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晚我们就讲讲——
周易的传承以及各个时期解释周易的风格
学习《周易》，应当知道《周易》的传承史，就象我们每个人都必须知道自己的祖宗一样，是有必要的，否则你说你学《周易》，别人问《周易》是谁写的？你不知道个大概，也太讲不过去了。是吧？
相传伏羲造八卦，文王将其相重为八八六十四卦，而里边的文辞部分是周公写的。
到底是不是这样，也只是一个传说而已，没有谁有能力去证明或证伪。这个部分就不要在这里讨论了，没有结果的。
伏羲、文王、周公时期，是系辞明吉凶时期。

圣人仰观俯察，探赜索隐，于是发明了卦符。这个时期的易学，是纯粹的自然之道，是刚出土的宝石，不经雕饰，朴素而自然。发明卦符之初并没有辞。
圣人见天下之动，洞明天地变化之机，会通以人伦纲常，系辞以示其吉凶，将冰冷无情的卦符注入了亲切温暖的人文理念，有君臣仁义，有夫妻情爱，有朋友信诚，有匪寇小人，完成了由“天道”过度至“人伦”的工作，从人文的视角解释天道，且做到“范围天地之化而不过，曲成万物而不遗”，从此奠定了《周易》的理论基础，成为万世经典。这是解释“易”的第一时期，而后世的研究，则以此为基点。

伏羲文王的事情我们没办法去证实了，我们现在着重说的是历史有记载的事情。
春秋时代百家争鸣，解说《周易》的人也是难以计数，但唯有孔子解说的《周易》流传了下来。我们现在对《周易》的认识，主要来自“孔易”一脉。
孔子的易学，师承何人不得而知，只知道孔子晚年喜欢研究《周易》“韦编三绝”，经过刻苦专研之后，当作自己教学内容的一个科目传授给他的弟子们，我们比较熟悉的有子夏，但将孔子易学发扬光大的是“七十二贤”中的“商瞿子木”这一支。
商瞿子木，商姓，名瞿，字子木，
商瞿子木又将《易》学传给楚国人子弘、鲁国人桥庇子庸。之后，桥庇子庸将《易》学传给江东(今江苏巢湖)的馯臂子弓，馯臂子弓传给燕国的周丑子家，周丑子家传给东武(今山东诸城)的孙虞子乘。孙虞子乘传给齐国的田何子装。
这些随便百度一下就可以看到。
在田何子装时期，正值秦始皇焚书坑儒，禁学秦风以外之的学问，但由于《易》学为筮卜之书，在禁例之外，故而传受者不绝。
——“易史”，在这里发生了转折。

从《汉书•儒林传》来看，秦末传授“易学”的人不止一家，但唯独田何的“孔易”被皇家宠幸列为“官学”。其他人就成了“野术”暗无天日的在民间自生自灭。自此之后，“孔易”一脉“统领”了“易学”2千余年。可以这么讲，我们现在对《周易》的认识，除了个人发挥成分之外，都源自“孔易”。
到了汉朝时期，田何子装迁徙到杜陵(今陕西西安雁塔区曲江乡三兆镇南部)，号杜田生，他将《易》学传授给东武的王同子中、雒阳的周王孙、丁宽、齐服生等人，丁宽传授给田王孙，田王孙又传授《易经》给施雠chóu、孟喜和梁丘贺。
“孔易”传至孟喜这一代，注解《周易》的方法又起了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

我们先讲一讲孔子到孟喜这个时段讲解周易的风格。
孔子的易学，着重于“推天道以明人事”，从“德义”的角度解释孔传《周易》。因此从行文上看，我们通常会认为孔传《周易》纯属“人文易”，与象、数、占没有什么关系。这是个误解。孔子的“德义”实则是以“象”为基础，将“象”进一步阐发，往“德义”层面推延，就好比我们现在“借景抒情”的道理一样，“大地”可以比如为“母亲”。
那么孔子这么做的出发点是什么呢？
孔子说：“易，我后其祝卜矣，我观其德义耳也。幽赞而达乎数，明数而达乎德，又仁（守）者而义行之耳。赞而不达于数，则其为之巫；数而不达于德，则其为之史。史巫之筮，乡之而未也，好之而非也。后世之士疑丘者，或以易乎？吾求其德而已，吾与史巫同涂而殊归者也。君子德行焉求福，故祭祀而寡也；仁义焉求吉，故卜筮而希也。祝巫卜筮其后乎？”
意思讲的很明白，
孔子避开“史巫”这个士大夫阶层所违讳的形象，往“政教”的方面发展，意境幽深，微言大义，社会意义积极，所以一直受到历代统治者以及思想者的追捧。
孔子到孟喜的这个时期是“轻筮重德”时期。

在“系辞明吉凶”的时期，《周易》实为王家专利而由“史巫”把持，其主要作用就是卜筮求利，故“怪力乱神”之言盛行而“大道”退隐，因此“史巫易”多为“君子”唾弃。
基于对“德”的追求，孔子做《彖》、《象》、《文言》等数篇，将先圣之道进一步推广，从自然法则的角度着重渲染“天尊地卑”的纲常伦理。孔子此举得到了“有德之士”的推崇，在此后长达几百年的时间里，都以“孔易”为尊。
但是，前边我们讲了，秦末除了孔易之外，还有人在传授，这些人虽然不被列入官学登上大雅之堂，但一直都在自我发展。但是，由于汉初尊师重教，特别讲究师承，所以门徒门不敢更改老师的意思，否则就是拿自己的前途开玩笑。
要学也是偷偷学的那种状态。
不敢在老师的经典上引入。

