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中国的城市 

　　城市为什么可读 当然是因为它有个性，有魅力。 
　　城市的个性和魅力是我们读城的向导。 
　　的确，城市和人一样，也是有个性的。有的粗犷，有的秀美，有的豪雄，有的温情。因此，就像喜欢品评人物一样，人们也喜欢议论城市。否则，就不会有那么多的“城市民谣” 但是，也正如有的人个性鲜明，有的人不太出众，并不是所有的城市都会受到关注。中国的城市毕竟太多，其中大同小异的不在少数。显然，只有那些个性特别鲜明的才会受到关注，因为个性鲜明才会有魅力。 
　　中国有个性有魅力的城市很多。 
　　1998年，广州的《新周刊》出版了一期专辑，叫《中国城市魅力排行榜》，列举了他们认为最具魅力的17个城市：北京、上海、大连、杭州、南京、苏州、武汉、成都、重庆、拉萨、广州、深圳、珠海、西安、厦门、香港、台北。另外，还列举了8座“前途远大”的城市和10座“最值得去”的小城。它们分别是绵阳、张家港、北海、三亚、九江、万县、惠州、绥芬河和丽江、平遥、延安、凤凰、西昌、吐鲁番、凭祥、泽当、玛多、兴城。我们知道，到1997年5月，我国共有城市666座。《新周刊》从666座城市中拈出35座来评说，挂一漏万是在所难免的 比方说，一些风情万种独具魅力的城市，如昆明、哈尔滨、乌鲁木齐等等，就没能列人；而同为边疆小城，喀什和伊宁也许比吐鲁番更“值得去”。吐鲁番当然也是很值得一去的。不过，吐鲁番最值得一看的却不在城内，而在城外，比如葡萄沟、千佛洞、高昌和交河古城等，而喀什和伊宁却有著作为城市的自身魅力。这其实不能怪《新周刊》。中国有魅力可阅读的城市实在是太多 无论谁来做这个课题，都不可能说全。 
　　1982年，国务院公布了首批24个历史文化名城。它们是：北京、承德、大同、南京、苏州、扬州、杭州、绍兴、泉州、景德镇、曲阜、洛阳、开封、江陵、长沙、广州。桂林、成都、遵义、昆明、大理、拉萨、西安、延安。1986年，又公布了第二批名单，即上海、天津、沈阳、武汉、重庆、南昌、保定、平遥、呼和浩特、镇江、常熟、徐州、淮安、宁波、歙县、寿县、毫州、福州、漳州、济南、安阳、南阳、商丘、襄樊、潮州、阆中、宜宾、自贡、镇远、丽江、日喀则、韩城、榆林、武威、张掖、敦煌、银川、喀什，共38个。第三批公布的名单则是：正定、邯郸、新降、代县、祁县、哈尔滨、吉林、集安、衢州、临海、长汀、赣州、青岛、聊城、邹城、临淄、郑州、浚县、随州、钟祥、岳阳、肇庆、佛山、梅州、雷州、柳州、琼山、乐山、都江堰、沪州、建水、巍山、江孜、咸阳、汉中、天水、同仁，共37座。这样一来，我国666座城市中，就有99座历史文化名城，是“六六大顺”又加“九九重阳” 
　　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这些城市无疑都是极具魅力的。它们的历史是那样的悠久，它们的文化是那样的古老，该有多少故事可以向我们诉说 即便“年轻”一点的，如上海，又是那样的内容丰富不同凡响。然而有魅力的城市却远远不止这些。一些古老的城市，如太原，就不在名单之中。太原的前身晋阳，建于三千年前，曾经做过赵国的国都，也是唐高祖李渊和五代李存勖、石敬塘、刘知远起兵发家的“龙兴之地”，后来被宋太宗赵光义火烧水淹，毁得一干二净片瓦无存。现在的太原城，是在晋阳废墟北面重建的，也有一千年的历史，而且有晋词等名胜古迹，应该说也还是古韵犹存的。另一些新兴的城市，如香港、台北、深圳、珠海，如兰州、长春、大庆、石河子，则又有着另一种气质和风采。何况还有美丽的滨城大连、厦门，神秘的边城和田、景洪，幽静的山城吉首、都匀，崛起的新城张家港、惠州，等等，等等。有谁能读遍天下城市，阅尽人间春色 中国的城市，是读不完的。 
　　那么，先匆匆忙忙地说个大概，如何？

