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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寿<三国志>之一点看法》
陈寿之《三国志》，众人予其人、其书评价皆甚高。其人曰为“有良史之才”，其书列“前四史”之一。然吾近读其书，却颇见惊诧矛盾之处。以吾陋见即遇其有龃龉不齐处，无知其更深究耳。考其正文，举之二三。
《三少帝纪》录曹魏后三位帝王事。齐王芳不知为何，即忽被废；高贵乡公髦更不知为何，“卒，年二十”。读“高贵乡公卒”五字，心中感慨无尽！考其陈寿作《三国志》时为晋臣，其为文若此，尚情有可原。然则《武帝纪》与《后妃传》所载之龃龉则吾大不解矣。
《武帝纪》记武帝与袁绍战于官渡，不利，“时公兵不满万，伤者十二三”。吾初见此语，甚为惊异。吾虽曾读罗氏《三国演义》，亦知曹操官渡之胜乃以少胜多，然今见“兵不满万”四字，仍觉大不可思议。正惊操之能，裴松之《注》于此处曰“魏太祖虽机变无方，略不世出，安有以数千之兵，而得逾时相抗者哉？以理而言，窃谓不然”，裴氏并于此处列“不然”之因三，颇为在理。余即思此书未可深信。
《后妃传》载文昭甄皇后，即民间所谓“甄宓”者，前述为溢美之句，特于裴氏所引它书《注》为是。甄后好学、悌嫂、尊老、贤明处处可见，文帝母武宣太后赞其“真孝妇也”，文帝亦“心嘉焉”。然后甄后忽因“郭后、李、阴贵人并爱幸”，甄后“愈失意，有怨言”，竟致“帝大怒，二年六月，遣使赐死”。人之态度大变有逾此疾乎？吾难以信。此处裴氏亦有疑，并举《魏书》一反例以驳。裴氏于此处大为感叹，曰“推此而言，其称卞、甄诸后言行之善，皆难以实论。陈氏删落，良有以也”，余则谓推此言之，其书或皆难以实论矣！
《三国志》以文辞简略优美著称于世，余观亦信之。然谓之“良史”，余待之矣！
2013-12-6

《从年号变更小谈中国传统历法》
前几天没事，翻看自己高中时买的已经破旧不堪的《现代汉语词典》，就是我们平时说的那种很厚的大字典。翻到后面附录部分的《我国历代纪元表》，就随便看看。看到唐朝，那高宗李治的年号真是太多太乱了。他在位三十四年，就用了十四个年号！虽说第一个用年号的汉武帝是用了十一个年号，也确实很多了，但是汉武帝在位五十四年，而且他的年号很有规律，前面的都是六年一换，后面都是四年一换，并且都是正月改元，还算容易记。李治的年号，后面几个都是只用了一年，而且都是年中改元的，这样就显得很乱。再看武则天时期（也称“武周时期”）的年号，就更感觉乱了，有时一年都用两个年号，看起来乱七八糟的。看到她的“万岁登封”和“万岁通天”两个年号，更是觉得字典好像出了错。
按字典上所写，“万岁登封”和“万岁通天”这两个年号都是在农历丙申年（即西历696年）用的，“万岁登封”在“万岁通天”前。其中“万岁登封”是丙申年腊月启用的，而“万岁通天”则是丙申年三月启用的。按一般常识，腊月即十二月，同一年的腊月肯定是在三月后的，三月过了才能到腊月。而这里既然“万岁登封”是腊月开始用的，“万岁通天”是同年三月用的，那怎么“万岁登封”却在“万岁通天”前的呢？
这里我的第一反应就是字典出了错，但是自己却也并不敢妄下判断，因为这《现代汉语词典》是已经行世几十年，修订了好几版的，就算之前这里错了，也不可能一直错到现在还不改正呀！于是我就想翻看《旧唐书》或者《新唐书》查查这到底咋回事。但是这几天晚上开了电脑后，又总把这事给忘了，一直到今天才想起来查，也一直到今天，我才知道是我自己孤陋寡闻错了，字典是被我冤枉了的。
中国传统历法，一直是农历。但农历也有多种，我们现在用的是古代所谓的“夏历”。对于夏历而言，每年起始月是以一月为准的，即一月（现在也称“正月”）是每年的第一个月，或者叫岁首。而在武则天时期，虽也以正月为岁首，但是那时的正月，却是现在的十一月。引《旧唐书》原文：“依周制建子月（即我们现在说的十一月）为正月，……，十二月为腊月，改旧正月为一月”。这样一来，在同一年里，腊月就肯定跑到三月前面了。如此，字典上还哪错的呢！
看到史书中这般记载，我也就突然想起来了，武周时期是以“周历”为准的。这个知识点，我以前在看《柏杨版资治通鉴》时就是了解了的，但是自己看到《现代汉语词典》这里时却还去冤枉字典了。我这脑子！
中国古代的历法，可以说是复杂多变，有夏历，有殷历，有周历，还有秦历。夏历以一月为岁首，殷历以十二月为岁首，周历以十一月为岁首，而秦历更甚至于是以十月为岁首。其使用年代大致为夏历是夏朝所用，殷历是商朝所用，周历是周朝所用，秦历是秦朝所用，汉代从高祖刘邦到武帝太初年间，也一直沿用秦历，一直到太初元年，即公元前104年，才又改用夏历，后世一直至今，几乎没有断用过。当然，也有很少的一些时候另改过，比如这个武周时期就又用了周历。还比如在看《三国志》时，魏明帝景初元年也有改过。他“以建丑之月为正”，即以十二月为一年岁首，这等于用的是殷历。其他时期不知道还有没有改用过的，我现在还不知道，不敢瞎说。
中国的这些历法看起来很乱，但是真得细细地研究一下，虽然确实很令人头疼，但实际是挺有意思的。现在国家已经全面用了公历，除了过年过节还提一下农历，了解它的年轻人都不是太多了。至于这些再细一些的东西，想必知道的人就更是微乎其微了。文化这东西，很多人觉着不值钱，所以也就不屑去知道咯！悲哉！
2014-2-3

