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秦帝国》有三重境界：一是叙述战国风云故事，二是审视古典时代法治实践的得失，三是展现华夏原生文明演变过程。一言以蔽之，也是在解读历史探索未来。孙皓晖先生认为：“历史发展的本质是文明形态的演进”，而“历史文学的最大使命就是形象地呈现民族文明形态演进的脚步”。
　　回顾历史实际上是在解读文明。中国原生文明时代同今天一样，处于历史大转型的关键阶段。以百家争鸣为思考过程，以文明复兴为最高目标。
　　关于中华文明复兴问题的争论从上世纪八十年代至今，进入了一个新的十字路口。改革开放以来摸着石头过河的时代已经结束，接下来的每一步都需要高瞻远瞩深谋远虑。
　　颇有趣味的是，任何参与争鸣的人，都是通过解读中国历史或外国历史来阐发自家理念的。这个极具中国特色的现象，充分体现了国人重史的思维特点。《海图腾》里有句话：“最后的证明，当然要交给未来。但回顾历史，也许更有助于理解这一问题的最终答案。”这句话适用于所有回顾历史的人。
　　如何对待历史文明传统？
　　文明建设道路的起点是什么？
　　我们该怎样规划及建设文明？
　　文明发展的力量之源又是什么？
　　无论是解读历史，还是展望未来，都不应该回避这四个问题。
　　对于上述四问，《大秦》没有直接给出答案。但作者对战国文明建设者丰功伟业的情景再现，仍能给读者不少启迪以助思考。

变法不彻底是山东六国的普遍问题。最主要的一点，是六国封地制废除不彻底。除了商鞅变法外，战国诸侯们都不同程度地保留了世族封地。
　　封地制是周政朝世卿世禄制的产物。包括王族贵胄在内的封地世族，是战国变法最大的阻力。变法先驱吴起死于楚国世族私兵。齐国变法止步于整肃吏治，是因为齐王族世袭贵胄势力太强。赵国兵变频仍的根源，正是王族大臣有封地有军队。这些国家都有一两代清明强盛同心协力。但封地世族的利益毕竟与新法不合，时间一久，不是世族兵变乱政，就是君主妥协搁置深入变法。这是旧根基嫁接新法的必然结果。
　　胡服骑射千古传诵，但《大秦》提到了这个创举的负面效应。
　　这场军事改革使得整个赵军比胡人更加轻锐剽悍。问题是军事建设讲究个因地制宜符合实战。重甲步军不同于老迈的战车，是中原战场长期实践的产物。赵国多山塬，重甲步兵比骑兵更适合在险要地形作战。但赵武灵王矫枉过正，将中原传统的重甲步兵也改成胡衣胡刀的轻装步兵。这使得赵军攻守能力极不平衡，却屡屡在防御对峙中落下风。一味追求破旧立新也未必全是好事。
　　由此可知，改革应注意三个原则：一、不能为变革而变革；二、解决老问题不能以产生新问题为代价；三、不能盲目复制成功经验。
　　否则的话，会引发三种不良后果：其一、法行半途，令人无所适从；其二、变法不彻底，旧传统逐渐侵蚀改革成果；其三、变革走极端，丢弃必要的优良传统。
　　归根结底，变法最难把握的，是如何正确处置故有传统？关于这点，商鞅、赵武灵王、吕不韦的理论及实践，对我们不无启迪。
　　商鞅求变图存理论，集中于《更法》篇。
　　《商君书·更法第一》鞅曰：“三代不同礼而王，五霸不同法而霸……伏羲、神农，教而不诛；黄帝、尧、舜，诛而不怒；及至文、武，各当时而立法，因事而制礼。礼、法以时而定；制、令各顺其宜；兵甲器备，各便其用。”商鞅以古代圣王的例子，论证了“礼、法以时而定”（与时俱进）的变革思想。
　　人们常说法家是“是今非古”的，并常举商鞅为例。其实商鞅并没有否定前人的成就。孔孟美化尧舜三代贬斥春秋战国，而商鞅肯定了每一个时代礼法的合理性。在他看来，每个时代的做法都应该符合其时代特征与主旨！周政以礼为主、以法为辅，而商鞅并没脱离华夏以“礼乐法度”为政的思维方式，只是调整为以法为本、以礼为补充。
