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不忍细看。历史如何能够细看？一细看，便好比用高倍放大镜看美人，光洁圆润全然不见，入目但是鳞纹交错、毛孔贲张、瑕疵毕露。于是，历史在很大程度上只是大处着墨，更何况，还需为尊者讳、为名人遮、为君上避、为时政忌。因此，读史时，常常会读出几分含混、几分闪烁。那当然是史家的难言之隐。但其实那几分含混和几分闪烁中，往往藏着许多细节的真实。

　　何妨细看一下，透过发黄的卷宗触摸一次历史曾经跳动的脉搏呢？

　　袁崇焕的失败

　　在明代被杀的边关守将中，袁崇焕的死大约是最冤屈的。他没有兵败失地之过，却生生被诬陷为叛敌，是引清兵破边墙进犯京都的罪魁祸首。

　　袁崇焕当然不该死，袁崇焕本来也不会死。虽说他是因为中了皇太极的反间计而被崇祯杀害，但细细检点，这个结果与袁崇焕的为人性格不无关系。

　　宁远城位于山海关和锦州之间，自古以来为兵家必争之地。明朝先后调往该地区作战的有五十多名战将，其中不乏兵部尚书、大学士、总督等头衔的高级官员。而战功最显赫的当属袁崇焕。袁崇焕守宁远，两次击退兵力占绝对优势的清军进攻。努尔哈赤本人就是在宁远城下中炮受了重伤，以致不治身亡。有了这些资本，袁崇焕开始骄傲起来，目空一切，并在崇祯皇帝和朝臣面前发表不切实际的言论，从而种下败亡的祸根。

　　崇祯元年（1628年）七月，当清军大举进攻锦州时，皇帝召集众朝臣开会。皇帝忧心忡忡地问袁崇焕东方战事何时能了，袁崇焕居然十分轻率地回答：五年为期吧。没有一位朝臣相信袁崇焕的大话，但皇帝却大加赞赏。

　谁杀害了岳飞

　　究竟是谁杀害了岳飞？

　　一千多年来跪在岳坟前的四尊铁人：秦桧夫妇、张俊和万俟，似乎已经告诉了人们答案。对于岳飞的死，他们当然难脱干系。但仅仅是他们四人，就能置岳飞于死地吗？

　　处死岳飞，当然需要皇帝点头。杀害岳飞的人中宋高宗应该算一个。但高宗皇帝为什么一定要杀岳飞呢？

　　岳飞是南宋初年最杰出的抗金将领，在张俊、韩世忠、杨沂中、刘光世、岳飞五支抗金大军中，岳家军军力最强，纪律最严明，战功最显赫，是南宋王朝一道坚不可摧的长城。岳飞本人因累累战功加官至太尉、少保，是正一品的官员，在武将中军阶最高，位居三公之列。高宗皇帝更下诏命说：“中兴之事，朕一以委卿，除张俊、韩世忠不受节制外，其余并受卿节制。”兵权之重，天下无双。对于这样一位担负着南宋中兴重任的军事统帅，能说杀就杀吗？

那么，是什么时候，埋下了杀害岳飞的种子？它又是怎样发芽而后疯长的？

　　如果将南宋的朝堂比作一架天平，那么，主战派和主和派便是天平的两边。无论哪一派占上风，天平就会向一边倾斜。而宋高宗就是调节天平的那只手。和耶？战耶？始终是朝堂上争议最激烈的话题。当然，主战派砝码的分量还来自于在前线作战的几支部队。军事上的得失，直接影响着宋高宗调控天平的决心和力度。岳飞显然已是天平上那颗最大和最重的砝码，主和派自然处心积虑地想把他去掉。但若仅仅以主战和主和两派斗争来反映南宋国内的政治态势就未免太简单一些。实际上，宋立国以来，就一直被一项国策所困扰，那就是如何安排军人的位置。宋的开国皇帝赵匡胤就是军人出身，而且是靠兵变夺取政权的。他深知军队的厉害，但他不学汉高祖刘邦滥杀功臣，而是设宴款待石守信等大将，宴饮之间，许以高官厚禄，然后要他们交出军队指挥权。这就是著名的“杯酒释兵权”故事。接着，他又制定了以文制武的文官管理制度。整个北宋期间，这个制度牢不可破。