临睡前自顶

shangqu

《初读杨伯峻先生<春秋左传注>》
去年下半年一直都是在读《史记》的，而且原计划是按前四史的顺序读下去，但是去年在读中华书局版三家注《史记》的时候，发现裴、司马、张三家所注史事，遇到《史记》和《左传》有差异，一般都是以《左传》为准，于是去年《史记》读完后，就开始读《左传》了。
读古籍选本很重要。在网上搜《左传》的本子，发现近人杨伯峻先生《春秋左传注》很受人推崇，于是就在网上买了一套。我买的《春秋左传注》是中华书局繁体竖排第3版，四册，正文共一千七百三十六页。第一册包括“隐公、桓公、庄公、闵公、僖公”五公事，二册包括“文公、宣公、成公”三公之事，三册仅含“襄公”一公事，四册便是最后的“昭公、定公、哀公”三公事。第一册前还有一篇长五十六页的《前言》，我觉着对了解《春秋》和《左传》有莫大帮助。杨先生从“《春秋》名义”、“《春秋》和孔丘”、“《春秋》评价”、“《春秋》和三传”、“《左传》的作者”、“《左传》成书年代”、“《左传》和《国语》”、“《左传》在西汉的流传”、“从《左传》看春秋时代”九个方面进行论述，观点明确，论证细致、有理有据，很值得一读。
杨《注》在我这个初读古籍的人来看，着实是一部很好的书，引书广泛，注解详细，很多字、词的训诂都很明了。在春秋时期的礼仪、地理、历法方面，我觉着本书注解的尤为细致，搞得我很想把书中提到的所有关于地名、国名的内容汇总到一起。不过《左传》的文字我觉着比《史记》要古奥许多，有的句子真的很难理解。就是在有杨注的情况下，有的地方看的也还是不甚明白。最主要的是，虽然现在书是从头到尾看完了，但是看完的同时，也基本都忘完了。惭愧之至啊！ 在读该书的时候，杨先生的一些我觉着不太确实的问题也还是有的。有的应该是疏漏，有的可能就是杨先生自己在体例上没有处理好的结果了。试举几例我没有忘的如下。
一、《前言》部分
1、第二部分“《春秋》和孔丘”杨先生在阐明《春秋》并非孔子所作后，于结尾处又说“假定有人说，孔子修《春秋》，或者孔子作《春秋》，自战国以来，便曾这么说，难道能轻易否定？那我们可以征引《韩非子 外储说左上篇》记晋文公伐原一事来论它。《春秋经》不载伐原事，《左传》僖公二十五年却有这事，《韩非子》却说‘孔子闻而记之’，这样，《左传》也是孔子所记的，难道《左传》真是孔子所记的么？纵是战国人的说法，也是不可尽信的。”虽然此处不盲从前人之说说的很是振奋人心，但是我觉着杨先生举的这个例子却恰恰不能很好地证明《春秋》非孔子作。因为在《前言》第三部分“《春秋》评价”中，杨先生也明确说到“（《春秋经》）自张晏以来，几乎少了一千五百字，至少是脱了一百多条”，那为何此处《韩非子》引晋文公伐原一事不可能曾经是《经》文里的，只是现在已经脱漏的了呢？
2、第七部分“《左传》和《国语》”中，杨先生说“《左传》……为何连大夫种（或文种）、范蠡一字不提？”此处杨先生着实有误。范蠡《左传》中我确实也没有印象，不记得有提到，但是文种此人在《左传 哀公元年》是有提到的，“使大夫种因吴大宰嚭以行成”。此处应该也是杨先生的疏漏了。
二、正文部分
1、由于《春秋》是以鲁国国史为基础纪年，且杨先生说“鲁……奉周历唯谨”，虽然周正以建子之月（今农历十一月）为岁首，但是由于“当时修历者不密，观测亦难准确”，所以实际上是有错误的。所以在《春秋经》每一年的第一句后，杨先生均会标明该年起始月之确凿月份，比如隐公元年“元年春王正月”注“本年实建丑，以冬至之日在去年十二月十二日癸亥也。”；二年“二年春”注“去年十二月二十三日戊辰冬至，实建丑。有闰月。”但是在《经》定公十二年的第一句“十有二年春”下，却没有标出当年情况。这个该是杨先生的疏漏吧。
2、由于《经》、《传》现在合并了的缘故，《传》中有的跨在两年的事情便被割裂在不同的年份里。出现这种情况时，杨先生一般总会注说“此与下年《传》文本为一章，为后人割裂分为两传。”我觉着这种情况，只需注“此与下年《传》文本为一章”即可，后面一句完全不需要反复说，否则我总觉着有唠叨的感觉。
在《前言》第四部分“《春秋》和三传”中，杨先生讨论了“《左传》是否传《春秋》”。以我浅薄的想法来看，《春秋》当是《春秋》，《左传》当是《左传》，并没有什么传不传的问题。虽然在《左传》中，有解释《春秋经》的句子，还有更多的详细讲述《春秋经》中所提历史事件的例子，但是我觉着凭这点不能证明《左传》和《春秋》就是“犹衣之表里”，就是传《经》之作。一是因为历史本来就是连贯的，记载同时期的史事不同书籍之间肯定会有交叉；二是因为我之前读《汉书 律历志》时，发现《律历志》在结尾处有很多提到《春秋》和《史记》中年代记述的例子，难道凭这点，也能证明《汉书》是传《春秋》或者《史记》的吗？我觉着作《左传》的时候作者确实有参考《春秋》，但是《春秋》也只是参考材料之一，最多只是很重要的资料之一罢了。
2015-7-1

