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一个资深精神病人,他们也叫我“神经病”。
其实作为一个神经病,也没有什么不好。比如当我在大剧院里看到小芳时,我就可以肆无忌惮地大喊:
“小芳,我欢喜你。我要和你困觉!”
小芳急得哭了,她的工友们立刻扬起拳头来赶我。好在我跑得快,免了一场皮肉之苦,不过总算没有错过电影的开场。今天是工厂的电影日,全厂职工和干部都要来看电影,这是战争打响后大家唯一的娱乐方式,所以充满了仪式感。
精神病人当然也需要看电影。不过今天我趁医生不注意偷偷地溜了出来。通常来说一个精神病人无人监护地单独外出,对其他人是有潜在危险的。不过现在是战时,医生们有更重要的事要忙,所以也顾不上我这个精神病人了。
除了小芳之外,我还要去找丁仪。
他不是精神病,而是厂里的二级职工。不过他似乎对精神病人的世界十分感兴趣,在他于精神病院做义工的时候,他便对我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那个时候他喜欢向病人和护士们宣讲他关于工厂的一些发现,但是没有人搭理他,除了我。所以对于我——这个他唯一的听众,他很有些知音的认同感。
当然,我听他演讲并不是因为他说的有道理,而是因为他的声音像我的小学同学李小华。
李小华八年前因为怠工而被强制内退,之后没有人知道他的下落。
今天,丁仪说要带我去几个好地方,就在这座电影院里。
这座电影院号称亚洲最大的电影院,能够同时容纳五千人观影。这就是我们大东国与他们大西国不一样的地方。我们大东国什么东西都讲究大而统一,就比如我们的城市,是全亚洲最大的工业城,所有的居民同时也是这座工厂里的职工。所有人统一时间工作,统一时间吃饭,统一时间睡觉,据说这样可以更有效地利用人力资源。
所以电影也需要统一时间看。
丁仪首先带我来到了工人区。基层工人及家属,以及老弱病残人员在这个区域看电影。今天播放的电影是《建厂大业》。这类主旋律电影放在十年前是鲜有人问津的,不过战时缺乏娱乐,所以即使这类电影人们也看得津津有味。
《建厂大业》看过吗?丁仪问。
别说建厂大业了,就是建厂大爷,我都看过。我答。
丁仪看着前方银幕上的“厂长”慷慨陈词,似乎想笑,却又憋住了。几个观影的工人口中念叨着电影的台词,显然他们已对这部电影十分熟悉。
电影就是这样,现实中缺什么,他就演什么。丁仪道。
什么意思?我问。
比如说吧,因为现实中少有霸道总裁爱上小妹,所以才会有少女玛丽苏剧。如果电影和我们的生活一模一样,那谁还会看啊?丁仪道。
我微微沉思,觉得有点道理。
当年日本侵华时拍了很多宣扬和平的电影,越是要打仗,他们越是要粉饰太平;反倒是战争结束后,战争电影却多起来了。丁仪道。
你想说什么?我问。
没什么,就是,电影所要表达的东西常常是和现实相反的。现实越缺什么,就越拍什么电影。丁仪答。
我们走过了工人区,丁仪领我来到了工程师区。
我很好奇的是,观影的工程师们个个戴着一副奇怪的眼镜。
丁仪不知从哪儿掏出一副眼镜来递给我,示意我戴上看看。
戴上它后,我仿佛进入了一个新世界。
屏幕上《建厂大业》里的厂长消失了。画面里竟然是一个孤胆英雄在大战外星人——这竟是一部火爆的科幻动作片。
你是第一次知道工人和工程师看的电影不一样吧?丁仪问。
凭……凭什么?凭什么他们能看这么好看的电影,而我们只能看《建厂大业》?我有点愤怒。
丁仪倒有些不以为然:别不服气,人家买这副眼镜,可是需要花钱的。而工人来这里看电影,花过钱吗?