　　但南宋一开国，情况就不同，高宗赵构刚登基就被金人撵着屁股打，一直跑到温州，还一度住在海船上以躲避金兵的锋芒。而手下的一班文臣只会跟着逃命，一点退敌的本事都没有。是岳飞、韩世忠他们打退了金兵，才使得南宋保有了长江以南的大片国土。但战争的狼烟并没有因此消散，金人的铁骑还在江北的大地上驰骋。由于南宋一直面对强敌的压迫，军人的作用便日显重要，军人的声音也逐渐由弱变强。但这显然与宋的立国制度格格不入。

　宋设枢密院，为国家最高军事机构，知枢密院事一直由文官担任。其实，北宋的边关统帅也都由文官担当。比如，宋仁宗时，镇守西北防御西夏的两位统帅，一位是韩琦，另一位是范仲淹，时称“韩范”，都是当时著名的文人。南宋沿袭旧制，仍然由文官指挥军队，并且每支部队的规模、编制，都有一定的限制。

　　军队作战，需要征粮、筹款、派夫等后勤供应，因此，便要占有固定的防地，享有便宜处置管内行政、财政的权力。岳家军因为军队庞大，所管辖的州县比起其他部队自然要多出好几倍，而且岳飞战区随着战事推进还在扩展。加之幕僚队伍也在一天天扩大，大批读书人来到岳家军，他们为军队书写文书、布告、奏章，甚至参与政治谋划和军事行动。而这正是执政的文官集团最不愿看到的。这批读书人不但在文书布告上激扬文字，借机宣泄自己的情绪，而且还处处臧否时政。岳家军的文告奏疏常常引起朝臣们的强烈不满，但这些都被岳家军取得的一系列胜利而掩盖了。

　一开始和岳飞发生冲突的恰恰就是主战派的重要人物张俊。张俊原为翰林院编修官，因勤王有功，且力主抗金，受到高宗皇帝的信任，迁知枢密院事，相当于今天的军委秘书长。他指挥全国的抗金军事行动，直接对皇帝负责。但知枢密院事只是个正二品的文官，而受他指挥的岳飞因军功赫赫已被皇帝拜为太尉，官居一品。将帅之间的关系便显得很微妙。绍兴七年（1136年）岳飞计划乘金人废刘豫之机，合诸将之兵北伐。皇帝亲自接见了他，赞许他的计划，并下诏将王德、郦琼两支部队交由岳飞统一指挥。但张俊不想岳飞军力太过扩张，想另外安排这两位将领，于是找岳飞商量。岳飞认为如果那样安排，恐怕两人不服。张俊当即变脸说：“我当然知道，除非太尉（指岳飞），谁都不能胜任。”岳飞与张俊发生冲突，心情也很不愉快，当日便上奏章，要求解除兵权，回去为母亲服丧。张俊大怒，上奏说岳飞处心积虑一意想兼并其他部队，提出回家服丧，是对皇帝进行要挟。而秦桧在一旁也流露出“忿忿之意”。在皇帝的默许下，张俊不但坚持自己的安排，并且还派都督府参谋官张宗元担任岳飞军队的监军。这引起了岳家军将领的强烈不满。岳家军主将张宪称病不理军务，其他将领如法炮制。而且“部曲汹汹，生异语”。这件事更增加了朝廷上层文官集团对武将的疑虑。岳飞被杀，秦桧便是从这里打开缺口，找到陷害的理由。

　宋高宗一方面对以岳飞为首的抗金将领优抚有加，勉励他们努力作战；而另一方面，又默许文官集团想方设法削弱武将兵权恢复传统体制的措施。此时，在南宋的朝堂上，“文武之途若冰炭之合”。在文官们的眼里，军队本来只是一架作战机器，不应该有自己的思想，不应该发出自己的声音，更不应该有自己的感情。而自说自话、不听招呼，总是特立独行的岳家军显然已经严重偏离了正统轨道，这当然是不可容忍的。宋金绍兴和议签订后，以秦桧为首的文官集团立即着手解除张俊、韩世忠、岳飞三人的兵权，将三支部队的指挥权直接收归枢密院。

　　这时的岳飞已经预感到祸之将及，日夜不安，心情十分沉重。他在一首《小重山》词中细诉自己的苦闷心情：“昨夜寒蛩不住鸣，惊回千里梦，已三更。起来独自绕阶行，人悄悄，帘外月胧明。白首为功名，旧山松竹老，阻归程。欲将心事付瑶琴。知音少，弦断有谁听？”

　　但不等岳飞找到解脱的办法，在高宗皇帝的默许下，秦桧等一干人已迫不及待地对他下手了。

　　没有谁能阻止这一切的发生，因为在秦桧的背后，是整整一个王朝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