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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直的《自明疏》是他的“自传”
 一、前言
 这个题目不是一开始就先定下来的，而是写到后来才领悟出来的。在《明史》〈日本传〉中，王直（汪直）是嘉靖年间的突出人物。《明史》是清朝张廷玉等撰编的官修史书，纂修过程断断续续，先后共费近百年时间，最后于乾隆四年（1739年）定稿刊行。因此《明史》不是第一手史料，而是官修的系统性史书。因其系统性强，引用方便，史学界基本上把《明史》准同史料看待。此问题应该慎重。〈日本传〉是叙述明代中日往来的关系史：本文总字数为8021字，其中洪武期有1383字，永乐721字，宣德73字、正统187字、景泰 218字、天顺71字、成化239字、正德261字、嘉靖3639字，隆庆209字、万历833字、结语28字。〈日本传〉内容偏重于倭寇问题上，所以就等于是一部《明代倭寇史》。在〈日本传〉中仅嘉靖的记事就占45%（3639字）以上，而其中涉及王直关系的记事几达56%（2045字），提及“汪直” 全名有4次，仅提“直”的次数有14次。官方正史费那么大劲记述一介海商平民的事迹，实在罕见。因为《明史》是一部官修史书，其中的〈日本传〉除了代表官方立场外，也反映了撰编者的史观，在关系到王直的许多史料中，重点采用了颂扬胡宗宪功绩的《筹海图编》〈大捷考〉中〈擒获王直〉的内容为主体以描述王直就擒的经纬。在这里不得不提的是，古代史籍经常有抄袭雷同的问题。〈擒获王直〉内容与《汪直传》雷同，从内容上看，与其说是史书不如说是小说更为得体，因其戏剧性很高。 
是否出于编幅限制关系，为节省编幅〈日本传〉把王直勾画成诸倭的“主谋”，对“壬子之变”以后的各个关键性寇犯问题，未能作具体的记述，仅以概括性的“大奸若汪直、徐海、陈东、麻叶辈素窟其中。以内地不得逞，悉逸海岛为主谋。倭听指挥，诱之入寇。”或者“汪直勾诸倭大举入寇，连舰数百，蔽海而至。”或者 “汪直之踞海岛也，与其党王激、叶宗满、谢和、王清溪等，各挟倭寇为雄。”等等笼统方式描述，以至造成许多与史实相出入的各种问题。这是导致后世把王直误解成倭寇“总指挥”的关键所在。王直就这样被塑成为“倭寇王”的形像，二次战后日本史学界也是根据《明史》〈日本传〉的记述才得出“大倭寇王直”或“倭寇王王直”的结论。相对的，在反复阅读了王直的〈自明疏〉，并核实史料记述后，觉得〈自明疏〉的真实性要高过于〈日本传〉。〈自明疏〉是王直的实像，是王直的〈自传〉。
 明代社会是个严格的管理社会。不合法的行为，都被称之为“寇”。对日“互市”〈走私贸易〉在严格的海禁政策下，都是违法的商业活动，因此从事走私贸易的中国海商也都成为“倭寇”。东南沿海遍地都是“倭寇”。凡是海上发生的问题都是倭寇问题，所有的沿海海防官员都称为“备倭指挥”。这也是明代史书上的“倭寇”与“海寇”是同义词的原因。这是我研究《明史》〈日本传〉后总结出来的心得。
 要了解海商王直的形像，就得跟踪王直所蹈经的人生历程，才能得出一个较为全面而具体的概念。基于这观点，下面试从跟王直发迹登上“倭寇历史”舞台有密切关系的“双屿港”的兴衰过程加以探讨，然后再进一步分析他的〈自明疏〉。

二、嘉靖前三十年的对外政策变迁与双屿港
 为要正确认识嘉靖大倭寇的概念，笔者根据1934年出版的〈燕京学报〉专刊六，陈懋恒著《明代倭寇考略》中“沿海各省之倭祸”的数据，按辽东、江南北、浙江、福建和广东等沿海各省分别发生的次数，汇编出〈表一〉“明朝历代皇帝在位年数及倭寇动态鸟瞰表”，及〈表二〉“嘉靖大倭寇动态表”。表中有关各地倭患计数，是以同年度、同月份，只要不同地域所发生的倭患事件，均分别单独计算的方法统计。〈表一〉在于了解明代全期的倭患分布情况，是倭寇动态的宏观表；〈表二〉在于了解嘉靖大倭寇的详细分布状态，是倭寇历史核心的微观表。