所谓“滨城”，顾名思义，也就是“水边的城市”。滨城又有两种。一种是滨江之城，如万县、宜昌、岳阳、黄石、九江、安庆、芜湖、南通，当然也包括重庆、武汉、南京、上海。另一种是滨海之城，如大连、烟台、青岛、连云港、宁波、温州、厦门、汕头、湛江、北海、三亚。这些城市，不是港湾、口岸，就是门户、要塞，或二者都是。这就使得这些城市差不多都兼有吞吐攻守之功能。战时是前线，平时是前沿，总是“得风气之先”。所以，一旦实行改革开放的国策，首先活跃起来的，也往往是它们。它们是中国城市中得天独厚的宠儿。 
　　水边的城市也多半美丽。俗云：“娇不娇，看吊桥；美不美，看秀水。”近水之人，往往更有爱美之心；滨水之城，也往往更加风姿绰约。“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是一种气象；“鹭江唱歌唱亮了渔火，南海唱歌唱落了繁星”，是另一种风韵。美丽总是令人向往的，这些城市也就因此而名扬天下。尤其是那几座最为美丽的滨海城市——大连、烟台、青岛、厦门、三亚，从来就是中国城市选美竞赛中难决高低的最佳选手。事实上它们也都是旅游胜地，是度假和休闲的好去处。在这里，我们能得到最开阔的视野，呼吸最洁净的空气，享受最美好的时刻，体验最放松的心情。因为这里没有什么遮拦，也没有什么污染，而只有阳光、沙滩、海浪、仙人掌，只有永远蔚蓝的大海和永远蔚蓝的天空。 
　　这当然要感谢江海。海，有容乃大；江，奔流不息。所以滨城往往也是商埠。商埠也有两种。一种是老牌的，如广州、宁波、扬州，早在唐代就是对外开埠的三大口岸；泉州则是曾与埃及亚历山大港齐名的世界贸易大港。此外，如“夜市卖菱藕，春船载绮罗”的苏州，曾与湖北汉口镇、江西景德镇、河南朱仙镇并称为“四大名镇”的佛山，也都是。这些城市，往往是南北枢纽所在，水陆辐辏之地，自然车马纷至，舟揖络绎，贩夫奔走，商贾云集。另一种则是近代以来开埠的都市，如上海、香港。它们纯粹是出于一种商业的需要而建设发展起来的。所以刚一“上市”，就迅速地压倒和盖过了那些“老字号”（也许只有广州还勉强可以与之抗衡），成为中国城市中的佼佼者。 
　　如果说，古都更是“城”，那么，商埠就更是“市”。没有哪个城市比广州、上海和香港更像一个大市场 这些城市，差不多都主要是由金融机构、商务中心、星级饭店、摩天大楼，由写字楼、事务所、交易厅、拍卖行，由时装店、精品屋、咖啡馆、海鲜城，由霓虹灯、立交桥、名品街、连锁店，由一家家银行、公司、商场、超市，由数不清的契约、合同、债务、谈判，由做不完的生意和讲不完的价钱来构成的。不难想象，如果有一天，突然没有了夜市、股票、广告、招牌，没有了开张关门和讨价还价，这些城市还会剩下什么？ 
　　因此，走进这些城市，扑面而来的是浓浓的商业气息。事实上，人们走进这些城市，也多半不是来旅游，而是来购物。这些城市好玩的地方不多，却有着永远逛不完的街和买不完的东西。只要你有钱，在这里几乎什么都能买到，包括最新潮的商品和最周到的服务。如果钱不多，也不要紧。因为它们也提供廉价的商品和服务。作为标准的商埠，这里的商品和服务从来就是多层次和全方位的。每个人都能在这里心甘情愿地掏空自己的腰包，然后满载而归。 
　　这差不多也是特区的特点。作为经济特区，深圳等城市相当自觉地把市场经济当作了自己的经济模式。这也是我们把特区和商埠看作两类城市的原因：传统的商埠是历史的遗产，而新兴的特区则是改革开放的产物。尤其是，当上海一度变成计划经济的排头兵，在改革开放后又“慢了半拍”时，这种分野就更为明显。总之，特区（我这里主要是指深圳）是一种迥异于古都名邑、也不同于重镇商埠的全新的城市。这些全新的城市还包括某些无特区之名而有特区之实的“明星城市”，如顺德、中山、江门、东莞、惠州，以及同时是历史文化名城的佛山。它们的共同特点是经济发展水平高，城市公共设施好，展示着中国城市现代化的美好前景。 
　　看来，人文荟萃的古都名邑和生机勃勃的商埠特区，可能是中国城市中风格泅异但又同时最具魅力的一族。在这两极之间，其他类型的城市都表现出不同的风姿而异彩纷呈。

二　城市的魅力 

　　在进行了这样一番走马观花的匆匆掠影后，我们不难发现，城市的魅力其实无关乎它们的大小和行政级别。（图一）99座历史文化名城中，就有不少是小城。事实上也是如此。比方说大连较之沈阳，青岛较之济南，厦门较之福州，开封、洛阳较之郑州，喀什、伊宁较之乌鲁木齐，就更具魅力。显然，这样一个观点无疑是正确的：“有着自己特殊文化品格和精神气质的城市肯定是最让人喜欢的城市，也是最让人难忘的城市。”但，准确地把握这些城市的文化品格和精神气质，说出它们的魅力所在，却并不容易。 
　　在《新周刊》编辑《中国城市魅力排行榜》专辑时，本书的初版已经面世，我也和他们交换过意见。他们对某些城市魅力的定位，我是赞同的，比如北京是“最大气的城市”，苏州是“最精致的城市”，拉萨是“最神秘的城市”，西安是“最古朴的城市”，厦门是“最温馨的城市”，成都是“最悠闲的城市”等。但有些定位则可以商榷。比如，说上海是“最奢华的城市”，南京是“最伤感的城市”，大连是“最男性化的城市”，武汉是“最市民化的城市”，广州是“最说不清的城市”，深圳是“最有欲望的城市”，香港是“最辛苦的城市”，台北是“最陌生的城市”等等，就未必准确。比方说，对于我们这些无缘“跨过海峡去看一看”的大多数“大陆同胞”来讲，台北无疑是“陌生的”。但，一旦两岸结束敌对状态，海峡变成了通途，去台北和去上海一样便当时，台北便有可能不再陌生。那么，到时候，不再陌生的台北，是不是就会因失去了“陌生感”而同时失去其魅力 
　　事实上，陌生并不是台北的特征，不是台北的“文化品格”和“精神气质”。台北也并不曾着意营造陌生的氛围，或打算使自己成为一个他人眼里陌生的城市。我们对台北的陌生感，其实是两岸的隔阂造成的。所以，即便是去过台北的人，也可能很难用一两句话说清台北。其实，用于广州的那个“头衔”——“最说不清的城市”，用在台北身上没准更合适。可不是 “这个城市，充满了混杂的风景。”“走在街上，你不仅会产生东西南北各种文化空间交织的幻象，而且有古今中外混淆的文化时间错杂感。”“台北是温柔的也是暴力的。”“在台北，你分不清楚人们是贫是富”，“也说不清楚是科学或是迷信，草根抑或前卫”。这是一个“处处有活力，处处有怪招，处处有机会与失足，有发财梦与邪恶”的“陷阱”。“什么都绕着你转，却什么都抓不住”（徐学《最陌生的城市：台北》）。是不是有点“说不清” 
　　其实，即便把台北称之为“最说不清的城市”，也是不妥的。因为它的“说不清”，实际上还是“说得清”，只不过很难用一个两个词来概括罢 如果一定要概括，也许只能用“多样”两个字，称之为“最多样的城市”。我们知道，这个先前叫做“艋(舟用)”的小镇，成为名叫“台北”的大都会，是相当晚近的事情，而这个城市的文化，其实是由移民创造的。中国移民程度最高的城市，有北京、上海、深圳和台北，但移民成分却各不相同。台北的移民，主要有40年代东渡的政治移民，他们来自山东、湖南、四川、东北；有50年代和60年代进城的乡下移民，他们来自台南、花莲、宜兰、屏东；有70年代的国际移民，他们来自菲律宾、马来西亚和拉丁美洲；还有90年代来自中国大陆的经济移民，还有从日本和欧美学成回国的留学生以及他们带回的海外配偶。说得早一点、则还有明清时代的闽粤移民，也许还有日本统治时期留下的某些移民，不折不扣的一支“多国部队”。这些人都有着不同的文化背景和文化观念，他们身上的“文化无意识”也都是根深蒂固的。但他们又都要在台北讨生活谋生存，他们也要通婚并生下第二代第三代。因此这些不同的文化便只能飞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既对立又交融，既冲突又整合，结果便呈现出新老并存、土洋结合、中西合壁的局面。比方说平剧、舞台剧、现代舞共聚一堂，歌仔戏、脱口秀、摇滚乐同台献艺，或者“早上坐飞机，中午冷气机，下午电算机，晚上找童乩（扶乩算命）”什么的。这种风格，我们不妨称之为“多样”或“驳杂”。当然，如果你愿意，也可以称之为“光怪陆离”或“面目模糊”。