《存问：<春秋左传注>三位改元国君之纪年》
据梁玉绳《史记志疑》，“《春秋》以来，国君之改元者凡五见，一曰郑厉公，二曰卫献公，三曰卫出公”（见中华书局繁体竖排一版三印，页四二一）。查《史记 郑世家》有“厉公突后元年”句，《卫康叔世家》有“献公后元年”句及“出公后元年”句，《十二诸侯年表》于此也各记为“鲁庄公十五年，郑厉公元年”，“鲁襄公二十七年，卫献公衎后元年”，《六国年表》有“周元王元年，卫出公辄后元年”。（《史记 十二诸侯年表》止于鲁哀公十八年，而卫出公后元年为鲁哀公十九年，即周元王元年，故《十二诸侯年表》无载，见于《六国年表》）。
杨伯峻先生的《春秋左传注》于每年之前均有可考实的国君纪年。据《凡例》，杨先生此举是受《汇纂》启发，“甚便读者”，并且“《汇纂》间有疏误，则用可靠史料加以订正，并列证据。”然而于以上提到的改元的三位国君纪年，杨《注》却有不同于《史记》和《志疑》的写法。
郑厉公突于郑庄公去世翌年即位，称元年（公元前700年）。厉公四年（前697年），郑国动乱，厉公突出奔，郑国立原太子忽，是为郑昭公。昭公二年（前695年），昭公被杀，郑国又另立子亹为君，无谥号。子亹元年（前694年），子亹被杀，又另立子婴（《左传》作子仪）为君，无谥号。子婴十四年（前680年），子婴被杀，郑厉公返国，再立为君，翌年再称元年（前679年），《史记》记为“后元年”。而杨《注》在标纪年时，郑厉公纪年是从四年往后与其他三位郑君并列算，即在昭公元年时，一并记作厉公五年，子亹元年时，一并记为厉公七年，子婴元年时，一并记作厉公八年。到了《史记》所作“后元年”时，杨《注》直作厉公二十二年，而不写作“后元年”。后面依次“二十三年”，“二十四年”至“二十八年”郑厉公去世。
杨《注》卫献公与郑厉公纪年方法相仿，只是在卫献公三十年后加（），内写作（后元元年），后依次记作“三十一年（后元二年）”，“三十二年（后元三年）”，而“三十三年”后又无（后元四年）之记法。据《史记》，就算按杨《注》记法，也是卫献公三十一年方为后元元年，而非三十年即为后元元年。杨先生不记三十三年为（后元四年），不知是否与此有关。
卫出公纪年虽然未与以上二者相仿，但是依次记作“卫出公复元元年”、“复元二年”，非为《史记》作法称“后元年”，“后二年”。
目前就我所读，虽然多见有文说《史记》于春秋战国纪年或有误（比如卫出公复位后纪年），但是实不知于此三处是否有误，更不知杨伯峻先生此种作法从何而来，或即杨先生所谓“用可靠史料加以订正”者？
2015-7-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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