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考三：以战略思维统驭文明发展
军事专家戴旭说：“宏伟的战略设计与持之以恒的连贯实施是近代成功大国的历史经验。”这个历史经验其实早已被秦国的百年大争实践所证明。自秦孝公求贤商鞅变法开始，秦国始终是在用战略思维来统筹规划文明发展。在一百五十余年全面较量中，秦只做了两件事：制定战略和执行战略；将全国士民简化成两种人：深谋远虑的战略家和落实规划的实干家。秦国比六国高明之处在于：用战略全局意识来维持国家发展的系统平衡。这点在秦国经济结构与人才结构上反映得最为突出。
苏秦说秦惠王时称秦国“西有巴、蜀、汉中之利，北有胡貉、代马之用”。其中隐藏了秦国两大经济板块：西南巴蜀版块与陇西北地版块。
虽然蜀地直到秦昭王末期都江堰修成时才真正治理好，但蜀人善商（例如巨商寡妇清）的特长，补充了秦人不善商事的缺点。由于秦国握有陇西北地畜牧区，秦马之良冠绝天下。陇西与关中的商贸，更是典型的游牧经济与农耕经济间的交流，在货殖上极具互补性。巴蜀商人和陇西商人，分别替秦国周流了大西南和大西北的财货。
秦国是唯一疆域横跨南北，同时具备大面积耕地和草原的国家。山东六国受限于地理条件，不是耕地多牧地少，就是耕地少牧地多，没有秦国那样全面发达的资源基础。
陇西主要发展牧业商业，巴蜀重点发展农业和工商业，关中则贯彻重本抑末政策，三个不同的经济区域形成了一个有机整体。占据了黄河长江上游的秦国，借此整合了华夏西部的财货资源。因此，按当代经济学的教条观点，秦国经济落后于六国；若论实体经济运转效果，秦国不输给任何一个对手。秦霸西戎、并巴蜀的战略，不仅稳固了大后方，还大大完善本国经济结构。秦人的战略眼光可见一斑。
除了经济结构的系统平衡外，秦国在人才资源上也有明确的系统平衡意识。
秦国素以农战为发展重心，重实用而轻文教。故秦人多为军事、法律、技术型的实干家，少经邦济世的文治大才。为此，秦国百年来致力于招士徕民，以山东列国人才来补充本国需求缺口。
心无旁骛戮力生产的民众，奉公守法勤奋敬事的基层吏员，骁勇剽悍闻战则喜的将士，构成了强有力的硬件人才系统；而来自六国的变法家、纵横家、思想家为秦国提供了先进的软件人才系统。
高度兼容的软硬件人才系统，既让秦国的战略设计占尽先机，也让其战略执行能持之以恒。秦国的人才方针可归纳为：集中全部精力培养时代最急需的人才，积极引进本国不产又迫切需要的人才。明确发展重心，把握系统平衡，用战略思维来整合天下人才资源。这也是秦国一条不容忽略的成功经验。
秦国善于战略规划的作风，主要受商鞅和吕不韦这两个政治思想家的影响。秦国高层以战略统筹发展的意识，源于商鞅的政治学说。而吕不韦农商并重、文武全面发展的新政措施，不仅让秦国从低谷恢复元气，还为秦始皇灭六国奠定了最坚实的基础。
《商君书》始于《更法》，终于《定分》。中间一系列篇章，都是围绕“以战止战，定分止争”而展开的战略规划。
定分止争即是重建和平安宁的天下秩序，而重建新天下秩序必须先结束诸侯纷争，结束诸侯纷争就必须扫除割据统一天下，想要扫除割据必须有强大的武力做保障，要建设强大武力就得重点发展农战等硬实力因素，要重点发展农战最好是让国人“壹”于农战，让国人专心农战就得用政策和法律来保障耕战之士的利益——故而商鞅为秦国设计了当时最严密法律制度和最彻底的耕战体制。
正是商鞅详尽的规划，让秦国拥有了当时最完善的战略机制。
与商鞅战略规划着眼于时代主题不同，吕不韦旨在全面理清夏商周春秋战国以来的所有古典文明成果。
吕氏学派的与众不同，在于以一种核心精神串连其百家实效性最强的部分，整理成百科全书。也就是说，吕学既发扬了商鞅学派强调经世致用的务实风格，又超越了商鞅学派纯讲政治的局限，对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都有极强的指导性。尤为可贵的是，吕学对人生的指导以案例为主通俗易懂，对王者与普通士民通用。在这点上，百家无出吕氏学派之右者。
孙先生评道：“吕不韦，以更为扎实的古典农耕经济的整体运行为根基，全面总结、深刻透视了这种整体运行所延伸出来的种种社会政治法则，使吕氏学说成为透视农耕社会，乃至透视整个古典政治文明运行本质的历史镜鉴（《吕不韦：中国古典政治哲学群的一座奇峰》）。”
思考三：以战略思维统驭文明发展