重庆的性格同样复杂。作为南方城市又在水边，重庆似乎应该是“女性的”。何况，还有重庆是一徐娘半老”的说法。但是，作为西南山城，它又和贵阳一样，有着男性的特征。尤其是和成都相比，这个特征就更为明显。“重庆崽儿坨子（拳头）硬，成都妹娃嘴巴狡。”代表着成都的是伶牙俐齿的妹娃，代表着重庆的则是尚武好斗的崽儿，男女之别已很分明。事实上两地人的性格也不相同。成都民性柔顺而重庆民风爽直。成都人觉得重庆人太粗野，重庆人则看不惯成都人的节奏缓慢和讲究虚礼。 
　　把重庆看作“辣妹子”，也许是合适的。事实上，重庆这个城市的特点是“火辣”或“火热”而非“火爆”。有名的“麻辣火锅”就是重庆人的发明，后来才风行四川风靡全国的。在国内任何城市，只要一看到“山城火锅”的招牌，我们马上就会想到重庆。重庆也正像这火锅：刚一接触，火辣辣的叫人受不 然而，慢慢地，就会觉得“味道好极了”，而且会感到一种柔情。这样的城市，你说是男性的还是女性的

北京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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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是城。 
　　北京城很大很大。 
　　北京城大得你不知从何读起。 
　　不必一一列举有关部门的统计数字，比如辖地面积多少啦，市区已建成面积多少啦，常住和流动人口又有多少啦，等等。在经济建设飞速发展的今天，这些数字年年都在变，未必比我们的感觉更可靠；而不管是过去，还是现在，几乎所有人对北京的共同感觉都是“大”。差不多每个到过北京的外省人都有这种体会：初到北京，蒙头转向，简直“找不着北”。一天跑下来，腰酸背疼，腿肚子发胀眼发直，能办成一两件事，就算效率不错 因为北京实在太大太大。一个立交桥绕下来，你打的的士肯定跳表，不折不扣的“看山跑死马”。北京人自己就说得更绝：除非在家猫着，只要出门，就会有一种“永远在路上”的感觉。 
　　其实，北京的大，还不仅仅大在地盘。作为新中国的首都，北京是一个集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科技、文化、教育、体育、信息等各种中心于一身的全能型城市。这里有最大的党政军机关，最大的金融商业机构，最大的科研单位，最大的大专院校，最大的信息网络，最大的体育场、出版社、报社、电台、电视台和最大的国际机场。世界各国的大使馆都在这里，世界各国的精英人物和重要信息也都在这里出出进进。别的地方有的，北京都有；别的地方没有的，北京也有；别的地方出不去进不来的，在北京就出得去进得来。光是这容量和吞吐量，北京就大得让别的城市没法比。 
　　更何况，北京不仅是新中国的首都，它也是辽燕京、金中都、元大都和明清的京都。不难想见，在这块土地上，书写的是什么样的历史，上演的是什么样的活剧，集聚的是什么样的人物，积淀的又是什么样的文化 这里的每一个街区、每一条胡同、每一座旧宅，甚至每一棵古树，差不多都有一个甚至几个值得细细品味慢慢咀嚼的故事。那些毫不起眼的破旧平房，可能是当年的名流住宅；那些杂乱不堪的荒园大院，也可能是昔日的王府侯门。更遑论闻名遐迩的故宫、景山、天坛、雍和宫、颐和园、圆明园 即便是那些民间的东西，比如老北京的五行八作、时令习俗、工艺制作、风味小吃、儿歌童谣，也都是一本本读不完的书。 
　　这就是北京：古老而又鲜活，博大而又精深，高远而又亲切，迷人而又难解。它是单纯的，单纯得你一眼就能认出那是北京。它又是多彩的，丰富得你永远无法一言以蔽之。而无论久远深厚的历史也好，生机勃发的现实也好，豪雄浩荡的王气也好，醇厚平和的民风也好，当你一进北京，它们都会向你扑面而来，让你目不暇接，不知从何读起。你可能会惊异于现代都会的日新月异（有人说，三个月不到北京，就会不认得它了），也可能会留连于千年古城的雄厚深沉（有人说，即便在北京住上一辈子，也读不完它的历史遗迹），可能会沉醉于文化名邑的清雅萧远（有人说，只要在北京的高等学府各住上一个月，就等于上了一次大学），也可能会迷恋于民俗舞台的色彩斑斓（有人说，北京整个的就是一个民俗博物馆）。所有这些，都会对每一个初进北京的人产生神奇的魅力，使之心旌摇荡，神志痴迷，不知所以。可以这么说，任何试图读懂北京的人，一开始，都会有一种不得其门而人的感觉。 
　我们必须找到进入北京的门。 
　　也许，北京的那些气势非凡的门，就是我们应该翻开的第一页。

