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张曙的举报材料中有这样一组数字：安徽医科大学附属医院2005年度业务收入7亿2000万元，其中药品销售收入3亿5000万元。药费已成为医院的主要收入来源。与此对应的是，药费也成为医生们的主要收入来源＞菸郎棵盘峁┑淖柿希2005年中国居民平均每人看一次病要花79元，住院要花2891元。这两项费用中，药费分别占到60%和47%，这表明药费是医疗费用的最主要的组成部分。 
　　子墨：为什么要针对医生进行举报？ 
　　张曙：个别医生做得太过分了。一般大夫一个月开几张化验单，收几十块钱回扣，合理用药也没什么大不了的，但是有个别大夫为了那点回扣已经在乱用药了，收回扣的数额也比较大，到后来收回扣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现象。一个医生得一万块钱好处，病人就要损失十万块，这对病人损失太大了。讲一句实在话，太缺德了，这种事不能干。 
　　子墨：卫生厅是医院的主管单位，为什么不给一个正式答复？ 
　　张曙：不能正式答复，因为卫生厅对外讲，我们行业的风气越来越好，医德医风很好，病人满意度越来越高，满意度95％、98％，没有收回扣的事情，不存在。但是对内，医药回扣的事情全国都有，这是没办法的事情，因为医疗体制本身有问题。我也没有办法。 
　　子墨：卫生厅不是发过文件要对回扣问题严肃处理吗？ 
　　张曙：文件说超过五千块要处罚，要把钱退回来，超过一万要开除。但是下文件是一回事，执行起来是另外一回事。没办法执行，大家都在违规，处罚哪一个呢？我们医院医生有八百多个，不能让八百多医生都不上班吧。 
　　子墨：有份文件总比没有强吧。 
　　张曙：事情就是这样，这么多年经济体制改革，政策不配套，许多事情讲不清楚，大家都按潜规则做事，在阳光下做事的越来越少。卫生厅发文件是阳光下的规则，医生普遍收回扣是潜规则。 
　　子墨：卫生厅没有回复，您接下来怎么做？ 
　　张曙：1998年年底向国家卫生部和《人民日报》写信，1999年就见报了。

1999年，因为张曙的举报，人民日报刊登了题为《医疗回扣为何屡禁不止》的文章，其中涉及张曙所在医院--安徽医科大学附属医院所存在的检查费回扣现象。此文刊出后不久，检查费回扣从该医院被彻底地清除了，而药品回扣至今依然存在。虽然院方也曾与省wei sheng厅签定过《行风责任书》，承诺要杜绝医疗回扣，然而回扣现象却愈演愈烈。2005年底，张曙开始了他的第三次举报，guo wu yuan纠风办在接到他的举报信后，派出了调查组进驻医院。 
　　子墨：调查过程是怎么进行的？ 
　　张曙：他们先喊我去，对着人民日报的材料一条条核shi。我说这几条是我写的，我署名的我承担责任；如果调查不实，我也承担责任。然后他们就到医院，组织医院的人来调查。 
　　子墨：在医院怎么调查？ 
　　张曙：具体步骤我不清楚，医院做了一个摸底吧，发一个表让每个人填，填这几年是否收了回扣，收了多少。但是这个表就我一个人填了，填收了回扣四万五千块，其他人都没有填。 
　　子墨：这样的结果是不是在您意料之中呢？ 
　　张曙：意料之中。他们不承认拿回扣是正常的，可以理解的，因为医生也要保护自己。谁承认就处分谁，不承认是最理智的，所以大家都不承认。 
　　极大的隐秘性使得医疗回扣的取证工作极其困难，2005年四川开江医疗回扣案中，联合调查组在开江县医院召开群众大会，要求全院医务人员在一个月内主动向xian ji委上交回扣。然而，除去案件的举报人开江县医院外一科主任肖启伟一人上交回扣4万元外，全院医生几乎无人上交。如今，这样的情形在安徽重演，举报人张曙步履为艰。由于影响到各方面利益，他成了同事和领导都要防备的人，所有经由他手开出的处方，都被医院计算机系统自动将处方医生由张曙改成"戚德如"。因为这样做可以隔断药厂和他接触的可能，回扣的事情也就不会再被他发现。 
　　张曙："戚德如"，我们医院没这个人，软件设计成戚德如，目的是不统计我的处方，这样医院可以避免许多麻烦，而其他大夫开的处方都是署真实姓名的。 
　　子墨：有人说您在医院不是一个大家喜欢的医生。 
　　张曙：我们医院有2000多职工，在私下里真正抱怨我、恨我的人不到十分之一。

