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上述认识，现将《三国志》倭人传所记载从带方郡至邪马台国的里程，分作下面三段进行研究。
第一段，从带方郡至末卢国。据前引倭人传，魏使乘船从带方郡出发，至北岸狗邪韩国，再至对马国、壹歧国，到达末卢一国。这一段文字清楚、情节逼真，尽管把前进方向记为“南渡”与实际方位不符，但没有人提出疑问。因为在客观现实里，不论方向记为南或东南，所走的路程都是一致的。其所以记为“南渡”的原因，可能由于魏使从带方郡出发由北向南，头脑中有一个南行概念。这点可以六世纪初隋使文林郎裴世清赴任都所载里程方位，作为旁证。文林郎裴世清从山东半岛出发航海东行，头脑中存一个东行概念。因而当他从对马至壹歧时记为“东至一支国。”这种先入为主的方向感，对以后两段方向的辨别仍有影响。

第二段，从末卢国至不弥国。史学家因对邪马台国的地理方位持不同见解，从而对这一段里程和方位的理解，歧异最大。但是，我们必须承认这样一个事实，即本段里程是陈寿所载带方郡吏从带方至邪马台国全部里程中的第三段。这里不存在其他路线，这是解决本段里程的出发点。其次，据《三国志》倭人传载；伊都国是“郡使往来常所驻”的地方。“往来常所驻”一语的含义，不仅仅指魏使二至邪马台国的往返，很可能包括带方郡设立后，郡吏常去伊都国的事实。而且“往来”二字充分证明，从末卢、伊都、奴国至不弥国，是本段里程中首尾相衔的四个国家。另方面，日本史学家经过考证和发掘，末卢国(在今松浦一带)；
伊都国(在今福冈县前原町一带)、奴国(在今福冈市和博多湾一带)的位置已得到证实。不弥国的位置虽未定论，但它距奴国极近且是一个海岸国家，必然位于北九州博多湾的海岸边上。通过日本史学家的辛勤劳动，再现了第二段里程中首尾相衔的四个国家的位置，证明陈寿所记不虚。这四个国家的实际位置对了，只要一站一站地走下去，就通过本段路程，至于方向上的偏离和里程的长短，同第一段路程一样，并不影响实际行程。换句话说，本段里程的目的，在于通过北九州。

可是，这里有个疑问：带方郡吏和魏使为什么不乘船直走獭户内海，而一定要从未卢国上岸走一段陆路再走海路呢?解决这个问题，必须考虑到当时存在于中日两国间的交往关系特点。正如倭人去魏都洛阳一定耍先到带方郡；样，魏使和郡吏去邪马台国也一定要先到卑弥呼女王设一大率职的伊都国。在一大率向女王报告并得到准许后，伊都国的一大率再派吏护送魏使，从博多湾乘船驶向邪马台国。这就是矮人传中所载：“王遣使诣京都、带方郡、诸韩国及郡使倭国，皆临津搜露，传送文书赐遗之物，诣女王不得差错”的基本内容。这种走法甚至已成为古代中日交往的惯例，从遣唐使到遣明使，中日两国间的国使往来，一直是以博多湾为中转地。不过那时伊都国的一大率机构，已为博多湾的大宰府所取代而已。

如果说邪马台国位于北九州的筑后或熊本一带，那从不弥国开始的下一段路程决不会是水行。因为这不仅要考虑到郡吏常驻伊都国，熟悉往来路程这一基本事实，而且当时的北九州是“国国有市，交易有无”。在一般情况下，交通是随贸易的繁荣而发达的。特别是女王国在伊都设有一大率职，专门接待往来郡吏，不得差错。在这种情况下，魏使弄不清路程是不可能的，何况张政在回国时，尚有被魏封为率善中郎将掖邪狗等二十名女王官吏护送。难道可以这样认为，掖邪狗等二十余名女王官吏能够越过大海到达带方郡和魏都，却对距离不远的北九州找不到一条直达的陆路，一定要走水路绕行吗?显然，这不符合当时存在于北九州倭人国家间的交通状况。