　　“京”只能有一个，“都”则可以多一点。所谓“都”，也就是通常说的“大城市”，叫“邑之大者曰都”。它们往往也是旧的京城，或王朝祖庙所在地，叫“有先君之旧宗庙口都”。当然，也有自然而然形成的，叫“一年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不过，“都”再大，也不能大过“京”，若依周制，最多也就只能相当于“京”的三分之一那么大。因为“京”是“首都”，也就是“第一都邑”，当然得如北京人所说是“盖了帽”，或如上海人所说是“一只鼎一 
　　北京是“城”，又是“京城”，而且有差不多连续八百年的“京城首都史”，所以北京不大也得大。当然，作为中国最大的城，它也必须有最高的墙和最大的门。事实上，北京的门不但多，而且大。北京内城九门和外城七门，都是由箭楼和门楼构成的双重城楼的巍峨建筑。箭楼有如城堡居高临下，门楼却大多是双层三檐的巨大楼阁或殿堂（惟东西便门例外）。两楼之间，则是一个由城墙围成的巨大瓮城。瓮城面积很大，不少瓮城里面建有寺庙或寺院，也多半有街面、店铺和树木。这可真是城外有门，门内有城，实在堪称建筑史上之奇观。 
　　可惜，这种奇观现在我们是再也看不到 几乎所有城门连同它们的那些瓮城都已先后被拆掉，只剩下正阳门城楼和德胜门箭楼在一片车水马龙中形影相吊。但即便是这样“残缺”和“孤立”的门楼，也足以让我们叹为观止，更何况它们当年是在一片式样相同的低矮建筑之上拔地而起？七十多年前，喜仁龙曾这样描述永定门的壮观和美丽：“宽阔的护城河旁，芦苇挺立，垂柳婆娑。城楼和瓮城的轮廓线一直延续到门楼，在雄厚的城墙和城台之上，门楼那如翼的宽大飞檐，似乎使它秀插云霄，凌空欲飞。这些建筑在水中的倒影也像实物一样清晰。但当清风从柔软的柳枝中梳过时，城楼的飞檐就开始颤动，垛墙就开始晃动并破碎。”我相信，无论是谁读到这段文字，都不会无动于衷吧！ 
　　难怪喜仁龙对北京的城门和城墙充满了敬意。他在写到西直门时曾这样说：“乘着飞驰的汽车经由此门前往颐和园和西山参观的游人，到了这里会不由自主地降低车速，慢慢驶过这个脆弱易逝的古老门面。因为，这些场面比起颐和园和卧佛寺来，毕竟能够提供关于古老中国日常生活更为真切的印象。”他甚至还认为，北京的城门和城墙，是最雄伟壮观和最动人心魄的古迹。因为它们“幅员辽阔，沉稳雄劲，有一种高屋建瓴、睥睨四邻的气派一。 
　　喜仁龙实在太敏锐 他在这些城墙和城门那里看到的，便正是北京的气派。 
　　北京的城门楼子是拆得掉的，北京的气派是拆不掉的。

　　“京”只能有一个，“都”则可以多一点。所谓“都”，也就是通常说的“大城市”，叫“邑之大者曰都”。它们往往也是旧的京城，或王朝祖庙所在地，叫“有先君之旧宗庙口都”。当然，也有自然而然形成的，叫“一年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不过，“都”再大，也不能大过“京”，若依周制，最多也就只能相当于“京”的三分之一那么大。因为“京”是“首都”，也就是“第一都邑”，当然得如北京人所说是“盖了帽”，或如上海人所说是“一只鼎一 
　　北京是“城”，又是“京城”，而且有差不多连续八百年的“京城首都史”，所以北京不大也得大。当然，作为中国最大的城，它也必须有最高的墙和最大的门。事实上，北京的门不但多，而且大。北京内城九门和外城七门，都是由箭楼和门楼构成的双重城楼的巍峨建筑。箭楼有如城堡居高临下，门楼却大多是双层三檐的巨大楼阁或殿堂（惟东西便门例外）。两楼之间，则是一个由城墙围成的巨大瓮城。瓮城面积很大，不少瓮城里面建有寺庙或寺院，也多半有街面、店铺和树木。这可真是城外有门，门内有城，实在堪称建筑史上之奇观。 
　　可惜，这种奇观现在我们是再也看不到 几乎所有城门连同它们的那些瓮城都已先后被拆掉，只剩下正阳门城楼和德胜门箭楼在一片车水马龙中形影相吊。但即便是这样“残缺”和“孤立”的门楼，也足以让我们叹为观止，更何况它们当年是在一片式样相同的低矮建筑之上拔地而起？七十多年前，喜仁龙曾这样描述永定门的壮观和美丽：“宽阔的护城河旁，芦苇挺立，垂柳婆娑。城楼和瓮城的轮廓线一直延续到门楼，在雄厚的城墙和城台之上，门楼那如翼的宽大飞檐，似乎使它秀插云霄，凌空欲飞。这些建筑在水中的倒影也像实物一样清晰。但当清风从柔软的柳枝中梳过时，城楼的飞檐就开始颤动，垛墙就开始晃动并破碎。”我相信，无论是谁读到这段文字，都不会无动于衷吧！ 
　　难怪喜仁龙对北京的城门和城墙充满了敬意。他在写到西直门时曾这样说：“乘着飞驰的汽车经由此门前往颐和园和西山参观的游人，到了这里会不由自主地降低车速，慢慢驶过这个脆弱易逝的古老门面。因为，这些场面比起颐和园和卧佛寺来，毕竟能够提供关于古老中国日常生活更为真切的印象。”他甚至还认为，北京的城门和城墙，是最雄伟壮观和最动人心魄的古迹。因为它们“幅员辽阔，沉稳雄劲，有一种高屋建瓴、睥睨四邻的气派一。 
　　喜仁龙实在太敏锐 他在这些城墙和城门那里看到的，便正是北京的气派。 
　　北京的城门楼子是拆得掉的，北京的气派是拆不掉的.

