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世界线：相对论
沈惠川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天文与应用物理系，安徽合肥，230026
我与相对论的不解之缘从我念初中时就已开始。当时听弄堂里的小伙伴说些新名词“狭义相对论”，“广义相对论”，“Einstein相对论”，觉得好奇。读高中一年级时，在中国科学院上海分院附近的肇嘉浜路（岳阳路口）一个小书亭里买到了一本由Einstein和Infeld所著的《物理学的进化》（中译本）。这是我首次接触Einstein和相对论。但坦白说，当时对相对论的认识是稀里糊涂的，与现在一些中学生或社会自学成才者差不多。后来，上大学（清华大学当时也没教过张量和相对论），毕业，下乡劳动，就有许多年没碰相对论。有一年，我为联系调动工作事，到安徽马鞍山市去找大学同学陈利颐。在一次闲谈中，陈利颐说：“《物理学的进化》中有许多话说得很深刻。”（陈利颐同学现在上海交通大学图书馆工作）他这句话我留心了。回上海后，我从书橱中从新找回了那本《物理学的进化》，并开始从新阅读。
到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工作后，由于教学需要，我自学了张量；当时的主要参考书是N.Y.Coqin的《向量计算及张量计算初步》（商务印书馆，1954）[自学时是借图书馆里的，后来我弟弟沈惠申在上海南京路旧书店为我“淘”来一本]，P.G.Bergmann的《相对论引论》（人民教育出版社，1961）[当时能买到]，V.A.Fock的《空间，时间和引力的理论》（科学出版社，1965）[自学时也是借图书馆里的，后来也由我弟弟在上海南京路旧书店为我“淘”来一本]以及其它几本书。Bergmann的书前有Einstein写的序，更添权威性。Fock的书中有当时苏联书所具有的通病，那就是自以为是；但张量部分写得不错。我为了自学张量，笔记和计算就搞了两厚本。只有学通了张量，才能体会广义相对论是怎么回事。在学习的过程中，终于有一天，顿悟，明白了Einstein想对我们所说的是什么。从此以后，Einstein和相对论成了我的信仰，并成了我自己的一部分。在物理学中，能够“永远站得住脚”的，除了分析力学（包括Lagrange力学，Hamilton力学和Birkhoff系统动力学），热力学外，就是相对论（包括狭义相对论和广义相对论，或称为特殊相对论和一般相对论）。这三门学问可说是物理学中的“铁三角”，是其它物理学科必须遵守的“约束条件”；是物理中的物理，是物理中的哲学。其余的学问，包括量子力学在内，都是在变化的，不一定全对。
后来又买了不少有关Einstein和相对论的书。我买书有两大原则，即名家或名著，否则家里书橱放不下。Einstein和相对论的书符合我的原则，因而有关Einstein和相对论的书几乎买全了；有些书的不同版本我都有（如Pais的书我就有陈崇光的译本，方在庆的两种译本）；有些书的不同版本甚至买两册（如Einstein的《相对论的意义》），因为这些书很薄，不贵，值得。Einstein和相对论方面的名书，大部分极具收藏价值。
我也曾想在相对论方面做些工作。刚到科大时写过一篇文章，关于广义相对论和狭义相对论结合方面的，投《天体物理学报》。（在这之前，还写过一篇“广义相对论的实验验证”的短文，在《天文爱好者》1980年第7期上发表；并由于这篇文章，李中元教授介绍我参加“中国天文学学会”。）文章寄出后发现不妥。果然不出所料，审稿人觉得狭义相对论是广义相对论的特殊情况，将两者相结合很不妥。我同意审稿人的判断。又看到，所谓“搞广义相对论”的人一再将广义相对论搞得支离破碎，完全没有了广义相对论中的物理美（我自己那篇也不美），因而发誓再不撰写破坏广义相对论物理美的文章。当时，汪克林教授对我说，相对论已经定型，没什么课题可搞的了（除非解Einstein场方程，但很难）；还不如搞量子力学。于是，我后来的文章，除了两篇外，基本上不涉及相对论；但，相对论要求一直是我审视其它文章（包括自己文章）的基本标准。
在量子物理学家中，我最钦佩的就是L.de Broglie和P.A.M.Dirac。出发点也是他们对相对论的理解程度。在这方面，Dirac还比不上de Broglie。de Broglie和Dirac看问题看得比较透彻：不能要求相对论来迎合自己的理论，而要让自己的工作符合相对论。只有这样，才能使自己的工作具有旺盛的生命力。正统量子力学之所以矛盾百出，无法令人满意，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它无法与相对论相协调。EPR实验就击中了正统量子力学的这一要害。EPR实验是正统量子力学的死穴。
由于“广义相对论的实验验证”这篇短文的发表，引发了全国各地许多相对论爱好者的来信讨论，其中当然既有赞赏广义相对论的也有反对广义相对论的。我记得最清楚的就是一个名叫陈有恒的广东湛江人。陈有恒其人来的信极多，但其手法我觉得很恶劣。由于怕扫他面子，我有时候较为客气地说“你反对广义相对论必须拿出实验证据来”；他收信后便去找了许多所谓“证据”（全是一些经过挑选的，带有偏见的不实之词），并到处散发他的油印“论文”说我“支持”他。我后来光火了，毫不留情指出他的恶劣行径。他的许多来信我后来付之一炬。据说他后来进入湛江某学院（他当时来信时只有家庭地址），并对武汉钢铁大学学报编辑部的赵国求说他“认识”我。赵国求当他是朋友，还护着他。