　　可见，变法最全面深彻的商鞅，还有继承传统的一面。
　　商鞅变法是政治文明的全面翻新，而赵武灵王胡服骑射更多是文明形式的改良。主张全盘西化的人，常以赵武灵王的事迹来反驳各种保护传统文明的意见。这是因为赵武灵王的变革对华夏文明传统背离程度最深。
　　衣冠服饰在华夏文明中有着极为特殊的象征意义，是区分夏夷之别最主要的文明标志。故而公子成说赵武灵王是“逆人之心，畔学者，离中国”。赵武灵王不为所动坚持胡服骑射，最终成就了灭中山驱三胡的不朽伟业。
　　但，这则故事隐藏着一个容易被忽略的情况——赵国只是生活习俗与军事建设上学习胡人长处，骨子里仍是然是不折不扣的华夏本位者。所以，胡风最浓的赵国，反而同山东五国一样嘲讽秦为西戎。
　　赵文明是华夏思想文化与胡人生活习俗融合的产物。变革外在器用，继承内在信仰，变革形而下的“器”，继承形而上的道。赵武灵王巧妙地兼顾了传统与创新。
　　不同于奠基性的商鞅变法与胡服骑射，吕不韦在秦国推行新政是二次变革。商鞅变法百年后，秦法已经不再是新兴事物，而秦国朝野也陷入历史惯性，将秦法视为万世不易的教条。
　　先辈改革家的创举该不该应时而进？吕不韦的回答是：该！
　　《吕氏春秋·察今》曰：“凡先王之法，有要於时也，时不与法俱至。故择先王之成法，而法其所以为法……世易时移，变法宜矣……故凡举事必循法以动，变法者因时而化。”不难发现，吕不韦与商鞅虽然在政治措施上大相径庭，但信奉“治世不一道，便国不必法古”的变革思想。
　　秦国朝野将商君之法变为教条，本身就违背了商鞅求变图强的思想精髓。孙先生将吕氏新政总结为：补秦法之缺失，壮秦法之根基。因为，吕不韦以宽政济秦法的方略，并不是推倒重来，而是在商君法制基础上进行全面升级。
　　商君秦法过于重农抑商、轻视文教的弊病，被吕不韦用农商并重、大兴文华的政策来纠正。褒扬大商人寡妇清功德的怀清台，百科全书《吕氏春秋》就是诞生于这个背景下。吕氏新政是一场出色的二次变革。什么该继承？什么该修缮？什么该巩固？什么该翻新？吕不韦都有清晰的思路与针对性措施。
　　上述三位先贤以变法心中名垂青史。但他们无论理论还是实践上，都没有完全抛弃传统、一味标新立异。
　　商鞅变革了政治文明，但继承了夏商周以来礼法为政的思维模式；赵武灵王变革了衣冠器用，但继承了华夏民族本位的文化认同；吕不韦变革了商鞅的诸多政策，但继承了商鞅创建的战时法治体系。
　　他们三人都是以审时度势为前提，对本国文明传统进行了创造性的继承与修正，真正做到了“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当代争论者总是习惯于以形式与内容的新颖为进步标准，却忽略了变革的重点不在求新而在求治。无论是变革还是继承，最终目的都是有效解决社会问题。
　　儒法兼具的荀子主张“道不过三代，法不二后王”，也就是继承传统文明的基本精神，并积极创造符合时代发展需要的新社会制度。由战国变法政治家们的经验教训来看，这个文明继承发展原则很有实践指导价值。

思考三：以战略思维统驭文明发展
军事专家戴旭说：“宏伟的战略设计与持之以恒的连贯实施是近代成功大国的历史经验。”这个历史经验其实早已被秦国的百年大争实践所证明。自秦孝公求贤商鞅变法开始，秦国始终是在用战略思维来统筹规划文明发展。在一百五十余年全面较量中，秦只做了两件事：制定战略和执行战略；将全国士民简化成两种人：深谋远虑的战略家和落实规划的实干家。秦国比六国高明之处在于：用战略全局意识来维持国家发展的系统平衡。这点在秦国经济结构与人才结构上反映得最为突出。
　　苏秦说秦惠王时称秦国“西有巴、蜀、汉中之利，北有胡貉、代马之用”。其中隐藏了秦国两大经济板块：西南巴蜀版块与陇西北地版块。