三　有容乃大 

　　北京的气派，一言以蔽之曰“大一。 
　　北京并不是中国惟一的大城市。除北京外，中国的大城市还有天津、成都、武汉、沈阳等。但这些大城市，不管是论人口，还是论地盘，都比不上北京。惟一可以和北京“较劲”的是上海。上海的人口就比北京多。而且，随着浦东的开发和建设，地盘也不见得比北京小。更何况，上海的“大”，还远远不止于此。比方说，它是（或至少曾经是）中国最大的外贸口岸、金融中心、工业基地、商贸市场、利税大户，甚至全国最大的文化城和人才库。建国前上海的报刊和出版社之多，建国后上海向外地输送技术力量之多，可都是全国第一。正因为上海如此之“大”，所以才被称为“大上海”。在中国，有几个城市的市名前曾被或能被冠以一大”字 也就是上海吧！ 
　　然而，上海再大，也“大”不过北京。上海还得在自己的市名前冠一个“大”字，才成为“大上海”，北京却大得根本不必自称什么“大北京”。你什么时候听说过“大北京”这种说法的？没有。北京人不这么说，外地人也不这么说。可见在全中国人的心目中，北京之大，已不言而喻，实在不必添此“蛇足”。这可真是一大音希声，大象无形”，大城不“大”。北京，大概是中国惟一一座“不必言大而自大”的城市。 
　　难怪“大上海”在“不大”的北京面前，也不敢“装大”。一般地说，上海人都不大看得起外地人，却惟独不敢“小”看北京人。上海作家王安忆就说得更绝。她说就连北京上海两地的风，都有大小之别。“刮风的日子，风在北京的天空浩浩荡荡地行军，它们看上去就像是没有似的，不动声色的。然而透明的空气却变成颗粒状的，有些沙沙的，还有，天地间充满着一股呜声，无所不在的。上海的风则要琐细得多，它们在狭窄的街道与弄堂索索地穿行，在巴掌大的空地上盘旋，将纸屑和落叶吹得溜溜转，行道树的枝叶也在乱摇。当它们从两幢楼之间挤身而过时，便使劲地冲击了一下，带了点撩拨的意思。”（《两个大都市》） 
　　的确，北京不管怎么看，都让人感觉比上海大。 
　　首先是“容量大”。初到北京的人，几乎无不惊异于它的容量。那么大的广场，那么宽的街道，那么多的空地方，该可以装多少人哪！上海虽然也大，但却太挤。不要说拥挤狭窄的街道里弄，便是人民广场，也显得挤巴巴的，好像人都要溢出来了，哪里还能装下什么东西？所以有人说，到了上海，除了看见看不完的上海人以外，什么也看不到。 
　　北京就不会给你这种感觉。北京虽大却不挤。北京的交通虽然也堵得厉害，但最拥挤的地方也仍能给你开阔之感，因为那地方本来就很大。其实，这也正是北京城市规划和城市建设的一个特点：宽松、疏阔、大处着墨、纵横挥洒，充分表现出帝都京师独有的那种“大气”。不要说9平方公里偌大一个宫城才住了皇帝“一家人”（所以金庸小说《鹿鼎记》里那个妓院长大的韦小宝一进皇宫便惊叹：“这么大的院子，能装多少姑娘”），便是最不起眼的“四合院”（当然不是现在看到的），也疏落有致、颇多空间。老舍先生说：“北平的好处不在处处设备得完全，而在它处处有空儿，可以使人自由地喘气；不在有”好些美丽的建筑，而在建筑的周围都有空闲的地方，使它们成为美景。”这是说得十分地道又十分在理的。北京和上海（浦西）城市建设最大的区别，就在于寸金之地的上海，首先考虑的是尽可能地利用地皮节约成本，而满不在乎的北京，则“透气孔”特别多。景山、北海、什刹海，天坛、地坛、日月坛，陶然亭、紫竹院、龙潭湖、玉渊潭，哪个城市能有这么多公园哪！甚至你根本也用不着上什么公园。过去自家的小院，现在小区的街心，就足够你遛弯儿、会鸟儿、练功夫、找乐子的 住在这样的城市里，不管怎么着，也不会觉得“憋气”。

显然，北京人不是不讲究，而是特讲究。他们讲究的不是我们通常所谓“生活质量”，而是“份儿”和“派儿”。怎样做“有派”，能够“拔份”，他们就怎样做。比方说，在满街“蓝蚂蚁”的年代，穿一身将校呢的旧军装，是“派儿”；当满街都是西装革履新潮名牌时，着圆领汗衫翻毛皮鞋反倒“拔份儿一。这种服饰符号背后的潜台词是：我就敢不随时尚，就敢对着来，怎么着？因此是“特狂”、“特匪”、“特不吝”。 
　　这恰恰是一种京都意识。“京都人”与“地方上”的，如果说有什么不同，那就是“京都人”是超群脱俗、高人一等、与众不同的。这种“卓异”或“特异”，表现于老北京，是恬谈平和、见惯不怪；表现于知识界，是俯视天下、语惊四座；表现于小青年，则可能是狂痞匪气、街头拔份。无论何种表现，其背景都一样，即北京人特有的大气。因为他们是这个全国最大的城市中之一员，他们不大也得大。 
　　的确，北京市民的“大”，是以北京的“大”为依托和背景的。 
　　不管在明面儿上是否表现出来，几乎每个北京市民都无不以自己是一个“北京人”而自豪。最老派的北京人会以一种“华夏”看“夷狄”的眼光看外地：除了北京，“天津、汉口、上海，连巴黎、伦敦，都算在内，通通是乡下”。即便不把北京看作惟一的都市，自豪感也不会因此而稍减，因为只有北京人，才“能说全国遵为国语的话，能拿皇帝建造的御苑坛社作为公园，能看到珍本的书籍，能听到最有见解的言论”（均为老舍作品中人物的观点）。在他们看来，就连北京的熬大白菜，也比别处的好吃。为什么？五味神在北京嘛！五味神是何方神圣？没人知道。但万岁爷既然在北京，那么，不管他是谁，也得到驾前伺候。

这种自豪感因为北京成为新中国的首都，又在新一代北京人身上得到了加强。他们都是“中央的人”，相对“地方上的”，优越感也就自不待言。这里说的新北京人，也包括那些出生在外地工作在北京的年轻人。他们之所以能够在北京工作，多半是大学毕业后因“品学兼优”留京或分配来京。优秀的大学毕业生原本就是“天之骄子”，而他们所在的单位，又多半是大专院校和国家机关，比起老北京人中那些“引车卖浆者流”来，还更为贴近“中央”，消息的来路也更可靠。所以这些人聚在一起，没有一个不“牛皮哄哄”。 
　　其实“板儿爷”们又何尝含糊！他们聚在一起，高谈阔论的同样是国家大事，消息也同样是国务院部委办传出来的。好歹都在中央这地面上住着，怎么也听得到一点风吹草动吧？不妨这么说：上海人是人人都很体面。也许他晚上要在亭子间架床，早上要早早起来倒马桶，但只要走在街上，就一定是衣冠楚楚人模狗样。北京人是个个都很牛皮，也许他根本就没有什么正式工作，一日三餐不过棒子面窝窝头，但只要一开口，就一定是国家大事世界风云，而且话里面决没有窝窝头味儿。 
　　对政治的空前热情，正是北京人“大气”的一个重要表现。外地人对北京的一个相当一致的看法是：“北京人人都是政治家。”对于政治生活中的大事，从海湾战争到王府井的改造，从克林顿访华到科索沃冲突，差不多每个北京人都有自己一整套看法，而且说得口若悬河头头是道，让人觉得他们不是的土司机、店员、鞋匠或买西瓜大碗茶的，而是中央政治局的顾问或智囊。北京的政治民谣和政治笑话也特别多，你往往能一下子听到好几种版本，让你忍俊不禁。但如果要说“正格的”，他们也能慷慨陈词，说理充分，使用政治话语或引用名人名言也娴熟自如，让你不能不佩服他们的政治抱负、政治理想、政治敏感和政治才能。这实在是北京人“大气”的最好注脚。是 天底下，难道还有比政治，比天下兴亡、民族盛衰更“大”的事 可以说，正是对政治的空前热情，使北京人成为“大市民”。

