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伯温捏造政治谣言,说王安石在宋辽争地界的交涉中,提出过“欲取姑与”或“以与为取”的主张。这一谣言经元、明、清诸代,众口一辞,积重难返。邓先生纠正了这一流传已久的无耻谰言,使强加在王安石头上的卖国罪行,得到昭雪,扫除正确评价王安石的一大障碍,这是邓先生研究王安石的重要贡献。
邓先生《王安石》修订本澄清了许多有关王安石的久悬未决的问题,如第67至68页,论证《兼并》与《寓言》两诗的寓意并不是自相矛盾的,指出《寓言》“乃复以挫兼并为非”乃是一种误解。正确地阐述了“后世不务此,区区挫兼并”的真正含意。再如第74页指出:“当时盛传,王安石只把《春秋》当作‘断烂朝报’,所以不把它‘列于学官’。这传说并不确实。”还有王安石第二次罢相的原因,并非如当时官僚士大夫所哄传的,是因为与吕惠卿互相倾轧所致。修订本对此作了详细剖析:一则与皇帝变法的态度有关,再则在变法派内部,出现许多矛盾,吕惠卿在王安石二次拜相以来,立异之时多,协力之事少。王安石勇往直前的精神,消磨殆尽。修订本对“人言不足恤”,也作了精辟说明:“人言不足恤”或作“流俗不足恤”,修订本第49页指出:“司马光把王安石形容为一个‘必欲力战天下之人,与之一决胜负’的人,把‘人言不足恤’曲解为‘拒谏’、‘遂非’和‘执拗’,朱熹又把它曲解为‘违众自用’和‘足己自圣’,显然都是颠倒是非的恶意诬蔑。”王安石的许多决策,是在群言堂商讨制定的。“人言不足恤”是针对司马光一类人物而言,像司马光那样的,“其人便是流俗之人,其意见便是流俗之见”,这种流俗之人的流俗之见,王安石坚决不予理睬。
邓先生逝世后,其女儿邓小南同志赠我《王安石》一册,此书于1997年10月由人民出版社出版,237千字,较之修订本多出58千字。是邓先生第四次写出的《王安石》(以下简称新本),与修订本相比,完全不是旧作的翻版,从目录到内容,变动很大,修订本从《北宋建国百年内社会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的发展》讲起,新本则删去此章,而从执政以前的王安石讲起。修订本虽有《执政以前的王安石》,仅有两部分,一为读书、旅游、任地方官吏,二为《上仁宗皇帝言事书》。新本则增至四节,子目多达15条。从章节到内容,新本焕然一新,内容更充实,分析更详尽,如果说修订本是成功之作,那末新本当属精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