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几年不缺乏争议性案件，就是现在的评论文章，也比较少见这种直接表态的文章。

评：让人想到一带一路和战狼2，杨荫杭的先见之明。

以下杨荫杭谈司法改革，虽然自己做过检察官，却反对检察官垄断刑事案件起诉权，而让受害人和家属都有此权。我记得现在检察院仍然是垄断起诉权，也就是抄日本法，而日本法抄法国法，建国初期抄苏联法更多。

从《赤祸》一文可以看出杨荫杭对CPC的态度，起码不反对。

《杨绛生平与创作大事记》中的故事
读书文摘2017年1期
作者：毕婧
在近年出版的 《杨绛文集》 与 《杨绛全集》 的最后一卷中，都附录了杨绛自己撰写的 《生平与创作大事记》 （以下简称“大事记”），其中，有些故事与“记述”故事的方式读来令人觉得颇为有趣，值得研究者和“杨迷”细心考证。
一
“大事记”记录了很多杨绛的至亲，其中记述的最详尽的一是钱锺书，二就是杨绛的父亲杨荫杭。有人抱怨杨绛“心思狭隘”，其表现之一就是“护夫心切”，为了力保钱锺书的名誉与权益，不惜和某些重要的钱锺书“研究者”，甚至是从前的“友人”翻脸。读过“大事记”后会发现，杨绛的“狭隘”何止表现在“护夫心切”，父亲的清誉也是她不遗余力维护的。
在目前能够看到的史学材料、著作中，多是把杨荫杭塑造成一个典型的、积极的、彻底的“反清”革命斗士。一些近代史的研究者甚至希望杨绛能够提供帮助，以便了解清楚杨荫杭如何从一名“革命者”转为了“立宪派”。据中华书局出版的 《中华民国史》 记载：“江苏地方革命小团体发生最早，1901年夏留学生杨荫杭回到家乡无锡，聚集同志，创设了励志学会。他们借讲授新智识之机，宣传排满革命。”杨绛指出，这一事件严重失实，因为此时杨荫杭还未卒业回国。
“大事记”中，杨绛写“父亲于1910年获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法学硕士回国，执教北京政法学校，兼为清室肃亲王善耆讲授法律。……不久辛亥革命，父亲辞职回乡照顾祖母等，父母遂携我到上海避难”。很显然，杨荫杭回国时曾经“身兼二职”，既执教于新式学校，又为善耆担任私人法律教师。这在当时的留学生中可能是很普遍的现象，但在后来的某些“历史学者”的眼中，这显然是“不合理”的。为了建构杨荫杭的“反清”志士形象，他们在著述中有意淡化甚至抹去杨荫杭曾为清末贵族业师的历史。
杨绛撰写 《回忆我的父亲》，这篇文章是应诸多历史研究者之邀而作的，但是并没有按照要求，多谈杨荫杭的“革命”事迹，在她眼中的父亲专注事业，更热爱生活，读书写诗，踏青赏花，“溺爱”孙辈，独独并不钟情谈论与参与“革命”。文末，她说父亲是那个时代常见的知识分子之一。言外之意，就是告诉大家不要把杨荫杭想象成激进的革命党人士，他只是一个普通知识分子。在“大事记”中，杨绛再次有意识地为父亲的“身份”正名，直言自己“出身开明知识分子家庭”；杨荫杭早年出国后就“脱离了革命，埋头书本”。试猜想杨绛反复地说明父亲“身份”的目的只有一个——反感他者有意识地虚构杨荫杭的“革命”形象，虚构的故事即使是“光荣”的，也会使先父蒙羞。
二
杨绛的“大事记”中多记录个人的经历，虽然只是记述大略事迹，但是文中却呈现出了明显不同的笔调。比如，谈与钱锺书初识、相恋以及结婚等事时，杨绛罕有地采用了抒情、俏皮的笔调，尤其写二人初恋的误会之事，充满着亲昵之情；再如，“大事记”中还详细地记述了钱锺书著作的出版、翻译、获奖，被编选入教材等问题。在后期出版的 《杨绛全集》中，还订正了几处之前有关钱锺书作品出版地时间、版本地记录的谬误。这看似流水账式的记录笔体单调、冗长、乏味，但其背后却饱含深情，正如她在《钱锺书集》 代序中写的，“我希望他毕生的虚心和努力，能得到尊重”。杨绛对丈夫的“尊重”就体现在细节之上，她小心翼翼地打扫“战场”，事无巨细，毫不马虎。此用心良苦，令人感叹。
杨绛一生中经历了诸多波云诡谲的政治事件，在“大事记”中，这些“大事”往往只是简要地记上一笔，并不做过多的议论。熟悉杨绛文风的读者会欣然地发现，这正是杨绛以其独特的方式展现个人与时代的关系，表达她对于历史与政治的思考。
少年时，杨绛经历了五四运动、北伐等重要事件。五四运动时期的杨绛刚满八岁，她曾亲见街上浩浩荡荡游行的大学生，却并未有特殊的时代感受。北伐战争时期，杨绛正读高二年级，此时，她的眼界与心思都逐渐地开阔起来，北伐的胜利使敏感的杨绛终于感受到了时代变化的明确信号——女子开始剪去长发。比较这两处有关杨绛青少年时期的重大历史事件的记载可以看出，杨绛完全采用的是一种个人的视角观察历史、政治、现实的变化。
杨绛在“大事记”写了一家人在日军侵华期间的生活经历，十分地耐人寻味。1935年，杨绛伴读钱锺书远赴欧洲留学，正在求学的关键之时，抗日战争爆发，两人毅然决定放弃学业，立即回国。夫妇俩回到国内便分隔两地，钱锺书应约到西南联大教书，杨绛带着尚在襁褓之中的钱瑗来到上海，不仅要独立抚养年幼的女儿，还要照顾钱家与杨家两边的长辈，生活的艰难与困窘可想而知。此间，杨绛身兼数职，一面帮助振华女中筹备上海分校，一面要做家教补贴家用，这样的生活坚持了近三年。上海沦陷后，钱、杨得以终止了“分居”生活，日子却并没有好起来，经济上反而更加地紧张了。虽然钱锺书很快在上海谋得了工作，但杨绛却失业了，她坚决辞掉了日本人接管的小学的教职工作。这段时间，她把大部分精力用于照顾家人的起居生活，钱锺书正是在此时写作了《围城》、《人·兽·鬼》、《谈艺录》 等重要的小说与文学研究著作。杨绛还利用业余时间编写剧本，她创作的话剧以喜剧为主，因为缺乏“斗争意义”，因而能够由“进步剧团”公开排演。正如杨绛所言，“上海虽然沦陷，但是文艺界的抗日斗争始终没有压没”——她的喜剧里的几声笑“表示我们在漫漫长夜的黑暗里始终没有丧失信心，在艰苦的生活里始终保持着乐观的精神”。
杨绛的父母皆逝于抗战期间。1937年侵华战争爆发，杨荫杭率家人避居乡下，在逃难的过程中夫人身染恶疾，客死他乡。1944年底时，谣传美军要轰炸上海，杨荫杭回到苏州寓所，不久之后，突发脑溢血去世。“大事记”中只简要记述父母离世的时间和原因，此外，1945年中还有一小段文字，“抗日战争胜利，夜闻消息，举家乐极不眠。我思念父亲”。即便是在后来专门怀念父母的长文之中，杨绛也从未疾声厉色地痛斥过战争带来的灾难，尤其在谈到父母仓促离世的事情时，笔调显得异常的冷静与节制。愈是平淡的叙述，愈能让人感到战争带来的无法言说的巨大的创痛。
1949年后，杨绛和钱锺书也被卷入到了一系列的政治活动之中。让我觉得有趣的是1972年的一条记录，“3月12日，钱锺书与我随第二批‘老弱病残者回北京。在北京的研究人员及干部仍在‘学习（即开会，不工作）”。这是杨绛的“大事记”中含有的一段充满了凌厉的反讽的记述……而有幸留在北京的研究员们、干部们，虽然没有困于乡下辛苦的劳作，这几年之中的生命也几近荒废——日复一日的“开会”，不工作。杨绛不像钱锺书一般于行文中随时洋溢着机智的讽刺，她只在不经意间露出讽刺的机锋，因而更显犀利。