这么一说我倒心平了。工程师们工资高,花得起钱;而工人们都没有财产,也买不起眼镜。
既然不用花钱,那这就是公益电影。公益电影,免费给你看,你就得接受他们给你的价值观。你要是想看点刺激的,就得自己掏钱。战前的消费时代不就是这样吗。其实这很公平,对吧。丁仪道。
嗯,没毛病。我想。
之后,我们又来到了干部区。
干部区里也是人人戴着眼镜。我也戴上之前丁仪给我的眼镜,发现放的仍是英雄大战外星人。
你得戴这副才行!丁仪又递给我另一副眼镜。
原来干部的眼镜和工程师的眼镜还不一样。我戴上之后,再次仿佛进入了一个新世界。
银幕上是一男一女正在做不可描述的羞羞的事情,看得我脸都红了。
这不是禁片吗?工人偷看要被劳改的。我说。
这确实是禁片,但在这里叫内参片,供批判用。丁仪说。
那这副眼镜一定很贵。我说。
眼镜不要钱。电影也是免费看。丁仪道。
凭……凭什么?凭什么他们能看这种片,还不要钱?工程师看打外星人还要花钱呢?我又有点忿忿不平。
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哎,说多了你也不懂。丁仪叹了口气。
我也不管他说啥,接着戴起眼镜看片。这样的电影可是很难看到的。
工人、工程师、干部,三种人看着三种电影。表面上你觉得不公平,可实际上三种人各有付出又各取所需,这已经十分公平了。这就是工厂,这就是社会。丁仪喃喃自语。
当我摘下眼镜的时候,丁仪已被工厂的保卫科人员架走了。他和我都出现在了不该出现的地方。只不过我是精神病人,所以免于刑责;可丁仪就没有这么幸运。听说他被劳改,之后便下落不明。
几年后,我又遇见了他,在精神病院里。
他也成了一个精神病人,而且似乎已经不记得我。
只是他的声音仍是那么好听,像我的小学同学李小华。
喂,李小华,发什么愣?快过来打针!护士向我吼道。
【完】
其实作为一个神经病,也没有什么不好。比如当我在大剧院里看到小芳时,我就可以肆无忌惮地大喊:
“小芳,我欢喜你。我要和你困觉!”
小芳急得哭了,她的工友们立刻扬起拳头来赶我。好在我跑得快,免了一场皮肉之苦,不过总算没有错过电影的开场。今天是工厂的电影日,全厂职工和干部都要来看电影,这是战争打响后大家唯一的娱乐方式,所以充满了仪式感。
精神病人当然也需要看电影。不过今天我趁医生不注意偷偷地溜了出来。通常来说一个精神病人无人监护地单独外出,对其他人是有潜在危险的。不过现在是战时,医生们有更重要的事要忙,所以也顾不上我这个精神病人了。
除了小芳之外,我还要去找丁仪。
他不是精神病,而是厂里的二级职工。不过他似乎对精神病人的世界十分感兴趣,在他于精神病院做义工的时候,他便对我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那个时候他喜欢向病人和护士们宣讲他关于工厂的一些发现,但是没有人搭理他,除了我。所以对于我——这个他唯一的听众,他很有些知音的认同感。
当然,我听他演讲并不是因为他说的有道理,而是因为他的声音像我的小学同学李小华。
李小华八年前因为怠工而被强制内退,之后没有人知道他的下落。
今天,丁仪说要带我去几个好地方,就在这座电影院里。
这座电影院号称亚洲最大的电影院,能够同时容纳五千人观影。这就是我们大东国与他们大西国不一样的地方。我们大东国什么东西都讲究大而统一,就比如我们的城市,是全亚洲最大的工业城,所有的居民同时也是这座工厂里的职工。所有人统一时间工作,统一时间吃饭,统一时间睡觉,据说这样可以更有效地利用人力资源。
所以电影也需要统一时间看。