　　虽然蜀地直到秦昭王末期都江堰修成时才真正治理好，但蜀人善商（例如巨商寡妇清）的特长，补充了秦人不善商事的缺点。由于秦国握有陇西北地畜牧区，秦马之良冠绝天下。陇西与关中的商贸，更是典型的游牧经济与农耕经济间的交流，在货殖上极具互补性。巴蜀商人和陇西商人，分别替秦国周流了大西南和大西北的财货。
　　秦国是唯一疆域横跨南北，同时具备大面积耕地和草原的国家。山东六国受限于地理条件，不是耕地多牧地少，就是耕地少牧地多，没有秦国那样全面发达的资源基础。
　　陇西主要发展牧业商业，巴蜀重点发展农业和工商业，关中则贯彻重本抑末政策，三个不同的经济区域形成了一个有机整体。占据了黄河长江上游的秦国，借此整合了华夏西部的财货资源。因此，按当代经济学的教条观点，秦国经济落后于六国；若论实体经济运转效果，秦国不输给任何一个对手。秦霸西戎、并巴蜀的战略，不仅稳固了大后方，还大大完善本国经济结构。秦人的战略眼光可见一斑。
　　除了经济结构的系统平衡外，秦国在人才资源上也有明确的系统平衡意识。
　　秦国素以农战为发展重心，重实用而轻文教。故秦人多为军事、法律、技术型的实干家，少经邦济世的文治大才。为此，秦国百年来致力于招士徕民，以山东列国人才来补充本国需求缺口。
　　心无旁骛戮力生产的民众，奉公守法勤奋敬事的基层吏员，骁勇剽悍闻战则喜的将士，构成了强有力的硬件人才系统；而来自六国的变法家、纵横家、思想家为秦国提供了先进的软件人才系统。
　　高度兼容的软硬件人才系统，既让秦国的战略设计占尽先机，也让其战略执行能持之以恒。秦国的人才方针可归纳为：集中全部精力培养时代最急需的人才，积极引进本国不产又迫切需要的人才。明确发展重心，把握系统平衡，用战略思维来整合天下人才资源。这也是秦国一条不容忽略的成功经验。
　　秦国善于战略规划的作风，主要受商鞅和吕不韦这两个政治思想家的影响。秦国高层以战略统筹发展的意识，源于商鞅的政治学说。而吕不韦农商并重、文武全面发展的新政措施，不仅让秦国从低谷恢复元气，还为秦始皇灭六国奠定了最坚实的基础。
　　《商君书》始于《更法》，终于《定分》。中间一系列篇章，都是围绕“以战止战，定分止争”而展开的战略规划。
　　定分止争即是重建和平安宁的天下秩序，而重建新天下秩序必须先结束诸侯纷争，结束诸侯纷争就必须扫除割据统一天下，想要扫除割据必须有强大的武力做保障，要建设强大武力就得重点发展农战等硬实力因素，要重点发展农战最好是让国人“壹”于农战，让国人专心农战就得用政策和法律来保障耕战之士的利益——故而商鞅为秦国设计了当时最严密法律制度和最彻底的耕战体制。
　　正是商鞅详尽的规划，让秦国拥有了当时最完善的战略机制。
　　与商鞅战略规划着眼于时代主题不同，吕不韦旨在全面理清夏商周春秋战国以来的所有古典文明成果。
　　吕氏学派的与众不同，在于以一种核心精神串连其百家实效性最强的部分，整理成百科全书。也就是说，吕学既发扬了商鞅学派强调经世致用的务实风格，又超越了商鞅学派纯讲政治的局限，对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都有极强的指导性。尤为可贵的是，吕学对人生的指导以案例为主通俗易懂，对王者与普通士民通用。在这点上，百家无出吕氏学派之右者。
　　孙先生评道：“吕不韦，以更为扎实的古典农耕经济的整体运行为根基，全面总结、深刻透视了这种整体运行所延伸出来的种种社会政治法则，使吕氏学说成为透视农耕社会，乃至透视整个古典政治文明运行本质的历史镜鉴（《吕不韦：中国古典政治哲学群的一座奇峰》）。”
思考三：以战略思维统驭文明发展
