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伯峻先生《春秋左传注》于《宣公十一年》“夏，楚子、陈侯、郑伯盟于辰陵”一句下有注曰“此陈侯若谓是陈成公，则此时在晋，尚未为侯，且不得离晋而与楚盟。疑是夏徵舒，则楚夏与之盟，而冬又讨杀之，故《读本》云‘知讨乱非其本志’”。我觉着杨先生的这个说法有问题。

杨先生《注》“二子奔楚”，引《陈世家》“孔宁、仪行父皆奔楚，灵公太子午奔晋。徵舒自立为陈侯”，所以后来注“夏，楚子、陈侯、郑伯盟于辰陵”一句时，杨先生便提出此处的陈侯“疑是夏徵舒”。且再后注“冬，楚子为陈夏氏乱故，伐陈”更明确提出“今年夏楚庄犹以夏徵舒为陈侯而与之盟，则此冬讨徵舒，非仅因其杀君而已。或者夏徵舒杀灵公而自立，陈国必有不服者，自易生乱，楚亦因而讨伐之。”

但是夏徵舒自立事只见于《史记》而不见于《左传》。读《春秋左传注》其它部分可知，杨先生在注《左传》文时，应该是有一些原则的。如果出现其它古籍内文字与《左传》有异议时则几乎全从《左传》，比如《宣公二年》注“趋登”引臧琳《经义杂记》所释，杨先生云“以《公羊》解《左传》，不足信”。言之凿凿。其它诸如《谷梁》、《国语》也甚多。而当史例超出《左传》所述时，杨先生也多是审慎存疑，还是以《左传》为准。就以《史记》来说，杨先生也举例甚多。比如还是《宣公二年》，注“提弥明死之”，杨先生曰“《晋世家》所叙盖本《左传》，唯以提弥明作（‘亓’中下部多一竖）眯明，并以之为晋宰夫，则与《传》异”。杨先生其实在《注》中多次强调，解《左传》当以《左传》本文解，比如仍《宣公二年》注“舍于翳桑”句，杨先生引了《吕氏春秋》、《淮南子》、《公羊传》、《晋世家》及其他后人所注“翳桑”后云“诸书自以为桑树之下，但非《左氏》本义，解《左传》仍当依《左氏》文法”。可是杨先生在解“陈侯”一词时，为何又独用《史记》？

另外还有一点，《春秋》在夏徵舒杀灵公一事上，是既怪罪灵公，也怪罪夏徵舒的。既然如此，即使此处是自立为陈君的夏徵舒前去会盟，《春秋》又怎可能直接称夏徵舒为“陈侯”？《隐公四年》卫州吁弑其君桓公完自立，当年被杀，《春秋》记作“卫人杀州吁于濮”即可证。

其实《史记》本身关于此事也有疑点。《陈世家》既说“徵舒自立为陈侯”，但在楚庄王入陈杀夏徵舒时却仅说“为夏徵舒杀灵公，率诸侯伐陈”，《楚世家》也只是说“徵舒弑其君，故诛之也”，都是只说了夏徵舒的罪为弑君，绝口未提夏徵舒自立之事。我想，如果夏徵舒真的自立了，楚王讨伐他岂会不提？

杨先生在《注》中还提到“（陈侯）疑是夏徵舒，则楚夏与之盟，而冬又讨杀之，故《读本》云‘知讨乱非其本志’”。我觉着这个前后没有什么必然联系吧？此处陈侯不是夏徵舒，就不能体现楚王“讨乱非其本志”了么？夏徵舒弑君所为，在正常的想法，本来就是乱，何况《左传》明写了是“夏氏乱”。除非此处所谓“讨乱”之乱是杨先生自己在注“冬，楚子为陈夏氏乱故，伐陈”时认为的“陈国必有不服者，自易生乱”之乱。他的这种理解，我觉着本身就是错误的。

综上所述，我觉着“夏，楚子、陈侯、郑伯盟于辰陵”就是陈成公，而不是像杨伯峻先生说的是夏徵舒。当然，暂时我读书尚少，不知其它书籍有无此处史实之详细叙述。

还有一点，这篇文章写完了才发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