子墨：您现在的生存环境怎么样？ 
　　张曙：各种压力。得罪了医院领导，也得罪了大学领导和卫生厅领导。你得罪了领导，领导掌握权力，将来如果你还在这个地方工作，随时可以打击你报复你。医生是一个高风险的行业，没有哪个大夫能保证一辈子没有差错，没有疏忽。一旦出现差错疏忽，你得罪人了，小毛病他可以说成大毛病，如果你和大家关系好，出了大的差错也可以把事摆平。在我手上看过的急症重病有几千人，抢救的病人也很多，我不能保证对待每一个病人都做到十全十美＜偕100个病人，99个都看得是符合规范的，有一个病人出一点差错，他就会找你岔子，会整你。 
　　子墨：您在乎吗？ 
　　张曙：到现在也无所谓在不在乎了。有人狠话都讲过，要打我黑棍，晚上走到哪个黑地方，一棍子打上去。还有人讲要开车撞我。但这样的人还是少数。 
　　子墨：听到这样的话，您害怕吗？ 
　　张曙：很紧张，如果出现意外的话，家里的生活就没法保障了。所以我1999年买了几份保险。 
　　子墨：家里人怎么看待您举报这件事情？ 
　　张曙：家里人希望我不要掺和，一个医生守着稳定的工作，不应该掺和这些事情，不过家里人现在也管不了我。 
　　子墨：既然有各种各样的风险，您为什么还要做这个事？ 
　　张曙：做人有各种各样的价值观，我觉得还是要讲一些真话，讲真话对社会进步是有价值的。 
　　子墨：如果问题得不到解决，您还会继续举报吗？ 
　　张曙：该讲的话我讲，该做的事我也做了，下一步我就老老实实上班，其他事不问了。如果有可能，调一个单位。 
　　子墨：如果重新选择，您还会走上举报这条路吗？ 
　　张曙：重新选择就难说了。1996年举报的时候，我比现在年轻，见识也少。如果当时就预见到事情这么复杂，难度这么大，得罪的人这么多，对自己造成的伤害这么大，我可能最多就是少拿回扣，不会那么冲动了。但现在事情做都做了，也谈不上什么懊悔。

40L说的没错,这个我深感水深
自己顶

子墨：多长时间没拿到绩效工资和政府津贴了？ 
　　唐华林：三年多。 
　　子墨：不发的理由是什么？ 
　　唐华林：理由是你没有按照医院的经济方案开出那么多药，没有开那么多检验单，医疗任务没完成。 
　　子墨：绩效工资和奖金怎么来确定？ 
　　张厚兴：就看你"杀"病人"杀"得多不多，开单开得多不多。 
　　子墨：有量化标准吗？ 
　　张厚兴：没有标准，说你开的多就多，说你开的少就少；只有开单才有提成，没有开单就没有提成；开的多就提的多，开的少就提的少。比方一千个病人，一个病人多开五十块钱药，就可以增加十来万收入。 
　　引发这场医院与医生之间矛盾冲突的导火索，源于该院2004年生效的"经济管理方案"。医院规定，医生的总收入减总支出，结余部分按比例提成计奖，利润的一部分作为奖金与医生的工资挂钩。其中，内科含门诊、急诊、妇产科等，按50%提成；外科系列按25%提成；完不成任务的，只能拿基础工资。 
　　子墨：提成是怎么分配给医生的？ 
　　唐华林：医生完成了医院的经济方案，医院从药品、检验费、医疗费总收入里减去基本工资和社会养老金，以及门诊部、住院部的房子折旧、水电费等等，剩下的多余部分就是所谓的绩效工资。谁完成任务多，谁开药多，谁开检验费多，谁的绩效工资就多。 
　　子墨：像您这样的门诊部医生，每年需要完成多少任务？ 
　　唐华林：按照医院规定，门诊部的任务是两百多万，19个医生一年两百多万，一个人的任务大概是一年十多万吧，完不成任务就没有绩效工资。 
　　子墨：绩效工资每个月有多少？ 
　　唐华林：我所知道的可能有六百块钱一个月的。实际上院里对这个数字是保密的，从来没有跟我们公开过。 
　　卫生部于2004年4月公布了《卫生部关于加强卫生行业作风建设的意见》，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八不准"。其中对社会极为关注的医疗界"红包"和提成问题有了态度明确和前所未有的严厉说法。《意见》规定，违规严重者将被逐出医生队伍，吊销职业证书或免除主要负责人职务；内部科室取消与医务人员收入分配直接挂钩的经济承担办法；不准设立小金库。

