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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西：你是被一种神秘的魅力引领着步入中戏的门坎的吧？你对自己的用力可够狠的了。看来，只要是有志向的年青人，都有易塑性。 

 段奕宏：惊险的是，入学时，我晚到了14天。因为喝酒胃出血，家里急得一塌糊涂。教委规定，无论什么原因，15天不到者自动退学。我生平第一次坐飞机，而且就是那班飞机也差点错过。到了学校之后，又有一种笼罩我的东西，我这人习惯就是有一种紧迫感，从大家的目光里我看到一个信号，哎哟，我们班最后来的这个学生，怎么这样土拉吧叽的？虽是同班同学，但女孩们还是喜欢高大帅气的那种孩子，我不是，完全使她们失望。那种心跳得东西也我也很强烈。再有，他们的举止言谈，家庭背景和层面以及所接触的文化知识，都是我望尘莫及的东西，我立刻能触摸到他们心绪的东西，我跟他们差的非常之远。怎么缩短距离？我只能三点一线的生活，宿舍、排练厅、图书馆，我要靠自己。四年大学里，没有一个导演找我，找的也不是我这个样子，我也没钱去拍照片，更没钱打车去很远的剧组实习。每次同学们拍完戏在一起聊时，他们的那种快乐和喜悦，我也很羡慕。我甚至置疑自己填的志愿是否有问题？大二时，我都想过辍学。因为我看不到希望。那时之所以能坚持下来，就是觉得无法向父母交代。他们含辛茹苦地培养我，给我这么大的支持，如果辍学的话，总觉得对不住他们。既然同学们从外面学到了一些知识和营养，那我留在学校里不能坐以待毙呀。

于是我付出更多地对待每一个话剧作品，尽量在这有限的空间中，做到优秀，做到好。渐渐地，老师、同学还有外界的人士肯定了我的作品，我开始一点点地建立起自己的东西。成绩单寄回家，家人也很高兴，对我也是个肯定。到了大三大四，我终于从对自己置疑的悲伤里走了出来，变成不愿意出去拍戏，反而觉得扎根学校挺好，甘愿在学校里不断地演话剧。这个阶段，我找到了自己适合的路。那时在学校只要一提到94班，就是段弈宏，小陶红。因为只要是我的作业，挤满了人来看。 

 老师非常懂得利用我和陶红的勤奋点，把我们整个班风都带起来了。同学们都有竞争意识，你熬夜我比你熬的还晚，就是生扛着。因为用的时间多和少，拍出的作品是不一样的层次。以至于，到大三时，话剧院的领导放出风来，说毕业后要我进话剧院没问题。但到大四时，觉得突然没希望了。

那时，我成了一个现象。一个比较优秀的学生，大家都会关注。包括我演毕业大戏时，一个不教我们的老师也说，这样的学生为什么实验话剧院不要？为什么我们学校不留他当老师？ 

 5月16号我接到学校电话，让我到学生处一趟。那天是我的生日。我推门一看，好多老师都在。我以为要签什么单子，因为快毕业了，需要还道具、服装什么的。但他们给我一张纸，我一看是中央实验话剧院接收我了。当时我就控制不住地泪流满面。大家都祝贺我，在场的有些老师我不怎么认识。后来我才知道，实验话剧院的院长，去文化部特批了一个名额。 

 我去文化部报到时，很多老师都说，倒要看看段弈宏什么样子，这么多人喜欢他，这么多人为他说情。他们对我说，孩子好好工作吧，你是有前途的。那一刻我更加坚定了大家说的，是金子就会发亮的。也就是说，我所具备的一切，我努力的一切，大家都不是看不到。我没有别的捷径走，就是努力。还有就是我命中遇到很多贵人。有才华的人很多，但并不一定我就理所当然应该得到帮助。因此，我只能用一种感恩的心来回应和思考。

张西：到了话剧院，经济上的窘迫缓解了吧？ 

 段奕宏：我刚进去时工资300多块钱。这其实是次要的，重要的是，我拥有了在话剧舞台亮相的机会，我觉得很不容易。但生存也是重要的。从毕业到现在，我其实非常慎重。我对自己是有要求的，物质上的东西不能缺，但对它有欲望却不能被它控制。我毕业后才有自己的BB机和手机，而且BB机还是同班的一个女生送我的。因为排练时，她老找不着我，或者我老找不着她。其实我对物质上的东西有考虑。第一我家庭不允许，我曾经想要一件羽绒服，我试图跟家里开口，我姐说，你姐夫有一件羽绒服，我给你找出来吧。我说我不要了。我其实为了臭美。从此，我要求自己别张口。物质上的东西，我坚信以后能争取到。我的现在不是未来。现在有些人问我演了袁朗后，是不是有一种飘飘然。我其实没有。因为大学四年，那心态我自己全消化了。在那个阶段，我已经把这些东西规置得非常好，非常有序了。要的是什么，该要的是什么，重要的是什么，适合我的是什么已经分得很清。我现在还不是要钱的时候。我还太年轻，我需要积累的是一种人物形象，是一种阶段和一个经历。

