上挤了挤。
我们无言地坐了很久，一同听着沉闷的隆隆的车轮声。

沙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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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文笔！绝对是写书人.
前辈辛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