这似乎有些不好理解。 
　　其实，只要比较一下，就不难发现，即便两地最好的店员，也“好”得颇不相同。要之，北京店员好在“和气”，上海店员则好在“周到”。老北京的店员或小贩，在找零钱时，如果又是钞票又是铜板（或“钢蹦儿”），便会脸上堆满了笑，说：“两搀儿，花着方便。”这话听着让人觉得舒坦、熨帖。至于是不是真方便，那就只有天知道 上海店员的周到却是真能给你提供方便甚至实惠。比方说，告诉你这条裤料其实可以省下一寸，或者买另一种牌子的其实更合算。必须提供的一应商业服务，比如包装、熨烫等，当然都会达标到位，不会“缺斤短两”。但他们决不会为“找头”的零碎而表示歉意，因为这属于买卖中的正常现象，而且与是否实惠也没有什么关系。大体上似乎可以这么说：北京的态度是“务虚”的，它讲究的是“礼仪之邦”不可或缺的“礼数”和“人情”；上海的态度则是“务实”的，它似乎是基于这样一种纯粹“上海式”的思维方式：顾客来买的是实实在在的商品和服务，而不是什么不能吃不能喝不能当钱使的“客气”和“礼貌”。 

　　两地风格的孰优孰劣，在这里很难评说。但有一点则似乎是共同的，那就是北京的“和气”也好，上海的“周到”或“实惠”也好，其实都远远超出了商业行为本身，而具有一种文化上的意义。上海的“周到服务”表现出来的其实是上海人的“精明”。这种“精明”是需要认同的。也就是说，当上海的店员为顾客精打细算或精心服务时，他们往往会在潜意识中要求对方是一个有资格享受这种服务的人。这里说的“资格”，主要就是精明与否，包括对“精明”是否敏锐和能否欣赏。在他们看来，顾客的计算能力和速度即便不能超过自己，至少也要和自己等值或相同。所以，上海的店员一旦碰到了被他们认为是“不懂经”、“拎不清”、“反应慢”的外地人，便会一肚子的不屑，一脸的不耐烦，甚至懒得搭理。 
　　北京的“和气生财”却来自北京文化的“大气”。也就是说，老北京生意人的“和气”，根本就不是什么“服务态度”，而是一种“文化教养”。它是天朝大国的雍容气度，是世纪老人的闲适安详，是“大人不记小人过”的仁和谦让，是一个正宗北京人应有的教养或者说“礼数”。一个有教养的人是不该生气的。即便对方无礼，有教养的北京人也不该失礼，反倒应该更加和气。自己越是和气，就越是显得对方没有教养。这不是“丢份儿”，而是“拔份儿”；是宽以待人，也是自尊自重。不管是做生意，还是做别的什么，都这样。有人说，北京的各行各业“咸近士风”，便正是看到了这种“和气”不但普遍，而且与“知书达礼一相关，有一种儒雅的底蕴，甚或是一种一书卷气一。所以，一旦这种“礼数”、“教养”或“书卷气”没了，事情也就会变成完全不同的另一个样子。 
　　北京人的这种礼数、教养、儒雅风范和雍容气度，可以从他们对待外地人的态度上看出。 
　　一般地说，北京人，尤其是老派正宗的北京人，是不会歧视和欺侮外地人的。比方说，你在北京，如果向老北京人问路，得到的几乎必定是极为清楚、详尽、和气而又有人情味的回答。那神情、那口气、那份熨帖，就像对待一个迷路的孩子。然而这种“和气”的内涵，恰恰是惟独北京人才会有的“京都意识”：咱北京是“天子脚下，首善之区”，北京人在“礼数”上，当然应该是全体国民的表率。北京人最值得自豪的，不就是比别人更懂礼么？如果咱们礼貌不周，那就是在全国人民面前一丢份儿一啦！再说了，咱北京是全国的首都，外地人不过是分家出去单过的小兄弟罢 现在他们回家来，不认路了，咱当大哥的，不帮他一把，行么？ 
　　所以，在北京，如果不和服务行业打交道，我们不大容易明显地感受到对外地人的歧视和不屑一顾，而这种感觉我们在上海、广州等地却时有体会。北京人其实是自我感觉太好了，好得不必摆出一副惟我独尊的派头，就像不必在北京二字前冠以一大一字一样。 
　　显然，北京人的自豪感，毋宁说是一种民族自豪感，而非地域或社区自豪感。北京人，可能是中国人中最少“地域文化心理狭隘性”的一群。因为他们不是某个地方或某一区域的人，而是“中央的人”。中央只不过高于地方，却并不与地方对立，更不排斥。所以北京人并不“排外”。既不排斥外地人，也不排斥外国人，甚至也不（像上海人那样）鄙夷乡下人。他们不大在乎别人说自己“土气”、“乡气”（尽管北京也有“土老冒”之类的词儿）。相反，他们对于乡村还天然地有一种亲切感（比如把“心里美”萝卜当水果吃）。足以让他们感到自豪的是，富丽堂皇、雍容华贵的北京城内，也不乏乡情野趣之地。那里野旷人稀、风物长静，可以体味到人与自然的亲近。这当然是一个农业大国的京都人才会有的情感，决非那些在拥挤狭窄的水泥弄堂里长大的上海人所能理解。