军事专家戴旭说：“宏伟的战略设计与持之以恒的连贯实施是近代成功大国的历史经验。”这个历史经验其实早已被秦国的百年大争实践所证明。自秦孝公求贤商鞅变法开始，秦国始终是在用战略思维来统筹规划文明发展。在一百五十余年全面较量中，秦只做了两件事：制定战略和执行战略；将全国士民简化成两种人：深谋远虑的战略家和落实规划的实干家。秦国比六国高明之处在于：用战略全局意识来维持国家发展的系统平衡。这点在秦国经济结构与人才结构上反映得最为突出。
　　苏秦说秦惠王时称秦国“西有巴、蜀、汉中之利，北有胡貉、代马之用”。其中隐藏了秦国两大经济板块：西南巴蜀版块与陇西北地版块。
　　虽然蜀地直到秦昭王末期都江堰修成时才真正治理好，但蜀人善商（例如巨商寡妇清）的特长，补充了秦人不善商事的缺点。由于秦国握有陇西北地畜牧区，秦马之良冠绝天下。陇西与关中的商贸，更是典型的游牧经济与农耕经济间的交流，在货殖上极具互补性。巴蜀商人和陇西商人，分别替秦国周流了大西南和大西北的财货。
　　秦国是唯一疆域横跨南北，同时具备大面积耕地和草原的国家。山东六国受限于地理条件，不是耕地多牧地少，就是耕地少牧地多，没有秦国那样全面发达的资源基础。
　　陇西主要发展牧业商业，巴蜀重点发展农业和工商业，关中则贯彻重本抑末政策，三个不同的经济区域形成了一个有机整体。占据了黄河长江上游的秦国，借此整合了华夏西部的财货资源。因此，按当代经济学的教条观点，秦国经济落后于六国；若论实体经济运转效果，秦国不输给任何一个对手。秦霸西戎、并巴蜀的战略，不仅稳固了大后方，还大大完善本国经济结构。秦人的战略眼光可见一斑。
　　除了经济结构的系统平衡外，秦国在人才资源上也有明确的系统平衡意识。
　　秦国素以农战为发展重心，重实用而轻文教。故秦人多为军事、法律、技术型的实干家，少经邦济世的文治大才。为此，秦国百年来致力于招士徕民，以山东列国人才来补充本国需求缺口。
　　心无旁骛戮力生产的民众，奉公守法勤奋敬事的基层吏员，骁勇剽悍闻战则喜的将士，构成了强有力的硬件人才系统；而来自六国的变法家、纵横家、思想家为秦国提供了先进的软件人才系统。
　　高度兼容的软硬件人才系统，既让秦国的战略设计占尽先机，也让其战略执行能持之以恒。秦国的人才方针可归纳为：集中全部精力培养时代最急需的人才，积极引进本国不产又迫切需要的人才。明确发展重心，把握系统平衡，用战略思维来整合天下人才资源。这也是秦国一条不容忽略的成功经验。
　　秦国善于战略规划的作风，主要受商鞅和吕不韦这两个政治思想家的影响。秦国高层以战略统筹发展的意识，源于商鞅的政治学说。而吕不韦农商并重、文武全面发展的新政措施，不仅让秦国从低谷恢复元气，还为秦始皇灭六国奠定了最坚实的基础。
　　《商君书》始于《更法》，终于《定分》。中间一系列篇章，都是围绕“以战止战，定分止争”而展开的战略规划。
　　定分止争即是重建和平安宁的天下秩序，而重建新天下秩序必须先结束诸侯纷争，结束诸侯纷争就必须扫除割据统一天下，想要扫除割据必须有强大的武力做保障，要建设强大武力就得重点发展农战等硬实力因素，要重点发展农战最好是让国人“壹”于农战，让国人专心农战就得用政策和法律来保障耕战之士的利益——故而商鞅为秦国设计了当时最严密法律制度和最彻底的耕战体制。
　　正是商鞅详尽的规划，让秦国拥有了当时最完善的战略机制。
　　与商鞅战略规划着眼于时代主题不同，吕不韦旨在全面理清夏商周春秋战国以来的所有古典文明成果。
　　吕氏学派的与众不同，在于以一种核心精神串连其百家实效性最强的部分，整理成百科全书。也就是说，吕学既发扬了商鞅学派强调经世致用的务实风格，又超越了商鞅学派纯讲政治的局限，对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都有极强的指导性。尤为可贵的是，吕学对人生的指导以案例为主通俗易懂，对王者与普通士民通用。在这点上，百家无出吕氏学派之右者。