唐华林：卫生部的文件明确讲了，不准把经济指标和医生的个人收入直接挂钩，不允许开单提成。湖南省卫生厅也有十条规定，大型检查如CT不允许提成。可是我们医院的经济方案公开标示着，CT提成10%，彩超提成10%，药品一般提成6%。这种经济方案和卫生部以及省卫生厅的规定是完全相违背的。 
　　子墨：您所说的比例是提成给医生的吗？ 
　　唐华林：是直接提成给医生的。这些东西组成绩效工资，等于医生开多少药，开多少检验费，提多少成。 
　　根据常宁市中医院的经济管理方案，不愿意开单提成的张厚兴等6人连续三年只拿到了基础工资，而没有绩效工资。张厚兴等人认为，医院是非盈利性公益事业单位，不能像工商企业那样将经济收入与医生待遇挂起钩来。而且按照医院制定的这份"经济管理方案"，一种怪现象出现了，这些没有完成任务的主治医师的收入竟沦落到不及杂工和门卫的地步。他们一年下来，至少要比别的医生少6000元左右的奖金。 
　　子墨：医院方面说搞经济管理时征求过你们的意见，23票通过。 
　　张厚兴：方案没有通过。2004年搞经济管理方案时，我们44个职工代表，最后只有18个人举手赞成，20多人反对，你说怎么通过？他们说的那个数字是假的，骗人的。你可以去查会议记录，因为我是职工代表，制定方案的时候，我当着卫生局长的面第一个站起来举手反对。我说我代表门诊部医生坚决反对这个方案。这是清清楚楚的。 
　　子墨：为什么反对？ 
　　张厚兴：它就是个宰割病人的方案，纯粹是简单提成。一个医生一年看两千个病人，没有绩效工资，如果宰病人宰得多，看一千个病人或五个病人，也有绩效工资和奖金。 
　　子墨：卫生局的态度是什么？ 
　　张厚兴：卫生局长当时没表态，最后不了了之。 
　　子墨：既然职代会没通过，为什么方案还是执行了？ 
　　张厚兴：长官意志啊。 
　　子墨：有医生喜欢这个方案吗？ 
　　张厚兴：有18个人赞成啊，他可以大肆开药，大肆开单，可以提成，可以带老婆孩子出国旅游啊。这部分人当然赞成了。 
　　子墨：您就不能这么想吗？ 
　　张厚兴：我不能这么想，我没有这个奢望，我不希望靠宰割病人发财。 
　　子墨：您有提成的任务吗？每年多少？ 
　　张厚兴：有。我给你讲一件事，我一年能看两千多病人，在我们医院也算门诊量多的。如果按照经济方案搞，一年拿一千个病人出来开CT检查单，就能增加二十多万块，就可以完成任务，可以到外国去旅游，但是我不能这么做，良心上医德上不允许。

