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诉你真实的<追捕二王>.

总之绝对不是什么好鸟.

1983年2月12日，沈阳风景区小河沿北岸的解放军某部医院。由于是大年三十，中午军医院在院内俱乐部里给全院职工放映电影，所以军医院的大楼、松林、院落一片寂静。就在这个时候，两个青年人，悄悄地走进军医院的大门。推着自行车的小个子走在前面，一身空军打扮，戴个口罩的大个子跟在其后十几米，他们奔军医院的小卖部走去。 
恰巧此时，军医院的给养助理员吴永春因打算趁着空闲时间回家去取为战友买的凤凰烟，发现了这两个可疑的人。 
吴永春见这两人十分陌生，正感纳闷之际，军医院政治部副主任周化民迎面走来。吴永春马上向他汇报了这个情况。周化民听了吴永春的汇报，立刻警觉起来，问：“那两个人在哪儿？” 
吴永春看到的大个子青年站在俱乐部门前，刚才穿着的黄军装上衣，已换成了蓝上衣。那耸着的肩膀和插在裤兜里的手，以及不合身的短小上衣，使他看起来十分可疑。 
周化民又找来汽车司机毕继兵等几个战友，迎着大个子走去。大个子见此情景想转身避开，但是来不及了。吴永春喝道：“站住！”他们把大个子带进门诊大楼的一楼外科诊室。这个诊室大约有30平方米，人们把大个子圈起来，盘问他：“你到医院里来干什么？” 
“我……给我姥姥看病，医生说两点钟给看，我等着。” 
周化民仔细地打量了一下高个子，他身体瘦长、有点驼背。冬瓜长脸细眯眼睛单眼皮，两边眼角往下耷拉着，说话轻声细语。 
“哪个单位的？”“汽车制造厂的。”“把工作证拿出来！” 
大个子将左手从裤兜里抽出来，右手仍在裤兜里纹丝不动。他慢慢掏出一个保密厂的入厂通行证，把它交给周化民。通行证上没有工厂名头，只有姓名、年龄、职务、车间等栏目，上写：王宗玮，26岁，工人，六车间。 
吴永春突然想起失踪的小个子，便转身走出大楼，钻进停放在俱乐部门前的一辆吉普车里，透过车窗，扫视着大院。 
不一会儿，迎面来了一个身着空军服装的骑车人，红帽徽、红领章。吴永春以为他是内部人，没有引起注意。奇怪的是这人竟在院子里绕起圈子，并且一个劲地左探右望。“是那个换了上衣的小个子。”吴永春立即从车里蹿出，一下子将小个子拦腰抱住。这突然袭击，吓得小个子将自行车摔在地上，挣扎着喊叫：“你干什么？你干什么？” 
“我干什么？你是干什么的？” 
小个子故作镇静地说：“我是医院的。 
吴永春低头看到小个子手拎的黑提兜里露出整装的凤凰烟和一个钳子把，立即想到这个小子可能偷了小卖部。恰好军医院教导员刘福山走进大门，于是连同赶来的炊事员老王，一齐将小个子拽到门诊大楼。进了大门，一阵吵吵嚷嚷，惊动了在外科诊室盘问大个子的人们，大家蜂拥而出，都奔小个子而来。大个子也乘机溜到门口，一直看着人们把小个子推进外科诊室隔壁的住院处办公室里。这时周化民把愣在门口的大个子推回外科诊室。房间里只剩下周化民和大个子两人。 
此时医生孙维金、司机毕继兵、助理员卢文成和工人李作舟等都闻讯赶来。刘福山将小个子用曲别针临时别在领子上的领章拽下来，再把拎包打开，往桌子上一倒，除3条凤凰牌香烟外，还有1把钳子，还有1000多元现金、30包味素，以及作案用的锥子等。小卖部的人员赶来确认，这些钱和物品是从小卖部偷出来的。刘福山示意搜身，吴永春和毕继兵扭住小个子胳膊，搜他的上衣口袋，刘福山摸他的前胸，突然像是摸到什么。吴永春见刘福山脸色骤变。这时，小个子突然全身颤抖，发出野兽般的“嗷嗷”声。 
此时从外科诊室里突然传出“砰砰”几声枪声，住院处里的人一愣。卢文成快步走出住院处，想要看个究竟。一出门，就被手拿五四手枪的大个子击倒在地。 
刘福山一看情况危急，便喊着：“坏人行凶，赶快对付！”一个箭步蹿到房门旁边，操起一人高的挂滴流瓶用的铁架子，隐蔽起来。孙维金急忙抓起电话筒，向保卫部门报告情况。 
大个子猛地推门进来，向正在打电话的孙大夫举枪便射，孙维金倒在地上。隐蔽在房门后的刘福山举铁架砸向大个子，大个子一斜身子向刘福山开枪。刘福山被子弹击中，慢慢地倒在血泊中。 