军事专家戴旭说：“宏伟的战略设计与持之以恒的连贯实施是近代成功大国的历史经验。”这个历史经验其实早已被秦国的百年大争实践所证明。自秦孝公求贤商鞅变法开始，秦国始终是在用战略思维来统筹规划文明发展。在一百五十余年全面较量中，秦只做了两件事：制定战略和执行战略；将全国士民简化成两种人：深谋远虑的战略家和落实规划的实干家。秦国比六国高明之处在于：用战略全局意识来维持国家发展的系统平衡。这点在秦国经济结构与人才结构上反映得最为突出。
苏秦说秦惠王时称秦国“西有巴、蜀、汉中之利，北有胡貉、代马之用”。其中隐藏了秦国两大经济板块：西南巴蜀版块与陇西北地版块。
虽然蜀地直到秦昭王末期都江堰修成时才真正治理好，但蜀人善商（例如巨商寡妇清）的特长，补充了秦人不善商事的缺点。由于秦国握有陇西北地畜牧区，秦马之良冠绝天下。陇西与关中的商贸，更是典型的游牧经济与农耕经济间的交流，在货殖上极具互补性。巴蜀商人和陇西商人，分别替秦国周流了大西南和大西北的财货。
秦国是唯一疆域横跨南北，同时具备大面积耕地和草原的国家。山东六国受限于地理条件，不是耕地多牧地少，就是耕地少牧地多，没有秦国那样全面发达的资源基础。
陇西主要发展牧业商业，巴蜀重点发展农业和工商业，关中则贯彻重本抑末政策，三个不同的经济区域形成了一个有机整体。占据了黄河长江上游的秦国，借此整合了华夏西部的财货资源。因此，按当代经济学的教条观点，秦国经济落后于六国；若论实体经济运转效果，秦国不输给任何一个对手。秦霸西戎、并巴蜀的战略，不仅稳固了大后方，还大大完善本国经济结构。秦人的战略眼光可见一斑。
除了经济结构的系统平衡外，秦国在人才资源上也有明确的系统平衡意识。
秦国素以农战为发展重心，重实用而轻文教。故秦人多为军事、法律、技术型的实干家，少经邦济世的文治大才。为此，秦国百年来致力于招士徕民，以山东列国人才来补充本国需求缺口。
心无旁骛戮力生产的民众，奉公守法勤奋敬事的基层吏员，骁勇剽悍闻战则喜的将士，构成了强有力的硬件人才系统；而来自六国的变法家、纵横家、思想家为秦国提供了先进的软件人才系统。
高度兼容的软硬件人才系统，既让秦国的战略设计占尽先机，也让其战略执行能持之以恒。秦国的人才方针可归纳为：集中全部精力培养时代最急需的人才，积极引进本国不产又迫切需要的人才。明确发展重心，把握系统平衡，用战略思维来整合天下人才资源。这也是秦国一条不容忽略的成功经验。
秦国善于战略规划的作风，主要受商鞅和吕不韦这两个政治思想家的影响。秦国高层以战略统筹发展的意识，源于商鞅的政治学说。而吕不韦农商并重、文武全面发展的新政措施，不仅让秦国从低谷恢复元气，还为秦始皇灭六国奠定了最坚实的基础。
《商君书》始于《更法》，终于《定分》。中间一系列篇章，都是围绕“以战止战，定分止争”而展开的战略规划。
定分止争即是重建和平安宁的天下秩序，而重建新天下秩序必须先结束诸侯纷争，结束诸侯纷争就必须扫除割据统一天下，想要扫除割据必须有强大的武力做保障，要建设强大武力就得重点发展农战等硬实力因素，要重点发展农战最好是让国人“壹”于农战，让国人专心农战就得用政策和法律来保障耕战之士的利益——故而商鞅为秦国设计了当时最严密法律制度和最彻底的耕战体制。
正是商鞅详尽的规划，让秦国拥有了当时最完善的战略机制。
与商鞅战略规划着眼于时代主题不同，吕不韦旨在全面理清夏商周春秋战国以来的所有古典文明成果。
吕氏学派的与众不同，在于以一种核心精神串连其百家实效性最强的部分，整理成百科全书。也就是说，吕学既发扬了商鞅学派强调经世致用的务实风格，又超越了商鞅学派纯讲政治的局限，对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都有极强的指导性。尤为可贵的是，吕学对人生的指导以案例为主通俗易懂，对王者与普通士民通用。在这点上，百家无出吕氏学派之右者。
孙先生评道：“吕不韦，以更为扎实的古典农耕经济的整体运行为根基，全面总结、深刻透视了这种整体运行所延伸出来的种种社会政治法则，使吕氏学说成为透视农耕社会，乃至透视整个古典政治文明运行本质的历史镜鉴（《吕不韦：中国古典政治哲学群的一座奇峰》）。”
2楼2014-02-07 23:50
天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