第三段，从不弥国至邪马台国。这一段里程计以日而不计以里，有些史学家弄不清其原因，因而持否定态度，持九州说者尤其如此。其实，只要细心研读中日两国的古代文献，是不难解决的。原来在日本的邪马台国时代，日本是以日而不是以里计程。前二段里程计以里，主要是来自带方郡吏。前已述及，中日间的交通联系，可上溯至春秋战国时期。但是，这主要是指民间的交往，汉代及其以前各代的官吏没有去过日本群岛，因而不可能留下任何计程资料。奴国和伊都国的官吏虽然到过汉京，但是他们又没有以里计程的习惯。从公孙氏设带方郡起，不仅倭人往返频繁，而且郡吏常去伊都国。住在伊都国的郡吏逐渐掌握了从带方形至末户、伊都、奴国以及不弥国的海陆里程，在向带方郡的报告申，以汉族人计程习惯计以汉里或周里。但是他们对每一站间构距离掌握得并不精确，所以只以百里或千里作为计程单位，概略地表示里程的远近。魏使在出使邪马台国后向魏政府汇报时，使用了这些尚不准确的计程里数，陈寿在撰写矮人传时也照录了这些里程数字。

然而陈寿在记述第三段里程时，出现了困难。邪马台国兴起较晚，在魏使以前，带方郡吏从未到过该国，因此魏使无资料可循。特别是无航海经验的魏使，在海中航行是难以计算里程的，所以，在向魏政府汇报时，只得借用倭人以日计程的方法表示第三段里程的远近。
关于这点，可从《隋书》倭人传所载隋使文林郎裴世清访日的行程中得到旁证。大业四年(公元608年)文林郎裴世清奉隋帝命赴日，下船后由倭王使臣小德阿辈台陪同向京城迸发，“经十日”到达京城郊外。隋使裴世清与小德阿辈台同行，尚且不能把十日行程化作具体里数，那么在三百五十年以前的邪马台国时代，魏使以日计第三段里程就不足怪了。所以，唐人在撰写《隋书》倭人传涉及日本群岛面积时，就直书“夷人不知里数但计以日。其国境东西五月行，南北三月行，各至于海。”

另外，第三段里程海行结束后，尚需陆行一月。乍看起来，这也是一个棘手问题。邪马台国既然位于近畿一带，似乎无需再陆行一月；但是，前引《隋书》所载文林郎裴世清从海岸到京城行经十日。从大礼可多毗率二百骑郊迎的记载看，裴世清同小德阿辈台不会是步行。如果裴世清乘马从海岸到达京城尚需十日，那么在没有马的邪马台国时代，魏使步行需要一月，这是可以理解的。

陈寿在叙完至邪马台国里程中间所经过的各国后，以“自女王国以北，其户数道里可得略载”一句作结束，然后列举属于女 王国的二十余倭人国家的名字。这是以魏使从邪马台国回过头来，看所走过的里程的语气叙述的。无独有偶，《隋书》倭国传在叙述文林郎裴世清行经十余国到达海岸后，也以“自竹斯国以东，皆附庸于馁(倭)”作结语。这是以来路方向，向首都方向看的语气叙述的。但是，达两部书两个结语所包含的意义何其相似，令人深思。
这样，我们通过对上述里程的研究，很自然地得出结论：邪马台国的地理位置，应在近畿一带。
PS：种花家能人多，以上结论为高能神推算，作者本人没有去过日本考古验证，仅以历史文献推论得到结论，此书完成出版时间于2006年，后来2009年2月泥盆人开始对1978年发掘出的缠向遗迹及其周边约400平方米的范围进行了扩大发掘，结果发现了新的建筑和栅栏遗迹。这些建筑和栅栏的年代为公元3世纪前半期，正好和《魏志·倭人传》中卑弥呼所处的时代一致。

继八王之乱后，和汉族混居内地的匈奴、揭、鲜卑、氏、羌等少数民族，相继爆发反对沉重压迫和剥削的战争。在战争中，匈奴族刘聪首先建立汉国，并于公元三一七年杀晋怀帝，推翻西晋政权。从这时起上述各族在黄河流域，交替建立十六个政权，混乱局面长达一百五十余年。黄河流域的劳动人民或起而反抗，或避走边区，由此形成五世纪末归化人进入日本群岛的第二次高潮。