吴永春和毕继兵此时始终抓住小个子不放。由于小个子被揪在前边，大个子不便射击。如果就这样僵持下去，也许凶犯很难再有什么机会，但刚入伍的毕继兵经验不足，突然撤身要寻武器，被大个子抓住机会击中，吴永春也由于主动出击露出破绽被一枪击中。脱身后，小个子说：“这小子没死，妈的，他最坏，再给他一枪！” 
“砰”，又是一声枪响！…… 
过了一会儿，吴永春挣扎着爬起来，低头一看，他脸上、身上满是鲜血，一颗子弹穿透他的两颊，一颗子弹从脖子射进。他用帽子堵住漏气的喉管，艰难地走出大楼，拼尽力气嘶哑地呼喊：“快抓贼呀！快抓凶手呀！” 
下午1点10分：沈阳市公安局大东分局接到报案电话。局长和刑警队政委、队长带着刑警和武警，分两批先后于1点25分和1点35分到达现场。 
下午2点10分：沈阳市公安局刑警大队派出追击小组，沿路访问群众，追捕凶手。 
几分钟之后，辽宁省公安厅和沈阳市公安局的领导也都赶赴现场。 
公安人员立即对现场进行了勘查，从两个房间和走廊里，共发现13枚五四手枪的弹壳。周化民、刘福山、孙维金、毕继兵四人身亡。吴永春、卢文成、李作舟三人重伤。 
现场，拾到大个子扔下的一个黄挎包，包里有一把钳子和一把螺丝刀。 
随后在李作舟手里找到长方形的蓝色“通行证”一张，上面贴着一张面色阴沉的人头照片，旁边写着王宗玮的名字。目击者证实此人正是凶手。 
下午3点30分，另一个小个子的犯罪分子也被确认，他就是王宗玮的二哥，刑满释放分子王宗王方。 
警方当即派人去车站、交通要道阻截。但由于查证时间的浪费，贻误了宝贵的战机，30分钟前，“二王”已蹿上了南下的列车。 
2月13日午夜公安部在得到从辽宁省公安厅报告的“二王”案件的情况后，立即发出第十三号通缉令，向全国通缉持枪杀人潜逃犯王宗王方和王宗玮。 
此时的“二王”已逃到了北京，坐上了开往广州的第四十七次列车。 
王宗王方和王宗玮作案后，急匆匆逃走，没有来得及找到失去的入厂通行证。通行证上，照片、姓名，一应俱全。想隐匿，也藏身不住了。 
王宗王方和王宗玮脸色煞白，气喘吁吁，仓仓皇皇跑回家来。王宗玮进门就向他母亲说：“我和宗王方出事了，快找衣服，晚了，公安局就来抓了！” 
王宗玮的母亲惊慌地问：“上哪去？” 
王宗玮心急如焚，无意回答：“不用管了，东西南北中。” 
“二王”的父亲王家林，看到儿子的衣兜里插着枪，已经知道事态的严重！ 
王家林和妻子都是东北机器制造厂中学的教师。在三个男孩子中，王宗王方和王宗玮是老二、老三。正是由于他们对子女的溺爱，使王宗王方从小养成好吃懒做的恶习，念小学时候就混迹在扒手之中。1974年和1975年，他曾两次被收审。1979年他在沈阳大东区辽沈卫生院当药剂员期间，又因盗窃被捕，判刑三年。这次行凶作案的日子，是他新婚后的第三天！ 
对王宗王方犯案，他的母亲扮演了一个很不光彩的角色：一次当她得知儿子要被捕法办的时候，她扔下学生不教，带着王宗王方北逃，将犯罪儿子隐匿在亲属家里，儿子被缉拿归案后，这位“人民教师”也被公安部门刑事拘留。 
老三王宗玮，1976年12月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1980年复员，同年8月份分配到东北机器制造厂六车间当工人，在厂工作两年多，他举止文雅，说话和气。没有会想到这种案子居然会有他一份。难怪发案那天，公安局找到六车间党支部书记，提到王宗玮是杀人重大嫌疑犯时，他愣住了！ 
其实王宗玮除其品质与王宗王方同样恶劣外，他比老二胆子更大，心更狠，更狡猾。1976年初冬时节，沈阳市大北监狱某驻军值班室的三支手枪被盗，盗枪者就是王宗王方和王宗玮。那年侦查盗枪者时，最大的怀疑对象，就是窜进监狱值班室院子里的一高一矮的穿棉袄的两个青年，文字材料中记载下的体貌特征，就是今日的“二王”。可见，王宗玮在参军以前就是盗窃违法信息，屏蔽的重大罪犯。他在部队三年多，以打篮球为掩护，偷偷藏匿了大量的子弹。1978年6月他在写给王宗王方的一封信中说：“已弄到子弹100发。”他在部队听说王宗王方被捕了，惊慌地从内蒙古跑回沈阳，怕是与盗枪案有关。回来一看，只是盗窃财物事发，才放心地回去。复员时，他不仅带着大批子弹回来，而且还在行李卷里偷藏着5颗手榴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