医生开药和开单提成之外，医院的药品采购也是敏感话题，不过由于六名医生都是门诊医生，药品采购他们不愿过多涉及，对于药品回扣则做了详细解释。他们说，几乎在每一个医药代表提供的药品清单上，都会把药价和回扣金额清楚地标出来，医药代表会根据每个医生的开药量乘以回扣，计算每月提成金额。 
　　子墨：回扣和提成是两回事吗？ 
　　唐华林：提成是完成医院的经济指标，给医生提的成。回扣是药贩子在背后给医生塞红包，你给他开药出去，他月底或月初用信封把钱装了送你。 
　　子墨：有没有医药代表直接和您谈过开哪些药会有多少回扣。 
　　唐华林：谈过，不但谈回扣的价格，还把表格给我们看，哪一种药多少钱，回扣多少，都有清单发给门诊部、住院部的医生。我自己也是门诊部医生，我也开过回扣药。比如头孢塞肟零售价是11块钱，你开出一支，给两块钱回扣。而超市卖的头孢塞肟，同一个厂家同一个品牌，零售价是两块五一支。 
　　张厚兴：医药代表给我们的回扣药消费单上写着，48块钱一支的药给医生回扣10块钱；兴威消炎片29块8一盒，给医生回扣6块钱；尤林加31块钱一盒，给医生回扣6块钱。这种回扣药的价格一般比外面贵3到4倍，比如36块钱的药，外面只卖7、8块一盒。 
　　子墨：医药代表怎么知道哪位医生开了多少回扣药呢？ 
　　唐华林：由医院药房统计出来。 
　　子墨：所有药都能拿到回扣吗？ 
　　唐华林：凡是医药代表在我们医院做的药品生意，都有回扣。 
　　一边是昧着良心就可以得到丰厚收入，一边是捍卫良知收入比门卫还低。当见利忘义成为制度化生存的需要，医疗事业的公益性以及医生的职业道德都被轻而易举地抛之脑后。医药代表可以明目张胆地把回扣写在明处，而每一个医生都需要拿自己的良知和职业道德去抗衡制度化牟利的冲击。 
　　子墨：拿回扣有什么后果？ 
　　唐华林：个人利益驱使医生去猛烈地宰割病人。按道理讲，医院如果不是从药贩子手里进药，医生按照正常程序开药的话，第一医院的药价没有现在这么贵，第二医生也不会受到利益驱使去大量宰割病人。 
　　子墨：您有什么证据显示医生拿了回扣和提成之后，给病人开的药越来越贵，越来越多呢？ 
　　唐华林：从我们医院住院部的销售药量就能知道这个事。本来我们是中医院，但是现在不以开中药为主，而是大量开西药，特别是新药、特药、抗生素，在住院部的使用量可能是中药的两三倍。本来是中医院，现在不是中医，而是西医院了。

"以药养医"已经成为医疗行业畸形的潜规则，导致药品价格居高不下，老百姓"看病贵"问题一直无法解决。而在药品回扣之外，医院明目张胆的出台所谓经济管理方案，强迫医生多开药多开单压榨患者，更进一步恶化了滥用药、用贵药的现象。 
　　子墨：经济管理方案也会导致开药量大幅度上升吗？ 
　　张厚兴：举个例子，照理说一个感染病人开一种抗生素就行了，不能多开，但是我们医院有了这个方案以后，医生经常两三种抗生素联合使用，这样一来，一是给病人造成经济负担，二是造成药品浪费，第三还可能加重病情，对病人身体产生危害。比如滥用抗生素损害肝功能的情况现在很多。 
　　子墨：实行经济管理方案前后，医院用药量变化明显吗？ 
　　张厚兴：很明显。我们院长在那儿表功，一年收入翻了多少番，增加了多少钱，药品收入提高了多少，他可以唱高调，这是他的政绩。 
　　子墨：提高了多少？ 
　　张厚兴：提高了多少我也搞不清，反正一年大概是西药收入一千多万吧。 
　　子墨：药品价格有变化吗？ 
　　张厚兴：一年比一年高。 
　　子墨：只在你们医院才一年比一年高呢，还是其他医院也这样？ 
　　张厚兴：几乎所有医院都这样，不单是我们医院。 
　　子墨：医生彼此之间会谈论经济方案吗？ 
　　张厚兴：经常谈论，怎么不谈论呢，大家都说，这个社会没办法，逼良为娼，只有这么搞了，不这么搞生存不下去。 
　　子墨：那您也可以多开药多拿提成，为什么还要揭发黑幕呢？ 
　　张厚兴：不行，那样做违反原则，做人得有个准则。如果只是开药开单提成，那我干脆到药店去做坐堂医生好了，一个月搞个三四千块钱没问题。但是这样做是与党的政策相违背的，是与医生的医德相违背的，不能这么搞。

子墨点评： 
　　因为无法采访到几位参与办案的赣榆县检察院工作人员，我们无法得知他们到底为什么要采用这样办案手法。不过，从某些专业人士那里我们得知，贿赂案件的取证难度通常高于一般案件，没有口供几乎就无法定案，这有可能是个别办案人员采取极端手法的原因。可是，无论梁继平是否真的有经济问题，用违法的手段执法本身就有违法律精神。法律一旦变成个别执法人员任意妄为的工具，就无法给社会带来真正的和X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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