　　孙先生评道：“吕不韦，以更为扎实的古典农耕经济的整体运行为根基，全面总结、深刻透视了这种整体运行所延伸出来的种种社会政治法则，使吕氏学说成为透视农耕社会，乃至透视整个古典政治文明运行本质的历史镜鉴（《吕不韦：中国古典政治哲学群的一座奇峰》）。”

强者创造历史，弱者抗争命运。总之，战国人凭借饱满昂扬的生命状态书写了烈烈大争史，将文明创造力发挥到了极致。
　　整肃敬事之气、自由奔放之风、刚强不屈之魂，构成了强势生存精神的三个力量源泉。
　　秦国模式激发了国家的最佳生命状态，使得华夏文明获得了极为坚实的根基与脊梁。
　　齐国模式激发了社会的最佳生命状态，为华夏文明提供了最丰厚最博大精深的思想文化资源。
　　楚赵魏燕等抗秦者激发了个体的最佳生命状态，给华夏文明留下了摆脱灭顶之灾的坚韧意志。
　　因此，孙皓晖先生在《中国文明正源新论》中写道：“在文明继承的意义上，我们必须有一种立足于整体中国文明史的大器局、大气魄。我们的文明视野，必须高高越过两千余年的文明停滞期，直接与我们的原生文明时代实现精神对接，直接与我们的文明正源实现精神对接。”
　　理清了继承与变革之困，找到了时代发展主题，确立了以战略思维统驭文明发展的基本方略后，华夏文明复兴的大方向已经初步明朗。但复兴之路能走多远，抗风险能力有多强，取决于国家与民族的生命状态是否能为创造新文明提供持久而强大的原动力！
　　如何激发并保持国家与民族的生命状态，是任何一种人类文明都要设法解决的根本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说，东西方文明的根本差异，不在独裁专制、民主自由等政治学概念的分歧，而在于对激发与保持国家、民族生命状态的认识及解决思路不同。不管未来何去何从，都不应该忘记这个文明发展的初衷……

结语
整个人类的生命史，是一部辽阔激荡、深远相续的文明创造史。只要人类的生命在延续，人性的基本方面——善与恶的冲突就在延续，人类社会的基本问题就在延续。任何力量都不能割断人类生命进程的延续性，也不能割断人类文明发展的延续性。我们的今天，曾经在昨天生长。我们的昨天，不断在今天重演。我们的未来，永远浸透着昨天与今天的重叠与沉淀。要走向更高的文明形态，我们就必须摒弃种种形式的历史虚无主义，以高端文明的视野回望文明发展的足迹，与文明的历史传统完成精神的对接，对我们的未来方向作出清晰的选择。
　　——《中国原生文明启示录》
《大秦帝国》不是未来的战略规划蓝图，而是借历史故事为镜鉴，启发人们以高端文明视野去书写新的历史。
　　这部书可以读着解闷，也可以读着启智。无论争论多么激烈，善于捕捉信息的人，总会从中找到激励自己的榜样与警示自己的箴言。孙先生也曾讲过：喜不喜欢《大秦》不是关键，关键是能借此引发读者对原生文明时代的关注和思考。《大秦帝国》要寻找的光荣与梦想，不在于已经作古的辉煌，而在于创造这种辉煌的原动力。
　　笔者很欣赏一句话：“跳出历史，才有历史；跳出现实，才有现实；跳出自我，才有自我！”
　　若无超越时空的开阔视野，就无法透过战国古典社会的表皮，去感知《大秦》所推崇的人类最根本的文明创造力，更谈不上最大限度地保持与发扬这股文明创造力。笔者浅见：用新的文明史观重新认识历史，全面深入地发掘研究原生文明遗产，并在此基础上创造出更高端的华夏文明，使我们国家和民族重新获得强悍的生命张力与饱满的生命状态——这，就是《大秦帝国》带给读者最大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