每天憋气时 

就觉得象木木在化工厂 

失去一切联系 

只有一个人。。。。坚持 

为了队长给的任务

张西：第一次见到康洪雷的感觉是怎样的？ 

 段奕宏：觉得他挺不像导演的。我与人接触，不是那种上来就能到热度的人，有点拘谨。老康有意识让我放松，我还是不够松驰。导演越显得随便，平常，幽默，我反而就越不敢跟他随便，可能是心里敬仰他的缘故。包括在拍戏的那几个月也是这样。我现在好多了，跟他贫起来，也开开玩笑。其实他是个很容易接近的人。那次见面后，就是吃饭。饭桌上就聊剧本。我说我不想演袁朗。他说你想演谁啊。我说想演史今。他问为什么啊？我说演史今我有把握，袁朗我没把握。他问怎没把握呢？我说，我不知道怎么演，演不好，像一个钢板。我也不想重复以前的军人形象，反正我就没找准。康导说，行，我们知道了。然后大家就聊别的事情，聊以前拍过戏的一些经历。后来，康导说，你还是演袁朗吧，把难度给你，你就演吧。 我自己一点信心都没有地上了这部戏。那三个半月的拍摄也是忐忑不安，在极度不自信中度过的，没想到最后呈现出这样，真没想到。

张西：因为袁朗的角色不够清晰，没有前例，拍摄过程中，康导对你的暗示和启发多吗？ 

 段奕宏：他当然是坦率地指导我。我最大的困境就是特好面子。这一点，其实也阻碍了我更好的发挥。因为当我重视一个人，敬仰一个人时，就怕在他面前丢份。这就是我的自尊心在作祟。这种东西也好也不好，我现在知道了，下次跟他合作，我就当个二皮脸，就得拿出不要脸的状态跟他合作，有可能发挥得会更好。拍《士兵突击》时，这一点真的有碍于我跟康导之间的沟通和交流。其实他很喜欢我，喜欢每个人本质的东西。在现场，他从来不表扬我，也不肯定我。其实我特想让他表扬，说我两句，给我点自信心。我从小到大，都是从批评中长大的，没人夸我，我特喜欢别人夸我，希望别人的鼓励，鼓励我扛过去。《士兵突击》这一扛特难受，生扛的那种。康导就是把我置身在一个决定当中，一种无法预知当中，那是他说的。如果早知道他这样的话，我可能也不是这样的状态。当时我就是扛着，心里有一种对抗的东西。但是我还是特喜欢他，他像一个哥哥，兄长，他的那种随意性，平实，洒脱，真实，都是我特别羡慕的。我的本真吧，只有放在我跟你特别接近，也不是特别知根知底，就是需要一个时间，接近尾声时才能好一点。之前都是绷着的感觉。我不知那时，他没找到一种方式让我放松呢，，还是故意不让我放松，或者就是想把我置身在那种感觉当中。我总是欲言又止，想说话又不好意思，也不敢说，到了现场就做吧。他总是让我自己先演一遍，让大家看着。然后再布光、调整、调度，这一点其实是我没有碰到过的导演，非常好。他调起了演员的一种创造能力，每个人对自己角色的理解是不一样的。他能激发每一个演员身上的一种能力、想法，他有这个本事。他有凝聚一个团体的一种核心的个人魅力。

张西：康导的团队意识，还有对工作的那种敬业和激情的东西也影响到了你？ 

 段奕宏：是的。我从毕业到现在，经过了这么多剧组，这么多人，一个健康的团体，是靠每一个人去营造的，而不是你等待去要求来的。很多同学拍完戏后总说，这个组真不行或那个组真烂。那么，你自己在当时是一种放弃的态度，还是积极的态度。我想我都是坚持。因为我不想改变。如果在一个组里，有两三个人就能形成一种气氛，一个环境，其他浑水摸鱼的人就会有所收敛，就会被这种氛围所影响，整个剧组就会越来越火。但凡有点想法，不甘愿掉队的人，就必须加入这个健康的团体，进入健康氛围。所以《士兵突击》这个组是非常健康的。其实一个组里，大伙常会看主演是怎样的一种姿态和作风。要么是起到积极作用，要么起到不好的作用，这决定整个团体的一种健康不健康。因此主演一定要名副其实，你真的能演好这部戏，是你的能力。而你的敬业和认真程度，你的接人待物的能力对一个团队来说，更重要。在马龙拍《士兵突击》时，20多天没有我的戏，按说我能回北京或去哪儿旅游。但越到那时，我越不走，我就在这待着，我就是锻炼，我就是来晒黑皮肤的，来享受这个团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