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写痛感与耻辱
魏剑美
我大学和研究生都是读的文学，在大学任教的课程之一也是《中国现当代文学》，这反而使我很难对文学下一个定义，有时候我甚至感到惶惑：文学到底该表现什么，又到底该怎么表现？
在生活形态和价值观念繁芜多样的今天，文学与文化的多元化发展当然是好事。记录时代伟大变化和国家宏大主题的主旋律之作固然已成潮流，追求阅读快感和新异刺激的非主流小说的流行也完全正常，而以“人生励志”、“职场谋略”、“情感治愈”为诉求的小说得以出现也属顺应时势，至于追求“小清新”、表现小情调的青春叙事、女性话本、私人小说更是文学百花园中所从未或缺的奇花异草。
但相比而言，我更关心的是：这个宏大的时代背景之下有谁在留意着夹缝中那些无足轻重的生命的碎屑？有谁在承担着古老的道义责任和情感痛苦？有谁在卑微而执拗地书写着时代的痛感和人类的耻辱？——在我看来，这些或许才是文学庄严和崇高的内核。
我曾经在一篇名为《写到最后是苍凉》的创作谈中写道：“多少伟大作家，无论他们被读者、评论家以及别有用心的政客们给涂抹上怎样的色彩，但他们的作品被读到最后，总是挟带着浓郁的苍凉。”“鲁迅从愤怒出发，抵达的却是苍凉。这其实也是一个有良知的、忠于生活和内心的作家的必然归宿。”
我总固执地认为，文学作为人类内心和灵魂的一种映照，作为时代和社会的一种精神写实，它应该是另一种形态的历史。如果说作为历史的“二十四史”不过是二十四姓之家谱，那么作为文学的各种文本则应是二十四个朝代天下苍生之痛史。也正因此，方有历史学家说“文学比历史更能真实地抵达真相”，也方有巴尔扎克所说“小说被认为是一个民族的秘史”。
也正因此，在我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步步为局》构思之初，我立意要写的就是“官场背景之下个体价值与尊严的脆弱和悲哀”。虽然写的是官场，但与那些畅销官场小说完全不同的是，我不是兴奋于主人公汪大明学习生存谋略与掌握成功秘笈的渐入佳境，而是悲哀于他在人性层面的逐步沦陷，他一方面清醒地体验痛苦和耻辱，另一方面又陷入巨大的“场”中不可自拔。第二部长篇小说《作秀》我则将目光投向了娱乐秀场，外表光鲜的名人明星无一不是时代病的承载者。第三部长篇小说《空城》，我则将笔锋指向了现代都市背景下沉迷男女游戏的人们，他们玩世不恭的面相之下有着“沧桑疲惫的心”。
我小说中的每一个人物都被赋予了我自己真情实感的一部分，包括亦正亦邪的灰色人物和作为反面典型的人物。他们在小说中的所作所为虽然未必全是我自己的经历，甚至绝大多数都不是我的直接体验，但在创作过程中我都在情感上先自体验了一番，因此情感上的真实性是相当强的。
王实味说作家应该“对于一切被践踏与被欺辱者怀有无上的悲悯”。事实上，更多的时候，当一个人或者一群人被选做小说的表现对象时，他（她）往往就带有了强烈的悲情色彩。欢欣鼓舞和皆大欢喜是娱乐范畴的事情，在鲁迅和巴尔扎克、托尔斯泰的文学传统中，文字更具有逼视现实的“真”，人性悲悯的“善”和不屈抗争的“力”。【完】
魏剑美
我大学和研究生都是读的文学，在大学任教的课程之一也是《中国现当代文学》，这反而使我很难对文学下一个定义，有时候我甚至感到惶惑：文学到底该表现什么，又到底该怎么表现？
在生活形态和价值观念繁芜多样的今天，文学与文化的多元化发展当然是好事。记录时代伟大变化和国家宏大主题的主旋律之作固然已成潮流，追求阅读快感和新异刺激的非主流小说的流行也完全正常，而以“人生励志”、“职场谋略”、“情感治愈”为诉求的小说得以出现也属顺应时势，至于追求“小清新”、表现小情调的青春叙事、女性话本、私人小说更是文学百花园中所从未或缺的奇花异草。
但相比而言，我更关心的是：这个宏大的时代背景之下有谁在留意着夹缝中那些无足轻重的生命的碎屑？有谁在承担着古老的道义责任和情感痛苦？有谁在卑微而执拗地书写着时代的痛感和人类的耻辱？——在我看来，这些或许才是文学庄严和崇高的内核。
我曾经在一篇名为《写到最后是苍凉》的创作谈中写道：“多少伟大作家，无论他们被读者、评论家以及别有用心的政客们给涂抹上怎样的色彩，但他们的作品被读到最后，总是挟带着浓郁的苍凉。”“鲁迅从愤怒出发，抵达的却是苍凉。这其实也是一个有良知的、忠于生活和内心的作家的必然归宿。”
我总固执地认为，文学作为人类内心和灵魂的一种映照，作为时代和社会的一种精神写实，它应该是另一种形态的历史。如果说作为历史的“二十四史”不过是二十四姓之家谱，那么作为文学的各种文本则应是二十四个朝代天下苍生之痛史。也正因此，方有历史学家说“文学比历史更能真实地抵达真相”，也方有巴尔扎克所说“小说被认为是一个民族的秘史”。
也正因此，在我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步步为局》构思之初，我立意要写的就是“官场背景之下个体价值与尊严的脆弱和悲哀”。虽然写的是官场，但与那些畅销官场小说完全不同的是，我不是兴奋于主人公汪大明学习生存谋略与掌握成功秘笈的渐入佳境，而是悲哀于他在人性层面的逐步沦陷，他一方面清醒地体验痛苦和耻辱，另一方面又陷入巨大的“场”中不可自拔。第二部长篇小说《作秀》我则将目光投向了娱乐秀场，外表光鲜的名人明星无一不是时代病的承载者。第三部长篇小说《空城》，我则将笔锋指向了现代都市背景下沉迷男女游戏的人们，他们玩世不恭的面相之下有着“沧桑疲惫的心”。
我小说中的每一个人物都被赋予了我自己真情实感的一部分，包括亦正亦邪的灰色人物和作为反面典型的人物。他们在小说中的所作所为虽然未必全是我自己的经历，甚至绝大多数都不是我的直接体验，但在创作过程中我都在情感上先自体验了一番，因此情感上的真实性是相当强的。
王实味说作家应该“对于一切被践踏与被欺辱者怀有无上的悲悯”。事实上，更多的时候，当一个人或者一群人被选做小说的表现对象时，他（她）往往就带有了强烈的悲情色彩。欢欣鼓舞和皆大欢喜是娱乐范畴的事情，在鲁迅和巴尔扎克、托尔斯泰的文学传统中，文字更具有逼视现实的“真”，人性悲悯的“善”和不屈抗争的“力”。【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