能有这样的“趣味”固然需要培养，能有这样的“活法”则更要有条件。这条件有二，一是环境，二是氛围。就环境而言，必须是“田园都市”；就氛围而言，必须是“文化古城”。上海没有这些条件，上海人也就不是这种“活法”。 
　　上海人的活法更是“市民的”。 
　　上海是一个工商业城市，商品和商业是上海的命脉所系。所以，上海人是地地道道的市民，上海则是地地道道的市民社会。市民社会的特点是：作为市民，是没有高低贵贱之分的；而商业社会的特点，则是认钱不认人，市场面前人人平等。任何人都没有天生的高贵，任何人的价值也都要随行就市。流氓做大了也是爷，贵族没有钱，就什么也不是。当年，上海滩上，许多赫赫有名的大亨都出身贫寒，而那些白俄贵族小姐们，却只好去做舞女。不管是什么人，如果没有足够的实力（它往往货币化为金钱），那他就别想在上海滩上摆什么谱。 
　　这就和北京不一样。老北京的那些破落贵族，虽然也会感到“落毛的凤凰不如鸡”，但仍不难通过别的东西，比如自己的气质、风度、本事，赢得他人的尊重。哪怕这本事只不过是会看点儿风水，批个八字儿，唱几段京剧或单弦牌子曲，懂得养鸽子养鸟养金鱼的章法，也能让他不失体面地活人，在吃棒子面窝窝头就咸菜喝粥时不觉得“跌份”。正如赵园所说，老北京就像“一个久历世故的人，或者不如说像破落的旧家，即使破敝也仍能维持其气度的雍容高贵”，而少有暴发户的虚骄和势利（《北京：城与人》）。然而这种活法在上海就行不通。如果说，老北京人讲究的是“倒驴不倒架”，那么，旧上海的信条则是“笑贫不笑娼”。正如鲁迅先生所言，在旧上海，如果你穿戴不齐整，衣服不光鲜，那么，一公共电车的车掌会不照你的话停车，公园看守会格外认真地检查入门券，大宅子或大公寓的门了会不许你走正门。”（《上海的少女》）这时，声称自己姓罗曼诺夫或爱新觉罗是没有用的，那只会引起哄堂大笑。 
　　所以，上海人不会像北京人那样“耻于言利”，也不会像北京人那样从骨子里看不起暴发户，在内心深处憎恶买办气和市侩气，或装作对挣钱不以为然，对钞票满不在乎。上海人并不讳言钱是个好东西，也不认为通过正当途径为自己多挣点钱有什么不好。当政策允许一部分人通过诚实劳动“先富起来”，“第二职业”也为社会认可时，上海人立即就动作了起来，并像广州人发明了“炒更”一词一样，发明了“扒分”这个词。然而，北京人虽然也油嘴滑舌地说什么“金钱不是万能的，没有钱就万万不能”，却仍有不少人宁肯把这种认识停留在嘴皮子上而自居“还有一亿在观望”中之一员。大约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在新词汇的发明创造方面一贯领先的北京人，至今没有发明出“炒更”和“扒分”的北京版。 
　　但，如果你认为上海是一个“金钱至上”的社会，可就大错特错 一个“金钱至上”的社会肯定是庸俗不堪的，上海却并非如此。上海人“不耻言利”，也不“惟利是图”。作为整个城市的社会风尚，上海人真正崇尚的，毋宁说是精明。这也正是一个真正市民社会的特征。在一个真正的市民社会里，财大气粗和一夜暴富者总是极少数，绝大多数则是被我们称作“小市民”的人。他们“小”，所以他们“牛”不起来；他们又是“市民”，因此知道什么是“都市生活”。总之，他们是一些既不十分富有，又不至于一文不名，而且还想过好日子的普通人。他们的惟一本钱，就是精明。因为，在这个市民社会和商品社会里，所有的物质产品和精神产品、物质享受和精神享受固然都要用钱买，但那价格却随行就市，而且能讨价还价，至少也能货比三家。也就是说，同样多（或同样少）的钱，可能会买来不同值的商品或享受。这样，一个人过得好不好，就不但取决于他“有没有钱”，更取决于他“会不会过”，而后者对大多数小市民来说显然更现实。在计划经济的年代，当所有人的工资收入都相差不远时，就更是如此。所以，如果说上海也有什么“拜物教”的话，那就决不是“金钱拜物教”，只会是“精明拜物教”。

能有这样的“趣味”固然需要培养，能有这样的“活法”则更要有条件。这条件有二，一是环境，二是氛围。就环境而言，必须是“田园都市”；就氛围而言，必须是“文化古城”。上海没有这些条件，上海人也就不是这种“活法”。 
　　上海人的活法更是“市民的”。 
　　上海是一个工商业城市，商品和商业是上海的命脉所系。所以，上海人是地地道道的市民，上海则是地地道道的市民社会。市民社会的特点是：作为市民，是没有高低贵贱之分的；而商业社会的特点，则是认钱不认人，市场面前人人平等。任何人都没有天生的高贵，任何人的价值也都要随行就市。流氓做大了也是爷，贵族没有钱，就什么也不是。当年，上海滩上，许多赫赫有名的大亨都出身贫寒，而那些白俄贵族小姐们，却只好去做舞女。不管是什么人，如果没有足够的实力（它往往货币化为金钱），那他就别想在上海滩上摆什么谱。 
　　这就和北京不一样。老北京的那些破落贵族，虽然也会感到“落毛的凤凰不如鸡”，但仍不难通过别的东西，比如自己的气质、风度、本事，赢得他人的尊重。哪怕这本事只不过是会看点儿风水，批个八字儿，唱几段京剧或单弦牌子曲，懂得养鸽子养鸟养金鱼的章法，也能让他不失体面地活人，在吃棒子面窝窝头就咸菜喝粥时不觉得“跌份”。正如赵园所说，老北京就像“一个久历世故的人，或者不如说像破落的旧家，即使破敝也仍能维持其气度的雍容高贵”，而少有暴发户的虚骄和势利（《北京：城与人》）。然而这种活法在上海就行不通。如果说，老北京人讲究的是“倒驴不倒架”，那么，旧上海的信条则是“笑贫不笑娼”。正如鲁迅先生所言，在旧上海，如果你穿戴不齐整，衣服不光鲜，那么，一公共电车的车掌会不照你的话停车，公园看守会格外认真地检查入门券，大宅子或大公寓的门了会不许你走正门。”（《上海的少女》）这时，声称自己姓罗曼诺夫或爱新觉罗是没有用的，那只会引起哄堂大笑。 
　　所以，上海人不会像北京人那样“耻于言利”，也不会像北京人那样从骨子里看不起暴发户，在内心深处憎恶买办气和市侩气，或装作对挣钱不以为然，对钞票满不在乎。上海人并不讳言钱是个好东西，也不认为通过正当途径为自己多挣点钱有什么不好。当政策允许一部分人通过诚实劳动“先富起来”，“第二职业”也为社会认可时，上海人立即就动作了起来，并像广州人发明了“炒更”一词一样，发明了“扒分”这个词。然而，北京人虽然也油嘴滑舌地说什么“金钱不是万能的，没有钱就万万不能”，却仍有不少人宁肯把这种认识停留在嘴皮子上而自居“还有一亿在观望”中之一员。大约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在新词汇的发明创造方面一贯领先的北京人，至今没有发明出“炒更”和“扒分”的北京版。 
　　但，如果你认为上海是一个“金钱至上”的社会，可就大错特错 一个“金钱至上”的社会肯定是庸俗不堪的，上海却并非如此。上海人“不耻言利”，也不“惟利是图”。作为整个城市的社会风尚，上海人真正崇尚的，毋宁说是精明。这也正是一个真正市民社会的特征。在一个真正的市民社会里，财大气粗和一夜暴富者总是极少数，绝大多数则是被我们称作“小市民”的人。他们“小”，所以他们“牛”不起来；他们又是“市民”，因此知道什么是“都市生活”。总之，他们是一些既不十分富有，又不至于一文不名，而且还想过好日子的普通人。他们的惟一本钱，就是精明。因为，在这个市民社会和商品社会里，所有的物质产品和精神产品、物质享受和精神享受固然都要用钱买，但那价格却随行就市，而且能讨价还价，至少也能货比三家。也就是说，同样多（或同样少）的钱，可能会买来不同值的商品或享受。这样，一个人过得好不好，就不但取决于他“有没有钱”，更取决于他“会不会过”，而后者对大多数小市民来说显然更现实。在计划经济的年代，当所有人的工资收入都相差不远时，就更是如此。所以，如果说上海也有什么“拜物教”的话，那就决不是“金钱拜物教”，只会是“精明拜物教”。