丁仪首先带我来到了工人区。基层工人及家属,以及老弱病残人员在这个区域看电影。今天播放的电影是《建厂大业》。这类主旋律电影放在十年前是鲜有人问津的,不过战时缺乏娱乐,所以即使这类电影人们也看得津津有味。
《建厂大业》看过吗?丁仪问。
别说建厂大业了,就是建厂大爷,我都看过。我答。
丁仪看着前方银幕上的“厂长”慷慨陈词,似乎想笑,却又憋住了。几个观影的工人口中念叨着电影的台词,显然他们已对这部电影十分熟悉。
电影就是这样,现实中缺什么,他就演什么。丁仪道。
什么意思?我问。
比如说吧,因为现实中少有霸道总裁爱上小妹,所以才会有少女玛丽苏剧。如果电影和我们的生活一模一样,那谁还会看啊?丁仪道。
我微微沉思,觉得有点道理。
当年日本侵华时拍了很多宣扬和平的电影,越是要打仗,他们越是要粉饰太平;反倒是战争结束后,战争电影却多起来了。丁仪道。
你想说什么?我问。
没什么,就是,电影所要表达的东西常常是和现实相反的。现实越缺什么,就越拍什么电影。丁仪答。
我们走过了工人区,丁仪领我来到了工程师区。
我很好奇的是,观影的工程师们个个戴着一副奇怪的眼镜。
丁仪不知从哪儿掏出一副眼镜来递给我,示意我戴上看看。
戴上它后,我仿佛进入了一个新世界。
屏幕上《建厂大业》里的厂长消失了。画面里竟然是一个孤胆英雄在大战外星人——这竟是一部火爆的科幻动作片。
你是第一次知道工人和工程师看的电影不一样吧?丁仪问。
凭……凭什么?凭什么他们能看这么好看的电影,而我们只能看《建厂大业》?我有点愤怒。
丁仪倒有些不以为然:别不服气,人家买这副眼镜,可是需要花钱的。而工人来这里看电影,花过钱吗?
这么一说我倒心平了。工程师们工资高,花得起钱;而工人们都没有财产,也买不起眼镜。
既然不用花钱,那这就是公益电影。公益电影,免费给你看,你就得接受他们给你的价值观。你要是想看点刺激的,就得自己掏钱。战前的消费时代不就是这样吗。其实这很公平,对吧。丁仪道。
嗯,没毛病。我想。
之后,我们又来到了干部区。
干部区里也是人人戴着眼镜。我也戴上之前丁仪给我的眼镜,发现放的仍是英雄大战外星人。
你得戴这副才行!丁仪又递给我另一副眼镜。
原来干部的眼镜和工程师的眼镜还不一样。我戴上之后,再次仿佛进入了一个新世界。
银幕上是一男一女正在做不可描述的羞羞的事情,看得我脸都红了。
这不是禁片吗?工人偷看要被劳改的。我说。
这确实是禁片,但在这里叫内参片,供批判用。丁仪说。
那这副眼镜一定很贵。我说。
眼镜不要钱。电影也是免费看。丁仪道。
凭……凭什么?凭什么他们能看这种片,还不要钱?工程师看打外星人还要花钱呢?我又有点忿忿不平。
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哎,说多了你也不懂。丁仪叹了口气。
我也不管他说啥,接着戴起眼镜看片。这样的电影可是很难看到的。
工人、工程师、干部,三种人看着三种电影。表面上你觉得不公平,可实际上三种人各有付出又各取所需,这已经十分公平了。这就是工厂,这就是社会。丁仪喃喃自语。
当我摘下眼镜的时候,丁仪已被工厂的保卫科人员架走了。他和我都出现在了不该出现的地方。只不过我是精神病人,所以免于刑责;可丁仪就没有这么幸运。听说他被劳改,之后便下落不明。
几年后,我又遇见了他,在精神病院里。
他也成了一个精神病人,而且似乎已经不记得我。
只是他的声音仍是那么好听,像我的小学同学李小华。
喂,李小华,发什么愣?快过来打针!护士向我吼道。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