沈惠川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天文与应用物理系，安徽合肥，230026
我与相对论的不解之缘从我念初中时就已开始。当时听弄堂里的小伙伴说些新名词“狭义相对论”，“广义相对论”，“Einstein相对论”，觉得好奇。读高中一年级时，在中国科学院上海分院附近的肇嘉浜路（岳阳路口）一个小书亭里买到了一本由Einstein和Infeld所著的《物理学的进化》（中译本）。这是我首次接触Einstein和相对论。但坦白说，当时对相对论的认识是稀里糊涂的，与现在一些中学生或社会自学成才者差不多。后来，上大学（清华大学当时也没教过张量和相对论），毕业，下乡劳动，就有许多年没碰相对论。有一年，我为联系调动工作事，到安徽马鞍山市去找大学同学陈利颐。在一次闲谈中，陈利颐说：“《物理学的进化》中有许多话说得很深刻。”（陈利颐同学现在上海交通大学图书馆工作）他这句话我留心了。回上海后，我从书橱中从新找回了那本《物理学的进化》，并开始从新阅读。
到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工作后，由于教学需要，我自学了张量；当时的主要参考书是N.Y.Coqin的《向量计算及张量计算初步》（商务印书馆，1954）[自学时是借图书馆里的，后来我弟弟沈惠申在上海南京路旧书店为我“淘”来一本]，P.G.Bergmann的《相对论引论》（人民教育出版社，1961）[当时能买到]，V.A.Fock的《空间，时间和引力的理论》（科学出版社，1965）[自学时也是借图书馆里的，后来也由我弟弟在上海南京路旧书店为我“淘”来一本]以及其它几本书。Bergmann的书前有Einstein写的序，更添权威性。Fock的书中有当时苏联书所具有的通病，那就是自以为是；但张量部分写得不错。我为了自学张量，笔记和计算就搞了两厚本。只有学通了张量，才能体会广义相对论是怎么回事。在学习的过程中，终于有一天，顿悟，明白了Einstein想对我们所说的是什么。从此以后，Einstein和相对论成了我的信仰，并成了我自己的一部分。在物理学中，能够“永远站得住脚”的，除了分析力学（包括Lagrange力学，Hamilton力学和Birkhoff系统动力学），热力学外，就是相对论（包括狭义相对论和广义相对论，或称为特殊相对论和一般相对论）。这三门学问可说是物理学中的“铁三角”，是其它物理学科必须遵守的“约束条件”；是物理中的物理，是物理中的哲学。其余的学问，包括量子力学在内，都是在变化的，不一定全对。
后来又买了不少有关Einstein和相对论的书。我买书有两大原则，即名家或名著，否则家里书橱放不下。Einstein和相对论的书符合我的原则，因而有关Einstein和相对论的书几乎买全了；有些书的不同版本我都有（如Pais的书我就有陈崇光的译本，方在庆的两种译本）；有些书的不同版本甚至买两册（如Einstein的《相对论的意义》），因为这些书很薄，不贵，值得。Einstein和相对论方面的名书，大部分极具收藏价值。
我也曾想在相对论方面做些工作。刚到科大时写过一篇文章，关于广义相对论和狭义相对论结合方面的，投《天体物理学报》。（在这之前，还写过一篇“广义相对论的实验验证”的短文，在《天文爱好者》1980年第7期上发表；并由于这篇文章，李中元教授介绍我参加“中国天文学学会”。）文章寄出后发现不妥。果然不出所料，审稿人觉得狭义相对论是广义相对论的特殊情况，将两者相结合很不妥。我同意审稿人的判断。又看到，所谓“搞广义相对论”的人一再将广义相对论搞得支离破碎，完全没有了广义相对论中的物理美（我自己那篇也不美），因而发誓再不撰写破坏广义相对论物理美的文章。当时，汪克林教授对我说，相对论已经定型，没什么课题可搞的了（除非解Einstein场方程，但很难）；还不如搞量子力学。于是，我后来的文章，除了两篇外，基本上不涉及相对论；但，相对论要求一直是我审视其它文章（包括自己文章）的基本标准。
在量子物理学家中，我最钦佩的就是L.de Broglie和P.A.M.Dirac。出发点也是他们对相对论的理解程度。在这方面，Dirac还比不上de Broglie。de Broglie和Dirac看问题看得比较透彻：不能要求相对论来迎合自己的理论，而要让自己的工作符合相对论。只有这样，才能使自己的工作具有旺盛的生命力。正统量子力学之所以矛盾百出，无法令人满意，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它无法与相对论相协调。EPR实验就击中了正统量子力学的这一要害。EPR实验是正统量子力学的死穴。
由于“广义相对论的实验验证”这篇短文的发表，引发了全国各地许多相对论爱好者的来信讨论，其中当然既有赞赏广义相对论的也有反对广义相对论的。我记得最清楚的就是一个名叫陈有恒的广东湛江人。陈有恒其人来的信极多，但其手法我觉得很恶劣。由于怕扫他面子，我有时候较为客气地说“你反对广义相对论必须拿出实验证据来”；他收信后便去找了许多所谓“证据”（全是一些经过挑选的，带有偏见的不实之词），并到处散发他的油印“论文”说我“支持”他。我后来光火了，毫不留情指出他的恶劣行径。他的许多来信我后来付之一炬。据说他后来进入湛江某学院（他当时来信时只有家庭地址），并对武汉钢铁大学学报编辑部的赵国求说他“认识”我。赵国求当他是朋友，还护着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