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众多史实表明中国人在发展工商业，主动探求自然科学知识，及时学习和推广自己所能接触到先进武器、先进知识方面的心胸和能力从不逊色于任何其他民族。没有清朝大规模民族压迫统治，正常发展是不至于到两百年后才惊叹所谓洋枪洋炮和铁甲巨舰的威力。
许多人看到明末后金政权打赢了，清政权胜利了，于是就是得出清胜于明的结论。他们的逻辑是既然明政权连清打不过，那明朝延续下去，再过两百年自然比清更不如。
实际上政权的强弱可以随时波动起伏，而文明的强弱则是长期积累演变的结果，难以一时改变。任何一个古代政权，都存在由强变弱的过程，但这个强弱仅仅只能是代表该政权对经济、人员的控制能力，调动能力，并不能代表文明本身的强弱。
如果文明强大，即便政权暂时弱了，换一个强政权，就能迅疾显示出强大力量。如果文明本身变得停滞衰弱，无论政权是强还是弱，都改变不了其受人鄙视，欺凌的下场，一百多年内很难扭转衰萎状态。
明末中国在文明发展水平上，总体和西方并驾齐驱，一些领域还凌驾其上。哪怕政权变弱，只能发挥很小部分实力，都能把在中国沿海地区骚扰的荷兰殖民者打得落花流水。哪怕类似郑芝龙郑成功这种仅割据很小土地的军阀，都足以横行海上，让殖民者退避三舍。

我这本书也论证了明朝是亡于皇帝贪婪吝啬，官员腐败，以及政府横征暴敛这些长期流传的说法并不符合事实。
所谓崇祯积聚了七千万内帑是李自成势力炮制出来的政治谣言，意在掩盖自己在北京城抢掠民财，也进一步败坏明朝名声。而不同的群体也出于各自不同的动机相信并传播了这个谣言。

至于明末官员腐败情形，传统说法也存在很大夸张。我看过的明末地方志上记载的清官比例不低，而且明末清初如郑廉、叶梦珠等人的回忆也表明，明朝官场总体上仍旧保持清廉的风气。
李自成在北京拷掠明朝的官员勋戚，许多人曾以此来论证官员腐败。但遗憾的是缺乏详实有据的分析。有些笼统的记载说从官员身上逼勒出多少钱，但一具体落实到人，似乎谁都说不出来哪个明朝官员是被拷掠出数额比较大的财富。而真的结合史料中相对具体的记载就会发现，李自成在那些官员身上其实没弄到多少钱。
首辅魏德藻，被严刑拷掠，搜尽家产也只一万多两（恐怕其中还有向别人借的），魏德藻父子都被拷掠至死，也没发现更多钱。
时任任户部尚书兼兵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的方岳贡，更穷的叮当响，被闯军抄家“萧然无有一物”，其清廉程度比起海瑞来都毫不逊色。
前首辅陈演被夹棍夹了两次，逼勒出五万两银子后被杀害。孙从度受刑至死，仅得四万两银子。吴履中受刑后交出三千两。
崇祯的岳父嘉定伯周奎，许多人都说他交出几十万两白银，应该是误解史料，以讹传讹！按《黍离小志》中的记载周奎在要上吊自尽的时候被抓去严刑拷掠，摊派给他七十万两银子，而非真交出七十万两白银，最后把他的房子仓库田产全部没收，至于究竟能折合多少两银子，也没有交代。

有人可能说，五万两，四万两银子也不少了。但应该对比一下，按叶梦珠说明朝布商做生意，“白银动以数万计，多或数十万两，少亦以万计。”布商在明代还算不上最有钱的。做到首辅这个级别，被拷掠至死，家产全部被抄，也比不过当时中等资产的商人做生意一次携带的资金量，实在谈不上多腐败。
明朝由于相当完备的高低级官员的制衡约束体系，发达的言官弹劾制度，以及地方基层的舆论监督体系，官场风气总体还算清廉。而真正腐败成风的恰恰是取代明朝的清朝，清代一定程度是通过制度化的腐败，换取官员的卖力效忠。早在后金时期就已如此。具体可看宁完我、徐明远给皇太极的奏疏“我国贪堕成风，以闭口缩头为高”，“今之八门收税官吏，无不昔贪而今富”。
清入关后，官员出仕没有明代清流舆论的制约，名声廉耻都不必在意，捞钱本身就成了做官目的，腐败公行，这点从叶梦珠、史惇等当时人的记录也是很清楚的。

