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吾非逃世之事，而逃世之机”——对待佛老及心灵的态度

    初到黄州的苏轼，的确贫病交加，穷困潦倒。在这一时期的诗中，他两次说自己“穷到骨”，在给友人的信件中也多次说道自己右目病笃，卧病半年，并“杜门斋僧，百想灰灭。”（《与蔡景繁》，《文集》卷55第1661页）在这种情况下，他“归诚佛僧”，专心研读佛经，对道家和道教也作了更深入的探讨。
    在历史上，佛老思想往往成为困窘士子的精神支柱，但苏轼是否也像以往的封建士大夫那样，在“穷”时接受佛老思想，从而“超世入佛”，或独善其身呢?
    苏轼对待佛教的态度有自己鲜明的特点。首先，苏轼“归诚佛僧”不仅仅是为了排遣愁郁，消弭烦恼，更重要的是向往以此来作为分析既往人生的精神向度，求得更为旷达和洒脱的人生态度。《黄州安国寺记》《文集》卷12第391页）概述了初到黄州时学佛的缘由及心理，他说初到黄州“舍馆粗定，衣食稍给”之后，就开始了“自我反省”：“闭门却扫，收拾魂魄，退伏思念，求所以自新之方，反观从来举意动作，皆不中道，非独今之所得罪者也。欲新其一，恐失其二。触类而求之，有不可胜悔者。于是喟然叹曰：‘道不足以御气，性不足以胜习，不锄其本，而耘其末，今虽改之，后必复作。盍归诚佛僧，求一洗之?’得城南精舍曰安国寺，有茂林修竹，陂池亭榭。间一二日辄往。焚香默坐，深自省察，则物我相忘，身心皆空，求罪垢所从生而不可得。一念清静，染污自落，表里翛然，无所附丽，私窃乐之。旦往而暮还者，五年于此矣。”这段话，从表面上看是闭门思过，诚心归佛，但细细品味，又觉不然。首先，前面所谓“皆不中道”，绝非诚心悔过之语，而是用一种十分艺术的方式表达自己的愤激情绪；后面的话与其说是祈求福佑，倒不如说是求诸己心，从精神上抛弃尘垢世污，以期达到“物我相忘”的境地。苏轼在黄州时期以前“锐于报国，拙于谋身”，烦恼纷生，在现实中无由排解，只好求诸佛学，从中汲取精种营养，摆脱儒家的行为准则和价值观念、建立新的生活态度。必须看到的是，这一切都是以执着现实人生为出发点的，因而苏轼不会否弃现实，否弃社会，否弃人生，变成真正的佛教徒。纵观苏轼的一生，佛教以及其他某些宗教对感性世界的否弃与苏轼的整个人生态度是有着根本的抵触的，因此，苏轼决不会变成虔诚的佛教徒，至多是以佛教的理论和思维方式作为改造自己人生态度的工具而已。
    其次，苏轼对待佛教充满了理性精神，决没有陷入宗教迷狂，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他虽然崇尚佛教，但决不放弃对知识和理性的追求，仅是借佛教的思维方式，对人生和现实进行多角度多层次的思考。他说，“任性逍遥，随缘放旷，但凡尽心，别无胜解。……而世之昧者，便将颓然无知，认作佛地。若如此是佛，猫儿狗子，待饱熟睡，腹摇鼻息，与土木同，当怎么时，可谓无一丝思念，岂可谓猫儿狗子已入佛地?”《论修养帖寄子由》，《苏轼集?志林》卷101第4256页）这无疑是对当时禅宗末流的斥骂。这不仅是对佛教的理解，也是对人生的理解，且把“任性逍遥，随缘放旷”这种任真适性的自由生活看作人生的最高境界。这种思想，也开启了他的岭海时期的“思我无所思”、“吾生本无待”的人生审美化的先河。
    第二，他拜佛读经，既非为了自度度人，也不是为了尊佛佞佛，而是为了追求“实用”，他在《答毕仲举书》（《文集》卷63第1961页）中，说：“若世之君子，所谓超然玄悟者，仆不识也。往时陈述古好论禅，自以为至矣，而鄙仆所言为浅陋。仆尝语述古，公之所谈，譬之饮食龙肉也，而仆之所学，猪肉也，猪之与龙，则有间矣，然公终日说龙肉，不如仆之食猪肉实美而真饱也。”在这里，苏轼对陈述古的大而无当的屠龙之技深为不屑，陈述古“终日说龙肉”，仅是玄谈而已，于人于己毫无补益，而苏轼虽“浅陋”，却能“食猪肉”，获得“实美而真饱”的效果。这说明苏轼把超世绝俗的佛教哲学赋予了世俗的色彩，将其改造成富有现实性和实用性的思想，并付诸实践。而“若世之君子，所谓超然玄悟者，仆不识也”，是说他不相信人能够真正到达彼岸世界，实际上等于宣布了他不相信佛教。不相信佛教却去拜佛读经，看似矛盾，实际上正是苏轼的高明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