评：以上这段可以看到爱可以传染，这种家庭氛围从杨荫杭唐须嫈传染到了杨绛钱钟书。然后是为中医正了名，谁说中医就不是科学，它至少是有科学成分的，西医治不好，中医不就治好了。哪个能治好病就用哪个，没必要纠结于名字。

小时的杨绛是调皮鬼，活跃的很。似乎很多著名的人物小时都不安生，都和老师作对。
《杨绛传》
幼年的杨绛并非完全如后人所想，自幼温静，反倒有些调皮。她会在课堂上捣乱，吹一种小绒球，吹得开心还会如若无人地笑，自顾自地做些不合“规矩”的事。老师气急，叫她答题，谁料到她也能对答如流，毫无错漏。聪慧的人，总有一些能从人群里跳脱出来的脾性。
上海启明女校是一所法国人创办的教会学校，位于上海原法租界徐家汇圣母院内。杨绛的几个姊妹都是这所学校的学生，大姐杨寿康更是学校的知名才女，中文、法文的课业都是校中翘楚。毕业之后困于大学择校问题便一直留在启明，一边进修一边教学。启明有很多的规矩。自修时间，上厕所也需要向姆姆汇报，姆姆允准才能出去。课堂时间不能交谈说话。杨绛调皮又倔强，还因上课说话受过罚，站在墙角示众。后来，她闹脾气，哭到下课老师同学都散了还不肯走。因为她觉得委屈，说话的是两个人，罚站的却只有自己一个。直到姆姆来哄，她才罢休。

亲见章太炎却未能领会先生学问之妙，对昔年的杨绛来讲，心中大约是有遗憾的。人生之遗憾，犹如指间之沙尘，你看得到，却抓不着，只能眼睁睁目睹所有的阴差阳错和全部的事与愿违。就像高中毕业报考大学，心系清华大学的杨绛却走进了东吴大学（苏州大学前身）。由于杨绛学业优异，便提前一年从振华女校毕业。正是提前了这一年，致使杨绛错失了清华大学的招生。她毕业那年，清华大学恰巧未到上海招生。一年之后，杨绛原来同班的蒋恩钿等人纷纷如愿考上了清华大学。

《杨荫杭集》批评纳妾，现在制度上不许纳妾，但实际上情人代替了妾。道学先生和在西洋留学生
现在同样有。

对比起杨荫杭的忧国忧民，杨绛虽然也有忧国忧民，也有好胜心，但更多时候她想做个平常人，用不着多曲折的经历，或者多大的成就。有自己喜欢的工作，有比较好的生活，有幸福的家庭，差不多了。《杨绛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