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渊冲:忆锺书师
值得回忆的事是生活中的诗。 -威廉.赫兹利特
回忆 72年前,我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是在山清水秀、四季常绿的春城昆明。在见到他之前,我早已听到不少关于他的传闻。关于钟书先生的故事,早已传遍清华联大。据说教他英文的叶公超先生对他说:“你不该来清华,而应该去牛津。” 而告诉我这些故事的同学,又是联大工学院博闻强记的状元张燮。
1939年钱先生给我们上“大一英文”,他给我的第一个印象是:讲课言简意赅,深入浅出,妙语如珠。如他解释怀疑主义时说:一切都是问号,没有句点( Everything is a question mark, nothing is a full stop.)。用具体的标点符号来解释抽象的怀疑主义,而且问号和句点对称, everything和 nothing又是相反相成,使学生既得到了内容之真,又感到了形式之美,真是以少胜多,一举两得。
物理系同学杨振宁先在钱先生这一班,后来调到叶公超先生那一班,叶先生讲到赛珍珠《荒凉的春天》那一课时,杨振宁发现有一个动词的过去分词不表示被动,认为这是异常现象,就提出了问题,这多少体现了钱先生讲的怀疑主义精神。而我自己在解释“博”和“精”的时候,用了 to know something about everything and everything about something,更是学了钱先生用 everything和 nothing的解释方法。
钱先生在讲《一对啄木鸟》的科学故事时,用拟人化和戏剧化的方法,模仿啄木鸟的声音动作,把一个平淡无奇的科学故事变成了有声有色的艺术,使散文有了诗意。不单是在讲课,就是在写文章或做翻译时,也是一样。翻译要求忠实,重在求真;译诗要求传情达意,重在求美。无色玻璃般的翻译求的是真,有色玻璃般的翻译求的是美。如何解决这个矛盾呢?钱先生认为这是一个两难的问题,他采取消极的办法,就是不求有功,但求无过。“不逾矩”是消极的,说是不能违反客观规律,求的是真;“从心所欲”是积极的,说要发挥主观能动性,求的是美。结合起来就是说:在不违反求真的条件下,尽量求美,贝多芬甚至说过:为了更美,没有甚么规律是不可以打破的。
钱先生给我们讲过英国评论家阿诺德的《经典怎么成为经典?》,说经典并不一定受到多数人欢迎,而只得到少数知音热爱。《论语》有一句名言:“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这就是说:知道不如爱好,爱好不如乐趣。应用到翻译上来,就成了翻译评论的三部曲:第一步,问译文能不能使人知道原文说了甚么?这是低标准。第二步,问读者喜欢译文吗?这是中标准。第三步,问译文能使人感到乐趣吗?这是高标准。两种译文都能使人知之,哪一种能使人好之或乐之呢?爱好和乐趣是个主观的问题。不是客观的科学真理,各人的答案可能不同。
总而言之,钱先生对我们这代人的影响很大,指引了我们前进的道路。他在联大只有一年,外文系四年级的王佐良学他,去英国牛津读了文学学士学位;杨周翰跟踪,学了比较文学,成了国际比较文学会副会长:李赋宁听了他的文学理论,主编了《英国文学史》;许国璋学他写文章,讲究用词,出版了畅销全国的《英语》读本,三年级的周珏良做过外交部翻译室主任,查良铮(穆旦)翻译了拜伦和雪莱的诗集。二年级的吴纳孙(鹿桥)在美国华盛顿大学任教,出版了回忆联大的《未央歌》;一年级的我出版了唐诗宋词的英法译本,还有工学院的状元张燮,理学院的状元杨振宁(后来怀疑宇称守恒定律,得了诺贝尔奖)。钱先生考试时要我们写作文,论“世界的历史是模式的竞赛”。我看联大的历史也可说是人才的竞起,不少人才受过钱先生的教诲,是他在茫茫大地上留下的绿色踪迹。
评:钱钟书的出的考试题: 论“世界的历史是模式的竞赛” 。很好的题目,不过对学生要求相当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