西晋初年，邪马台女王国发生变动，壹与女王或死或被废，邪马台“复立男王”。据《梁书》，这新立的男王，曾遣使赴晋朝献，“并受中国爵命”。在男王统治邪马台国期间，日本群岛发生巨大变化。一个新兴的比邪马台王国更强大的国家出现在政治舞台上。据《宋书》夷蛮传，这个新兴的强有力的倭国，在百余年内，东征毛人五十五国，西服众夷六十六国，终于统治了除本州岛北部地区外的日本群岛。这个新兴的王国是邪马台王国本身，还是另一个强国，由于缺乏资料无从考察。但是，从此以后，中国史书中不再反映邪马台国的政治活动，相反，这个新兴的王国成为记叙的中心了。《宋书》夷蛮传载，新兴王国的赞、珍、济、兴、武等五代倭王曾与南朝宋政权建立外交关系，并收录倭王武向宋顺帝递交的一道表文。这新兴起的五王时代的倭国，日本史书一般认为是大和国时代的开始。

五王时代的倭国，国力强大，经济基础雄厚。日本现在保存完好的仁德陵古坟修筑工程，是经济雄厚的有力说明。该陵主轴长为四百七十五米，前方部份宽三百米，高约二十七米，后圆部份直径二百四十五米，高约三十米。占地面积约十五公顷，坟的周围挖有三层水壕，壕中灌水。据日本史学家估算，筑陵时动用土方量，约为一百四十万五千八百六十六立方米。按一人一天运土量计算，需动员一百四十六万六千人次。以一日出工一千人计‘算，仅搬运土方一项即需费时四年。以现在的五吨卡车搬运这些土方，也需五十六万二千三百四十七台次。这还是纸面上的计算，实际所费人力物力当不止于此。动用如此众多的人力物力，修筑如此巨大的古坟，没有一个强大的政权，没有雄厚的经济实力，是难以实现的。

可是，自泰始二年(公元266年)以后至东晋义熙九年(公元413年)约一百五十余年间，中国史书中不见倭国朝献的记载。但是，实际上两国间的外交关系仍在继续。只是由于从晋惠帝时期开始的内乱，及以后接因而至的长达一个半世纪的战争，晋朝档案或失散或毁于兵强，后人编纂晋史者难以详载而已。虽然如此；三百年后唐人房乔撰写《晋书》时，仍保存了晋代与倭国外交关系的珍贵记录。《晋书》中除泰始二年(公元26年)倭人重译入贡的记载外，从武帝纪、惠帝纪、孝武帝纪中，可以查出十三个年号共十九条“东夷”若干国“朝献”、“归化”或“内附”的记载。

据《末书》载，赞死，弟珍立。珍是五王中的第二代。他继位时，倭国的经济和军事力量都很强大，并且同朝鲜半岛上的国家如百济等建立了外交关系。公元四二零年宋武帝在册封倭王赞助同时。册封百济王为镇东大将军，爵位在倭王之前。倭王珍据本国的实力和在东亚各国关系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国际地位，不满 足倭王赞时低于百济王的爵号。因此，倭王珍于元嘉十五年(公元438年)遣使赴宋献方物，表示愿意继前王发展两国间的外交关系，同时，强烈要求宋文帝按其表文要求“除正”。倭王珍上表要求除正的爵号是： “使持节都督倭；百济、新罗、任那、秦韩、慕韩六国诸军事安东大将军倭国王”。并要求按以往惯例，授予倭国使节隋(治)等十三人以平西、征虏、冠军、辅国将军称号。宋文帝除按惯例除授倭使称号外，对于傲慢的倭王珍的要求不予理会，只同意他继承前王赞的爵号： “安东将军倭国王”。
PS：注意，从封号要求看这个时候倭人已经有了想要占据朝鲜半岛的萌芽了

不久，侯王珍死，济立。新倭王济于元嘉二十年(公元443年)遣使奉丧献方物，要求册封。宋文帝令袭前王爵号“安东将军倭国王”如故。倭王济在元嘉二十八年(公元451年)，第二次遣使朝献。这时，正值南宋与北魏战争激烈时期，双方军事进展互有胜负，而宋的损失重些。因此，宋文帝对倭王使节的到来极为高兴，竟然破例把倭王珍要求而未得到的爵号：“使持节都督侯、新罗、任那、加罗、秦韩、慕韩六国诸军事安东将军”，授予了倭王济。同时亦按惯例授予使节二十三人以军号和郡职。宋文帝在加爵号之后，兴尤未尽，据《宋书》文帝纪载，同年七月又进济为“安东大将军”。至此，倭王珍所没得到爵号，侯王济全部得到了。宋孝武帝大明四年(公元460年)倭王济第三次遣使朝献。在不到二十年内，侯王济遣使朝献三次，可见双方 的政治经济联系是密切的。
PS：文帝呀文帝，你让俺说什么好。。