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认为，女权主义艺术的最大价值和终极价值，在于它终于觉察到女权中心主义的潜在威胁；在于她仅仅期望在自己的文化中自由的言说、自由地阐释、自由地建构自己和形成自己，最后以最自然地方式实现向社会，包含男人的社会的融合；在于她大度地超越性别、种族、种类、国家，追求人与自然、社会高度和（百度）谐一致的生态学智慧。如果我们估价女权主义时，过多地依赖男性世界对女权主义本身的反应，反而忽视女性对自身命运和遭际的觉知和觉醒的范围和程度，忽视女性对自身的重新塑造和定位的渴求的强度，忽视女性把自身和宇宙进行协调统一的考量的博大胸襟，其结果只能造成对女权主义理解的迷障。

女权主义的艺术思维定向也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反映了当代西方政治价值和审美价值的互渗，历史意识与当代意识的互融。性别的权力问题是一个关涉到整个国家的政治体制、法律制度、文化惯例和历史传统的大问题，它属于社会政治叙事。但是，在当代西方女权主义艺术中，它却被转换成了一种美学或艺术叙事。这就给单纯的社会政治叙事在公共领域中的刻板形象注入了生机与活力，同时也使知识领域中女权主义艺术家的艺术抗争带上了感人的道德色彩。由于女权主义艺术揭示了女性在政治历史和艺术历史中的双重缺席，因此女性的政治历史和艺术历史的重新叙写就成为一种最具当代性的文化诉求，而在这一过程中，历史意识和当代意识就理所当然地成为一种互相参照的文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