六　两种世故 

　　因此，上海和北京就有两种不同的世故。 
　　世故，是中国人的生存之道。生活在现实中的中国人，是不能一点世故也没有的。不过同为世故，也不尽相同。大体上说，北京人的世故是悟出来的，上海人的世故则是算出来的。在北京，没有人教你世故，全看你有没有悟性，会不会悟。会悟的人，浑身都是机关都是消息几。眼皮子微微一抬，眼角不动声色地那么一扫，周围人的尊卑贵贱、远近亲疏、善恶好坏，就能猜个八九不离十。然后，该热乎的热乎，该冷淡的冷淡，该应付的应付，总不会吃了亏去。这正是一个礼教社会的世故，也是一个官僚社会的世故。官场上那些老谋深算或老奸巨猾的不倒翁们，都有这种察言观色的本事。即便是再愚钝的人，如果久历官场，也多半会磨练出来。北京人虽然并非都是官，但官场既为“场”，就有“场效应”。北京既然是一个大官场，则场效应也就小不 北京人生活在这样一个官气弥漫的世俗社会里，耳濡目染是免不了的。只要在皇城根下转个圈，听听那些街谈巷议飞短流长，那世故也就几乎用不着学 
　　在这样一种氛围里启蒙开悟的北京人，首先学会的是如何处理人际关系。一个人，在官场里混得好不好，靠的是什么？是人缘。只有上司赏识、同僚捧场，才混得下去，并获得升迁和提拔。其实，不但官场，其他地方也一样。所以，学会世故，首先要学会“处人”，而处人之道，又无非面子人情。北京人最懂这一套。比方说，溜弯儿时见了熟人，都要请安问好。“老没见您哪！多谢您哪！回见您哪！多穿件衣服别着了凉您哪！”这就叫礼数，也叫和气，因此不会有人嫌啰嗦。这种礼数也是胡同四合院里训练熏陶出来的。老北京人都讲究“处街坊”。街坊里道的，谁家有个红白喜事、婚丧嫁娶，都要随个“份子”，道个喜或道个恼。自家有个什么新鲜好吃的，也愿意街坊邻里尝一口，“是个心意，也是个礼数”。虽然有时不免有些程式化，但仍透出浓浓的人情味来。 
　　这礼数是人情，也是世故。人情世故，在老北京人这里原本是俱为一体的。“您来点什么？”“您猜怎么着？”“您在这儿听是不？”“您又棒锤了不是？”都说北京人说话委婉，其实这委婉正是北京人的人情世故所使然。因为只有这么说，才显得对对方尊重，而且尊重里还透着关切，透着亲热，这就是人情。同样，也只有这么说，听的人才不觉得突兀，也才听得进去。即便说的是不同意见，也不会恼怒，说的人也就不会得罪了对方，这就是世故。毕竟，“拳头不打笑脸”，“礼多人不怪”，多点儿礼数，没什么不好没什么错。 
　　所以，老北京人是不作兴像上海人那样直呼其名，也不作兴像上海人那样直统统地问人家“侬几岁”的。只有对怀里抱着的小娃娃，才可以这么问。即便问这样的小娃娃，语气也不会是直统统的，而多半会笑眯眯地问：“小朋友，告诉爷爷，几岁啦？”如果是问上中学的孩子，就得问“十几啦”？问中年人，得问“贵庚”；问老年人，得问“高寿”。这里面讲究大 这讲究，也是世故。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尊老的社会，最怕的，是把人家说“小”了，同西方人生怕被说老了正好相反。“几岁”，是“十岁以下”的意思。这么问，岂非把人家当成了“毛头小旷？长辈对晚辈尚且不可有此一问，如果晚辈这样问长辈，那就真是没大没小 
　　没大没小，也就是不懂礼数，而不懂礼数，也就是不会做人。正宗的北京人，是不能不懂礼数的。他们的一举一动，都归礼数管着，包括说话，也包括别的什么。所以，即便发生冲突，也不能骂人，只能“损”。比方说，骑车撞了人，在外地，就会骂起来：“瞎眼啦！”或者说：“不会骑车就别骑！”北京人就不会这么说，而会说：“哟，别在这儿练车呀！”都说北京人说话“损”，或说话“艺术”，却不知这艺术是礼数造就的。因为礼数规定了不能骂人，可不骂心里又憋得慌，于是“骂”便变成了“损”。或者说，变成了骂人的艺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