被很多人当成明朝灭亡原因的横征暴敛也是站不住脚的。真正横征暴敛的清朝用敲骨剥髓式的掠夺稳固了自己的统治，而在征收赋税方面三心二意，动不动就蠲免的明朝最后在被复社势力推上台的周延儒推行的蠲免税收的政策下以近于自杀的方式灭亡。
清朝统治者最大限度的压榨掠夺获得的财富不仅支撑了其军队对绵延几十年的全国各地反清起义的镇压，而且与此同时还能供给他们自己的奢侈享受和军队的额外犒赏。明朝崇祯皇帝节衣缩食甚至典当生活器具来供给军饷还要被大臣骂得狗血喷头，发点最基本军饷还要讨饭一样靠募捐，还被后世人骂成是横征暴敛。

下面再说一下本书的核心思想，其实很简单。明朝灭亡的直接原因是财政危机，赋税收入太低。科举制造成的权力结构导致加农业税难，增加商业税更难。导致明代晚期，工商业高度发展，工商业阶层无比富裕，而国家的赋税收入仍旧是依赖农业。反过来，这种和经济结构严重脱节的税收结构，又导致从绝对数量来说并不算高的农业税，要增加一点，在基层也会遇到极大的抵制，使得更多农业人口流失，由此形成恶性循环。

而这种建立在科举制基础之上的政治权力结构又是战国后中国政治体系累积进步下造成的结果，平民阶层尤其是数量大而分散的中小资产阶级对政治决策的影响力更广泛更深入。我称之为超前的民主。

和通常论述的相反，明代的问题不是什么资本主义发展受到的阻力太大，而是受到的阻力太小，发展得太顺利。阻力大让一个事物成长得慢，也可以更经得起打击，为了冲破阻力，配套形成的制度也会更完备周密一些，应对危机灾难的能力也会更强一些。阻力太小或许一时能让事物一时之间发展的更快，但也更娇气。

明末的问题不是autocratic，恰恰是不够autocratic。许多人把责任推到崇祯头上，其实是让一个并无autocratic权力的崇祯去承担一个dictator才能承担的责任。

我书稿里表达的核心思想的后半段，到现在接受的人应该都不多。明代一向是被说成专制顶峰，现在我却说成是超前进步，超前民主，这怎么可能呢？况且民主是西方人的专利，说中国古代君主制下是民主，这不是奇谈怪论么？
更何况，既然是进步，那就应该带来好的结果，既然明代的政治体系，导致了政府无法收到足够税，动员能力低下，无法抵御外侵，无法赈济自然灾害，那只能说成是落后，又怎么能说成进步，还是超前呢？

34楼怎么 没了？？

应该说我要表达的核心思想的前半段，现在反对的人或许不多。现在看网络上的发言，断定明朝灭亡的直接原因是财政危机，是税收尤其商业税征收不力，大部分人都能同意。

当然十一年前并非如此。在我贴出明亡原因的长文之前，有一次在一个回帖里表示明朝灭亡不是因为征税太多，而是征税太少。对方的反应是相当惊骇的，认为我在胡言乱语，还特地把我的话复制出来去质问论坛上另一位明粉，意思是你看看你们明粉的言论多么荒唐。

有这样的反应是不奇怪的，过去不少明史学者也还是把明朝灭亡归结为横征暴敛，归结为封建统治者尤其是皇帝个人品质恶劣，能力低下。
按照这种看法，明朝灭亡当然跟什么财政危机没关系，完全就是崇祯个人荒唐病态的守财奴个性所致。我在书稿中用非常长的篇幅极其详细地辨析崇祯内帑问题，并不是没有原因的，因为这个问题如果不能澄清，那等于整个立论就失去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