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NA的多少也跟粤语各成分差不多，广府人DNA中百越成分不能说完全没有，但跟罗康宁所讲的广信一样占的比例很少，粤人大部分南宋珠玑南下，到那个时候才能说粤语形成

另外，讲多句，你说的“错别字”，是假设所有的粤语都有对应的汉字，但这个假设不一定成立。正如吴语、闽南语，并非所有的话语都能找到对应的汉字。你也可以认为那是因为历史流逝，说粤语的人忘了正确的用词。但另一种假设是：本来就没有对应的词，因为在起源的时候，那是不同的语言，只是后来上层被覆盖了而已。

人总是选择自己喜欢的东西去相信，你我都不例外。 就我的认知而言，“珠玑巷”的传说经不起学术考验，岭南人大多是土著，除了广州佛山之外，其他说粤语的地区没有“珠玑巷”的传说。单是从逻辑方面考虑，“珠玑巷”的说法也难以成立，南粤本来就有很多土著，而且入粤的通道不止一路。
很多壮族人的族谱上记载，自己的祖先来自山东，本是汉人。有些少数民族的记载也有类似的情况。可信吗？我不认为可信。大一统儒教国家编户齐民的后果而已，科举制度的必然产物而已。

俚僚人都学粤语了吗？好似壮族布衣族等是僚人吧？黎族等是俚人吧？好似他们都没有学粤语吧？当然不排除有百越融入粤文化当中，但很大部分并没有。他们在隋唐动乱才被迫西迁，粤语从秦汉到两宋已经在岭南流行不切合实际。我觉得罗康宋更适合当文学家多过考古

别跟我讲什么学术考验，我不是搞学术考验的不知道你们是怎样考验的，粤人最注重祠堂、祖坟、族谱等。很多村都为自己第一个迁来的始祖设有祠堂，每年都会有代表拜始祖坟，每个族谱都记载祖上一代代的迁移史。学术界为自己的学术观点可以用任何手段，粤人设祠堂拜始祖写族谱为的什么？祖宗可以乱认的吗？我罗定的，罗定绝大部分人都记有珠玑巷。我条村始祖每年都有肇庆梧州玉林等地的人回来拜祭

为科举改族谱也不可信，粤文化主要是农耕文化，过去粤人主要从事耕作贸易等，考科举的人少之又少，为这少部分人就把祖宗都改了吗？其它族人不反对吗？

祖宗当然不可以乱认，但目前现存的族谱主要是明清时期编撰，特别是清朝。民国之前的民众主要是文盲，对于自己族群的记忆来自识字的人，亦即是在科举制度中混得还行的人。科举是儒家的玩意，攀附名人并不新鲜。对于被征服但没有完全驯服的族群而言，上层总是最先采用儒家的话语方式，取汉姓，认汉人祖宗。有的时候首领改了汉姓，结果整个族群都与首领取同样的姓氏，这在全世界都很常见。

假设你本来叫“大虾”，没有姓，村里的人知道你是你父亲的儿子，但朝廷有一天要统计人口，你们村怎么统计？村长说（或者统计的书记官说）：这个村人姓李吧，因为这个部落的发音有点儿像“li”，那你就是李大虾。经过几百年，子孙们越发尊崇祖辈，把祖宗追溯到李世民和老子李耳。

但岭南为何甘多方言？粤语、客家话、潮州话、壮语、黎话等他们相差甚远，而粤中粤中西一带的广州佛山肇庆罗定梧州等地语言又相差甚少？相差远的为什么没有融入粤文化？相差近的为什么融合得这么好？据我了解越接近流行粤语的越认同珠玑巷，而跟最流行粤语相差大的多多少少受其它语言的影响，如江门有个土客之争证明当时跟客家人有交往，多多少少受客家话影响；湛茂一带的俚人较受朝庭喜欢，俚人得以在当地保存，粤语到该地又带有俚音；广西一些地区又受壮影响等。所以我觉得粤语是珠玑人带来的，各种口音是受不同语言影响造成的。其实珠玑人南迁也不是同一个地方来的。来的同一个地方语言必定融合到一起。而岭南地形独特珠玑巷是最好的南迁路。一代代南迁到珠玑前必定有不少后代留到各地。所以南方语言都有一定存古性。但其它省份没有岭南独特的地形历史背景，没有一个珠玑巷一样的中转站，所以就没有融合一起，交流就比较困难。

“但提出一种看法有何罪过？事事都要追寻背后的目的，不能就事论事吗？”
===》
你讲得对，提出看法并没有罪过，确实应该就事论事的。 如果你看一下我在本帖的发言，我并未质疑你发言背后的目的。
我回应这篇文章之后，看到你在粤语吧的发言觉得有些不对头，才在粤语吧那帖里质疑你动机的。 近期广府吧被仇粤人士反复搞事， 因而我们对不常见的IP发言会多一分警戒心。 如果可行，建议你以后用ID发言，大家就无需多想什么了。 如果你已经有ID而不希望用自己ID发言，那就用马甲发言好了。既然你是粤人，我对我的部分言论（在粤语吧质疑你动机）表示道歉，真心同你讲声 Sorry。


回复25楼，那请你解释一下，为何粤语区有少部分少胡人成分?民众都是文盲会把族谱往蒙古修?佛山有极少数村落有自称祖上是滞留下来的蒙古人，有的说自已是被明逼害隐性埋名留下来的。粤语居民不只有自称汉，也有自称土著，祖上回民，蒙古人，满人，但这种情况在自称纯汉人的客家地区没有。再论科举，广东科举壮元历史上9个，8个广府系，1个潮州系，而广府系状元当年就用粤语作诗作对联，有的至今未对得出。前面有人说为何俚人学粤语融入，史载俚人首领冼夫人嫁给了当时高凉县守冯宝，而史载冯祖上是燕人南下，我之前有幸拜访过他后人祠堂，里有官方赐的牌匾，当然后人是只会粤语的广府人，如果按你说冯家也是土著了，古人写的史只是为了让他汉化?