到了孟喜，孟喜就在“孔易”的基础上引入了“灾异”术。
此人真是胆大包天了。
这个“灾异”术应属于“谶纬学”的范畴，跟孔子不是一路的。
孟喜为此葬送了自己的前途，（《汉书•儒林传》）。博士缺，众人荐喜。上闻喜改师法，遂不用喜”，本来他可以当博士的，因为改了师法，被取消资格了。
但是，自此之后，汉易体系中除了孔易之外，构建了气势磅礴的“卦气学”。
“卦气”、“卦象”形成汉易的两个重要部分。
到了京房，“卦气”、“卦象”的结合已经发挥的淋漓尽致。
如果不是孟喜的“叛逆”，我门现在都没有“火珠林”这些东西。
“火珠林”可以看作是汉易卦气体系的一个应用分支。

前边说的是孟喜改师法时期。
孟喜之前，孔子的“德义易”被视为正统，其门下弟子更无人敢更改其主张。直至西汉时期，孟喜“得《易》家候阴阳灾变书”，在“孔易”体系里边引进了“灾异易”，“改师法”，从而引发了一场易学史上的“革命”。
孟喜所谓“灾异易”即后来京房之学，或说京房之学本于孟喜，“其说长于灾变，分六十卦更值日用事，以风雨寒温为候，各有占验。”
这种“灾异易”，相信就是春秋史巫所掌握的“史巫易”，“史巫易”由于多言“怪力乱神”之事，故一直受到“正统”的排挤而游走于边缘地带自生自灭，但由于这种技艺切合民众趋吉避凶的需要，因此得以保存流传。
有孟喜“改师法”的先河，“君子”们也顾不得“身份”了，就象被压抑多时的火山，汹涌喷发，争先恐后研习“灾异易”，一时之间蔚为壮观，建造了恢宏磅礴的“卦气学”。

接着我们讲——魏晋“玄易”的兴起。
汉末至两晋，二百多年的动乱，汉王朝分崩离析，处于主导地位的儒家思想也失去了往日的光环，
学者们对三纲五常的陈词滥调以及谶纬学的怪诞浅薄感到厌烦，而醉心于形而上的哲学论辩，由此便诞生了中国思想史上的“玄学”。
玄学的内容以《周易》、《老子》、《庄子》为主导展开讨论，可见这一时期玄学对《周易》的影响相当深刻。
批评这种“玄谈”作风不但破坏了“正统”思想，甚至“玄谈误国”。
但实际上，“周易玄说”仅仅是措辞上的修饰，尽管是“形而上”的修辞，却以春秋易（包括“孔易”）的思想为基本的、核心的指导思想，因此可以说，魏晋“玄易”仍然不失为春秋易学的直接传承者。

“玄易”其中的代表人物就是王弼了。
王弼是谁，很多朋友可能比较陌生。
但我们现在所看的《周易》，就是王弼版的。
传世本《周易》的流传，得益与王弼之功。
我们接下来讲——宋明“义理易”。
魏晋的“玄谈”发展了一段时间，也变得怪力乱神、荒诞不经了。
所以到了隋炀帝时期，隋炀帝下令禁焚烧谶纬学，谶纬学受诛，
期间易学者们莫不弓杯蛇影、噤若寒蝉，所谓城池失火殃及鱼池也，“正统”易学亦几遭灭顶之灾，大约到了唐朝玄宗时期，春秋易学已然进入尾声，萧条凋零，说者稀疏，期中唯有《周易正义》孔颖达【疏】、李鼎祚《周易集解》、四门助教邢璹注王弼《略例》略窥春秋易风。

如此这般，易史滑入宋朝。宋人一改“玄谈”之弊，重拾“孔易”之风，专说伦理纲常，并重道德内涵的修养，行文措辞儒雅从容、华丽大方。
然而这些措辞却是书生多情、无状忧愁之言也，随意发挥而已，“孔易”据象说辞之法荡然无存。
宋明理学易间或也有阴阳消长之类，但阴阴升降也没有什么无章法可言。盖易象失传，犹如水失其源，无论怎样努力，也是水中捞月、空中造楼，徒劳无功的。

我们再简单讲讲——“西学东渐”以来的易学。
宋明“义理易”的繁荣随着清王朝的崩溃而枯萎凋零，起而代之的是夹杂西方思辨哲学的“哲学易”，一扫古易“之乎者也”的沉闷、“天尊地卑”的禁锢，以“平等、民主、科学”的口吻解说《周易》。
学者们各自发挥，
“哲学易”、“数学易”、“科学易”蜂涌而出，
稀奇古怪的想法日新月异层出不穷，
个个自谓“正解”而口径悬殊几无雷同。
宋明“义理易”尚有“天尊地卑”的统一的口径，而近代以来的易学则一人一学，都忙着“创新”，急着拿出“自己的东西”，八字只得一撇，就迫不及待的向世界公布他的研究“成果”
——无非是挥舞着西医的手术刀解剖中医的奇经八脉而已，“科学”则“科学”矣，却一无所得。
奇经八脉用手术刀是解剖不出来的。

受易非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