 从〈表一〉能算出明代的“倭患 ”，约有80%是集中发生在嘉靖年间。又从〈表二〉“嘉靖大倭寇动态表”，可看出嘉靖政权全期的倭患情况，以嘉靖三十一年（壬子，1552年）为界线，前三十年倭患零星散布，几近于无风状态；然而，后十五年却像晴天霹雳，爆发了长达十五年的倭寇大动乱。寇患次数占总次数的97%，甚至可说嘉靖寇乱基本上都集中发生在后十五年里。这是为什么？！下面试用年表方式，从嘉靖政权成立后，按年次列出嘉靖政权前期的重要的对外政策，也就是海禁政策，以探索前期的政治社会变化，与后期倭寇大动乱的因果关系，同时也观察海商王直在这历史舞台上的角色。
 由于嘉靖政权一成立，就接连不断地发生了葡萄牙，当时称之为“佛朗机”，海商集团求贡犯边的广东西草湾事件（嘉靖元年，1522年）〈注1〉，以及日本贡使宁波争贡的仇杀事件（嘉靖二年，1523年）后，嘉靖政权当局先后关闭了广东、福建、浙江等地的市舶司，全面封锁了对外通商口岸，结果不但断绝了外国对中国的通商门户，同时也阻绝了本国海商对外互市的生机。因而导致东南沿海，尤其是福建漳州一带的海商，勾引被广东当局驱赶出境的葡萄牙海商，到福建的漳州、月港以及浙江的双屿港、宁波一带海域进行走私贸易。这从当时十六世纪出版的葡萄牙海商使用的海图上，能找到：Chincheo（漳州的闽南音）、 Lalo（料罗）、Syongican（双屿港）、Liampo（宁波）等等当时东南沿海一带走私通商口岸的地名得到证实。足见当时走私的猖獗，其中尤其是双屿港，更是引发后期大动乱的根源所在。在前期走私贸易酝酿过程中，问题没有表面化，显得平静；但到后期矛盾显化起来了，再加上当局的海禁政策缺乏正确的指导方针，禁弛摇摆不定，结果造成了那以后不可收拾的大动乱。

△ 嘉靖元年（1522年）
 · 葡萄牙海商集团求贡犯边寇广东新会西草湾〈现香港机场的大屿山〉，被明军击败后，转移福建、浙江方面与闽浙海商进行走私贸易。广东当局关闭市舶司，也禁绝安南、暹罗等原有其他朝贡国的贡舶。
△ 嘉靖二年（1523年）
 · 四月，宁波发生日本两派贡使争贡仇杀事件，兵部归咎“倭患起于市舶”，因而礼部请 罢福建、浙江市舶司。嘉靖政府从此全面封锁对外通商门户。导致双屿港国际走私贸易的兴起。
 · 宁波争贡事件种下了嘉靖后期大寇乱的远因。
△ 嘉靖三年（1524年）
 · 四月，规定福建浜海居民“凡番夷贡船官未报见，而先迎贩私货者”、“私代番夷收买禁物者”、“揽造违式海船私鬻番夷者” 都要论罪。 
△ 嘉靖四年（1525年）
 · 兵部以“漳泉府黠滑军民，私造 双桅大船下海，名为商贩， 时出剽劫”，下令浙福巡按“查海船但双桅者即捕之；所载虽非番物，以番物论，俱发戎边；军民知而故纵者，俱调发烟瘴”。诏可。
△ 嘉靖五年（1526年）
 · 福建罪囚邓獠“越狱下海，诱引番夷，私市浙海双屿港，投托同澳之人卢黄四等，私通贸易”。可见嘉靖五年以前，葡海商已到双屿港开始走私贸易。
△ 嘉靖八年（1529年）
 · 十月，因广东关闭贡市后，葡海商转到闽浙一带私市，以致两广公私匮乏，两广提督林富上疏强调“广东设市舶司而漳州无之，是广东不当阻而阻，漳州当禁而不禁”，要求”广东番舶例许通市者，毋得 禁绝 ，漳州则驱之，毋得停舶 ”。林富的上疏得到朝廷的批准，因此又回复到“不拘年份，至即抽货”的弛禁政策。但这弛禁政策行不到一年，又被王希文推翻。 
· 十二月，令“禁沿海居民不得私充牙行，居积番货，以为窝主。势豪违制大船， 悉报官折毁，以杜后患”。
 · 给事中王希文上疏强调许互市容易造成佛朗机冒进为患，强调严行祖训的勘合贸易规
 定，只许贡舶贸易 ，不许私舶通市。朝廷照准推翻林富前议。
 · 西草湾抗葡功臣都御史汪鋐覆奏赞同，主张应严禁佛朗机。
 · 但结果佛朗机仍然“附诸番舶杂至交易”。无从禁绝。
 · 由于漳州远离省城福州，遥制不便，巡视胡琏奏请在漳州置巡海副使，在月港置安边 馆，加强海禁， 但不久又撤。
 · 福州发生逃狱事件：逃犯有闽人林碧川、李光头，歙人许栋，下海后勾引番倭，结巢于双屿。
 · 源义晴（足利义晴）托琉球使臣蔡瀚代求嘉靖新勘合、金印、修贡如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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