1、我没有否认粤语人中有北人的后代，他们在广州一带可能数量还不少，因为广州一直是北方政权在广东的中心。正如几十年前，有大批南下干部定居广州。不过，他们的数量远比本地人少。有理由相信，在交通条件恶劣的古代，只有中央政权主导的大规模移民才能改变一个地方的族群构成。如朱元璋移江淮湖北到云贵，如满清的湖广填四川，直到今天，我们都可以从语言分布上看出当年移民的痕迹。而广东没有发生过那么大规模的变迁。
2、蒙古人和满人很特殊，他们作为征服者民族是鄙视汉人的，可能还不屑采用汉姓。他们作为驻军派驻全国，当政权被推翻时，由于害怕被报复而该汉姓，但民族意识却保持。即使如此，有很多的蒙古人和满人后来还是融入了当地族群，找不回祖先了。蒙古人和满人在广东的数量是很少的。
3、客家人是六南地区最后汉化的族群，直到明朝王阳明平定赣南闵西后，客家人的身份认同才慢慢形成。所以他们对于“是不是汉人”这个问题最为关注，对争夺这个名称最为狂热。中原人则根本没有这个问题（我不是说中原人真的就是纯种汉人），因为没有身份认同危机。
4、冼夫人的例子很能说明问题，传说中，她嫁给了一个北人，因此整个部落都归顺了朝廷。可以想见，这个大部落在归顺朝廷后要彻查人口，登记在案的。取汉姓，该汉名是自然而然的事，以首领的姓为自己的姓也是很自然的事。冼夫人之后岭南还有征氏姐妹，她们不愿归顺中原政权，所以她们的族群就没有中国认同。
5、打了一大通的字，希望不会令你看得烦厌。对这个问题感兴趣的话，推荐去看台湾学者王明珂的《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很有启发性。还有一些外国学者写的书，如《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等等。


冼夫人是嫁给了一位广府人祖先，可惜没多久她控制不了自己部落，部落反了，广州出兵平叛，将一部分赶到广西成为山区瑶族，一部分赶到海南。冼夫人俚越部落肯定有自己俚语，参考瑶族和黎族，再加上发生民族融合的粤西，真正本地语言是黎话，跟海南话相近，雷州半岛话能通。再者俚越族活动地带为粤西一带。
还有你忽略了一个蛋家人问题，从岭南有历史记载起一直到建国60年代之前，粤语区还存在一个存在上千年的特殊群体，不予入籍（跟以前客家人相似），因为是古越身份而受官府和岸上广府居民歧视，不让他们上岸，终身以船为家。60年代周恩来来广东看到情况后强行用行政手段让他们上岸入籍，上岸后很多人对自己蛋家身份都很忌讳，隐形起来，当然他们就没什么北方迁来认同了。

1、“广府”不是个血缘单一的团体，而是语言文化共同体，这个群体自我意识的出现是很晚近的宋代之后（客家人是明代之后），在随朝时根本没有这个概念。在宋代之前，北方人南下的主要是官员及少量的驻军，然后通过册封本地部落首领的方式稳定统治。宋代之后控制能力加强，科举制度推广开来，儒家的正统观念开始统治本地人中精英分子的头脑，他们通常出自豪门大族，影响力巨大。
2、粤西的“黎话”接近闽南话，并非指“黎族”所说的话，你可能把它们混为一谈了。
3、疍家人在血缘上与定居的广府人并无区别，语言上也相同。在明清时期，江门一代的珠三角地区，由于沙地的扩大，各宗族之间争夺激烈，疍家与非疍家之家关系紧张。有不少成功的疍家人士占据了大片新增的沙地，定居下来后就变成了正宗当地人，疍家身份不再提起。在王明珂的书中提到族群边界的形成，主要因素是共同的生活方式及共同利益，定居农耕的生活方式不但排斥漂泊不定的疍家人，其它的游牧、半农半牧、渔猎等族群全在排斥之列。因为那些不稳定的生活方式会威胁到农耕定居的“汉人”，但在血统上，敌对的双方可能是出自一个祖先的。明清时候从浙江到广西都有疍家人，现在还有吗？有理由相信，在明清之前，珠三角水网地带到处都是在河上讨生活的疍家人。
4、为了塑造民族共同体的意识，中国的“研究”及中国的“史书”必须被重新评估，它们实质是政治书而不是历史书，里面的“史实”可信性成疑。在看中国人写的书时要万分小心，就像吃有毒食品一样，饿得没有办法才吃，但必须清楚知道那是有毒的。


从雍正开始，中央政府就明令疍家与土著一视同仁，不得区分，并划出土地让疍家人上岸耕作。
疍家依水而居，本身是个不稳定因素，与定居的人有利益上的冲突，尤其是涉及土地时。有地可占的话，疍家人同样会上岸，但良田总是抢手的，为此付出性命者不在少数。疍家人想占地上岸，但是被排斥，只是利益争夺的必然，后来的土客械斗也是如此。雍正时期因为之前的迁界禁海，粤东一代空出了不少地，解禁后客家人纷纷迁占当地，疍家人也就近上岸，变成定居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