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日子里,只有律泓哥哥还待我如昔,只是再没碰过我的手。
我像个大人一样和他肩并肩走在村子里,正经八百地聊他的庄稼黄婶的病我的学业陶的家业,严肃的好像城里戴眼镜、穿洋装的新式学生。
我也的确戴眼镜了。自从那次摔下池塘,我的眼前就时不时泛白光,最后状况频繁到陶也终于发现,并把我带到邻村的老先生那里看眼睛。
老先生把我的眼皮子翻了几翻,并没有得出任何的结论,却建议我去省城找洋人医生看看能不能找出毛病。陶对他的这一建议表现出明显的不耐烦,我倒是对他这样年纪的老先生竟然接受西洋医术感到颇为吃惊。
不耐烦归不耐烦,陶总算也带我去临近省城的县上找了个西洋医生的所在。这我能理解,死人或者健康的活人,陶绝不可能有耐性对着一个瞎子。我发现在这方面,我和陶是相当的心灵相通。
说是西洋医生,给我看眼睛的其实是个汉人,打扮成洋人的样子,穿一身白晃晃的长褂,我看了就觉着眼前亮的慌,眼病简直更严重了些。他还在头上戴面明晃晃的镜子,又拿盏小灯对着我两只眼睛照,直把我折腾得头晕眼花,几欲呕吐。折腾了半晌,也不知看出什么毛病,总之最后让我给戴了副和汪先生一样的黑框眼镜。我把眼镜架上鼻梁,觉着压得鼻子怪不通畅的,眼前的东西倒是真的一下子清晰了许多,透过这镜片我看向陶,吃惊的发现和我生活了十几年的陶竟然是颇挺拔的男子:他穿一身墨绿的半旧长袍,脖颈上假模假样的围着条作摆设的浅灰绸巾,发丝整整齐齐的拿发油抹到耳后,却又特意在耳鬓留上两缕。
尽管当时的我还从来没有进过广州城,也明白乡下汉子根本不这么穿戴,这身打扮未免也太俏了些。我一下子就想起陶的花名,直到那一刻,我才真正理解村里人张口闭口“公子陶”的揶揄,这大约是十几年来第一次认真端详我的父亲。
陶仍然是那副被蜡封了般的表情看我,见我大睁着眼睛四处张望,想必新眼镜还使得,便又一声不响地往回走,我只好一边用手托着鼻梁上的玩意儿,一边加快脚步跟上已经走出很远的陶。
这两片玻璃片虽然让我一下子看东西清楚了许多,然而于我的眼病却并无任何助益。戴眼镜的第二天,我就又出现眼前一片白的状况,其后也还像以往那般隔三差五的发这毛病。当然我没敢跟陶说,并且逐渐的适应了这时不时短暂看不见的双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